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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时间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内容简介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 

引言


  
受害者和刽子手同样可恶，劳改营的教训在于兄弟情谊被践踏。


  
——大卫·鲁塞[1]：《我们死亡的日子》


  
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记住，若恶势力在全世界获胜，要被追究的首先不是恶方的驯服执行者，而是善方的清醒服务者。


  
——费德勒·斯特潘[2]：《过去的和未曾出现的》


  
    
[1] 大卫·鲁塞（1912—1997），法国作家，左翼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2] 费德勒·斯特潘（1884—1965），德国哲学家、作家，生于莫斯科，俄国二月革命后参加过临时政府，192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后在柏林、慕尼黑等地研究著书教学，是德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译者注

参与者笔记


  
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这算是它唯一做过的事情。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苏联分子”。我觉得我懂得这种人，熟悉这种人，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几年来，我为此游历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因为苏维埃人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我写过的故事中，这些词汇常常萦绕于耳：枪毙、屠杀、消灭、抹去，或者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如果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有几百万人被杀戮，人的生命又价值几何？我们是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1]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大迁徙……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所有人关切，它曾经是怎样一回事并不重要，只因为它曾是我们的生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通过一鳞半爪，发现家的故事，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我总是被狭小的空间所吸引，一个人的空间，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平凡的苏维埃人物传记？其实说到底，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由于年老，甚至只是为了兴趣，想要解开死亡之谜……我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将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决不妥协——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还记得：放学后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我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回首往事，难道我们真的这样过？我真的曾是这样？我和我的主人公们一起回忆。他们当中有些人说：“只有苏联人能够理解苏联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共产主义记忆的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回忆说，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个进入了宇宙！我们无所不能！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也曾是十月党人，佩戴着一个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而绝望，是后来才出现的。


  
改革开始后，所有人都在等待历史档案开放。直到后来真的开放了，我们才了解了历史，那段一直对我们隐瞒的历史……


  
“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口中，我们必须吸引九千万人追随我们。剩下那些无法沟通的，他们必须被消灭。”（季诺维也夫，1918年）


  
“吊死不少于一千个顽固不化的富农和有钱人（必须的，而且要人们都去看）……要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并扣押人质……这样做是要让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慑他们……”（列宁，1918年）


  
“莫斯科正在死于饥饿。（库兹涅佐夫教授对托洛茨基说）”“这不是饥饿。当年提多夺取耶路撒冷时，犹太母亲还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你们过来对我说‘我们正在挨饿’的话，我就要强迫你们的母亲们去吃自己的孩子。”（托洛茨基，1919年）


  
人们阅读报纸杂志，沉默不语。扑面而来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怎么能如此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对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却居然敢于去教诲他们。一旦我们知道了一切，一定会感到震惊。”我与他经常坐在我家厨房讨论，还跟他争论。这是在1991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深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会来临。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沙拉莫夫[2]在《笔记本》中写道：“我就是那场为生活的彻底翻新而进行的壮观而最终失败的战役的参与者。”这是一位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蹲了十七年的人写的话，他有着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苦恋。我想可以把苏联人划分为四代人：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属于最后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轻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那个时候，要命的浪漫主义魔法和乌托邦愿望方兴未艾。而我们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长老们的监督下长大的，那是个清教徒加素食主义的时代。共产主义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保留下来的认识就是：乌托邦不可能变成现实。


  
那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我在莫斯科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是从坦波夫州来的，正准备去车臣，想把儿子从车臣战争中带回家：“我不希望他死。我不想让他被打死。”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这个女人的心了，她是一个自由人了。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对自由感到恼火：“我买了三份报纸，每份报纸都在说自己写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儿啊？以前，每天早上大家都看《真理报》，从《真理报》上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但如今各种思想从麻醉状态下缓缓走了出来。如果我开始谈起懊悔，听到的回应就是：“我为什么要懊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个人说“我也坐过牢”，那个人说“我打过仗”，第三个就说“我曾经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座城市，没日没夜地搬砖运石啊”。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谁也没有准备好面对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儿啊？人们仍然只习惯于在厨房里继续痛骂政府，痛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他们咒骂叶利钦改变了俄罗斯。那戈尔巴乔夫呢？人们咒骂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像全球所有人一样，认识到这次是真的，一切都变了。


  
俄罗斯一边在变化，一边在痛恨自己的变化。我想起马克思对于俄罗斯的那句评语：“一个呆板停滞的鞑靼。”


  
苏联的文明是什么？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遗迹，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向人们询问的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而是关于爱情、嫉妒、童年、老年，关于音乐、舞蹈、发型，关于已经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万个细节。这是把灾难驱赶到习惯思维的范围中，并且说出或猜出某些真谛的唯一方法。我总是对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惊奇不已，乐此不疲地探究无边无际、数不胜数的人性真相……历史只关心事实，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会被纳入历史的。然而我是以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对人感到好奇……


  
父亲不在了，所以我无法把与他的对话进行到底……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人死于当年的战争，要比现在这些没有战争经验却要死于车臣的男孩子们轻松得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是从地狱到地狱的。战前父亲是明斯克新闻学院的学生，他还记得，在他们过完假期返校时，见到的往往已经不是原来认识的那个老师了，老师们一个一个都被逮捕。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感觉很害怕。就像在战争中那样害怕。


  
我和父亲之间很少有坦诚的对话。因为他爱怜我。我是不是也爱怜他？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很无情。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这就是自由！我们期盼的自由真是这样吗？我们曾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死，准备为理想而战斗。可是开始的却是“契诃夫式”的生活，一种没有历史的生活。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生活是最广泛的。我们产生了新的梦想：建一幢房子，买一辆好车，种一些醋栗……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消费主义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阴暗，欲望的阴暗，蛰伏于人类生命中的本能，而我们对于这种生活只有模糊的认识。在整个历史中，人们只是活过了，而不是生活过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军事经验，它应该被遗忘。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新情感、新状态、新反应……不知怎的，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标志、事物、金钱、旗帜……还有人的自身。人类变得更有色彩，更加独立，同质整体被摧毁，生活散为碎片、细胞和原子。就如达里[3]所说：自由意志……就是无拘无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间。大恶已成为遥远的传说，或者只存在于政治悬疑剧。已经没有人还去畅谈理想，只是大谈贷款、利率、票据。钱不是挣来的，而是“做”出来和“赢”出来的。这些能够持久吗？茨维塔耶娃[4]写道：“金钱就是欺骗，此言铭刻在俄罗斯人心灵中。”可是如今，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作品里的主人公们好像纷纷复活，并且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


  
不管采访谁，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父与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人们绝没有共同的体验：他们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


  
父亲说：自由就是去除恐惧；八月的那三天我们战胜了政变；一个人在商店里有上百种香肠可以挑选，就比只能选择十种香肠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挞就是自由，可是我们永远等不到不被鞭挞的后代们了；俄罗斯人不理解自由，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哥萨克和鞭子。


  
儿子说：自由就是爱；内心的自由就是绝对价值；当你不担心自己的欲望时，你就是自由的；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切自由；当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时，你就是自由的；自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寻找语言。一个人有许多语言：和孩子交谈时的语言，恋爱时的语言……还有一种，是跟自己说话的语言，我们常常要对自己做内心独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处都有不同的话语；变化中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别的东西。甚至同一个人在早晨和晚上说的话也有不同。而深夜里，在两种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我们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发生的故事打交道。而自杀是夜间的主题，一个人处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那也许是一种梦境。我想以一个白天人的追根寻底来理解这些。但我听到的是：“您喜欢的这些东西，不会让您感到害怕吗？”


  
我们行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家商店外停下来。我多么熟悉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啊（我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里的人们过着如此卑贱和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们谈起了生活。“您是问自由吗？走进我们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尔巴乔夫牌、普京牌，还有散装香肠、奶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儿就足够了。”“给你们土地了吗？”“有谁能坚持在土地上？有人想要的话，就拿去好了。我们这里只有瓦西卡·克鲁托伊得到了。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亲一起犁地。对他来说，如果去工作，就不必去偷东西，就不必去说谎了。法西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5]中有一场关于自由的争执，说的是自由之路的艰难、痛苦和悲惨：“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但是人总是面临选择：要自由还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数人都是选择走第二条路。


  
那位大法官对返回地球的基督说：“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们（人类），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们，因为你对他们的要求太多……尊重他们少些，要求他们就少些，这样才更接近于爱，因为他们的负担会轻些。人是懦弱而胆怯的……一个脆弱灵魂的罪过，不就是无力接纳如此可怕的馈赠吗？”


  
“对于人类，不需要连续不断的关心，那更加折磨他们。成为自由人之后，他们更要去寻找顶礼膜拜的对象……你把自由的礼物给了谁，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不幸……”


  
***


  
是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曾经十分幸福，但那时候的天真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那时觉得，选择已经做出，苏联共产主义毫无希望地完败。一切才刚刚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别拿社会主义吓唬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对父母说。


  
在与一个熟悉的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我说：“九十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一半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联的一切又都成了时尚。例如“苏维埃餐厅”，里面满是苏联称呼和苏联菜名。还有“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从味道到口感都是我们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说“苏维埃伏特加”了。电视上有几十个节目，互联网上也有几十个“苏联”怀旧网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从索洛夫卡到马加丹，居然都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广告词上承诺说游人将会得到充分的劳改营体验，会发给你劳改犯的服装和干活用的锄头，还向游人展示经过翻修的劳改犯居住区，最后会组织游客在劳改营钓鱼……


  
老式的思想再次复活：关于伟大帝国，关于“铁腕”，关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苏联国歌回来了，共青团之歌还在，只是改名为《我们之歌》，执政党就是复制版的苏联共产党。总统大权在握，如同当年的总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东正教……


  
在1917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6]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对于艺术家来说，街垒是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陷阱。它会使视力恶化，瞳孔变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里只有黑与白，从那里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个黑点，一个目标。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街垒上面，我也想离开那里，学会享受生活，让自己恢复正常视力。但是，数万人再次走上了街头，手携着手。他们在外套上挂着白丝带，那是复兴的符号，光明的象征。我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衫的年轻人。但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1] 古拉格（ГУЛАГ），苏联劳改与监禁管理总局的缩写。以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2] 瓦尔兰·沙拉莫夫（1907—1982），苏联作家。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地下活动，1929年和1937年曾两次被政府逮捕，囚禁于远东科雷马的集中营，1957年释放后，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集《科雷马故事》，死后才得以在苏联出版。还有诗集《道路与命运》，中篇小说《第四个沃洛格达》等。——译者注

  

  
    
[3]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达里（1801—1872），俄罗斯学者、作家，第一部俄语大词典的编撰者。——译者注

  

  
    
[4]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俄罗斯诗人、作家。1921年发表《里程碑》，1922年移居布拉格，1939年回国。1941年自缢身亡。被视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节。——编者注

  

  
    
[6] 亚历山大·格林（1880—1932），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红帆》《灿烂的世界》《踏浪女人》等。——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


  傻小子伊万和金鱼的故事

  
——你问我明白什么？我明白一个时代的主人公很少会是另一个时代的主人公，除了傻小子伊万和艾米丽这些俄罗斯童话中最招人喜欢的主人公之外。我们的童话故事，讲的都是人的运气和那一刻的成功，等待奇迹出现，一切危难都烟消云散。躺在炉灶边，心想事就成。炉灶自己就能烤出大饼，一条小金鱼能满足你所有欲望。要这要那，要啥有啥。我想要美丽的公主！我想要住在一个王国里！河里流着的是牛奶，岸上淌着的是蜂蜜。我们天生都是梦想家，但精神却是疲惫而痛苦的。事情很难做，因为力量远远不够，事业停滞不前。神秘的俄罗斯灵魂，人人都试图了解它……大家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的后面又是什么？我们的灵魂后面，还是只有灵魂？我们喜欢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或者读书思考。我们的主要职业是读者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感觉到俄罗斯的特殊性和排他性，虽然对此没有任何根据，除了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一方面，这阻碍了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某种莫名的理性。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俄罗斯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出色和与众不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之路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奥勃洛摩夫——而不是希托尔兹[1]，他们就这样整天躺在沙发上等待奇迹出现。灵活能动的希托尔兹倒是受到我们鄙视，因为他们减少了人民最喜欢的桦树林和樱花园，他们要在那里建立小工厂赚钱。对我们而言，希托尔兹这类人太陌生……


  
——俄罗斯厨房……十分简陋的“赫鲁晓夫”小厨房，九到十二平方米（那算是幸福的！），隔壁就是不隔音的厕所。苏联式的房型设计就是这样。窗边上摆着旧沙拉罐子里栽种的小葱和栽在花盆里的芦荟。我们的厨房，不仅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还是办公室和演讲坛，是可以进行集体心理辅导的地方。在十九世纪，全部俄罗斯文化都存在于贵族的庄园里，到了二十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六十年代精英群”[2]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出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政治笑话……那时候的政治幽默真是遍地开花！例如：“共产主义者是读马克思的人，反共产主义者是懂马克思的人。”我们都是在厨房里长大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一起听加利奇[3]和奥库扎瓦[4]，熟知维索茨基[5]。我们偷偷听BBC（英国广播公司），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我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那天我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聊到午夜，我们的女儿，当时她十二岁，就在一个小沙发上睡着了。我们畅所欲言大声争吵，女儿在睡梦中也不断喊叫：“不要再谈政治啦！总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笑）


  
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七十年代我们喝的是古巴朗姆酒。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迷恋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往古巴革命！还有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好莱坞明星般的帅哥！唠叨无休无止，恐惧无处不在，担心有人在窃听我们，甚至隐约感觉正在被窃听。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如今，贫困成了耻辱，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简单地说就是显得你不成功。我属于打扫庭院和看门人那一类。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我妻子和我毕业于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她找到了一份扫院子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在锅炉房做司炉工。连续工作一昼夜，然后两天在家轮休。那时工程师挣一百三十卢布，而我在锅炉房挣九十卢布，就是说我情愿少得到四十卢布，以换取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读书，读很多书。我们有时间交谈。我们认为自己在产生思想。我们梦想着一场革命，但又害怕，怕等不到那一天。那时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室内盆栽植物”。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就如后来才明白的那样，其实都是幻想和杜撰，关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还有俄罗斯民族。我们都在海市蜃楼中。这样的俄罗斯，不管是书本里的还是我们厨房中的俄罗斯，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九十卢布变成了十个美元，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说空话罢了。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谁在乎你是否通读过黑格尔？“人文科学家”听起来就像一种症状，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曼德尔施塔姆[6]的作品举在手上。很多未知的东西都打开了。知识分子贫困到颜面尽失。每逢休息日，印度教黑天神的崇拜者们就在公园安置临时厨房，发放汤食和一些二手货。老人们排起整齐的队伍等候领取，令人哽咽。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手掩住了脸。我们那时候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饥饿是很自然的。我和妻子开始经商。到工厂去批发四到六箱冰激凌，再去市场上卖，那里有很多人。由于没有冰箱，几小时后冰激凌就融化了。我们会分给那些饥饿的男孩子，他们好开心啊！妻子卖冰激凌，我就来来回回地搬运，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去卖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以前经常回忆起我们的“厨房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啊！多么美丽的女人们！那些女人鄙视富人，不可能用金钱买到她们。可现在世道变了，没有任何人有真感情，大家都为了赚钱。金钱欲望的膨胀，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我们是如何对老戈从爱到不爱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气息。报纸热销。那是一段充满巨大希望的时间，我们简直是一脚踏入了天堂。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那时候我们多么疯狂，跑来跑去，到处开会：我们知道了有关斯大林的所有事情，知道了有关古拉格的真相，我们读到了雷巴科夫的禁书《阿尔巴特街的儿女》[7]和另外一些好书，我们全都成了民主党人。我们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所有电台都在高声宣布真相……越快越好！快去看啊！快去听啊！然而并非所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反苏情绪，他们想的只有一件事：好好过日子。他们想要买到牛仔裤，想要买到一部录像机，而最终的梦想就是有车！每个人都喜欢鲜艳的衣服、美味的食物。当我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带回家时，母亲吓坏了：“如果你现在不扔掉这本书，那么我马上就把你踢出家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婆的第一个丈夫被枪决了，她却说：“瓦希卡不值得同情，逮捕他是正确的，谁让他舌头那么长。”我问她：“外婆，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有让我的生活经历和我一起咽气，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切都被压路机碾平顺了。老百姓无法发起改革，能进行改革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巴乔夫和少数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是共济会成员……他出卖了共产主义，把共产党人抛进了垃圾桶，把共青团员送到了垃圾填埋场！我痛恨戈尔巴乔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国。我一直把苏联护照作为最宝贵的物品珍藏着。是的，我们曾经排长队领取枯瘦的死鸡和腐烂的小土豆，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爱她。你们住在“布满导弹的上沃尔特”[8]，而我住在一个伟大国家。西方人一直视俄罗斯为敌，他们害怕她，如鲠在喉。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掌权，谁都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我们只被他们当成一个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有色金属的仓库。我们以石油换内裤。这是没有私人衣物和破烂家具的文明，苏联的文明！总是有人想要让她消失。这是中情局的行动计划。美国人已经在统治我们了。他们付给戈尔巴乔夫高额报酬……不过人们迟早会审判他。我们希望犹大活到人们发怒的那一天。要是能够在布托夫斯基刑场亲手射穿他的后脑勺，我会十分满意。（他用拳头重击桌子）幸福来到了，是吗？现在是有香肠和香蕉了；但我们却是躺在狗屎中，吃的都是嗟来之食。超级市场代替了祖国。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呸！他们把人民踩在了地上，我们成了奴隶，奴隶！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下，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挤奶女工、纺织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在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


  
我出生在苏联，而且我很喜欢苏联。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用《真理报》教我认字。每到节假日我就跟着他去游行。泪水湿透了眼睛……我曾经是一个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就没来得及成为共青团员，无比难过。我是个“苏联分子”，对吧？我的父母也是“苏联分子”，爷爷和奶奶也是“苏联分子”！我的“苏联分子”爷爷1941年战死于莫斯科城下，我的“苏联分子”奶奶是游击队员。自由派的老爷们正在制作自己的规矩，希望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当成黑洞。我恨他们这些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9]，请用小写字母写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痛恨他们。我不想去美国，我只想回到苏联……


  
——那是非常好、非常纯真的年代……那时我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已经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许多移民西方的俄罗斯人返回祖国，形成了热潮！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打破旧架构，构建新制度。我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语言学系，又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的梦想是从事科学研究。那些年阿维林采夫是众人偶像，在他的讲堂上聚集了莫斯科所有的文化知识精英。我们大家在会面时都相互支持着彼此的幻觉，好像我们将很快成为另一个国家，我们要为此而奋斗。当我得知一个同班同学移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你难道真的舍得离开吗？我们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和书写“自由！自由！”的字眼，货架上的奶酪和肉，甚至盐和糖，都消失得更快。空空如也的商铺，令人感到恐惧。所有商品都得凭券购买，就像进入了战争状态。我们的奶奶救了一家人，她从早到晚跑遍整个城市寻找购物券。整个阳台都堆着洗衣粉，卧室里则是一袋一袋的砂糖和方糖。当买袜子也要凭券的时候，爸爸大叫起来：“这就是苏联的末日啊。”他已经有了预感……爸爸曾在一家军工厂的设计处工作，从事导弹研究，这是他疯狂迷恋的工作。他有两所大学的毕业文凭。不做导弹后，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洗衣机和吸尘器，爸爸被裁员了。爸爸和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这样……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他们不能忍受。街道上已经有人在高喊：“戈尔巴乔夫一钱不值，保护叶利钦！”还有人举着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画像，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上则挂满了购物券。叶利钦王朝开始了，进行盖达尔[10]式的改革，就是我恨透了的“一手买一手卖”……为了活下去，我就背着一袋袋的灯具和玩具，来往于波兰和俄罗斯。车厢中全都是教师、工程师、医生……人人都大包小袋的。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车厢里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沙特罗夫[11]的短剧集……还是像在莫斯科的厨房里一样。


  
我还记得大学里的朋友们……我们成了各种人，除了语言学家：广告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跑单帮的”……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公司是外省一位夫人开的，她以前是共青团干部。今天谁在开公司？谁在塞浦路斯和迈阿密有别墅？都是以前的党内权贵。这涉及一些需要寻求党产的地方……像我们的领导人，六十年代精英群，他们在战争中流过血，却天真得像孩子一样。我们整日整夜都在广场上。要把事业进行到底，把苏共送到纽伦堡法庭。可是我们太早就解散回家了，结果让投机分子和叛徒上了台。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之后我们反倒建设起资本主义。（沉默）但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还是很幸福。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且以另一种眼光看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呼吸的日子。


  正在恋爱，窗外却开来了坦克

  
——我当时正沉浸于恋爱，其他事情一概不去想，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那天早晨妈妈匆匆叫醒我：“窗外都是坦克，好像是政变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妈妈，那是在演习吧。”他妈的！我睁眼一看就呆了！窗外停着一排排真正的坦克，我从来没有这么近看过坦克。电视台还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妈妈的一位朋友跑来了，她很担心，她好几个月都是借钱交党费了。她说她们学校有座列宁半身像，她把它搬进了杂物间，现在拿那尊列宁像怎么办呢？突然一切都束手无策，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女播音员在播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母亲的朋友每听到一个字都一哆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父亲就朝着电视连声“呸”。


  
我给奥列格打电话：“我们去白宫[12]吧？”“现在就走！”我戴上了戈尔巴乔夫像章，切了一片三明治。在地铁里，人人都默不作声，大家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到处都是坦克……坦克……在铁甲上坐着的军人完全不像凶手，而是些面孔带着负疚感的怯生生的男孩。老年妇女送去煮鸡蛋和煎饼给他们吃。当我看到白宫周围聚集了几万人，心情就轻松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感觉我们无所不能。人们高喊：“叶利钦，叶利钦，叶利钦！”组成了一排排自卫人墙。但只让年轻人登记，上年纪的人被拒绝，这让他们很不满。一位老人愤怒地说：“共产党人已经夺走了我的生活，至少要让我死得美好些吧！”“老伯伯您还是离开吧！”……现在人们都说，我们那时候是要捍卫资本主义，这是不正确的！我要捍卫的是社会主义，但却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我也曾经捍卫过它！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全都这样想。三天之后坦克离开了莫斯科，它们都已经变成了善良的坦克。胜利了！我们互相亲吻，亲吻……


  
我坐在莫斯科朋友们的厨房里。这里聚集了很多人，有朋友，也有从外省来的亲戚。我们想起来，明天又是“八一九”政变纪念日了。


  
——明天是个节日……


  
——那有什么好纪念的？一场悲剧。人民输了。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为红色帝国送葬……


  
——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钱冲进商店。我知道，不管政变怎样结束，物价一定都会上涨。


  
——我是欢欣鼓舞的：老戈要下台了！我早就厌倦了这个大话精。


  
——革命只是装饰，是给人民看场戏。我记得当时完全漠不关心，跟谁都懒得说话。人们只是等待。


  
——我打电话给工作单位——我去干革命了。我从自助餐厅拿走了所有的刀，都放在家里。我明白，要是战争打起来……需要武器……


  
——我拥护共产主义！我们家里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妈妈从未唱过摇篮曲，从小她就给我们唱革命歌曲，她现在还给孙子们唱。我说：“你疯了吧？”她说：“我不会唱别的歌。”我外公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外婆也是……


  
——你们还在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我的爷爷奶奶都在莫尔多瓦的劳改营里失踪了。


  
——我和父母一起走到白宫，爸爸说：“我们一起去。香肠和好书是不会再有了。”人们在扒出铺路石搭建街垒路障。


  
——现在人民清醒了，对共产党员的态度变了，不用再躲着了……我曾在共青团区委工作。第一天我就把所有共青团员证、空白表格和团徽带回家，藏在地下室，后来连土豆都没处放。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它们，只是担心以后这里会被查封，可能一切都会被销毁。这些证件和徽章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本来会互相残杀……上帝救了我们！


  
——我们的女儿当时正在产房里。我去看她，她问我：“妈妈，会发生革命吗？内战要开始了？”


  
——嗯，我毕业于军校，在莫斯科服役。如果上级下令让我们去逮捕某个人，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执行任务。很多人都会热情地执行任务。我们厌倦了国家的混乱。早先一切都是清晰而明确的，一切都按照规矩，按照秩序。军人喜欢这样生活。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喜欢这样生活。


  
——我害怕自由，来一个醉鬼就可以烧掉我们的别墅。


  
——朋友们，什么他妈的理想啊？生命是短暂的。让我们干杯！


  
2001年8月19日——“八一九”政变十周年。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首府。我在大街上做了几个简短的采访：


  
问题：


  
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功了，会怎样？


  
回答：


  
——他们会守住一个伟大的国家吧……


  
——看看人家中国啊，还是共产党掌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该作为祖国叛徒受到审判。


  
——那国家就要血流成河……集中营就人满为患了。


  
——只要不背叛社会主义，就不会贫富分化。


  
——那就不会有车臣战争。


  
——那就没有人敢说希特勒是美国人打败的了。


  
——我当时就站在白宫外面。现在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还问如果政变成功会怎么样？现在胜利的是那个人！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被推翻，但卢比扬卡还在[13]。我们在建设克格勃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就算政变成功，我的生活也不会有变化……


  现实如何与理想和语言平衡

  
——世界已经破裂为几十个颜色各异的碎片。如我们所愿，灰色的苏联日常生活很快变成了美国电影中的甜美画面！至于我们当时站在白宫前面的情景，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震撼了全世界的那三天，却没有震撼到我们……两千人在集会，其他人都像看白痴一样冷眼旁观。很多人在喝酒，我们国家总是有很多人喝酒，但那时候喝酒的人尤其多。社会停滞了：我们向何处去？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发达的社会主义？资本家都是脑满肠肥面目可憎，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笑）


  
整个国家都被银行和市场摊位覆盖了，彻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物质世界。不再是笨拙的大靴子和老里老气的衣裙，而是那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物品：牛仔裤、大衣、性感内衣和精美器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苏联的物品都是灰色的、古板的，就像军队一样。图书馆和剧院都给腾空了，改成了集贸市场和商业店铺。所有人都想得到幸福，立马就获得幸福。人人都像个孩子，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大超市里也不再晕头转向了……我熟悉的一个小伙子下海经商，他告诉我，第一次弄了一千罐速溶咖啡，两天就出手了，又进了一百个吸尘器，也是马上卖光。至于夹克、针织衫这些小商品，都是轻而易举就卖掉了！所有人都在换新衣换新鞋，换设备换家具，翻盖装修别墅，都想要盖出漂亮的围墙和屋顶……我们有时和朋友们回忆起来，简直都要笑死啦……野人出山了！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必须去学习一切……在苏联时期只允许存有大量书籍，不允许拥有昂贵汽车和房子。现在我们学会了穿礼服，学会了烹调，学会了早上喝果汁和酸奶……我此前一直很鄙视金钱，因为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在我们家里不能谈钱，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缺钱的国家长大的。跟大家一样，我的收入就是一百二十卢布，对我也足够了。拜金潮是随着改革出现的，是跟着盖达尔来的。真金白银。到处悬挂的标语口号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未来，是共产主义”，而是“买吧！请您购买！”如果你愿意，可以周游世界，去去巴黎和西班牙，看看嘉年华和斗牛场……我在海明威的书中读到过这些情景，读过就明白了：我永远不会去看这些西洋景。那时候是书籍代替了生活……如今厨房彻夜畅谈的时代结束了，开始要挣钱了，开始要赚外快了。金钱已经成为自由的同义词，令所有人亢奋激动。最有能力、最有进取心就是做生意人。列宁和斯大林被遗忘了。我们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却再度陷入“白军”和“红军”、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争。物质追求代替了流血……生活至上！人们选择追求美好生活。没有人愿意光荣地死去，每个人都想体面地活着。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蜜糖饼是不够大家分的……


  
——苏维埃时代，这是个神圣而富有魔力的词汇。由于惯性原因，在知识分子的厨房里人们仍然在谈论帕斯捷尔纳克，一边熬汤，手中还拿着阿斯塔菲耶夫[14]和贝科夫[15]的书，然而生活最终已经证明这些不重要了。语言没有任何意义了。在1991年，我们把身患严重肺炎的妈妈送进医院，可是她像女英雄一样回来了，她那张嘴巴哪怕在医院也闭不上，大谈斯大林，大谈基洛夫遇刺，大谈布哈林[16]……人们希望白天黑夜听她不停地说。当时的人们就是想了解这些事情。最近她又进了医院，这回可就一连几天缄默不语了。五年过去了，现实已经完全不同，如今的女英雄是个大商人的妻子。女英雄的故事完全变了……那个女人的房子有多大？三百平方米！有多少仆人？一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司机，还有园丁……她跟老公去欧洲度假，看博物馆——明白吧，还有精品店……精品店！一个戒指就有多少多少克拉，另外还有配饰，金耳环，纯金的！根本没有人再谈古拉格或者类似话题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还和老爷子们争论啥啊？


  
我有逛二手书店的习惯，那里静静地摆着两百卷《世界文库》和《历险书库》，橙色封面，我的至爱。望着那一排排书脊，久久地呼吸着书的味道。书如高山啊！知识分子们却都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大众当然是贫穷的，但并不是因此而要把书从家里搬出去，也不只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对书的失望。彻底绝望。就连对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会显得不礼貌：“你现在读什么书呢？”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只有在书中没有变。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沉默）中国人说，在变革的时代别指望上天保佑你。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还是原来的自己。体面的人们都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是你争我夺……


  
——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绝不会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反而认为那是个让人恶心的世道。人们的头脑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人承受不住就疯了，精神病院人满为患。我到那里去探望过朋友，有人高喊：“我是斯大林，我是斯大林！”另一个大叫：“我是别列佐夫斯基[17]！我是别列佐夫斯基！”他们那个病区全都是斯大林和别列佐夫斯基。大街上总是发生枪击案，杀人案数量很多。每天都借酒消愁。赚钱啊，成功啊。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锒铛入狱，从宝座到地下。另一方面，人们麻醉自己，一切都在你眼前发生……


  
银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想创业：这个想开一家面包店，那个要销售电子产品……我也在队列中。我很惊讶很多人和我一样。一个头戴针织贝雷帽的阿姨，一个穿运动夹克衫的男孩，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他看起来像一个囚犯。七十多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金钱买不来快乐，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人人都能免费获得的，比如爱情。但是讲台上却在这样大声说：做生意吧，致富吧！把一切都遗忘吧。所有苏联书籍都被遗忘了。这些人已经完全不像曾经与我一起弹奏吉他直到凌晨的人了。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三和弦和声。唯一能把他们同厨房之友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也对红色旗帜和浮夸感到厌倦：共青团员会议啦，政治教育啦……社会主义总以为人人都是傻瓜……


  
对于什么是梦想，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恳求大人们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可是偏偏他们就一直没有给我买。家里太穷了。我在中学就倒卖牛仔裤，在大学里倒卖各种苏联军服，加上各种军衔，都是外国人买走的。很普通的黑市。在苏联时代这会被判处三到五年监禁。父亲挥舞着皮带追我，大叫大喊：“你这个投机倒把分子，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流过血，怎么养出了你这样的骗子！”昨天叫作犯罪，今天叫作生意。在一个地方买钉子，在另一个地方买水龙头，装在塑料袋里就作为一个新产品销售了。我把钱带回家，给家里买了很多东西，买全新的冰箱。父母就在家里坐着，等人来抓我。（笑）我还卖家用电器，高速锅、压力锅……我从德国弄来一辆带拖斗的汽车，这可是个好东西。一切运转顺利……我的办公室电脑下面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钱，我只知道这是钱。拿吧，取吧，这个盒子从来就没有空过。我几乎什么都倒腾过：独轮车、公寓、“劳力士”……想起来就叫人陶醉，你能满足所有的欲望和秘密的幻想。我很了解我自己：第一，我没有品位；第二，我是很复杂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金钱。我不知道大笔资金应该拿去投资，不能搁在那里。对于人来说，金钱就像权力和爱情一样，是一种考验……我做梦都想着钱……后来我去了摩纳哥，在蒙特卡洛赌场输了一大笔钱，非常多。我受到了惩罚。我成了那个金钱盒子的奴隶。那里面到底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应该越来越多。这下子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对钱感兴趣了。政治……集会……萨哈罗夫[18]死了，我前去向他告别。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人们都在痛哭，我也哭了。然而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萨哈罗夫的文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傻瓜死了。”我认为萨哈罗夫之死是恰逢其时。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来，所有人都涌去迎接他。但他不明白我们，只有我们了解他。他已经是个外国人了。他来到俄罗斯，但是却犹如身处芝加哥……


  
如果没有改革，我会是怎样的人？工程师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薪水……（笑）现在，我自己开了一家眼科诊所。有好几百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爷爷和奶奶，都依赖我的诊所。你们要反复地自我思考和自省，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夜以继日地工作，购买新设备，送外科医生到法国去实习。我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我赚的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起初我口袋里只有三百美元……我是和伙伴一起创业的，要是他们现在走进来，您准会晕倒的。他们长得就跟大猩猩一样，目露凶光！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像恐龙一样消失了。我那时候出出进进都穿防弹背心，因为有人会朝我开枪。要是有人吃的香肠比我的差，那关我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你们大家都想要的。大家都在做梦！但要是被欺骗了，可不要哭……


  我们是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电影院一出来，就看到血泊中躺着一个男人。后背的外衣上还有弹孔。在他旁边站着一个警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杀死的人。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画面。我们那幢楼很大，有二十个出入口。每天早上院子里都有一具尸体，我们都已经不再惊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开始的，从流血开始的。我以为自己会受到震动，但是并没有。斯大林死后，我们对于流血有了不同的态度。我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杀死自己人的……而大屠杀的牺牲者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被杀死……这些情景都留下来了，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的。两种人住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很正常。就像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没有界限一样。我们始终在打仗。打开电视，所有人都在空谈：政治家、商人，还有总统。大家都在说回扣、贿赂、裁员……人的一生，也就是吐一口痰，再用脚蹭去。就像劳改营的犯人那样……


  
我们为什么不审判斯大林？我来回答你吧：要是审判斯大林，就得审判我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那些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来说说我的家庭吧……1937年，爸爸被打入劳改营；感谢上帝，他活着回来了，但被监禁了十年。回来后他就是想好好地生活。连他自己都惊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仍旧想好好生活……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绝对不是所有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是从劳改营回来，要么是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暴力，还有死亡。他们都很少言笑，沉默寡言。就是喝酒，喝酒……最后喝死自己。第二个类型是，那些没有被抓走的人，天天在担心被抓走。这种感觉并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延续好多年，好多年啊！而如果你没有被抓走，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却没有？是你没有做什么吗？其实他们可以逮捕你，但是也可以把你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要看党的要求，党的命令。虽然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选择，但是许多人都会去做。今天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其实也都是平常人，并不可怕……举报爸爸的是我们的邻居，尤拉叔叔。妈妈说，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年我七岁。尤拉叔叔常常带着他的孩子和我一起骑马，一起钓鱼，他还帮我家修理栅栏。您瞧，一个刽子手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好人、正常人。爸爸被捕后的几个月，他的弟弟也被抓走了。到了叶利钦时代，他们把爸爸的档案给了我们，其中有几封检举信，一封是奥丽雅阿姨——他的表妹——写的……奥丽雅是一个美丽开朗的女人，歌唱得很好。现在她已经老了，我问她：“奥丽雅阿姨，给我讲讲1937年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在恋爱。”她对我说。……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终究没能回家，他失踪了，消失在监狱还是劳改营，没人知道。虽然很难开口，但我还是问了这个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奥丽雅阿姨，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在斯大林时代，你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沉默）还有一位巴维尔叔叔，曾在西伯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里服役……您明白，其实不存在化学上那么纯粹的邪恶……不仅斯大林和贝利亚[19]，尤拉叔叔和美丽的奥丽雅阿姨也是的……


  
5月1日。这一天，共产党人都在莫斯科街头举行成千上万人的大游行。首都又“红”了：红旗，红色气球，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色T恤，人们高举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斯大林的画像更多。标语上写着：“我们已经看到你们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坟墓！”“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普通莫斯科人站立在人行道上，“红军”在车行道上洪流一般涌过。双方总是互相推推搡搡，有时还会打起来。这是警方无力分开的两个莫斯科。而我没有来得及录下我听到的全部……


  
——把列宁的遗体埋掉吧，不需要任何仪式。


  
——美国走狗！你们为什么要出卖祖国？


  
——你们是傻瓜啊，老兄。


  
——叶利钦和他的匪帮抢劫了我们的一切。喝酒吧！致富吧！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


  
——他们不敢向人民说实话，说我们正在建设资本主义？所有人都准备拿起武器了，就连我的母亲，一个家庭主妇，准备好了。


  
——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坐在刺刀上并不舒服。


  
——我真想用坦克碾死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马克思发明出来的……


  
——能拯救我们的只有一个人：斯大林同志。我们只需要他回来两天时间……他会杀死他们所有人，然后我们就让他离开，继续安息。


  
——谢谢你，上帝！我向所有的圣人鞠躬。


  
——斯大林的走狗们！你们手上的血还没凉呢。为什么要杀害沙皇一家，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


  
——伟大的俄罗斯不能没有伟大的斯大林。


  
——他们毁了人的大脑……


  
——我是一个普通人。斯大林没有碰过普通百姓。在我们家没人受到伤害，所有工人也都没有受到伤害。领导们的脑袋掉了，老百姓还在安静地生活。


  
——红色警察！你们很快就会说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劳改营，只有少年先锋队。我的祖父是一位看门人。


  
——我祖父是矿山测量师。


  
——我祖父是工程师……


  
白俄罗斯火车站的集会开始了，人群中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时而高喊：“乌拉！万岁！光荣！”最后，整个广场爆发出一首歌曲《华沙革命歌》，那是俄罗斯的《马赛曲》。不过歌词是新的：“摆脱自由主义的锁链/抛弃血腥的犯罪政权。”然后，人们把红旗卷起来，一些人匆忙去挤地铁，另一些人到附近卖冰激凌和啤酒的小铺子外排起队来。民间娱乐活动开始了，人们跳舞唱歌，快快乐乐。一个戴着红色纱巾的老年妇女围绕着手风琴手跳起踢踏舞：“我们快乐地起舞/在圣诞树旁/在我们的祖国/我们是那么幸福！/我们快乐地起舞/我们大声地歌唱/我们的歌声/献给斯大林……”在地铁站，几个醉醺醺的人唱着打油诗追上我：“让所有坏事都滚开/让好事情快快来。”


  我们必须选择：伟大的历史还是平庸的生活？

  
啤酒馆里永远闹哄哄，各色人等来此买醉，有教师，有工人，还有大学生和小商贩。大家一边痛饮一边谈哲学。争论同一个话题：俄罗斯的命运，共产主义……


  
——我是一个贪杯的人。为什么我喜欢喝酒？因为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想用酒精制造出失去理性的翻腾，体会一下挪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感觉。到一个一切都美好的地方去。


  
——对我来说，问题更加具体：我想住在哪里？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爱帝国……没有了帝国，我的生活很苦闷很无趣。


  
——伟大理想需要流血。今天没有人愿意死在战场上。就像那首歌唱的：“到处都是钱、钱、钱/遍地都是金钱，先生们……”如果您坚持我们有一个目标，它又是在哪里？每个人都要开着奔驰车在迈阿密度假吗？


  
——俄罗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在我们的精神细胞中，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因。英雄主义离我们更近。——社会主义强迫人们生活在历史中，沉溺于某种伟大……


  
——操！我们是精神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我们和你们都算民主分子吗？


  
——我们生活中最后一个伟大事件，就是改革。


  
——俄罗斯只有伟大，或者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


  
——伟大国家跟我有啥关系？我只想住在一个小国，比如丹麦。没有核武器，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也没有谁用左轮手枪打爆我的脑袋。说不定我们也会学习如何用香波冲洗人行道呢……


  
——共产主义是人类力所不及的任务……我们总是这样：不是寄希望于宪法，就是寄希望于鲑鱼蛋黄酱。


  
——我真羡慕有思想的人们！我们现在就是在过着毫无思想的生活。我想要伟大的俄罗斯！我不记得她，但我知道她曾经存在过。


  
——那是一个排队买卫生纸的伟大国家……苏联食堂和苏联商店的气味我记得很清楚。


  
——俄罗斯将拯救世界！她自己也将被拯救！


  
——我的父亲活到九十岁。他说他一辈子都没过上好日子，只有战争。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神是全能的，他就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


  关于一切……

  
——我身体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苏联元素……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盖达尔在电视上讲话：学习交易吧……市场会拯救我们……在这条街上买一瓶矿泉水，到另一条街上卖了它，这就是做生意。人们听了都莫名其妙。我回到家，关上门，大哭起来。妈妈被这一切吓得中了风。也许他们是想要做好事情，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足够的同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老年乞讨者，他们排队沿着路边乞求施舍。褪色的帽子、破旧的外套……我上下班路过那里都一路小跑，不敢抬起我的眼睛……我在一家香水厂工作。工厂发不出工资，就给我们发香水和化妆品……


  
——我们班上有个贫穷的女孩，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死亡，留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她长年只有一件衣服穿。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情她。怎么这么快啊，贫穷成了一种耻辱……


  
——我不为九十年代后悔……沸腾和光明的时代。我以前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从不读报，但现在要去投票选举国会议员了。谁是改革的工程师？作家、艺术家、诗人……在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能够搜集签名。我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为此都要发疯了：“用华丽辞藻去燃烧人心，这是诗人做的事情。而你们是搞革命。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办？你们怎么建立民主制度？谁去建设？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们在干什么。”他嘲笑我。我因此与他离婚了……但实际上，他是对的……


  
——局面太可怕了，于是市民们都去了教堂。当时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不需要教堂。我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因为在教堂里一个神父把她叫作“小天使”。


  
——我父亲是个诚实的共产党员。我不怪罪共产党员们，我怪罪共产主义。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叶利钦……比起插上德国国会大厦上的红旗，购物的长队和空空的柜台那么快就被遗忘了。


  
——我们胜利了，可是打败了谁？怎么回事？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播放“红军”打“白军”的电影，另一个频道是勇敢的“白军”在打“红军”。都精神分裂了！


  
——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谈论痛苦……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很天真，因为他们不曾遭受我们一样的苦难，任何小脓疮他们都有治愈的药方。但我们是蹲过劳改营的，我们是在战争中从成堆的尸体中爬出来的，我们是在切尔诺贝利用赤裸的双手拨开核燃料过来的……现在我们又坐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好像战争刚刚结束，我们都被磨碎了，我们都已经散架了。我们的语言，只有痛苦的语言。


  
我尝试和我的学生谈论这些……他们却直接对我发出讪笑：“我们可不要吃苦。对我们来说，生活是另一种东西。”我们对不久前的世界还一无所知，就已经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了。整个文明都建立在废墟上……


  
    
[1] 奥勃洛摩夫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性格消极懒散，满足于躺在床上空想；希托尔兹是奥勃洛摩夫的朋友，性格积极勤奋。——编者注

  

  
    
[2] 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特指赫鲁晓夫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苏联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译者注

  

  
    
[3]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苏联著名演员、诗人和歌手。以扮演哈姆雷特著称，因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获得苏联国家奖。同时，他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诗歌的主要代表，因得不到公开出版，其行吟诗歌只能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传播。——编者注

  

  
    
[4] 布拉特·奥库扎瓦（1924—1997），苏联作家和音乐家。——译者注

  

  
    
[5] 亚历山大·加里奇（1918—1977），生于乌克兰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诗人和音乐家。——译者注

  

  
    
[6] 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特里斯提亚》，散文集《时代的喧嚣》等。1938年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12月27日病逝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劳改转移营。——编者注

  

  
    
[7]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青年人的命运，反映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现实，出版后在苏联文学界和国际文坛引起轰动。——编者注

  

  
    
[8] 上沃尔特，即今天的非洲布基纳法索。——译者注

  

  
    
[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2005），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执行者。——编者注

  

  
    
[10] 叶戈尔·盖达尔（1956—2009），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92年6月至12月担任俄代总理期间，他曾竭力推行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经济改革。——编者注

  

  
    
[11] 米哈伊尔·沙特罗夫（1932—2010），苏联、俄罗斯剧作家。沙特罗夫以创作列宁题材剧作著称。第一部以列宁为题材的剧作是《以革命的名义》，此后又写出了《七月六日》《布尔什维克》《红茵蓝马》《我们必胜》等。——编者注

  

  
    
[12] 白宫指莫斯科的一座白色大楼，最初为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场所，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曾被苏军包围，1993年10月4日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中曾遭受炮火袭击，后改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编者注

  

  
    
[13]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创始人。卢比扬卡，莫斯科地名，因其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常用来代指克格勃，今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的所在地。——编者注

  

  
    
[14]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著名作家，1989年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1978年和1991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代表作有《牧童与牧女》（1971）和《鱼王》（1976）。——译者注

  

  
    
[1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理论家，斯大林早期的政治盟友，后与斯大林产生分歧，1938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88年被平反。——编者注

  

  
    
[16] 瓦西里·贝科夫（1942—2003），苏联、白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中篇小说。1986年凭《灾难的标志》获列宁奖，1974年因《活到黎明》和《方尖碑》获苏联国家奖。小说展现出人在生命中最戏剧性的时刻所做出的道德选择。——译者注

  

  
    
[17]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1946—2013），俄罗斯金融寡头之一，普京上台以后被控金融诈骗和贪污等多项罪名，流亡英国。——编者注

  

  
    
[18]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物理学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从事人权运动，支持苏联改革，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编者注

  

  
    
[19]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苏联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苏联元帅。斯大林逝世后被撤职并秘密处决。——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C，地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十九岁


  
有两个人在等我，叶莲娜本人和她的朋友安娜·依琳尼奇娜。这次访问是我和叶莲娜约好的，而安娜是从莫斯科来她家做客，马上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早就想有谁能给我说说，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名人的名字。不过她们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还需要谈论社会主义吗？和谁讲？大家全都是证人。老实说，我很惊讶您会来到我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他们现在不让我说话，叫我封口。说列宁是匪帮，还有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罪犯，虽然我手上从没有过一滴血。但我们身上打着烙印，我们所有人都有烙印……


  
也许在五十或一百年后，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那段生活，将被客观地写下来。没有眼泪，也没有咒骂。人们将开始挖掘它，像挖掘古代特洛伊一样。不久之前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连西方人在苏联崩溃后都明白马克思的理想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发展。不是为之祈祷。马克思在西方从来就不是偶像，不像我们这里把他封为圣人！我们先是把他尊为上帝，然后又对他大加诅咒。抹杀了他的一切。科学也曾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灾难，那时候怎么没有灭绝科学家！我们诅咒原子弹之父，最好从火药发明者开始，先诅咒他们……我说得不对吗？（我都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是的……走出莫斯科是对的，这么做才可以走进俄罗斯。当你在莫斯科散步时，觉得自己是在欧洲：豪华轿车、高档餐厅……金碧辉煌！但你听听我们外省人怎么说的吧：莫斯科并不是俄罗斯，萨马拉、陶里亚蒂、车里雅宾斯克，还有罗宾斯克这些地方才是俄罗斯。在莫斯科厨房里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在聚会中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哇啦哇啦，夸夸其谈……莫斯科，那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环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个旅游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来到我们这儿的人马上就可以看出：对，这是些“苏联分子”。甚至按照俄罗斯标准，这儿的人生活也很贫穷。这里的人都痛骂富人，大骂国家，诅咒一切，大家都认为自己受了骗，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要搞资本主义，他们还以为在改善社会主义呢。这里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苏联式的生活。当他们在集会上扯破喉咙大喊“叶利钦！叶利钦！”时，他们已经被洗劫了。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工厂就被分掉了。正如俗话所说，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而在1991年，大家都参与了革命，纷纷设置路障。人人都想自由，可是最终得到了什么？叶利钦式的强盗革命……我女友的儿子差点儿因为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杀死。“共产党员”几个字成了一种耻辱。那小伙子在院子里几乎被其他男人杀死，他们本来还都是熟人、朋友呢。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起聊天弹吉他，忽然有人说我们去收拾共产党吧，把他们吊到灯笼上去。米沙·斯鲁采尔的爸爸在我们区委会工作，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男孩，给他们引用英国作家切斯特登的作品：“没有乌托邦的人比没有鼻子的人更可怕……”就为了这句话，他挨了一顿靴子和皮鞋的痛殴……“你这个犹太佬。1917年革命是谁干的？”我还记得改革初期，人们眼中那灼灼的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人准备对共产党员动私刑，把他们押解出去……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书籍都被扔进垃圾箱，列宁著作被当成了废纸。都被我收集起来了。是的！就要这样！我绝不会抛弃！永远不会惭愧！绝不改变颜色，绝不会把红色变成灰色。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红军”来了，他们就喜庆地欢迎；“白军”来了，他们又喜洋洋地欢迎。


  
这种人变脸之快令人惊讶：昨天还是共产党，今天就变成了激进民主派。我眼看着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变成东正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很爱“同志”这个词，这种爱从未停止过。多么美好的词汇！知道“苏联分子”吧？品味一下这个词吧！苏维埃人是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去乌拉尔山外，去戈壁荒漠，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美元，不是为了外国人的绿钞票。第聂伯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进入外太空，都是苏维埃人做的。伟大的苏联分子！至今我最喜欢写的几个字母就是CCCP（苏联的缩写）。那曾经是我的国家，而现在我所身处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我是住在别人的国家里。


  
我生来就是苏维埃人。我奶奶不信上帝，只信共产主义。我爸爸至死都在盼望社会主义复辟。柏林墙都倒塌了，苏联都解体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等待……他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那位说红旗变成了红抹布，爸爸说那永远是红旗！永远是我们的旗帜！爸爸参加过苏芬战争[1]，他至今也还是不明白当时是为何打仗，只知道是必须的，他就去了。关于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沉默，不称其为战争，只叫芬兰战役。可是爸爸讲给我们听过，在家里悄悄讲的。其实他讲得很少，但是一喝酒就会回忆一番。他记得的战争景象是在冬天：茂密的森林和几米厚的积雪。芬兰人踩着雪橇打仗，穿着白色的掩护服，出其不意地到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爸爸就是这样说的。芬兰人总在夜间除掉我们的哨所，有时杀死我们一整连的人。死者遍地……在爸爸的回忆中死者总是躺在血泊中，像睡着了一样，但血流得很多很多，几米厚的白雪都染红了。战争之后爸爸甚至从来都不去杀鸡，一只小兔子都不伤害。只要看到任何被杀死的动物，闻到热血的气味，他就大发脾气。他特别害怕进入有灌木丛的森林，这些森林里那时候通常隐藏着芬兰狙击手，他们叫作“杜鹃”。（沉默）


  
我还想补充一下，从个人角度说……胜利后我们这个小镇都被花海淹没了。最重要的花是天竺牡丹，必须保证它的茎秆冬天不被冻坏。上帝保佑！我们就像是照顾婴儿一般包裹它，呵护它。花在房子周围生长，在房子后面生长，沿着篱笆种植，还要靠近水井。恐惧之后特别想过幸福的生活。后来，那种花消失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一直记得，直到现在都记得……（沉默）


  
再说爸爸……我们的爸爸只打了半年的仗就当了俘虏。是怎么被俘的？他们在冰冻的湖面上进攻，敌人用大炮打碎了冰层。很少有人游到对岸，到达对岸的人已经没有力量、没有武器了，几乎赤裸着上身。芬兰人向他们伸出双手。芬兰人救了他们。有的人抓住了伸出救助的手，也有人没有……很多人没有接受敌人的救助。上级是这样教他们的。但我爸爸就抓住了那只手，他被拉上了岸。我记得爸爸很惊讶地说：“他给我杜松子酒喝，让我暖身子。又给我穿干衣裳。他们还笑着拍打我肩膀：‘你活下来了，伊万！’”爸爸从没在这么近看过敌人。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1940年芬兰战役结束，苏联和芬兰交换战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换。芬兰人走到自己人那边时，互相拥抱握手。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就像遇到敌人一样对待我们。“弟兄们！同胞们！”爸爸他们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边去，否则我们就开枪了！”士兵带着军犬把自己的战俘队伍包围住，赶入特别准备的木板营房中，四周绕着铁丝网。审讯开始……“你怎么被俘的？”调查员问爸爸。“芬兰人把我从湖里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顾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国。”爸爸也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连个审判都没有，就把他们都赶到操场上宣读命令：以叛国罪判处六年劳改。马上押送到沃尔库塔。他们在那里的永久冻土上修建铁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国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开始——因为他们是敌人，会为此而高兴的。白俄罗斯已经全部被德军控制，他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当爸爸他们得知这一切，马上希望上前线，于是给集中营的领导写信，给斯大林写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猪，就在后方工作到胜利吧，我们不需要叛徒上前线。于是他们……当然有我爸爸……我是从爸爸那儿听到这些故事的，他们全都哭了。（沉默）


  
本来可以带您去见一些当事人的……不过爸爸已经不在了。劳改营缩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内心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国家怎么了，党怎么了。我们的爸爸……在劳改营六年中间，已经忘记了苹果和卷心菜，忘记了床单和枕头，每天三顿只给他们吃粥和面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没有床垫子。我们的爸爸……他行为很古怪，和别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许鞭打马或牛，也不许踢狗。我总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么男人啊？娘儿们似的！”妈妈为他这样子而哭。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对手上拿着的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起初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十年之后他才开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时间他在劳改营搬运死尸。一天要处理十到十五具尸体。活人要自己走回到营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边还下令他们必须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剥下来，躺在雪橇上的裸尸，就像一只只跳鼠。这都是我爸爸说的，我听到很困惑。那种感觉……让人心里很乱。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会不认识我了吧……”“我们的好爸爸……”我们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奶奶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突然就晕倒在地上。爸爸就这样回来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腿脚和手臂都不能够暖过来。妈妈呢？妈妈说，爸爸从劳改营回来以后变得和善了。她本来很害怕，别人吓唬妈妈说，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变得很凶恶。可是我们的爸爸回家是想过好日子的，在所有情况下，他嘴上都挂着那句谚语：“鼓起勇气吧，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呢！”


  
我忘记了……忘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在劳改营吗？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皮肤粗糙的营养不良者。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没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个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洋葱和肥皂”，只有三样东西……这就是全部。我们父母这代人已经不在了，如果谁留下来，那么他们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存放在玻璃后面，不能用手去碰。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当爸爸平反时，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就补偿了他全部的苦难。但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里都高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很长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认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国家，战胜了希特勒！这些都是爸爸的话……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女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现在人们都认为以前加入少先队都是被迫的，其实从来没有被迫。那个时候所有孩子都梦想成为少先队员。走在一起，敲着小鼓吹着小号唱着歌曲：“亲爱的边疆多美好/亲临其境更可爱！”“百万雏鹰飞向高空/我们为国家而自豪。”可是我家毕竟有个污点，就是爸爸进过监狱，妈妈因此很担心我不能加入少先队，或不能很快入队。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进步，这是必须的。“你支持谁：月亮还是太阳？”班级里的男孩们对我进行审讯。回答可得非常小心：“月亮。”“正确！你支持苏维埃国家。”要是你说“太阳”，那就是你“支持该死的日本人”，他们经常这样对我进行嘲讽和捉弄。我们那时候彼此发誓都会这样说，“以少先队员的诚实”或“向列宁保证”。最毒的发誓是“向斯大林保证”。连父母都知道，如果我说向斯大林保证，那就说明我没有说谎。天啊！我现在回忆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报名参加课外小组，学习演奏手风琴。妈妈也因为工作优秀而获得过突击手奖章。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缺点，就像在兵营生活一样……在劳改营时爸爸经常看到有教养的文化人，他在别处再也没见过这么有知识的人。有些人会写诗，他们往往都能生存下来。他们还祈祷，就像圣徒一样。我爸爸也想让他所有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他的梦想。而我们四个孩子真的都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也教我们犁地和割草。我很擅长干草装车和晒草堆。爸爸一直认为“身有薄技，走遍天下”。他是对的。


  
我现在很愿意回忆往事……我想弄明白过去是怎么过来的。不仅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苏联的经历。我不是一味赞扬自己的人民，既不夸耀共产党员，也不很喜爱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们。今天尤其如此。他们打碎了一切，全都资产阶级化了，人人只想过好日子，生活甜蜜。除了消费还是消费。都是在掠夺！我们的共产党也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有的共产党员年收入几十万美元，成了千万富翁！在伦敦有公寓，在塞浦路斯有宫殿。他们还是共产党员吗？他们的信仰都去哪儿了？但是你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都像看傻瓜一样看你。“不要对我们讲苏联童话。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把国家贱卖了。这是我们的祖国啊……有人可以一边骂马克思一边环游欧洲。这个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一样，都很可怕。我会为自己的话负责！您写下这个了吗？我不信。（我看她确实不相信）早就没有了区党委，也没有了州党委。人们和苏维埃政权分手了。可是又得到了什么？戒指、巧克力……小偷政权，抢劫一样啊，谁够快谁就能抢到馅饼。我的天！那个丘拜斯[2]，他搞“工头式改革”，现在他到处吹牛，周游全世界演讲。说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资本主义要几百年，而在我们国家用外科手术方法，只用三年时间……如果有人偷窃，谢天谢地，但愿他们的孙子辈成为遵守秩序的人。呵！这些民主派……（沉默）他们按照美国体型剪裁西装，他们听山姆大叔的。可是美国西装不适合我们，一坐下来就出洋相了。不是吗？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牛仔裤，追逐大超市，买的是鲜艳包装。现在我们商店里倒是什么都有，琳琅满目，但是香肠堆成山与幸福无关。这是荣誉问题。曾经的伟大人民！如今却产生推销员和强盗，产生店铺伙计和经理。


  
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他们开始大谈列宁主义原则回归。这相当鼓舞人心，激发全社会的热情。人民早就期待变化了。当时大家很相信安德罗波夫[3]，对，他是一个克格勃……怎么和您解释呢？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苏共。男人们可以在啤酒馆内外大骂共产党，克格勃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你说怎么办！都变成记忆了。我们都知道铁腕，烧红的铁，叶若夫[4]的手套，这些家伙能够维持秩序。我们不想重复平庸，但是鞑靼人毁了我们的基因，建立了农奴制……我们都习惯于打压人民，不打压就一事无成。为此安德罗波夫开始“拧紧螺丝帽”，因为所有人都游手好闲了：工作时间去看电影，去澡堂洗澡，去购物喝茶。民警展开了突击搜查，检查身份文件，直接上街纠察，在餐厅、商店抓住懒散游荡者，勒令他们去工作。要么罚款、要么辞退。可惜安德罗波夫患了严重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我们那时一直在为领袖们送葬、送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流传最广的笑话是：“现在播出塔斯社消息。你们以为是个大玩笑，但是排队上岗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去世了……”哈哈哈，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笑）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交谈时一定要大声开着电视机或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互相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聊天的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盘），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当然用手指也可以，不过指尖会很累。也许您也学过这招吧？还记得吗？需要说一些“秘密内容”的时候，就要距离电话听筒两三米远。那时候，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区党委的人也互相猜疑：我们当中谁会告密？后来弄清楚了，我怀疑过的一个人其实是无辜的，但是告密者往往不止一个人，而是有好几个人。有些人是我从来都想不到的……其中之一竟然是我的女清洁工。一个友善和气的女人。她倒是很不幸，丈夫是酒鬼。我的天啊！连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我读过他的一篇专访，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的动作。要是有很认真的谈话，就得邀请人家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我就一直很害怕。


  
关于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我还记得什么？挥之不去的羞辱感。因为胸前挂满奖章和红星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因为被人民称为舒适养老院的克里姆林宫，因为空空的柜台。我们总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但是商店还是空空如也，我们的牛奶去哪儿了？猪肉去哪儿了？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些东西怎么都消失了。商店开门一小时后牛奶就没有了。午饭过后售货员就待在洗得干干净净的盘子架子旁边了。在货架上，三升的桦树汁罐和盐包不知何故总是湿漉漉的。罐子里原来装的是鲱鱼。真相大白！香肠刚刚摆上柜台就马上被一抢而空，小灌肠和饺子这些美味佳肴也都是这样。区委会总是会分发一些东西给下边：给这个工厂十台冰箱和五件皮大衣，给那个集体农庄两套南斯拉夫家具和十件波兰女式小包，还有锅和女性内衣、裤袜……这样的社会只有在恐惧中维持。在非常时期，就得有较多的枪决和逮捕。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集中营劳改营一起结束了。需要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改革开始了……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再次被我们所吸引，一些人要求入党，大部分人抱有期待。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那么天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共产党员还是反苏分子，全都是浪漫主义者。今天我们才为这些而羞愧，为天真而惭愧。大家都在为索尔仁尼琴，那位从美国佛蒙特州回来的伟大老人祈祷！不只是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已经明白，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活着，不能这样生活了。我们都在自欺欺人。共产党员们也都明白这一点，您相信不相信我？共产党中有不少聪明诚实的人，心地真诚的人。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外省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不过父亲没有被接受入党，党让他吃过很多苦，但是他却依旧相信党。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他每个早晨都是从读《真理报》开始，一份《真理报》从头看到尾。没有党证的共产主义者比持有党证的党员要多得多，他们是精神党员。（沉默）在所有的游行中，他们都高举这样的标语：“党和人民融为一体！”——这不是空话，是真的。我这么说没有偏向任何人，我实事求是。大家全都忘记了……很多人入党是凭着良心，不仅是为了找份职业或务实考虑：如果我不是党员，要是偷了东西就会把我抓起来；如果我入了党，再偷东西的话，就不会入狱而只是开除党籍。我很反感有些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那种轻蔑和不屑的样子，他们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扔进垃圾箱！送进废品场！这是个伟大的学说，经受过所有压制，也一定能够承受我们苏联这次失败。因为很多理由……社会主义不仅仅有劳改营、政治告密和铁幕，也是正义和光明的世界：公平分享、同情弱者、善良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


  
领导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在别人都没有汽车时，我们是不能买车的。那时候没有人穿范思哲西装，也没有人在迈阿密买房产。我的天啊！当时苏联领导人生活水平也不过就是现在商人的平均水平，远没有寡头那么高。甚至可以说挺清贫的！他们也没有为自己建造那种用香槟淋浴的豪华游艇。想想看吧！像电视广告播出的那样：一个镀金浴室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了。您能告诉我这是给什么人准备的吗？连房门把手都是镀金的。这就是自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什么都不是，等于零，在生活的最底层，但是苏联时期他可以写信给报纸，走进区委会投诉，给领导或者不好的服务提意见，也可以举报丈夫不忠……我不否认这些也都挺愚蠢，但是今天有谁还会听普通人说话？谁还需要普通人？您还记得苏联时期的街道名称吧，冶金学家大街、爱好者大道、工厂街、无产阶级大街……那时候，小人物是受重视的，可以发表宣言，上电影屏幕。就像您说的，现在谁都不必遮遮掩掩了。没有钱就走开！躲到长凳下面去！街道重新命名了：小市民大街、商人大街、贵族大街，我甚至看到连香肠的商标上写的也是“公爵夫人”牌，还有“将军”牌红酒。反正就是拜金主义和成功者崇拜。强者生存，实力制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大脑有智慧，很多人只能用蛮力掠夺他人。一部分人的天性就是，如果他们自己不行，就和别人作对。


  
女友力图说服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现在没有这种人。理想都是废话和童话。我们的人不论怎样都不会用进口旧汽车和申根签证护照去交换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了。而我仍旧相信，人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公平公正，没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国，看看法国，还有瑞典方案。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价值？对“小人物”那么蔑视，对没有百万金钱、没有奔驰的人们那么蔑视。取代红色旗帜的是基督教复活和消费崇拜，人们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没有买到什么东西。想想看，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难道只是因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写书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人类，正常的人类不是活在历史中的，他们活得很简单——恋爱、结婚、生子、盖房子。一个国家居然会由于缺乏女靴和厕纸而垮台，因为买不到橙子，因为买不到该死的牛仔裤而消失掉！现在我们的商店像博物馆一样，像剧院一样。他们想让我确信范思哲和阿玛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类所必需的，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骗局和票据。自由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自由。而我们的生活一钱不值。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您明白吗，我甚至找不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孙子们，他们真可怜，每天在电视上被灌输这些东西。我很不认同。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长时间地中断了谈话。茶也没有换，不过这次端来了女主人自己制作的樱桃果酱。


  
1989年，那时候我已经是区党委第三书记了。我从一所中学被调专职去做党的工作，在学校时我教的是俄语和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上级提议我当区委书记时，我很害怕。这是一种责任！但是我毫不犹豫，我有一种真诚的冲动，就是为党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乡。我平时不戴首饰，但那次我给自己买了一些廉价项链，妈妈看着我惊奇地说：“你看着像女王一样。”她为我而欣喜，当然不是因为项链！爸爸对我说：“我们谁都不会来找你要求任何照顾。你必须廉洁奉公。”父母为我骄傲，为我幸福！而我呢，我……我还担心什么？我是否相信党？诚实地回答：我那时相信，现在也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党证分开过。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坦白地说——我不会说谎——我相信公平社会的建立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现在我也相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很糟糕，这些话我都听厌了。我为苏联时代骄傲！那时候当然没有奢华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爱和友谊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时候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作家和艺术家的演讲和歌唱，现在都不再有了。在体育场里，那些原本属于诗人的位置被巫师和通灵者占据了。现在人们就像非洲人一样相信女巫。而我们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激情，我们的苏联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种文明，权力属于人民！反正我心里很不平静！今天您在哪里还能看到挤奶女工、车工和地铁机械师？没有了。报纸上没有他们，电视屏幕上没有他们，克里姆林宫颁发勋章奖章也没有他们，哪儿都没有他们了。到处都是“新英雄”：银行家、商人、模特和电影女星，还有经理。年轻人还能适应，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挡在新世界大门外，在贫困中死去，被人遗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笑）我从报纸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还这样说我们：“共产党员住在豪华宫殿里，用大调羹吃鱼子酱。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共产主义。”天哪！我带你们到我的“豪华宫殿”来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两居室，总面积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么都没有隐藏：苏联式的水晶器皿，苏联式的金饰品……


  
（那么特权医院、特供口粮，还有内部排队分住房和官方别墅，还有党干疗养院什么的呢？）


  
实话实说？这些么……是有过的……在那边更多。（她举起手朝上边指了指）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层，是最底下的一层。和基层群众在一起，永远受到群众监督。如果确实在哪些地方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那我不争辩，不否认！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在改革派报纸上看到的，说中央书记的孩子们飞到非洲去打猎，买钻石。不过那也比不上现在的“新俄罗斯人”的那种生活，比不上新俄罗斯人的城堡和游艇！看看他们在莫斯科周围建造了什么：宫殿！两米高的石头围墙，电网，电视监视器，武装警卫，就像是国中之国或者秘密军事目标。难道是电脑天才比尔·盖茨住在这里？还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反正是赢家。国内战争没有打，胜利者却已经出现。他们就用石头墙防御，他们要防范谁？防范人民？那时候人民只想赶走共产党员，盼着美好时光来临，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没有出现，却出现了这些千万富豪和十亿富豪，黑帮！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开枪……在我们这里，人们砸了一个商人的阳台。但他们不害怕任何人，他们乘坐装了镀金厕所的私人飞机，还到处自夸。我在电视上亲眼看见，有个富豪还显摆他那块价格等于一架轰炸机的手表。另一个富豪的手机上镶满了钻石。整个俄罗斯没有一个人高喊这是一种耻辱！卑鄙！曾几何时有乌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还有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捍卫农民的利益。现在我也想这么做……您问我，可是我倒是想请问您：我们的精英都在哪里？为什么我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顺着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5]的理由写的观点，而不是奥库扎瓦、伊斯坎德尔……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放弃自己的椅子，却第一个奔到寡头的桌子上去吃面包屑，去为他们服务？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仆人的。现在谁都没有留下来，没有人再谈精神，除了牧师。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里？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和保尔·柯察金很少有共同点，与挎着皮包、带着左轮手枪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些军事术语：“党的战士”“劳动前线”和“丰收会战”。我们早已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战士了，只是党的服务员和职员。留存下来的只剩下“光明未来”的礼仪：列宁画像挂在大礼堂，红旗放在角落里，只有典礼和形式。已经不需要战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来吧，干吧！”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党证放在桌子上。”上级下令，立即执行，随时报告。党已经不再是军事指挥部，而是一部机器，官僚机器。我党很少招募人文科学家，从列宁时代起党就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所以像我这样学习文学的干部是很少的。干部都是从工程师、畜牧师中培养出来——从制造机器、生产肉类和谷物的专家中提拔起来的，而不是从人文学者中提拔。集体农庄大学是干部的熔炉。需要的就是工农子弟。干部要来自于人民，这项政策已经贯彻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征召一个兽医做党务工作，一个全科医师却不行，绝对不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担任党的干部。怪吧？党的内部从属关系，就像军队一样，提升很慢，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先是区委的文员，然后是科室主任、指导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我在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所有阶梯。现在呢，初级科研员或者实验室主任就可以执掌国家，集体农庄主席或者电工直接可以成为总统。从集体农庄一步就升到国家级别！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又像是针对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甚至没有人尝试解释一下，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除了香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思想？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向前进，走向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这样的吗？我们骂资本主义骂了一个世纪：怪物、魔鬼……现在我们又因为要与他们一样而感到骄傲了。如果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了，又有谁对我们有兴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体人类的希望……（讽刺）所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像不久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那么美好。都在做梦啊！他们审判马克思，谴责理想……理想成了杀手！但我认为应该加罪于那些执行者。我们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共和国。东闯西撞，就像是……我还是闭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么样，反正在我们这里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挂在公共汽车上。拖车司机们尤其喜欢他，穿着大元帅礼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么啊？人民就这样说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就好像木刻一样，想要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劳改营和暴乱之间摇摆，现在这个钟摆正好悬在中间，全国一半人都期待出来一个新的斯大林。只有他来到，才能带来秩序。（再次停顿）在我们区委，当然也有很多人议论斯大林。党的神话代代相传。大家都喜欢谈论以前是如何在大老板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时代的规矩是这样的：要是中央部长级干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话，一般干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长这个级别的呢？喝茶的时候也没有配三明治，不过可以配有一块白色餐巾。他们已经够显赫了，都爬到奥林匹斯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还要争先恐后地挤位置……这种状况不论是在恺撒大帝还是彼得大帝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将永远如此。你们欣赏那些个民主派，可是他们抓住权力后也是马上就利用起来，干什么呢？也是要为自己多吃多占，找一个聚宝盆。没有一次革命能消除这种非法谋私。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叶利钦曾经与特权斗争，自称民主斗士，可是现在呢，当人们奉承他是鲍里斯沙皇时，他不是很喜欢吗？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宁[6]的《该诅咒的日子》我读了好几遍（她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找到书签读起来）：“我记得，就在《敖德萨新闻》所在的那幢楼门外，曾经有一个老年的工人，那是布尔什维克当权的第一天。突然从大门里跳出一帮男孩子，带着一包包刚刚印出来的‘号外’大声叫卖：‘敖德萨的资产者捐出500万！’那位老工人气喘吁吁，好像被愤怒和幸灾乐祸呛得说不出话来：‘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觉得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吗？我觉得……是的，似曾相识。在戈尔巴乔夫年代，第一波造反开始的时候，人民聚集到广场上要求面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烟草，真可怕啊！很多党员干部发了中风和心肌梗死。就像党教导我们的那样，“在敌人环伺下”，“在陷入围困的要塞中”。我们一直为迎接世界大战做准备，更担忧核战争，却没有料到内部的崩溃。没有预料到，从来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五月和十月的队伍和标语：“列宁事业永存！”“党，我们的舵手。”而现在的人们并不是有组织的队伍，而是自发的势力。他们不是苏联人民，而是另一种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标语也完全不同：“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审判！”“打烂共产主义害人虫！”让人立刻想起新切尔卡斯克[7]。当时的消息是被封锁了，但是我们都听说了，就像赫鲁晓夫时代饥饿工人走上街头一样，当时对他们开了枪……那些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到了各个劳改营，至今他们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现在……现在是改革了，不可能开枪，也不能镇压，必须对话。但是我们当中谁能够走到人群中去演讲？对话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我们只是机关工作人员，并不是演说家。我也在课堂上痛斥过资本家，捍卫美国黑人。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五十五卷的《列宁全集》，但有谁真正读过吗？在大学里都是考试之前浏览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恋尸癖”啦。


  
恐慌变成了恐怖。普通干部、指导员、区委和州委书记们——我们都不敢走到工厂面对工人，走到校舍面对学生。连电话铃声都让我们害怕。如果他们突然又问到萨哈罗夫或者布科夫斯基[8]，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如何评价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沙特罗夫的短剧集？上面没有任何指令下来。早先上级对你说：你完成了任务，在生活中贯彻了党的路线。可是现在呢，教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导演在工厂俱乐部排练被禁的话剧。上帝啊！在一个纸板工厂，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厂长推到了大门外。他们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铁索绕上列宁纪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宁做出轻蔑的手势。党组织消失了……我还记得失魂落魄的党员们，拉下窗帘坐在办公室里。在区委大楼入口处，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装的民警值班。我们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习惯性地害怕我们。后来他们不再害怕了……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我还记得他们的标语：“来个1917吧！革命吧！”我都惊呆了。专业技校的学生怎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年轻的孩子们，还是一群小公鸡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区委来了：“给我们看看你们的特供店！你们那儿应有尽有，我们的孩子却饿得晕倒在课堂上。”他们在我们的餐厅没有发现貂皮和黑鱼子酱，但还是不相信：“你们在欺骗老实的人民。”一切都动摇了，被撼动了。戈尔巴乔夫很软弱，摇摆不定。他应该是想捍卫社会主义的，但是又想搞点儿资本主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欧洲受赞扬，在美国受欢迎。在欧美那边，人们对他拍手称好：“戈尔比[9]！戈尔比！戈尔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谈改革……（沉默）


  
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眼前死亡了。这些铁血小青年冲了出来。


  安娜·依琳尼奇娜：

  
这虽然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国家了……我们的天真和我们的浪漫都留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们太轻信。有的人不想回忆它，因为那是令人难过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可是谁又能说我们什么变化都没有？过去连《圣经》都不能带过境，难道忘记了？我从莫斯科把面粉和面食带到卡卢加作为礼物送给亲戚，他们还开心得不得了。都忘了吗？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排队买糖和肥皂了。买外套也不用票证了。


  
我当时是立刻就爱上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他们都谴责他：“苏联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为了比萨饼就出卖了国家！”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惊奇和震撼！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正常的领导人。我不为他感到羞耻！那时候大家彼此传颂戈尔巴乔夫如何在列宁格勒叫停了保安随从的阻挡，走到人民中间，还在一个工厂拒绝了昂贵的礼物，在一个传统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总是微笑，讲话从来不念稿子，年富力强。我们没人会相信，就在商店里出现香肠的时候，就在人们不必为了购买进口胸罩而排上几公里队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却竟然终结了。我们以前都习惯于办事找熟人：预订博览会入场券，买巧克力和德国运动服。为了买到一块肉，就得和屠夫交朋友。苏维埃政权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它突然就终结了。现在很清楚的是，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还在想继续改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都没有准备，没有人做准备！甚至想推倒这堵墙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是英雄，不是……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感谢我的丈夫，他是个艺术家，所以我早就进入了波西米亚圈子。那里有诗人、画家，我们中间没有英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异见分子，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监狱或者住进疯人院。我们只能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


  
我们坐在厨房里骂苏维埃政权，说政治笑话，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在凌晨两三点，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里有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有我们自己的快乐。这无法向圈外人说清楚。首先，我无法解释我们为何开心，又不能细说别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丝毫不一样！一到早上，我们就都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上班。要么你顺从，要么你就去扫院子当保安，没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等到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受到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维索茨基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但那个时候我们徜徉于无休止的浪漫、恋爱和分手的循环中。当时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国家的良心，认为自己有权开启民智。可是我们对人民了解吗？也就是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从我们的“乡村作家”那里，还有拉斯普京和别洛夫的作品中，才有些了解。我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解，我曾经对着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党证退给他们，我就不和你说话了。”爸爸哭了。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比沙皇还大。他有无上的权力，但他都出来这样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名言。于是国家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所。人们在家里争论，在工作中争论，在公交车上也争论。有的家庭因为不同观点而瓦解，子女与父母因争吵而分离。我的一个女友就是这样，与儿子儿媳因为列宁而争吵，最后把他们赶到街上，儿子儿媳大冬天只能住到城外冰冷的别墅去。剧院已经空空如也，人们都聚集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全苏首次人民代表大会[10]的现场直播。还有在此之前我们如何选出人民代表的完整故事。那是首次自由选举啊！真正的民主选举！两名候选人在我们区四处游说，一个是党的干部，一个是青年民主派、大学教师。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叫马雷舍夫，尤拉·马雷舍夫。我现在还偶尔能看到他，他现在从事农产品生意——西红柿和黄瓜的买卖。当时他是一个革命者，到处演讲，鼓动造反，说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他把马列主义文献称为“小薄书”，说它们散发着樟脑味，还要求废除宪法第六条[11]，而正是这一条规定了苏共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基石……我听到他说的话，真是不可想象。简直是疯了！谁让他……允许他这样说？全都崩溃了……这简直就是重创……我们以前真是太僵化了……我这么多年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苏联人，付出了多少啊。（沉默）


  
我们组织了团队，聚集了二十名志愿者，下班后我们就到区内的一个个公寓楼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在标语上写“请投马雷舍夫一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胜利的！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然后我们全都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我们欣喜雀跃：代表们发言比我们在厨房里的言语更加坦率大胆，或者说和我们的厨房言论很相近。所有人都像发了毒瘾一样留在电视前，舍不得离开：瞧啊，特拉夫金要教训他们了！是啊！波尔德廖夫呢？噢，现在他上台了……真是好样的！


  
那时候人们对报纸杂志的激情简直无可描述，远远超过读书。那些厚厚的刊物动辄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从早到晚在地铁上总是同样的景象：全车乘客，坐着的、站着的，都在阅读。素不相识的人们也都互相交换报纸看。我和我的丈夫订阅了二十种杂志，一个人的工资全花在订杂志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换上浴袍开始阅读。不久前我妈妈去世了，她说过：“我会像一只垃圾场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个一居室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阅读室：从书架到壁橱，从地板到走廊，堆满了杂志、报纸，其中有珍贵的《新世界》《旗帜》和《道加瓦》……到处是装剪报的盒子。大盒子。我把所有的盒子都运到了别墅，因为扔掉太可惜，可是能送给谁呢？现在全都是废纸了！我就一遍一遍重读，许多内容都用红颜色笔和黄颜色笔画线。红色标的是最重要的内容。我想我的报纸杂志总有半吨多吧。别墅全都塞满了。


  
那时候的信仰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我们都相信：时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车把我们载去参加民主集会。我们憧憬着住进美丽的房子，而不是赫鲁晓夫的灰色建筑中，我们会建成高速路取代破旧的公路，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们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谁都没有具体说应该做什么，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而当电梯门开启时，你就会感到幸福，无比幸福！这时你还不会去想自己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终于能够畅快地呼吸了，你只是感觉到快乐！我的女友嫁给了一个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法国人。那个人只是听她说啊说：“看看吧，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多么有干劲。”可是他问她：“你能告诉我，这种干劲是要做什么呢？”其实不管是她还是我都不能对他说清楚。我只是这样回答他说：干劲就是攻击力，就是这样。我看见周围都是生气勃勃的人，生气勃勃的面孔。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昨天他们都还不存在啊！


  
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从来都不关，每小时都要看整点新闻播报。那时候我刚刚生了儿子，每次抱着他到院子里，也一定要带个收音机。居民们连外出遛狗时也要带着收音机。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到底像什么人啊？只有同一时代的人，彼此才是相像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样子的：哇噢！索布恰克[12]登台演讲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奔到电视机前。我喜欢索布恰克那身漂亮西装，看上去像是灯芯绒的，还喜欢他用欧洲的系法扎领带。萨哈罗夫登上讲台了。就是说社会主义也有可能“人性化”？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来说，人性的社会主义，就是利哈乔夫[13]院士的面孔，而不是雅鲁泽尔斯基[14]大将的样子。而在我说到戈尔巴乔夫时，我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戈尔巴乔夫……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时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总书记的妻子，从来没有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装，他们夫妇相亲相爱。有人给我们带来一本波兰杂志，上面写道：“赖莎，是一种范儿！”我们为此多么骄傲啊！人们没完没了地参加集会，街道都被传单覆盖了。一个集会结束了，另一个又开始了。人们都像赶场一样奔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种启示。这正是正确的人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刻。前方还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自由天国的大门口。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1991年8月19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女秘书告诉我，“一号”（第一书记）让我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一号”的办公室开着电视机，音量很高，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BC，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一号”发话了，决定不开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实话告诉您，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又开始了往事的回忆……当然现在的谈话有了新主题——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小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我记得前几天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改革开始后，允许搞公司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这样一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别人合伙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烘干后再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就成了。我忽然间产生一个念头：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这些个牛仔裤的“倒爷”很快就会来管理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会由他们来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幢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15]，现在变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点，“一号”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看来要流血了。”“我们不可能不流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漂亮的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想要过好日子？去你的吧！别想了！”（沉默）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为自己辩护：“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对视……看到他胆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党务官僚……靠他们哪儿能拯救国家！哪儿能拯救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从电视屏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她陷入沉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沉默）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她读起来）


  
“我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又怀着真诚的心入了党。现在我想说，党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权威了……”


  
“……时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伟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读了索尔仁尼琴之后，才明白‘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很血腥的。这是个骗局……”


  
“……是恐惧促使我入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我爷爷，斯大林的共产党员在莫尔多瓦的集中营毁灭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宣布退出共产党……”


  
这是必须要熬过去的经历，恐怖得令人窒息……人们在区党委排队，就像在商店排队一样。他们是排队交还党证的。一个普通的女人朝我走来。她是个挤奶女工。她哭了：“我该怎么办？该做什么？报纸上都说党证得扔掉。”她辩解说她有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担心。有人散布流言说要审判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流放出去。说是在西伯利亚已经修复了劳改营的木板房，手铐都运到了警察局……还有人说看见从卡车上卸下的手铐，都是油布盖着的。真是惊心动魄的现实！但是我也记得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青年教师，他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党的，但是党证还没发给他，他就请求说：“你们马上就会被查封了。请赶快给我签发党证吧，不然我就永远都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人的个性显示得特别鲜明。有个老兵，全身挂满战斗勋章，胸前就像是一面圣像墙壁！他把战争前线发给他的党证退回来，说：“我不想留在叛徒戈尔巴乔夫的党里了！”人们都在展示着自己，鲜明，鲜亮。不论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亲戚，以前相遇时都会说：“你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身体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大老远看到你，马上就穿越马路到对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这一切发生前不久，我们还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爱的土地》和《重生》两本书的精神在他们学校召开过党的科学工作会议。那时候他还发表过激情四射的报告，大谈共产党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我还曾经授予他证书。忠诚的共产党员！列宁主义者！我的天啊！一个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开始辱骂：“你们的时代结束了！你们要对一切负责！首先是为斯大林负责！”我委屈得喘不上气，他这是对我说话吗？！我父亲曾经被关进劳改营……（几分钟后她才平静下来）我从来没有爱过斯大林。爸爸原谅他了，但是我没有。我不原谅。（沉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报告之后，开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被任命为地区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我知道，一开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检察官和区委第二书记，但是他们拒绝了。为什么？也许他们害怕。在我们那儿，人们至今仍然害怕与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好吧，我同意。我父亲受过苦。我为什么要害怕？第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中，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文件夹。一个案子只有两页纸，另一个却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计划那样，按照《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的文件进行分类……在八十年代，从区里到州里都规定了平反数字，计划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还是斯大林的风格：开会、批评、处分。快做快做……（她摇着头）我整夜整夜地翻阅那些卷宗。坦率地说，诚实地说……我恐惧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兄弟告发兄弟，邻居陷害邻居……只是为了一个菜园，为了住房和公用空间。在婚礼上还举杯高唱：“感谢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让我们穿上了橡胶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体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人随时都可以……


  
在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五个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有两个女邻居是朋友：一个有五岁的女儿，另一个是独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见的事情就是互相监视和偷听。房间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间的人。生活……就是这样啊。于是有一天夜晚“黑乌鸦”来了，那个有小女儿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带走之前，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回不来，请好好照看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个女孩，房间也转到了她的名下。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安妮雅妈妈……十七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她感激得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上面来人问这位当时的劳改营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档案吗？”“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女友，“安妮雅妈妈”，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个女人——她也无法明白。回到家里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沉默）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上帝……我记得……我记得爸爸说过的话：“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他还说过：“要是你今天死，明天就会轮到我，我不是在劳改营里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是从我们的邻居卡尔普沙那儿听到的。”卡尔普沙一辈子都和我父母吵架，就因为我们家的鸡踩踏了他的小菜园。他还拿着猎枪跑到过我们家窗户下。（沉默）


  
8月23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捕了。内务部长普戈开枪自杀。自杀之前，他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人们高兴地欢呼：“普戈自杀了！”阿赫罗梅耶夫[16]元帅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还有一些离奇的死亡……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尼古拉斯从五楼窗户跳了下去，自杀还是他杀？这至今还是人们纷纷猜测的未解之谜。（沉默）怎么活下去？怎么敢上街？只要一上街，就会和别人碰面。我那几年都是独自生活。女儿嫁给一个军官，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丈夫死于癌症。每天晚上我独自回到空空的公寓。我不是一个弱者，但是想得太多，难免害怕……一些想法总是出现，说实话……想法很乱……（沉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到区委上班，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电视新闻，等待着事态发展，也抱有一些希望。我们的党在哪里？我们列宁的党是战无不胜的！世界崩溃了……有一个集体农庄打来电话说：一群男人带着镰刀和干草叉子，还有猎枪，聚集在农庄的办公室外，要捍卫苏维埃政权。“一号”下令说：“让人们都回家去吧。”恐惧……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也有些人情绪很坚定。我知道几个这样的事实。但我们还是有畏惧感……


  
果然有一天，有人从区委会打电话来了：“我们必须查封你们的办公室。给你们两小时过来收拾东西。”（她说到这儿难掩激动）只有两小时，两小时……所有房间都要被一个专门委员会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锁匠、一个年轻记者，还有一个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妈妈，我之前就在集会上认识她了。她常常写信给区委，给报社投诉……因为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简陋，就到处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处骂共产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这时候真是兴高采烈了。当他们来到“一号”的办公室时，第一书记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一个委员会成员走到窗口示威似的撕开窗帘，就是为了我不能把窗帘带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们还逼着我打开钱包检查……几年后我在街上又遇见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甚至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杰伊。我问她：“您得到公寓了吗？”她朝地区政府大楼挥舞着拳头说：“这些流氓欺骗了我。”我继续说……接下去怎么样了？……对，在区委大楼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们：“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马上把他们赶到西伯利亚去！”“现在要是有机关枪，就朝那些窗口扫过去！”我一转身，发现身后有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们在大喊机关枪。我回答说：“你们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开枪了。”一个警察站一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感觉……背后好像总是有鬼鬼祟祟的声音……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区委一位指导员的女儿在中学读书，她班里有两个女孩子来找她说：“我们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为你爸爸在区党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会在那种地方工作。我们昨天参加了集会……”只有五年级的孩子啊，已经是雨果笔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准备去运送子弹匣了。“一号”突发心脏病，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死在了急救车上。我以为像以前一样，会有很多人送花圈，哀乐乐队。实际上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人来。送葬者只有我们一群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镰刀和铁锤，第一行字是苏联国歌的歌词：“自由的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但人们都嘲笑她，我一直听到鬼鬼祟祟的声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经病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商店对着我的脸大叫：“瞧，就是这些共产婆娘，毁坏了一个国家！”


  
有什么能救我？一些电话救了我。一个女友来电话说：“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害怕。那里可美了。”（笑）她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旅游，可喜欢那里了。表姐也从基辅打来了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把钥匙给你，可以在我们的别墅躲避一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会躲起来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在腌黄瓜。”我那时候整天在家用开水煮腌菜的罐子。心情当然很纠结。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只看侦探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电视机只能带来恐惧，报纸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那种人现在叫作“买办”。“买办”“倒爷”……伟大的俄罗斯语言里都找不到这些词汇：份子钱、兑换走廊、国际货币渠道……我们都用外语说话了。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想起来了……我还在一家画廊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幅画，画面很亮很亮，一个女人站在桥上看着散发着光芒的远方。看着这张油画，我久久不想离开，离开又转身回来，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命？


  安娜·依琳尼齐娜：

  
我被轰鸣声惊醒，打开窗户。这是莫斯科吗？首都街道上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听广播！我赶快打开收音机。正在广播《告苏联人民书》：“祖国正面临危亡……陷入暴力和不法行为的深渊……要清除市面上的犯罪……终止目前的混乱时期……”戈尔巴乔夫到底是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了，还是被逮捕了，一切都不得而知。我打电话给人在别墅的丈夫：“国家发生政变了，权力落在了……手中。”“傻瓜！快放下电话，他们现在就会把你抓走。”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天鹅湖》。我眼前浮现出另外一组画面，我们全都是苏联宣传培养出来的孩子：智利圣地亚哥……总统府在燃烧，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电话开始不断打来：城市里全都是军事装备，坦克已经开上了普希金广场和大剧院广场。当时正好我婆婆到我家来做客，她吓坏了：“不要上街啊。我是在独裁下生活过的人，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生活在独裁下！


  
丈夫下午从别墅回来。我们坐在厨房，抽了很多烟。害怕电话被窃听，都把枕头压在电话上。（笑）在此之前，我们读了很多表达不同政见的文学作品，也听了很多言论。此时正恰逢其时，获益匪浅。我们好不容易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现在窗户却又砰的一声关闭了，又把人赶回笼子，又把我们砌在了沥青马路中。我们将如同水泥中的蝴蝶……我们又想起不久前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想起第比利斯示威怎样被警察用工兵铲驱散，想起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风暴[17]……“当我们读沙拉莫夫和普拉托诺夫[18]的时候，”丈夫说，“内战已经开始了。以前人们在厨房里争论，到广场去集会，现在要互相开火了。”情绪就是如此，某种灾难在降临。收音机一直开着，转啊转啊——到处都是转播音乐，古典音乐。突然间，奇迹出现了！俄罗斯电台说话了：“依法选举的俄罗斯总统被中止权力。这是一场厚颜无耻的政变企图……”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有数千人已经走上街头，戈尔巴乔夫处于危险中。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不需要讨论了。出去！婆婆先是劝我说：“你疯了，为孩子想想吧，你要去哪里啊？”我无话可说。当她看到我们收拾好东西一定要去的时候，又说：“既然你们这么傻，哪怕带上些苏打水溶液呢，一旦施放瓦斯，你们可以用湿纱布捂到脸上。”我就准备了一个能装三升苏打溶液的罐子，又把一张床单撕成碎片。我们还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带上了，从橱柜取走了所有罐头。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走向地铁站，也有人在排队买冰激凌，买鲜花。我们经过一对快乐情侣身边时，听到他们在说：“如果我们明天因为坦克的阻拦而不能去听音乐会，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迎面跑来一个男人，穿着内裤，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都是空瓶子。他追上我们问：“建设大街怎么走，可以指个路吗？”我告诉他从哪儿向右转，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说谢谢。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去扔空瓶子。这和1917年有什么不同吗？一些人在开枪，另一些人在舞厅跳舞。而列宁在装甲车上……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闹剧！到处都是闹剧！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胆怯，他们就不会用轮胎、洋娃娃，还有洗发水发工资。工厂还是那样，制铁钉的制铁钉，做香皂的做香皂。我对所有人都说：看看人家中国人，他们就是走自己的路。不依赖任何人，不模仿任何人。全世界今天都怕中国人……（又对我提问了）我相信，您一定会删掉我这些话。


  
我保证，每个故事都有两个版本。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点燃火炬的历史学家。让时间做法官吧。时间是公正的，但那是说遥远的时间，而不是最近的时间。要等到我们已经不在的时代，不会被我们的偏好所影响的时代。


  安娜·依琳尼奇娜：

  
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们的那些日子，说那是一场轻喜剧、滑稽剧。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十分严肃、认真和诚实的。全都是真实的，我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坦克，准备牺牲。我就坐在街垒上看着这些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莫斯科的老妇人们，就像上帝派来的蒲公英，送来肉饼，带来裹在毛巾里的热土豆，送给所有人吃，也送给坦克兵吃。她们说：“吃吧，孩子。可不能开枪啊。真的会开枪吗？”士兵们其实也是什么状况都不明白。当他们打开顶盖钻出坦克时，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大街上全是莫斯科人！姑娘们爬上他们的装甲车，拥抱亲吻他们，给他们烤饼吃。死于阿富汗的士兵的母亲们哭道：“我们的孩子死在了外国的土地上，你们怎么倒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个少校被女人围在中间，精神崩溃了，大喊起来：“是啊，我自己就是个父亲。我不会开枪！我向你们发誓——绝不会开枪！我们不会反对人民！”当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感人的眼泪。人群中会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谁那里有救心丸啊，这里有人发病了。”马上救心丸就出现了。有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她看上去特别像我婆婆！）拿出一块孩子的尿布，想在上面画一个红十字。用什么画呢？“谁有口红吗？”马上有人递给她廉价口红和兰克莫夫口红，还有克里斯汀·迪奥口红、香奈儿口红……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没有人把这些详细记载下来。非常遗憾。人心齐，有秩序，也很感动人……然后又出现了旗帜和音乐，众志成城……不过生活中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泥泞肮脏，一片紫烟：人们彻夜坐在地上，围着篝火，睡在报纸和传单上。人们饿着肚子，愤怒不已。不少人一边骂人一边喝酒，但是没有醉汉。有人送来香肠、奶酪、面包，还有咖啡。他们说这是私人公司的商人送来的。有一次我甚至看见几个红鱼子酱罐头，当然鱼子酱马上消失在某些人的口袋里。香烟也是免费分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身上文着老虎图腾，还有飙车族、朋克青年、弹吉他的大学生和教授，所有人都在一起。这就是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在那里遇到了至少十五年没有见的大学同学。有人住在沃洛格达，有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他们都是乘火车来到莫斯科的！来捍卫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东西。早上我们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吃早餐，洗漱，再返回现场。每次从地铁出来，都有人发给我们一段钢筋或者一块石头。“鹅卵石——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都笑着说。我们构筑街垒，推翻无轨电车，锯倒大树。


  
讲台也搭起来了。讲台上挂着大标语：“向军政权说不！”“人民不是脚下的泥土。”上台的人们都用扩音器演讲。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著名政治家，他们开始还是用正常话语表达，但是几分钟后就觉得正常话语已经不够劲道，开始骂人了。“是的，我们都是浑蛋，妈的！”痛快淋漓的俄罗斯国骂！“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威力巨大的伟大俄语！国骂就是战斗的呐喊，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和那个时刻很相符。多么亢奋的几分钟啊！这就是力量！旧的词汇已经不够用，新的语言还没产生，人们在期待风暴。但仍是一片寂静，特别是夜晚，寂静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所有人都异常紧张。成千上万的人，在寂静中等待。我记得还闻到了瓶子中流出的汽油味道。这是战争的味道……


  
那里都是一些好人！优秀的人们！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那时候的活动与伏特加甚至毒品有关，说哪里是什么革命啊，街垒前都是一批醉酒者和瘾君子。这是在说谎！那里的所有人全都是真诚地去赴死的。我们知道，七十年了，这台机器把人都磨碎了，没人认为不经过重大流血牺牲就能将这部机器轻易打破。有传言纷纷说：政变当局在桥上布了雷，很快就会施放毒气。于是就有医学院学生到场给大家解释如何在遭受毒气攻击时保护自己。形势每半小时都在改变。有可怕的消息传来，三个男人死在了坦克下，但是没有人发抖，没有人离开广场。不管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但这些日子对人的一生都很重要。不管多么失望，毕竟我们经历过，我们在现场！（她哭了）晨光初现，广场上空响起一片欢呼：“万岁！万岁！”接着又是国骂、眼泪、尖叫……众口相传：军队倒向了人民，“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成员拒绝参与镇压。坦克离开了首都。当宣布政变分子被逮捕时，人们跳起来彼此拥抱，欢天喜地！我们胜利了！我们捍卫了自己的自由。是我们抱团一起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天上下着雨，脚下一片泥泞，身体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久久都不想解散回家。我们互相写下地址，发誓永不忘记，永远是朋友。地铁上的警察非常礼貌，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如此礼貌的警察。


  
我们胜利了……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19]回到了完全不同的国家。人们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彼此挂着微笑。我们胜利了！这种感觉很久都没有消失。我经常回忆，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好像身边还有人喊道：“坦克！坦克来了！”大家手牵着手站成一条人链。又一次深夜两三点钟，身边有个男人拿出一包饼干递给我：“你爱吃饼干吗？”于是所有人都来拿他这些饼干。我们就都笑了。我们想要饼干，更想要生活！但是我，至今……都会为那时候的我感到幸福，为当时和丈夫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我感到幸福。那时所有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也为当时的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时候的样子了……特别遗憾。


  
临别前，我问她们是怎么维系着友谊的，据我所知，她们在大学时就是闺密。


  
——我们有个约定，不涉及这些话题，不能伤害对方。如果我们争论，就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我们许多年都没说过话。不过这都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只谈论孩子和孙子。只谈论谁的别墅栽种了什么东西。


  
——我们的朋友相聚时，也完全不谈政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绅士和同志，“白军”与“红军”，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已经没有人还想要开枪。血已经流得太多了。


  
    
[1] 即冬季战争，是苏联与芬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战争，自1939年11月30日由苏联向芬兰发动进攻而展开，而后于1940年3月13日双方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为结束。最终苏联付出巨大军事损失打败了芬兰，令其割让与租借部分领土。——编者注

  

  
    
[2] 安纳托利·鲍利斯耶维奇·丘拜斯（1955— ），曾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部长，主导了俄罗斯私有化进程，1998年被免职。后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纳米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编者注

  

  
    
[3]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1984），曾任苏联克格勃首脑，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任职总书记十五个月后，于1984年2月逝世，由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职务。——编者注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苏联政治人物，曾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在政治运动中失势被处决。——编者注

  

  
    
[5]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1961— ），叶利钦时期七大金融寡头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波塔宁辞去政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Interros，在他背后撑腰的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商。——编者注

  

  
    
[6]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落叶》，短篇小说《安东诺夫的苹果》《松树》《新路》，中篇小说《乡村》《米佳的爱情》等。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该诅咒的日子》是其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日记和随笔集。——编者注

  

  
    
[7] 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发布了关于提高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引起不久前刚刚降低工资的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工人的极度不满。6月1日上午，工人开始聚集和抗议；6月2日，人群规模越来越大并围住了市委大楼，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伤，其中3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编者注

  

  
    
[8]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1941— ），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因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多次被捕，1972年被判处七年监禁、五年流放。1976年苏联政府以布科夫斯基与西方交换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同时被驱逐出境。——编者注

  

  
    
[9] 戈尔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编者注

  

  
    
[10]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最高国家权力体系由过去的三级结构，改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四级结构，以扩大权力机关的代表性。——编者注

  

  
    
[11] 苏联宪法（1977年版）第六条内容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苏联的内外政策路线，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有科学根据。各级党组织都在苏联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编者注

  

  
    
[12]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1937—2000），俄罗斯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曾任圣彼得堡市长，是普京、梅德韦杰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读书时的老师，任圣彼得堡市长时期，两人也是他的部下。——编者注

  

  
    
[13]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波兰社会主义政权最后一任国家元首。——编者注

  

  
    
[14]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1906—1999），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文艺理论家和基督教活动家。1971年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发起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保护和发扬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工作。——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活动家。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政论家、革命活动家。两人为终生好友，继承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提倡“俄国式社会主义”，后流亡海外。——编者注

  

  
    
[16]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曾参加卫国战争，任苏军第一副参谋长时制订了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计划，1983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8年退役。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内自杀。——编者注

  

  
    
[17] 第比利斯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州要求升格为苏联加盟共和国。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后来运动转向要求格鲁吉亚民族独立。4月9日凌晨，军队开始使用橡胶棒、“特殊物质”、工兵铲等工具驱逐示威者。事件中有1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维尔纽斯事件：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从苏联独立，1991年1月9日苏联派军队前往干预，1月13日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进攻维尔纽斯的广播电视中心，与立陶宛人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导致13名立陶宛人和1名苏联军官死亡。——编者注

  

  
    
[18] 安德烈·普拉托诺夫（1899—1951），苏联作家。《共和国居民》《切文古尔》《基坑》《初生海》等，因讽刺官僚主义，揭露现实，受到不公正待遇，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得以发表。——编者注

  

  
    
[19] 福罗斯是克里米亚一个村庄，建有戈尔巴乔夫的别墅。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此休假期间发生了“八一九”事件。——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兄弟和姐妹，刽子手、受害者和选民


  
亚历山大·波尔菲里耶维奇·沙尔皮罗，六十三岁，退休


  
女邻居玛琳娜·吉洪诺夫娜·伊萨伊齐克讲的故事


  
陌生的人们，你们想要什么？他们来来往往。嗯，死亡不会没有理由，理由永远都有。死神要为自己寻找理由。


  
有人在自家黄瓜园里放火。把酒精浇到头上，划着了一根火柴。当时我正坐在家里，电视机开着，我听到了惨叫声。是一个老人的声音，熟悉的声音，似乎是萨沙的声音，还有一个年轻些的声音。我们附近有个理工大学，一个路过的大学生看到有人在自焚。又能说什么啊！赶紧跑过去，那人已经烧黑了。是自焚。当我飞跑到那里时，萨沙已经躺在地上，呻吟着，头变成了黄色……陌生人们，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别人的苦难与你们有关吗？


  
所有人都愿意观看死亡。唉！一般来说是的……在我们村里，我从小和父母居住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老头，他就是喜欢去看人是怎么死的。女人们看到他就觉得不吉利，总是驱赶他：“走开走开，该死的！”可是他总是坐着不走。他还很长寿。也许他真的是个倒霉鬼！看什么啊？朝哪个方向看？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死后都一样挖坑埋了。可是一个活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在小菜园中随风飘来飘去。如果没有灵魂，就没有人，没有土地了。灵魂就是灵魂，剩下的全都是尘土，一切都归于尘土。一个人死在摇篮中，另一个人活到白发苍苍，其实归宿都一样。幸福的人们不想死，还有……还有得到了爱的人也不愿意死，他们是有牵挂的。可是幸福的人们都在哪儿呢？广播中曾经说，战争之后我们都会很幸福。我记得赫鲁晓夫也许愿说，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戈尔巴乔夫也发誓给人们带来幸福，他说得很漂亮，有条有理。现在又是叶利钦发誓，说人民不幸福他就去卧轨……我一生的好年华都是在等啊等。小时候就等待，长大了还等待，现在都老了……简单说吧，所有人都在撒谎，结果生活变得更糟了。等待加忍耐，又是等待加忍耐……等得我丈夫都死了。他是走在街上忽然倒下的，心脏不跳了。我从来没有任何斤斤计较，没有任何抱怨不满，我们经历了多少痛苦啊。这就是生活。我就是这样活着的。孩子们都离开了：儿子在新西伯利亚，女儿的全家留在了里加，现在那里被认为是外国了，是异国他乡。那里的人们已经不说俄语了。


  
在我家角落里还有个圣像，我还养着一只小狗，为的是可以和它说说话。最后一块炭火到夜里都熄灭了，我还在操劳着。哦，幸好上帝给人类送来了狗和猫、树和鸟，给人类这一切，是让人类欢乐，因为人类的生命不长，生活不能太让人厌烦。我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厌烦，就是眼看着麦穗一天天变黄。我对生活总是充满渴望，最喜欢看面包烤熟的过程，看小狗的耳朵摇晃摇晃。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你们喜欢博物馆的油画。就是现在我也不去想白馒头，只要有加盐的黑面包和甜茶就是最美味的。等待一下坚持一下，忍耐一下等待一下……我们战胜痛苦的唯一手段就是忍耐。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萨沙也是这样，我们的波尔菲里奇……忍耐，忍耐，最后终于忍受不了，厌倦了人生。最后就这样，身体躺在地上，灵魂出去寻找答案了。（擦眼泪）怎么这样啊！我们都在哭，离开的时候也哭。


  
人们又开始相信上帝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希望。我们上学那会儿，列宁就是上帝，马克思也是上帝。教堂院子里都种了小麦，种了甜菜，那都是在战争之前。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开放了教堂，把祈祷词修改为祈求俄罗斯的武器能打胜仗，并向人民发出请求：“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可是在那之前我们又是谁？是人民的敌人……富农和富农的走狗。在我们那儿的农村，一些稳定殷实的家庭，比如说院子里有两匹马和两头牛的，都划为富农了，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抛到荒芜的森林中。女人们在那里都会掐死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让他们活着受苦。唉，苦难啊……人的泪水比地上的泉水还多啊。忽然间斯大林来求我们了：“兄弟姐妹们……”我们就相信了他，原谅了他。我们战胜了希特勒！希特勒是开着装甲车来的，是乘着钢铁坦克来的，但我们还是胜利了！现在我又是谁了？我们是谁？成了选民……我看电视不放过任何消息，因为现在我们是选民。我们的事业就是正确地投票，这就足够了。我那次生病了，没去参加地区投票，他们就亲自开车来找我，带着红色的投票箱。只有在这一天他们才想起了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怎样活着，就怎样死去……我常常去教堂，戴着小十字架，但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幸福感。我不是去寻求幸福，早就不孜孜以求了。只是为了如果我很快就会死，就要去天国，我不想忍受现世了。萨沙就是这样，已经躺在墓地里了，愿他安息。（她画了个十字）我们流着眼泪放着音乐为他送葬，每个人都哭了。那天很多人都哭了，大家都很难过，可是还忏悔什么？死后谁能听到？萨沙只留下了两个小木板房、一个院子、一个菜园子，还有红色证书和“社会主义竞赛胜利者”奖章。我也有这样的小奖章，都放在橱柜里。我曾经是斯达汉诺夫先进分子和人民代表。一日三餐不一定能吃饱，但上级发给了红色证书，还给我们拍照片。在我们这个木板房里有三户家庭，我们年轻时候就来了，原想只住上两年，结果却在这里度过了一生，至死都在木板房里了。有人住了二十年，还有人是三十年。住公寓房也是要排队等候的。现在盖达尔发表演讲，笑着说：“快来买吧。”怎么买？我们的钱都不见了。一次改革，又一次改革，把我们都抢光了！他们把国家都冲进了粪池！每个家庭两个小房间，一个小板棚和一个小菜园。我们全都一样。他们却在赚钱！发财！我们一生都相信会过上好日子。欺骗！大骗局！什么生活……最好还是不去回忆，要忍耐、劳作和吃苦。现在已经不是在生活，只是在度日。


  
我和萨沙是一个庄的，就在这儿，布列斯特郊外。傍晚我常常和他坐在长凳上回忆往事。关于他，该说什么呢？他是个好人，虽然是孤独一人，但不喝酒，更不是醉鬼。单身男人通常都做些什么？就是喝了睡，睡了喝。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待在那里，一边溜达一边想一个问题：尘世生活不应是一切的终点。死亡为灵魂展开了空间……萨沙在那边会做些什么呢？是不是也会想想他的邻居们？他不会忘记的。破旧的木板房是战争之后盖的，干燥的木头就和纸张一样，只要一着火，就全都烧起来。一瞬间就烧毁了！只要一秒钟！还会烧到草地，烧到沙地……他给几个孩子写了便条：“好好养育孙子们。永别了。”纸条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他就去了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菜园……


  
唉……简而言之……总而言之……急救车来了，人家要把他抬上担架，但是他浑身烧伤却还极力站起来，想自己走。“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萨沙？”我陪他走到汽车。他说：“活着太累了。请打电话给我儿子，让他到医院来。”他还跟我说了一会儿话。外套都烧烂了，肩上露出了白色……刺眼的白色。他留下了五千卢布，这在当时可是不少钱！钱是用存折取出来的，放在桌子上，和便条一起。这是他一生的积蓄。在改革之前，这笔钱能够买一辆伏尔加轿车，最昂贵的那种！而现在呢？只够买一双新鞋加上花圈。这就是改革啊！他躺在了担架上，浑身都烧黑了……就在我眼前继续发黑……医生们找来了那个救下萨沙的小伙子，小伙子当时把我晾的湿床单（我白天刚刚洗过）连绳子一起抓下来扔向他。小伙子是外地的，是个大学生。路过这里，看见一个人在自焚！看到他默默地坐在菜园里，弓着腰点燃自己，烧掉自己！这是小伙子后来讲给我们听的：“他一声不响地就点燃了自己。”那是一个大活人啊……他的儿子第二天早上过来敲我的门：“爸爸死了。”萨沙躺在棺材里，胳膊和手都烧毁了，烧成了黑色的，黑色……可是他那双手却是黄金！他什么手艺都有，木匠和泥瓦匠的活都能干。村里每个人都会记住他，因为他们的桌子、书架和物品架都是出自萨沙之手。他生前常常在院子里刨木头到深夜，现在我仿佛还能看到他站在那里刨木头。他喜欢树木，从气味和木屑就能知道都是什么树。他说每一种树都有独特的味道，最浓的气味是松树：“松树的气味闻上去就像上等茶叶，而枫树的气味是愉快爽心的。”他工作到最后一天。谚语说得对：手上有锁链，嘴里才有面包。如今靠退休金是无法过活的。我自己要照顾自己，还要出去为别人的孩子做保姆。他们给的一点儿小钱，我只能买一些糖和博士牌香肠。我们的养老金算什么？只能买面包和牛奶，夏天还不够买一双鞋子。老人们以前坐在院子里长凳上无忧无虑地说闲话，现在不行了。有人满城市里捡空瓶子，有人站在教堂外乞讨，也有人在公共汽车站卖香烟瓜子、伏特加券。我们那儿的都常常泡在酒铺里。伏特加现在比什么都贵，怎么贵？因为要用美元计算。只要你有伏特加，在我们那里就可以买到一切。不用打电话找，水管工自己就会来，电工也会来。总而言之……生命在流失，只有时间是金钱买不到的。在上帝面前，不管你怎样哭怎样求，反正时间是买不到的。我是这样思考的。


  
萨沙是自己不想活了，拒绝活下去，亲自退票给上帝了……唉，上帝啊！现在警察一次一次地四处开车，到处盘查……（听）嗯……火车鸣笛了，这是莫斯科来往于布列斯特的车次，我连表都不需要看。早上六点钟鸣笛的，就是华沙开来的火车。还有去明斯克的火车，去莫斯科的头班火车。早上和晚上分别发出不同的声响，我已经习惯了，通宵都是火车的声音。垂暮之年，梦飞得很远……我如今能跟谁聊天啊？就独自一人在小店里坐坐。那时我安慰过他：“萨沙，找个好女人，讨个老婆吧。”“丽思卡会回来的。我要等她。”从丽思卡离开后，我都七年没见过她了，她和一个军官好上，就抛弃了萨沙。她年纪轻，比萨沙年轻好多。他太爱她了。她在葬礼上用头撞着萨沙的棺木大哭：“是我毁了萨沙的一生啊！”总而言之……爱情不是头发，不能那么快剪断，爱情也不能靠十字架维系。怎么事后才想起来哭啊？谁能从地底下听到你啊……（沉默）唉，上帝啊！四十岁之前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造孽。四十岁之后就应该忏悔了，上帝还来得及原谅你。


  
（笑）你都写下来了吗？写吧，写吧。我还要说给你听……我的痛苦可不止一口袋……（她抬起头）哦哦哦，燕子飞来了，天气要转暖了。老实说，已经有记者来找过我一次，他想谈的是战争。院子里什么事我都知道，就是不懂战争。没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了！在德国机枪下我们都挺住了，我们的房屋由于大火而散架。小菜园都烧光了。哦……哦！我和萨沙每天都回忆战争，他父亲失踪了，弟弟在游击队里牺牲。他们把俘虏赶到布列斯特，乌云一般黑压压的队伍！一路就像赶马群一样驱赶俘虏，把他们隔离在围墙内。不断有俘虏死亡，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弃。整个夏天萨沙都和妈妈去那里寻找爸爸。他一说起这事，就停不下来。他们在死人堆里找，在活人群里找。那时候没有人害怕死亡，死亡成了普通的事情。战前人们唱道：“从原始森林到不列颠海/我们的红军天下无敌……”我们唱歌的时候可骄傲了！春天冰雪消融，冰块在河上移动……村庄后面的河流上全都是尸体，赤裸着，全身黑色，只有皮带扣闪着亮光，配着红五星的皮带。没有无水的海洋，却有无血的战争。上帝给了人类生活，又在战争中把许多生命都收回去……（哭）在院子里来回地走啊，停不下来。好像萨沙就站在我的背后，我听得到他的声音，但回头望去，却空无一人。总而言之……总而言之……萨沙，你都做了什么啊？选择这样的罪受！也许，是有一个可能：在人间燃烧了，在天国就免除了苦难，不再受折磨。我们全部的眼泪都会储存在什么地方……人们在那里能看到他吗？残疾人在地上爬着，瘫痪者在地上躺着，哑巴一样活着。这不是由我们决定，我们的意志不能决定这些问题……（画十字）


  
我永远不会忘记战争……德国人开进村庄……他们年轻而愉快。汽车轰鸣！他们乘坐很大很大的汽车，还有三轮摩托车。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三轮摩托车。集体农庄的汽车都是木板边的大货车，车身也很短。可是德国人的汽车啊，跟大房子一样！我还看见了马，那不是马，简直是座高山！他们用油漆在我们学校里写道：“红军抛弃了你们！”德国统治开始了……我们村里住着许多犹太人：奥兰姆、扬克尔、默多克……德国人把他们都抓起来圈在一个地方。他们还随身带着枕头和毛毯，但是德国人把他们都杀了。从各地区搜捕来的犹太人，同一天被枪毙掉，埋到一个坑里，有好几千人，据说血流了三天三夜……大地都在呻吟，土地是有生命的……那个大屠杀的地址，现在是个公园，休养地。棺材里没有发出声音，谁都没有叫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她哭了）


  
我不知道……那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是他们找到了她，还是她在森林发现了他们？反正是我们一位女邻居把两个犹太小男孩藏在谷仓里，那两个犹太男孩漂亮极了，天使一样！所有人都被枪杀了，只有他们两人藏了起来，躲过了屠杀。一个八岁，一个十岁。我的妈妈给他们喝牛奶。妈妈还叮嘱我们：“孩子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一句啊。”那个家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爷爷，他连第一次对德战争都仍然记得。他一边喂两个孩子吃饭，一边哭：“可怜的宝贝，要是他们抓到你们的话，你们就苦了。要是可以，不如我自己杀了你们。”就是这样说的，却被一个魔鬼全听到了……（画十字）三个德国人驾着黑色摩托车，带着一条黑色大狼狗来了。有人告密。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很黑。他们活着，但没有灵魂，他们只有医学上说的心脏，而不是人类，对任何人都无情。两个犹太小男孩逃到野地，钻进玉米地。德国人放出狼狗搜他们，后来人们找到他们，身体都被撕成碎片了……衣服也成了碎片……都无法埋葬，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是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女邻居绑在摩托车后面，她拼命地跑，一直到心脏迸裂……（她已经不擦眼泪了）在战争中人最害怕的就是人，不论是自己人还是外国人。你白天说话鸟儿会听到，夜里说话老鼠会听到，都不怕。妈妈教我们祷告。她说，要是没有上帝，连虫子也会把你吞食。


  
5月9日是我们的节日。我和萨沙会一起喝上一杯，一起哭一下……泪水止不住。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十年间家里只有他一人，又像父亲又像哥哥。战争结束时我刚满十六岁，在一个水泥厂帮助妈妈干活。我要搬运五十公斤重的水泥袋，要往载重卡车上装沙子、碎石、材料。我很想去上学……人们赶着牛犁地，牛都累得嚎叫了。可是吃什么呢？哪里有什么吃的？只能到森林里采橡果和松果。即便那样我也还保持梦想。整个战争中我都有梦想：中学毕业后当个老师。记得战争的最后一天，天气温暖，我和妈妈在田野里。一个骑着战马的警察飞奔过来大喊：“胜利了！德国签字投降了！”他跑遍整个田野，对着人们大声欢呼：“胜利了！胜利了！”人们都逃到乡下了。大家尖叫，哭喊，痛快地大骂，最多还是哭。但第二天，大家就开始发愁了：如何继续生活？小屋子里空空荡荡，谷仓里只有穿堂风。杯子是旧罐头盒子，就这还是德国士兵留下来的……蜡烛台是子弹壳做的。战争中人们已经忘记了盐，到处逃亡，所有人的骨头都劳损了。德军撤退时把我们的种猪都拉走了，我们最后几只母鸡也被抓走了。在此之前，游击队晚上也过来把母牛牵走了……妈妈不让他们牵走母牛，一个游击队员就朝天上开枪，打在屋顶上。他们把缝纫机，还有妈妈的衣服都装到麻袋里。这些是游击队还是土匪啊？他们有武器……总而言之……总而言之……人总是要活吧，即使在战争中也是。在战争中你会了解很多，人比野兽还要坏。是人杀死人，而不是子弹。我亲爱的你啊！


  
妈妈找来一个女巫，那个女人占卜后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付给她的。妈妈从地窖找到两个桦树盒子，她很高兴，女巫也很高兴。后来正如我梦想的那样，我上了教育学院。入学需要填写表格，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你或你的亲属是否曾经被俘或者在占领区居住过？我的答案是肯定，当然是。学校校长就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小姑娘，请拿回你的证件。”他是在前线打过仗的，少了一只胳膊，一只衣袖是空的。这样我才知道，我们……所有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嫌疑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兄弟姐妹”了……四十年之后这些问卷才废除。四十年啊！废除这个表格时，我的生命都要结束了。当时我就问道：“是谁把我们丢给德国人的啊？”“小声些，姑娘，安静些……”校长把门关上，为了不让别人听到，“小声些，安静些……”你怎么能绕过命运呢？抽刀哪能断水……萨沙报考军校，也在履历表上写了他们家曾经在占领区，父亲失踪。结果他立刻被开除了……（沉默）我告诉你我的这些事情，讲述我自己的生活，没关系吧？我们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不要因为这些话而把我抓起来。苏维埃政权是否还会存在，或者它就这么完全消失了吧？


  
在苦难的背后，我忘记说善良了。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们也曾被爱着。我参加了萨沙的婚礼……他爱的是丽思卡，追了她很久，为她害了相思病！白色婚纱是从明斯克买来的。他领着新娘的手走进木板房……这是我们古老的风俗，新郎必须牵着新娘的手，像孩子一样，为的是不要让门神跟进来，不要让门神盯上。门神不喜欢外人进来，要把不认识的人撵走。他是房子的主人，必须让他喜欢。啊……（她挥挥手）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事了，不管是门神还是共产主义。人们没有任何迷信地生活着！不过，爱情还是相信的……“苦啊！苦啊！”我们在萨沙家里围着桌子高叫。那时候喝的算什么酒啊？一张桌子十个人，只有一瓶酒，现在都是每个人一瓶酒。那时候要给儿子或女儿举行婚礼，得卖掉一头牛呢。他很爱丽思卡……但是娶来了人，吸引不到心，就像你不能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跟你走一样。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她总是溜出去，像猫一样。孩子长大后，她就真的离开了他，头也没回。我劝他：“萨沙，找个好女人吧。两人一起喝酒。”“我只喝一小杯，看花样滑冰，然后就是睡觉。”一个人睡觉，被子不暖和，在天堂一个人也苦闷。他喝酒，但从不酗酒。不多喝，不像别人那样酗酒。哦！我们还有个邻居，他把“康乃馨”花露水当酒喝，还喝洗衣液、酒精和洗涤剂，还活着呢！现在的一瓶伏特加价格相当于以前一件外套。小吃？半公斤香肠的钱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退休金。你们去喝自由吧！吃自由吧！把这么一个超级大国都卖了！没有开过一枪……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人问一声我们？我一生都在建设伟大国家。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样向我们保证的。


  
我曾经去森林伐木，自己把木头拽回家。为了共产主义建设，我和丈夫去了西伯利亚。我记住那里有很多大河：叶尼塞河、比留萨河、马尔哈河……我修建过阿巴坎－泰舍特铁路。把我们用货车皮送到那里：两层铺位，没有床垫，没有衣物，头下枕的就是拳头。在车厢地板上开一个洞当作大便桶（用一张床单遮着）。列车停在野地里，我们都下去收割干草，铺我们的床！车厢里面没有灯光，整个行程中，我们就高唱《共青团之歌》，喉咙都唱哑了！车整整开了七天，终于到了！茂密的原始森林，积雪和人一样高。马上每个人都开始生坏血病，牙齿松动，长虱子。但是劳动定额很高！只有当男人们去狩猎，到森林里去打熊时，我们锅里才会有肉，不然就总是喝粥。我还记得看到过一只被打瞎眼睛的熊。所有人都住在工棚里，没有淋浴也没有澡盆。只有夏天才去城市洗温泉。（笑）你想继续听的话，我再补充……


  
我忘了讲我怎么嫁人的故事了……那年我十八岁，已经在砖厂工作了。水泥工厂关闭了，我就去了砖厂。先是做黏土工。那个时候都是人工铲挖泥土。我们卸下车，把土在院子里铺平等它“成熟”。经过半年，我已经能够把原料从载重车上送到烘炉中。炉子里是灰色的砖，然后烘焙加热。我们自己把砖从炉里取出来……疯狂的高温！每一班要出产四千到六千块砖，最多有二十吨。这些工作都是女人干，还有小姑娘。也有小伙子，但是男人主要开机器，开车。有个小伙子开始追求我……走过来，朝我笑，他把手放在我肩上……他开口说：“跟我一起出去吧？”“好啊。”我甚至没有问过去哪里。我们就是这样被招募到西伯利亚建设共产主义的！（沉默）要是在现在……哼！……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全都是白干了，白白受了折磨。想承认这一点很难，那样日子更难熬。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就是这样建设国家的。全凭一双手。严酷的时代！我在砖厂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睡过头了。战后上班迟到可是要受重罚的，迟到十分钟就要进监狱。幸好队长救了我：“就说我派你去工作了。”那时候要是有谁告密，他就得被审判。1953年之后迟到已经不惩罚了。斯大林死后人们才开始有了笑容，之前的生活都是人人谨小慎微，从没有过笑容。


  
啊……现在还记得什么？在一场火灾的废墟中收集钉子。全部都烧毁了，我们整个生活，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们建设啊，建设啊，萨沙去垦荒了。他也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光明的未来。他说冬天在帐篷里睡觉，没有睡袋，只是蜷缩在自己的衣服里。他的手冻伤了，但还是感到自豪！“一条道路漫长无尽，祝福你，处女地！”他已经有了党证，那是一个有列宁像的小红本，他无比珍视。和我一样，他也是先进工作者和人民代表。生活就这样飞一般地过去了。毫无痕迹，无法追寻……昨天我花了三小时排队买牛奶，这对我不算多。他们曾经给我带来德国的包裹作为礼物，有麦片、巧克力、肥皂……战败者赠送战胜者的。我不需要德国的包裹。不要，不去拿。（画十字）德国人总是带着狼狗，狗毛闪闪发光……他们在森林围剿，我们陷入沼泽，水都漫到脖子以上。女人和孩子们，还有牲畜都和人在一起，都不出声音。牛和人一样沉默，它们也明白一切。所以我不想要德国的糖果，德国的饼干！可是我的呢？我们的劳动成果呢？我们这么相信，相信有一天会有好生活。我们耐心等待……是的，等待，坚持……一生都是在军营、集体宿舍和木板工房里度过的。


  
你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如此……什么都可以经历，除了死亡。你不必经历死亡。萨沙干了三十年的家具厂，不让他再工作了。他累得腰都弯了，一年前退休，上级送了一块手表作为礼物。但是没有工作他不行，人们拿着订单走来走去，这样子才行。反正退休他就不愉快了，苦闷了，不剃胡须了。三十年都在一家工厂，可以说是半辈子了！那里的人已经成了亲人。他所在的工厂为他做了一口棺材。豪华棺材！金光闪闪，里面是天鹅绒的。如今只有给匪帮和将军们送葬才有这种规格。所有人都用手摸摸，很羡慕！当棺木从木板房里抬出来时，人们把米撒在门前。这样做是为了生者更容易生活，是传统的习俗。人们把棺材摆在院子里，他的亲戚中有人出来祷告：“请宽恕善良的人们吧。”“上帝宽恕了。”大家都简单地答道。宽恕什么呢？他生前和任何人都和睦得像一家人。你没有的我给你，我没有的你送来。我们都喜欢过节。我们一起建设了社会主义，可是现在广播上却说社会主义结束了，而我们还停留在这里……


  
火车一趟一趟地敲打地面，敲打地面，陌生的人们，你想要什么？什么？没有相同的死亡……我的大儿子出生在西伯利亚，白喉病杀死了他。而我还活着。昨天夜晚我跑到萨沙坟上，和他坐了一会儿，给他讲了丽思卡如何为他痛哭，用头撞棺木。爱情不相信岁月……


  
我们都将死去，但一切都会好的。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耳语和呐喊……还有高兴


  
玛格丽特·博格列比茨卡雅，医生，五十七岁


  
我的节日是11月7日，伟大的光明的日子……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红场的大阅兵。


  
我在爸爸的肩膀上，手上绑着一个红色小球。游行队列的上方，天空中是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的巨幅画像。还有红色、蓝色、黄色的小球组成的花环和花束。红色是我喜爱的颜色，最最喜欢的。那是革命的颜色，流动着革命的鲜血的颜色……伟大的十月革命现在被说成是“军事政变”“布尔什维克阴谋”“俄罗斯的灾难”……说列宁是德国间谍，革命是逃兵和醉酒的水兵发动的。我充耳不闻，不想听！这超出了我的接受范围……我一生保持着信仰：我们出生在史无前例的美丽国家，是最幸福的人。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了！我们有红场，那儿有救世主大钟楼，报时的声音给全球的人们校对时间。爸爸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妈妈和奶奶也这样说：“11月7日这一天，是日历上最美丽的一天……”前一个夜晚我们久久都不会上床睡觉，全家人都用黄色纸和心形纸板制作花朵，装饰色彩。大清早妈妈和奶奶就留在家里准备节日午餐。那天一定会来客人，带来蛋糕和葡萄酒礼盒，那时还没有玻璃包装纸。奶奶烤出来自家独特的馅饼，是卷心菜蘑菇肉馅的，而妈妈会像变戏法一样地制作出橄榄色拉，煮出天下无双的果冻。而我，就和爸爸一起！


  
大街上人很多，所有人的大衣和西装上都有红丝带。红色条幅光彩夺目，军乐团在演奏，主席台上站着国家领导们。喇叭里播放着歌曲：“和平的首都/祖国的首都/你用繁星点亮克里姆林宫/全宇宙都为你骄傲/花岗岩的美人——莫斯科……”我希望穷尽一生的力气高喊：“乌拉！”扬声器里不断传出：“光荣属于莫斯科列宁勋章及劳动红旗勋章两次获得者，莫斯科利哈乔夫制造厂的劳动者们！乌拉，同志们！”“乌拉！乌拉！”“光荣属于我们英勇的列宁共青团，光荣属于共产党，光荣属于我们的荣誉退伍军人……”“乌拉！乌拉！”太美了！令人振奋！人们在哭泣，是因为喜极而泣。军乐队奏起阅兵和革命歌曲：“命令他前往西线/而她要去另一方向/共青团员出发/走向国内战争……”我能背下所有歌曲的歌词，从来都没有忘记，经常会唱，自己唱给自己听（哼唱起来）：“我的祖国多宽广/很多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国家/还有这样自由呼吸的人……”不久前我还在柜子中发现了旧唱片，从阁楼上搬下留声机，整个晚上都在回忆往事。杜那耶夫斯基和列别捷夫－库马奇[1]的歌——都曾是我们的最爱！（沉默）我总是很高很高，因为爸爸双手把我举起来……高些，更高些……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油布盖着的导弹、坦克、大炮出来了。“要牢记一辈子！”爸爸对我大声说，他总是想压过喧嚣的声音。我知道，一定会记住！在回家路上，我们又走进商店，我得到了最爱的果汁汽水。这一天解决了我想要的一切：哨子、糖果、魔杖……


  
我喜欢夜晚的莫斯科，焰火漫天。十八岁那年，我坠入了爱河。当我意识到这是恋爱，我就出去了，你永远也猜不到我去哪里了：我去红场了。第一，我想这一时刻要在红场。要看到克里姆林宫墙、雪中的黑色云杉树和被雪堆覆盖的亚历山大罗夫花园。我看着这一切，就知道我会幸福的。一定要幸福！


  
不久前我和丈夫又来到莫斯科。第一次……第一次没有去红场，没有去向红场致敬。第一次……（眼中噙满泪水）我丈夫是亚美尼亚人，我们在大学时代就结婚了。当时他有被子，我有小床，我们就开始了生活。从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明斯克。我所有的女朋友都分开了，有人去了摩尔多瓦，有人去了乌克兰，也有人在伊尔库茨克。那些去伊尔库茨克的被我们叫作“十二月党的女人”。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想去哪儿都行！没有边界，也没有签证和海关。毕业时丈夫想回老家，回亚美尼亚。“我们去塞万吧，给你看看阿拉巴特。尝尝真正的亚美尼亚白面包。”他向我许诺说。但上级建议我们去明斯克。于是我们就说：“好，咱们就去白俄罗斯吧。”“好吧！”当时还年轻，前面还有很多时间——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明斯克。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走遍了山山水水：湖泊和森林，游击队森林、沼泽地和密林，森林中零星的原野。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煎饼，白俄罗斯的莫千卡[2]。“土豆煮一下啊，土豆炸一下啊……”其次喜欢亚美尼亚的哈希[3]。但是每年我们全家都要去一次莫斯科。为什么不呢！没有这些我是无法生活的，我必须在莫斯科走一走，呼吸她的空气。我总是期待着，一直按捺不住地期待这个时刻，当火车接近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播中播出进行曲，我的心脏就跟着歌词跳动：“乘客同志们，我们的火车抵达了祖国的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沸腾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莫斯科/我的莫斯科，我的国家/你是我的最爱……”然后我就伴着这些音乐走出车厢。


  
可是这次……我们这是在哪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大街上的风都是肮脏的包装袋的味道，满街报纸碎片，脚下踩着空啤酒罐咔咔作响。在火车站和地铁站，到处都是灰色的人群，所有人都在卖东西：女性内衣和床单，旧鞋子和玩具，香烟可以一支一支买，就像在战争影片中那样，我只有在那里才看到这样卖烟的。一些撕碎的纸和纸盒上直接摆着香肠、肉、鱼，就摆在地上卖。在一个地方还有用撕烂的玻璃纸包装的，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莫斯科人买东西也讨价还价了。针织袜子，餐巾纸。这里卖钉子，旁边就是食物、衣服。人们操着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摩尔多瓦语……“我们来自文尼察。”“我们来自布列斯特”……许多乞丐……打哪儿出来这么多人？还有残疾人，就跟电影里一样——就像苏联老电影。我好像在看电影。


  
在我最爱的老阿尔巴特街我看见了一排商品——套娃、茶炊、圣像、沙皇和家人的照片。有白卫军将军的照片：高尔察克、邓尼金[4]，还有列宁半身像。有各种各样的套娃，戈尔巴乔夫套娃、叶利钦套娃都有。我不认识自己的莫斯科了。这座城市怎么了？老人就直接坐在地上、坐在砖上演奏手风琴，身上戴着勋章，唱着军队歌曲，腿前是个军帽，里面有硬币。他们唱着我们心爱的歌曲：“小火炉中紧张跳动着火焰/树脂如泪水……”我刚想要走过去，他就被外国人包围了。外国人开始拍照，一些人对他喊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拍着他的肩膀说：“唱吧！唱吧！”他们很开心，很满足。到底怎么了！他们曾如此害怕我们，可是现在……竟是这样！大厦倾倒……帝国一场空！套娃和茶炊旁边就堆着红旗和锦旗、党证和团证，还有苏联战争奖章！还有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勇敢奖章和战功奖章，各种各样。我摸着它们，轻轻擦亮它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还有“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奖章、“保卫高加索”奖章，都是真的。那么亲切。还有苏联的军装：夹克、大衣、带五角星的大檐帽……价格都按美元计算。“多少钱？”丈夫指指勇敢奖章。“我们收的是美元。啊，好吧，给你个折扣——一千卢布。”“列宁勋章呢？”“一百美元……”“良心多少钱？”我丈夫准备和他们打架了。“你是疯子啊？从哪个洞子里钻出来的啊？这是极权主义时代的产品啊。”还说……这只是一个“铁片”，但是外国人喜欢，他们把它作为苏联时代的时尚保留。旅游商品。我尖叫起来……叫来了警察。我大叫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警察向我们确认说：“这些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物品，我只是负责稽查毒品和色情的……”一个党证卖十个美元——还说这不是色情？光荣勋章……或者是这个带列宁像的红旗，用它们换美元？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作为某种装饰品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拿我们开心。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站在那儿就哭了。旁边的意大利人还在试穿试戴军大衣和红星大檐帽，一边说：“卡拉绍，卡拉绍！[5]”满嘴说着……拙劣的俄语。


  
我第一次瞻仰列宁墓是与妈妈一起。我记得那天下着雨，冷冷的秋雨。我们排队等候了六小时。一节节的台阶……半明半暗……花圈……人们耳语：“走过去，不要停留。”因为流眼泪，我什么都没看清，但我感觉列宁的身体在发光。小的时候，我对妈妈保证：“妈妈，我永远不会死。”“你为什么这么想啊？”妈妈问，“所有人都会死的，就连列宁也死了。”就连列宁……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描述这一切，我应该……我想要说细致些。我本来想说……但不知道跟谁说。说什么？说说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现在我还绝对相信这点。我们是在贫穷和天真中长大的，但从来没有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幸福，也没有人嫉妒别人。在学校期间，我们用廉价铅笔盒和钢笔去换四十戈比。夏天穿帆布鞋，用牙粉把鞋子擦干净，很漂亮！冬天就穿一双橡胶套靴，严寒中鞋底都发烫。真快乐！我们都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后天比明天更好。我们拥有未来和过去。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热爱、无限热爱祖国，祖国是最最好的！第一辆苏联汽车——乌拉！没有读过书的工人用苏联的不锈钢开发了秘密技术——胜利！其实这个秘密全世界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第一次飞越北极的是我们，我们学会了驾驭北极光。我们让浩荡的河水倒流，灌溉常年干旱的戈壁……相信！相信！相信！信仰超出了理智。每天我不是被闹钟叫醒，而总是在国歌声中醒来：“牢不可破的自由共和国联盟/伟大的俄罗斯永远团结……”在学校我们唱过很多歌，我还记得我们的歌曲（吟唱起来）：“父辈梦想自由幸福/为此不懈奋斗/列宁斯大林在斗争中创立了/我们大家的祖国……”回到家里，大家也都想着……第二天是我加入少先队的日子。早上就奏起国歌，我跳起来站在床上，直到国歌结束。少先队员宣誓：“我……加入队伍……面对自己的同志……郑重承诺：热爱祖国……”家里就像过节一样，飘着蛋糕的香味，大家向我祝贺。我的红领巾从来不离身，每天早上一定洗好熨平，不能有一点儿皱褶。甚至上了大学后，我的围巾也像红领巾那样扎。我的共青团团证，直到现在我还带在身边……为了早些加入共青团，我虚报年龄，给自己加了一岁。我爱走那条总是播放广播的大街……广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全部。一打开窗户，音乐就飘进来，这种音乐马上激励你起床，并且在家里就走起正步，仿佛你正在队列里一样。或许有人说这是个牢笼，但对我来说这是温暖的牢笼。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到现在我们仍然喜欢人贴人地拥挤着排队，有一种团结的感觉。你注意到了吗？（再次哼唱）“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飞翔/我们高唱歌曲，取得战斗胜利/我们人民紧跟斯大林前进……”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牺牲，去献出生命，奉献祖国。共青团的誓言是：“只要人民需要，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并不是嘴上说说的，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那时候街上走来一队士兵，所有人都会停下来致意……战争胜利后，军人是最非同寻常的人。入党时，我在志愿书中写道：“本人了解党章的内容并承诺鞠躬尽瘁，如果需要，我的生命随时属于祖国。”（仔细看着我）您怎么想我？觉得我像个白痴吧？天真幼稚……我有一些熟人，他们也这样坦率地嘲笑我是情感社会主义、书本理想主义……我从他们眼神中就可以看出对我的讥讽：愚蠢！堂吉诃德！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想安慰我吗？不？我们这儿作家一个比一个强，还有教师和神父。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很多人现在都为教会服务，但真正虔诚的信徒很少，大多数是心灵痛苦的人，像我一样有创伤的人。我不是那种唱赞美诗的信徒，我是心灵信徒。我不知道怎样祈祷，但是我祈祷……我们那儿有一位教士，是个退役军官，他的布道说的全是军队，还大谈原子弹，大谈俄罗斯的敌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而我想听的是另一种语言，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不是这类信徒的话……当然，周围全是这类人……充满仇恨……没有可以心灵交流的地方。打开电视也一样，电视上也是同样的诅咒，所有人都要抛弃从前的一切。大家都在诅咒。我原来最喜欢马克·扎哈罗夫导演[6]，现在我不喜欢他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他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他烧毁了自己的党证……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不是戏剧！这就是现实生活！我的生活。难道我能够这样生活吗？难道我能这样生活吗？……我才不要看这种表演呢……（哭）


  
我赶不上变化，我属于那些赶不上车的人。本来在奔向社会主义的火车上，人们突然间换乘了另一列开往资本主义的火车。我迟到了……大家嘲笑“苏联分子”是土老帽，不开窍，他们也这样嘲笑我，说“红军”已经是野兽，“白军”才是骑士。但我从心灵和大脑都反对他们，因此身体本能上也不能接受。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尊敬戈尔巴乔夫，虽然我也批评他，他是一位……现在清楚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梦想家，天真、浪漫。但是对于叶利钦，我却真的没有想到……对于盖达尔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准备。金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金钱……还有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大贬值。不再说光明的未来，改口说：富起来吧，爱金钱吧，向野兽卑躬屈膝！全体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做梦都没想过要去搞资本主义，准确地说，我自己就没有梦想过资本主义，我喜欢社会主义。就是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清贫的年代……我也没遇见过吃人的年代。我喜欢唱帕赫姆托娃[7]的歌：“在飞机机翼下歌唱绿色海洋般的原始森林……”“我准备团结大家一起建设蔚蓝色的城市……”那时候充满了梦想！“我知道——城市将会……将变成大花园……”我喜爱马雅可夫斯基，喜欢爱国诗歌和歌曲。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那时候没有人向我灌输生活只是为了好吃好睡，而现在的英雄都是那些在一个地方买进又到其他地方翻三倍卖出的家伙。现在的事实都是在向我灌输这些……结论是，那些为他人、为崇高理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都是傻瓜。我不接受，不接受！昨天我在商店交款处，看到前面一个老太太翻来覆去地计算钱包里的零钱，最后只能买一百克最便宜的香肠和两个鸡蛋……我认识她，她做了一辈子教师……


  
我无法为这种新生活而高兴！这样的生活我不会好过的，我永远不会只想着自己一个人享福。我感到被孤立了，生活一次次把我拉向泥淖，落在地上。我的孩子们已经按照新法则生活了。他们不需要我了，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整个一辈子，都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最近整理了旧物，找到了我年轻时的日记：记录着我的初恋、初吻和所有我如何热爱斯大林、准备死也要见到斯大林的全部日记。通篇都是疯狂的笔记……我想要扔掉它们——但舍不得，藏起来又害怕。只要被人发现，他们会对此大开玩笑，讥讽我嘲笑我。决不能给任何人看到……（沉默）我记得很多事情，用正常思维无法解释。罕见的例子，是的！任何心理治疗师都会喜欢的……真的吗？！您遇上我算是幸运……（又哭又笑）


  
您问吧……您想问这些都是怎样编造出来的吧：我们的幸福，就是他们在夜晚去跟踪某人，然后又抓走他，是吗？于是那人消失了，永远消失在大门后面。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春天的丁香花开和群众游园活动，还有被阳光烤热的林荫道，太阳的味道。我记得眼花缭乱的体育大军检阅、红场上的人群和鲜花组成的名字：列宁、斯大林。我总是向妈妈问这个问题：我们还记得贝利亚，还记得卢比扬卡吗？妈妈沉默。只有一次她回忆过，有一年夏天她和爸爸两人从克里米亚休假回来后的见闻。他们以前常去乌克兰。那是三十年代，集体化运动……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了，整村整村都死光了……竟然都没有人收尸埋葬。大批乌克兰人被杀死，因为他们不想组织集体农庄。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历史上乌克兰曾经爆发哥萨克大起义，人民还记得自由的滋味……乌克兰的土地太肥沃了，只要插上一个木桩，就会长出一棵大树。但是他们都死了，就像牲畜一样倒下了。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连教堂的圆顶都给拆走了。军队把农民包围起来，就像在集中营一样。现在我知道真相了……我有个女同事是乌克兰人，她从自己祖母那儿听说了这一切。在他们村里，一名母亲亲手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孩子，把他煮熟养活其他孩子……亲生孩子啊……这都是发生过的真事。谁都怕把孩子放出家门，因为有人像捕捉猫和狗一样抓孩子。大家都在园子里挖蚯蚓。谁能爬上开往城市的列车谁就算逃出去了。谁都盼着有人会扔些面包皮给他们。士兵用大皮靴踢他们，用枪托打他们……列车经过那些地区的时候，都要像赛跑一样全速开过去。车窗全部关闭，窗帘全部落下。车窗外面发生了什么，既没有人说，也没有人问，就这样一直开到莫斯科。游客们带着进口葡萄酒和时令水果，回忆着海滨度假，为晒得黝黑的肤色而得意。（沉默）我那时候很喜欢斯大林……喜欢了很长时间。即使后来人们开始写他个头矮小、红发、手臂枯萎，我仍然爱他；即使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即使他被人们揭穿，即使他从列宁墓中被移走，我仍然喜欢他。


  
我很长时间……都是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女孩。是的，这是事实，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们……没有那种生活，我就会双手空空；失去一切，我就会像个乞丐！我曾经为我们的邻居瓦尼亚叔叔而骄傲，他是个英雄人物！他从战场回来，失去了双腿。他常常坐在一个自制的木头轮椅上，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他叫我“我的玛格丽特卡”，他给院子里所有人修补靴子和鞋子。他喝多了就唱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英雄般在战场上搏斗……”斯大林去世几天后，我去瓦尼亚叔叔家，却听到他说：“嗯，小玛丽……这家伙终于咽气了。”他怎么会这样说我的斯大林！我夺回了靴子说：“您怎么敢这样说？您是英雄啊！是得过勋章的！”经过两天思考，我做出了决定：我是少先队员，就是说，我必须到内务部去检举瓦尼亚叔叔。我写了一封揭发信。那时候绝对是认真的……真的！就像帕夫利克·莫洛佐夫[8]一样……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都是可以揭发的……真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从学校回来时，却看到瓦尼亚叔叔喝醉酒躺在大门外。他自己弄翻了轮椅，就爬不起来了。我开始可怜他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坐在那儿，把耳朵都紧靠着扬声器，听每个小时广播一次的斯大林同志健康报告，边听边哭，真心难过。那时候就是这样！真的！那是斯大林时代，我们都是斯大林的人……我的妈妈来自贵族家庭，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她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他曾在白卫军中作战。他们在敖德萨分手了，他和邓尼金的残部流亡到海外，而妈妈不能离开瘫痪在床的母亲。她被“契卡”作为白卫军的妻子抓走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员爱上了妈妈，想法把她救出来了，但是强迫妈妈嫁给他。那人经常工作之后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用左轮手枪枪柄打妈妈的头。后来那人忽然消失了。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美女，热爱音乐，通晓多种语言，但她对斯大林爱到头脑发昏。如果爸爸有时对什么事情感到不满，她会威胁爸爸：“我会到区委去告诉他们，你是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说到我爸爸……爸爸早年参加革命，在1937年遭到镇压，不过很快被释放，因为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高层中有个人是他的老相识，替他说了话，给他保释出来。但是爸爸再没有恢复党籍，他不能忍受这种打击。他在监狱里被人打掉了牙齿，打破了脑袋。但是爸爸仍然没有改变，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你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天真？不，这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妈妈读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原著，爸爸毕业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伊涅萨·阿尔曼德[9]都是我的偶像，我的理想。他们的作品伴随我成长……（深思）


  
我曾经在航空俱乐部学习飞行。我们是怎么飞行的啊，现在都还令人惊讶：我们居然能活下来！那不是滑翔机，只是一个自制机体，木质架构，外面包上垫子而已。操纵要用手柄和脚蹬。所以，当你飞起来时，你可以看到鸟儿，从空中看到地面。你觉得自己插上了翅膀！人类改变了天空……改变了高度……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就是我们那种……我可怜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热爱的一切……


  
我实事求是地回忆一切，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人讲这些会感到尴尬……


  
加加林飞上太空了……人们走上街头，开怀大笑，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喜极而泣。从工厂直接过来的工人穿着工作服，医生护士戴着白色帽子，人们把他们抛上高空：“我们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叫人惊奇。至今我听那首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我们没有梦见隆隆的火箭发射场/没有梦见冰冷的蓝色/我们只梦见青草，房外的青草/绿色的草场……”古巴革命爆发了……年轻的卡斯特罗……我大喊：“妈妈！爸爸！他们胜利了！古巴万岁！”（唱起来）“古巴，我的爱！/紫色黎明之岛/清晰的歌声响彻地球上空/古巴，我的爱！”不少西班牙战争的老兵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一起唱起《格林纳达》：“我离开小屋，去打仗/把格林纳达的土地给农民……”我桌子上面就挂着伊巴露丽[10]的照片。是的，我们先是梦想去格林纳达，然后是古巴……几十年之后，另一批年轻人为了阿富汗也是这么疯狂。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欺骗的。但不管怎样……无所谓！我不会忘记这些！我不会忘记我们整个十年级全部出动去开垦荒地。他们排着队，挥舞着旗帜，一些人还背着吉他。“这就是英雄！”——我当时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作为病人回来了：他们根本不能在荒地中生存，在大森林中建铁路，钢轨都是自己蹚着齐腰深的冰水背过去的。他们缺乏技术。吃腐烂的土豆，所有人都染上了坏血病。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去了，好样的！还有个姑娘陪着他们一同兴奋激动，就是我！这是我的记忆，我不会留给任何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民主党员，更不要说买办商。我的记忆只属于我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我也都能够活下去：我不要很多钱，也不要锦衣玉食、豪华汽车。我们开着日古利车[11]走遍了全苏联：我看到了卡累利阿、塞万湖和帕米尔高原。这都曾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叫苏联。哪怕没有很多物质，我也可以过活，我只是无法舍弃曾经拥有的一切。（她沉默良久，我只好叫了她一声。）


  
不要担心我，我现在一切都不错，生活已经正常了。我坐在家里，抚摸着小猫，编织手套。如此简单的事情，比如编织，就能够让我心情舒畅……是什么支撑我？我不会走极端的，不会……作为一名医生，我什么都了解，所有琐事……死亡是无形的，并不都是美丽的。我见过上吊自杀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出现高潮，大小便失禁。煤气中毒的人皮肤是蓝色的、紫色的。对于女人来说，自杀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我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死亡的美丽幻想。那样子，就像什么东西离你而去，似乎在催促着你，逼着你冲动。你在绝望地挣扎……还有呼吸和心律……还可以挣扎，但那时候已经很难支撑了。要按下停止键，停！我就支撑住了。扔掉晾衣绳跑了出去，任由倾盆大雨淋湿身体。被大雨湿透之后我是多么喜悦！多么高兴！（沉默）这之后我很久都不说话，在压抑中躺了八个月，都不会走路了。最终才重新站起来，学会了走路。我终于……我又坚强了……但是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像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这对我算是什么？够了！够了……（坐下哭泣）够了……


  
1990年，我们明斯克的一个三居室里住十五个人，还有个吃奶的孩子。第一批客人是丈夫家里从巴库来的亲戚，姐姐一家人和姐夫的堂兄弟。他们不是来做客的，而是带来了“战争”这个词。他们惊呼着走进我家，从他们的眼睛看得出，他们很久没睡过好觉了……他们是秋天还是冬天来的，那时已经很冷了。对，他们是秋天来的，因为冬天我们这儿的人更多了。冬天，从塔吉克斯坦来了客人，我姐姐一家和姐夫的父母从杜尚别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形势，这样子的……到处都睡着人，夏天甚至睡到阳台上。他们说话时就像是哭喊……就好像他们在逃难，战争就在身后追赶，脚后跟冒烟……他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是苏联人，绝对的苏联派。百分之百！我们都为此而骄傲。可是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一早醒来时，他们向窗外望去——已经生活在另外的国旗下。在另一个国家，成了外国人。


  
我一直在听……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说：


  
“那是个什么时代啊！戈尔巴乔夫上台了……窗户下突然响起了枪声。耶稣啊！那可是在首都，在杜尚别啊……所有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生怕错过最新消息。我们工厂以女工为主，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我问她们：‘姑娘们，会发生什么呢？’战争已经开始了，在砍俄罗斯人。过了几天，一家商店大白天被抢劫，接着是第二家……”


  
“头几个月我只是哭，后来不哭了。眼泪很快哭干了。最怕的就是男人，熟人和生人都怕。他们冲进家里，冲进汽车……‘美人啊！姑娘啊，让我们抱抱吧……’邻居家的女孩遭到同班同学强奸。是我们认识的塔吉克男孩。她母亲找到男孩家里。那家人却对她大吼大叫：‘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滚回你们自己的俄罗斯吧。你们俄国人很快就不能留在这里了。穿上你们的内裤快滚吧。’”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凭共青团的派遣证明，是去建设努列克水电站，建设铝制品工厂。我学会了几句塔吉克语：茶壶、碗、沟渠、杜松子、梧桐……他们叫我们舒拉维，意思就是俄罗斯兄弟。”


  
“我时常还梦见玫瑰山茂密的杏树。醒来满脸的泪水……”


  
“在巴库，我们住在一幢九层大楼。早上有人把亚美尼亚家庭都赶到院子里……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全都冲向他们，每个人都用东西去打人。一个小男孩……只有五岁……他也跑过来，挥着儿童铲子打人。一个阿塞拜疆婆婆抚摸着他的脑袋……”


  
“我们的朋友——也是阿塞拜疆人，他们自己躲在地下室。有人朝他们扔垃圾、破箱子。晚上才能出来找些吃的……”


  
“早上我跑步去上班，看到街上躺着尸体。躺在地上或者靠墙坐着，就像活着一样。有人用达斯塔汗（布匹）盖上他们，也有的没有盖，来不及盖。大多数都是衣衫被剥光，有男人也有女人……又有人坐在路边，有人没有被剥去衣服，因为他们没有被打倒……”


  
“我以前认为塔吉克人就像孩子一样单纯，从来不怨恨别人。但是半年后——可能还不到半年，我已经认不出杜尚别了，人们也互相不认识了。太平间人满为患。早上没有人上街，在柏油路上，全都是血块……就像果冻一样……”


  
“整天都有人群打着标语在我们的大楼外面示威：‘亚美尼亚人去死吧！死吧！’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愤怒的人群，都没有人样了。报纸上全是小广告：‘用巴库的三室公寓置换俄罗斯任何城市的任何公寓……’我们的公寓卖了三百美元，这就是一台冰箱的价格。如果不同意按这个价格卖出，就会被杀死……”


  
“我们用自己的公寓换来了我的中国羽绒服，给丈夫的保暖鞋。家具、餐具、地毯……所有东西都扔掉了……”


  
“我们在没有电灯、煤气、水的状况下生活……市场上价格很可怕。我们家附近开了个售货亭，出售鲜花和葬礼花圈，只有鲜花和花圈……”


  
“晚上有人在邻居的墙上写道：‘胆寒吧，俄罗斯的浑蛋！你的坦克兵不能帮助你了。’俄罗斯人被剥夺了领导地位……有人从角落里朝俄罗斯人开枪，城市马上陷入脏乱，就像一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外国的城市，不是苏联的了……”


  
“什么事都可以杀人……不是在那里出生的要杀，不是说他们的语言要杀，带枪的人不喜欢的要杀……之前我们怎么生活的？每逢假期，我们第一次敬酒都要说‘为了友谊’，还要用亚美尼亚语说‘我爱你’，用阿塞拜疆话说‘我爱你’。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


  
“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认识的塔吉克人都把孩子锁在屋内，不让他们出门，不让别人教他们，不让他们学杀人。”


  
“我们离开了……已经坐上了火车，火车轮子已经开动了，就在这最后几分钟里，有人用自动步枪朝车轮扫射。士兵们组成人墙掩护我们。如果不是士兵，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跑到车上。现在我看到电视上播放战争片，我都会立即感觉到这种气味，人肉烤焦的气味……令人恶心的糖果的味道……”


  
半年后丈夫发了一次心脏病，再过半年又发了一次，接着他妹妹又中风。因为这一切，我都快疯掉了……你知道发疯时头发是什么样的吗？变得很硬很硬，就像钓鱼线一样。每根发丝都是先发疯的……有谁能受得了啊？我的小女儿卡琳娜白天还是个正常的孩子，窗外一黑下来，她就浑身颤抖，大喊大叫：“妈妈别离开我！我一睡着，他们就会杀掉你和爸爸！”我早上去上班都是在马路上跑，就是希望汽车撞死我。我以前从不去教堂，但是现在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最神圣的圣母！你能听到我的话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想弄清楚政治。我只是害怕。您还想问我什么吗？我都会告诉你……所有的！


  
    
[1] 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那耶夫斯基（1900—1955），苏联著名作曲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50年代写过不少轻歌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色的山谷》《自由的风》和《白色的金合欢》。瓦西里·列别捷夫－库马奇（1898—1949），苏联诗人，早期作品主要是讽刺诗、故事和小品文，从20年代末以后，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众歌曲，如《快乐青年进行曲》《祖国之歌》等。——编者注

  

  
    
[2] 白俄罗斯民间食品套餐，土豆奶油汤+香肠+煎饼。——译者注

  

  
    
[3] 亚美尼亚风味肉汤。——译者注

  

  
    
[4]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1874—1920），沙皇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曾赴北极探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加入白军，后成为西伯利亚政权领袖，1919年底被红军击败，次年被处决。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1872—1947），沙皇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军队参谋长，十月革命后组织了一支白军，1920年初遭遇连续溃败后卸职，后流亡海外。——编者注

  

  
    
[5] хорошо，俄语“好”。——编者注

  

  
    
[6] 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1933— ），苏联、俄罗斯著名演员、电影戏剧导演，多次获得苏联与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译者注

  

  
    
[7]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帕赫姆托娃（1929— ），苏联和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创作过四百多首苏联歌曲。——译者注

  

  
    
[8] 帕夫利克·莫洛佐夫（1918—1932），通常被称作“小帕夫利克”，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之一。在宣传中，他于1932年向当局告发父亲的犯罪行为，导致其父被投入劳改营，随后小帕夫利克被家人报复杀害。近年的一些调查指出，小帕夫利克的事迹很大程度上属于虚构。——编者注

  

  
    
[9] 伊涅萨·费多罗夫娜·阿尔曼德（1874—1920），俄共（布）革命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编者注

  

  
    
[10]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领袖。是贫穷矿工的女儿，1920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1939年佛朗哥取得西班牙内战胜利后，她逃往苏联。1977年回国。——编者注

  

  
    
[11] 日古利是苏联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在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的小型家用轿车，出口型的品牌为拉达。——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孤独的红色元帅和三天就被遗忘的革命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苏联英雄（1982），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4—1988），列宁奖章获得者（1980），自1990年起担任苏联总统军事顾问。


  红场实地采访（1991年12月）

  
——我当时是个女大学生……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三天后革命就结束了。电视新闻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内政部长普戈自杀，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我们家里对此讨论了很久。记得爸爸说过：“这些人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遭到德国的赫斯和施佩尔将军的命运。”所有人都等待“纽伦堡审判”……


  
——我们那时还年轻……革命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坦克时，我开始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之前在维尔纽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保护自己的电视中心，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而我们是什么，是白痴吗？早先哪儿都不会去，只会坐在厨房里愤怒的人们，现在走上了街头，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带着雨伞，既是为了挡雨，也是为了打架。（笑）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很为他自豪，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总统！我的！真正的总统！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都是读《星火》杂志上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文章，还有《六十年代》杂志成长起来的。形势在朝着军事镇压发展……扩音器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请求的口吻喊道：“姑娘们请走开。他们将会开枪，将会有很多尸体。”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把怀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必须这么做。”


  
我错过了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的。妈妈问爸爸：“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回事啊？你觉得他们会对戈尔巴乔夫做什么？”外婆从电视前跑到厨房听广播：“谁都没有被捕吗？没有开枪吗？”外婆生于1922年，她一辈子看够了杀人、被杀和抓人捕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外婆不在了以后，妈妈才给我讲述家庭的秘密，幕布这才揭开……1956年，他们把外公从劳改营释放，带回来交给外婆和妈妈时，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出来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严重。她们都不敢承认这是父亲、这是丈夫，因为害怕……她们对外只说，他只是个远亲，和我们家没什么关系。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们把外公送到医院。在那里，他上吊自杀了。得知这些家史后，我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在这些往事的伴随下生活下去，带着这些知识生活下去，我必须理解这些……（重复）要和这些历史一起活下去。我们的外婆最害怕出现新的斯大林和战争，她一生都在为应付逮捕和饥荒做准备。她在窗台上摆上盒子，在里面种大葱；她总是熬一大锅白菜，买很多糖和油储备起来。我们的阁楼上堆满了货品和粮食。她总是教训我：“你别说话！闭上嘴巴！”我在中学从来不说话，在大学也不说话……我就这样长大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们没有理由喜欢苏维埃政权。我们全家都拥护叶利钦。可是我女友的妈妈不放她离开家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难道不知道一切都会变成原样吗？”我们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只是带着这样的认识：苏联是巴拉莱卡琴和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却为此感到难堪。我们还想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呢……


  
——我那时在工厂当技师……我是在沃罗涅日州得知政变的，我去那儿看望姑姑。那里的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大声歌颂伟大的俄罗斯，丰盛的疆土。人人都是乔装的爱国者，都坐在电视旁边，每天看动画片。驶离莫斯科五十公里开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那里过节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里喝，人的意识都降到了畜生的层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没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洁剂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进过监狱，或者正在蹲监狱。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么都不问，就知道闷头在菜园子里挖地。如果还有几个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经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开车去的那个村庄）只剩一个农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红公鸡”[1]，直到下了地狱！眼红！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


  
莫斯科的坦克、路障，在农村没有人因此而特别紧张，都不太介意。人们更担心的还是地里的科罗拉多甲虫和小菜蛾。科罗拉多甲虫存活力很强……而在年轻小伙子脑子里，只有嗑瓜子和姑娘，只关心晚上去哪儿泡妞。但是人民毕竟还是更多地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我明白这个，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支持伟大的国家。大家都害怕改变，因为每一次改变之后，农民都是被愚弄的对象。我还记得我们的爷爷说过：“以前我们的生活还马马虎虎，之后就越来越糟。”从战前到战后，这里的人们都没有护照。上边不给乡下人身份证，不许他们进城。简直就是奴隶，就是囚犯。打完仗回来，挂满了勋章，征战了半个欧洲，却没有身份证！


  
在莫斯科，我知道朋友们全都站到了街垒上，好像在参加大派对。（笑）而我只得到一个小纪念章……


  
——我是工程师……他是谁，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吗？狂热的“苏联分子”。我以前也是“苏联分子”，但是我不想再做“苏联分子”了。这个狂热分子，是真心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他是我的敌人。他的讲话在我心里激发了仇恨。我明白：这个人会战斗到最后。他是自杀的吗？显然这是一种非凡的举动，他唤起了尊重。死亡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问自己：如果他们胜利了呢？您可以看看随便哪本教科书……历史上没有一次政变能避免恐怖，一定会以流血结束。在中世纪要割下舌头，剜去眼睛。这都不必让历史学家说……


  
我一早就在电视上听到“戈尔巴乔夫由于严重疾病而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看到窗口下都是坦克。我打电话给朋友，大家都支持叶利钦，反对军政权。我们要去保卫叶利钦！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块奶酪放进口袋，抓起桌上放着的面包圈。武器呢？必须带点儿什么……桌子上放着一把菜刀，我把它拿在手上，又放回原处。（思索）担心要是……要是他们赢了呢？


  
现在的电视上放的都是这些画面：指挥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巴黎飞来，座位边放着一把枪，女孩子们用冰激凌安抚士兵……画面上还有坦克上的花束……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画面……莫斯科的老奶奶们给士兵们送来三明治和水，并且让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把一个坦克师开进首都，却既没有干粮也没有厕所。从坦克舱口探出头来的都是长着细嫩脖子的男孩，就是这样子！——他们睁着胆怯的大眼睛，一脸茫然。到了第三天，他们还坐在装甲车上，饿得面露凶相，都睡不着觉。女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乖孩子，就你们，还会向我们开枪？”士兵们不说话，一个军官大喊了一声：“上面下命令时，我们就会开枪。”士兵们马上就不见了，都躲进舱口里了。就是这样！我记忆中的画面与你们的不一样……我们站在人链中，等待进攻。传言纷纷：快要放瓦斯了，狙击手就在屋顶上……一个妇女走向我们，上衣满是勋章：“你们要保护谁？保护资本家吗？”“是的，老太太你来干什么？我们在这儿是支持自由的。”“我曾经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为工人和农民作战。不是为了商人和公司。要是上级现在给我一把自动步枪的话……”


  
一切都命悬一线。我闻到了血腥味，我可不记得那是节日……


  
——我，只是个爱国者。请让我也说几句。（这个穿着敞开的羊皮外套，胸前挂着大十字架的男人走过来。）


  
我们生活在国家历史上最可耻的时代。我们是懦夫和叛徒的一代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这样说：“我们的父母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去换牛仔裤、万宝路和口香糖。”我们没有能捍卫我们的祖国苏联。这是可怕的罪行。我们出卖了一切！！我永远都不会适应俄罗斯三色旗，在我们的眼前将永远飘扬着红旗。伟大国家的红旗！那是伟大胜利的旗帜！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苏联人民要做些什么吧……难道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跑进这个恶心透顶的资本主义天堂？用花里胡哨的图片，用货架上的香肠，花里胡哨的包装，就把我们给收买了。盲目，欺骗。我们把一切都拿去换汽车和服装了。连故事都不用编……说中情局就这样毁掉了苏联，说这是布热津斯基[2]的阴谋……为什么克格勃没有干掉美国？不是愚笨的布尔什维克糟蹋了国家，也不是浑蛋知识分子们为了出国和阅读《古拉格群岛》而消灭了国家……更不要去搜集证据说这是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了一切。我们异想天开，只要让他们来开麦当劳，出售热汉堡包，我们每个人就都可以买奔驰车，买磁带录像机了，在报亭里就可以出售色情影片了……


  
俄罗斯需要一只强壮的手，铁腕，需要一个提着棍子的监工。能做到的，只有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乌拉！阿赫罗梅耶夫可以成为我们的皮诺切特，可以成为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巨大的损失啊……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苏联的。我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喜欢生活在帝国。“辽阔的国家，我的乡土……”1989年我出差去维尔纽斯。出发之前，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已经在那边了）打电话警告我说：“你不要跟他们说俄语啊。如果你说俄语，在商店里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你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吧？就说乌克兰语吧。”我当时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啊？他说：“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啊，或者饭里面有玻璃碴子啊。你在那里现在是占领者，明白吗？”我还满脑子的各民族友谊呢，和苏联兄弟情谊什么的呢。一直到抵达维尔纽斯火车站，我都还不相信。结果，我刚刚下车踏上月台……没过几分钟，他们一听到我说俄语，就让我明白，我已经来到了外国。我就是个占领者。从肮脏落后的俄罗斯来的占领者。一个俄罗斯的伊万，野蛮人。


  
电视上只是跳着小天鹅舞……总之，我是早上在商店听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的。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机：他们干掉了叶利钦没有？电视台在谁手里？谁在指挥军队？一个熟人来电话说：“嗯，这帮狗日的，现在又拧紧螺丝了。我们又成了齿轮和螺丝钉。”我一听就冒火了：“我双手赞成，我支持苏联！”他的态度一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脸上有胎记的那个米哈伊尔[3]完了！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您明白吗？应该和人民对话，说服他们。要有动作，首先应该拿下康斯坦丁诺电视中心，昼夜广播：我们要拯救国家！苏维埃祖国在危机中！尽快处理那些走狗，阿法纳西耶夫们[4]和其他叛徒。人民一定会赞成的！


  
我不相信阿赫罗梅耶夫是自杀的。一个军官不可能用绳子上吊……死在一条蛋糕盒子的丝带上……像犯人一样。在监狱牢房里才这么上吊呢，坐着，腿弯曲着。孤独一人。这不是军人的传统，军人讨厌绞索。所以这不是自杀，肯定是他杀。是那些扼杀了苏联的人杀害了他。他们害怕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中的崇高威望，害怕他组织抵抗运动。人民那时还没有被分化，只是不知所措，像现在一样。很多人还像往常一样生活，只在家读报纸。而现实状况是：一批人在喝稀粥，另一些人喝珍珠粉。


  
就是这样，我亲眼看到的……在老广场上，一帮年轻人把梯子架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那儿已经没人保护了。长长的消防梯子，他们就钻了上去……用铲子和凿子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金色字母敲下来。另一批人在下面，把字母锯开，把碎片分发给人们留念。路障拆除了。铁丝网也成了纪念品。


  
我对苏联共产主义倒台的记忆就是这样的……


  调查材料摘要

  
1991年8月24日21时50分，警卫值班军官克罗捷耶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号楼19号A办公室发现了苏联元帅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年出生）的尸体。他生前任苏联总统顾问。


  
遗体呈坐姿，位于办公室窗台位置，背靠隔开暖气的木制栅栏。死者身着苏联元帅军服，服装没有损坏。脖子上有双股合成麻线勒过的痕迹，环绕整个颈项。绳子上端固定在窗框的手柄上，手柄贴有苏格兰牌胶带。除了与上吊有关的线索，尸体没有发现任何受伤痕迹……


  
对写字台表面的调查发现，在写字台明显的位置有五张便条，都是手写。便条摆放整齐。按照摆放位置，可以清点书写的顺序……


  
第一张便条，阿赫罗梅耶夫希望转交给家人，内容是他宣布决定自杀：“对我来说，主要职责永远是战士和公民。你们是在次要位置。今天我在你们之前首先履行第一责任。请你们勇敢度过这些日子，互相支持，不要给敌人以幸灾乐祸的理由……”


  
第二张便条是写给苏联元帅索科洛夫[5]的。内容是请索科洛夫和陆军将军留波夫帮助安葬，不要让家人沉重度日。


  
第三张便条的内容是，请求代他偿还所欠克里姆林宫食堂的50卢布代金券。


  
第四张便条没有收件人：“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放弃生命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最后一张便条是单独放置的：“选择自杀工具时，我真是个糟糕的专家。第一次尝试（9时40分）失败了，绳子断了。我努力再重复一遍……”


  
笔迹专家认定：便条上所有手迹都出自阿赫罗梅耶夫本人……


  
……阿赫罗梅耶夫的最后一夜是和小女儿纳塔莉亚一家度过的，她告诉我们：“8月之前我们就曾多次问父亲：我们国家会发生政变吗？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对于他的夸夸其谈、软弱、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的单方面让步，还有经济状况的恶化不满。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些对话，他肯定地说不会政变：国家政变绝对不会发生。如果军队想政变，只需两小时。但在俄罗斯动用武力不会成功。拿下领导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8月23日那天阿赫罗梅耶夫下班回家挺早。家人在一起吃饭，还买了一个大西瓜，大家在桌旁谈了很久。女儿说，爸爸很坦率，承认自己在等着被捕。在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接近他。他说：“我明白你们会很难，现在这么多污水抛向我们家。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女儿问他：“你不后悔飞回莫斯科吗？”阿赫罗梅耶夫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诅咒自己一生。”


  
睡觉之前阿赫罗梅耶夫还答应明天带孙女去公园荡秋千，还担心明天谁去机场接妻子，妻子原定第二天早上从索契飞回莫斯科。他还要求妻子抵达后立即通知他，他为她预订了克里姆林宫车队的车……女儿上午9时35分给爸爸打过电话。他的声音很正常，女儿知道父亲的性格，不相信父亲会自杀……


  摘自最后的笔记：

  
“我发过誓，毕生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服务……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我要为谁效力？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将为苏联奋斗……”


  
——电视专题片《观点》，1990年


  
现在所有人都变得很颓废……否定十月革命后国家发生的一切……是的，当时是有斯大林，有斯大林主义。当时是有镇压，虐待了人民，我都不否认。所有这些都发生过。然而，这需要客观研究，公正评价。攻其一点，并没有说服力，我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我亲眼看到过人们怎么工作，怀着怎样的信念……任务不在于要抹平或隐瞒什么。什么都不可能隐藏和遮盖。在那个背景下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有可能捉迷藏吗？但是我们确实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没有打输。我们有胜利日。


  
我记得三十年代……有几千万人和我一样，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是有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我不同意沃尔科戈诺夫将军[6]所写的，在战前只有斯大林主义存在。他是反对共产党的，而今天在我们国家“反共”已经不是骂人的话。我是共产党员，他是反共分子。我是反资本主义分子，他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我不知道。这并不是通常的事实查证。这是思想争端。我不只是被批评，还受到公开谩骂，因为我说他是“变节分子”，直到不久前沃尔科戈诺夫还和我一起捍卫苏联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呢，但他就突然转向了。要让他说说为什么改变了军人的誓言……


  
今天很多人丧失信仰。我首先要点的名字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这位俄罗斯总统，曾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他公开说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共产党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成了反共斗士。还有其他人，就是说这类人并不是少数。但你们听听我的看法……我原则上不同意……我注意到国家面临生存危机，这是真的。现在的危机就和1941年一样……


  
——Н. 泽恩科维奇：《二十世纪动荡年代的高级将军们》，


  
奥尔马出版社，2005年


  
七十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二十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提问：“为什么需要生产这么多武器？”


  
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回答：“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厂，绝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


  
——伊戈尔·盖达尔：《帝国的灭亡》，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天，会场大厅出现了传单，说是萨哈罗夫在接受加拿大一家报纸采访时指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直升机向陷入包围圈的本国士兵开火，为的是防止他们投降被俘……


  
切尔卡斯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切尔沃诺比斯基登台演讲，他是阿富汗战争老兵，失去了双腿，在别人帮助下登上讲台。他宣读了阿富汗战争老兵的声明：“萨哈罗夫先生声称，有证据显示苏联直升机枪杀苏联士兵……大众媒体对苏联军队前所未有的中伤令我们严重不安。而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公开煽动使我们内心深处受到伤害，这是对我军的恶意攻击，对军队荣誉和尊严的亵渎，是又一次企图分裂党、人民和军队的神圣统一……（掌声）与会者有80%以上都是苏共党员，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内，没有人说出过这样几个字眼——共产主义。可是有三个词汇，我认为是我们全世界都要为之战斗的，今天再次喊出来：大国，祖国，共产主义……”


  
除了民主派和阿列克谢大牧首外，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教师发言：“院士同志！您的一个行为抹杀了您全部的业绩。您侮辱了我们所有的军队，侮辱了我们所有的烈士。我鄙视您……”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萨哈罗夫院士说的全是谎言。阿富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我负完全责任说明此事。首先，我在阿富汗服务两年半；第二，作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之后作为总参谋长，每天都研究阿富汗战况，了解每一道指令，了解每天的作战行动。完全没有此事！”


  
——B.柯列索夫：《改革纪事1985—1991》，现代文学网站Lib.ru


  
元帅同志，当您得知自己因为阿富汗战争而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时候，有何感想？萨哈罗夫院士说了一个数字：阿富汗人民战争中死亡了一百万人……


  
您以为我得到金星英雄荣誉很幸福吗？我在恪守职责，但是那里只有血迹和泥土……我反复说过，军队领导层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们深知自己是在艰苦陌生的条件中卷入战争的。东方伊斯兰的崛起是针对苏联的。我们正失去在欧洲的存在。有人严厉地对我们说：“从什么时代开始，我国的将军开始参与政治了？”我们输掉了支援阿富汗人民的战争……但这不是我们军队的罪过……


  
——电视采访，1990年


  
……在此报告我参与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犯罪行为的程度……


  
今年8月6日，按照您的指令我前往索契军人疗养院休假，一直住到8月19日。出发之前，以及在疗养院期间，直到8月19日早上，我都完全不知道密谋的准备情况，甚至没有人对我暗示过它的筹备和组织者是谁，我也没有参与其组织与行动。8月19日早上，我从电视上听到“委员会”的文件，自行决定飞往莫斯科。当晚8点，我和亚纳耶夫见面，告诉他我同意“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提出的计划，并提议与他一起工作，我开始担任苏联代理总统的顾问。亚纳耶夫表示同意，但是他说他当时很忙，于是确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大概在8月20日12点。他说，“委员会”还没有组织收集与形势有关的信息资料，如果我能做这项工作会很好……


  
8月20日上午，我会见了巴克兰诺夫，他也得到了同样的任务。我们决定就这些问题一起工作，召集一个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组织收集信息和分析形势。这个工作小组实际上编写了两份报告，分别于8月20日晚上9点和8月21日上午在“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此外，8月21日，我为亚纳耶夫起草了他将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的报告。8月20日晚上和8月21日早上我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准确地说，这是“委员会”的一个分会，只有受邀才能出席。8月20日和21日，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此外，20日下午3点我应亚佐夫的请求到国防部见了他。他说，形势很复杂，他对成功表示怀疑。谈话后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见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那里的工作是策划占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亚佐夫只听了三分钟阿恰洛夫关于军力组成和行动时段的报告。我没有提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自行来到莫斯科——从来没有任何人召唤我从索契回来——又为什么开始为“委员会”工作？其实我确信此次冒险会失败，来到莫斯科，再次确信这一点。事实上，从1990年开始，我已经如同今天一样，确信我们国家在走向灭亡，不久将分崩离析。我是想找到一个大声疾呼的方法。我认为，参与“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和后续与此相关的审查，提供了让我得以直抒胸臆的可能性。听起来也许牵强和天真，但这是真的。在我的决定中没有任何自私动机……


  
——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信，1991年8月22日


  
……戈尔巴乔夫珍贵，但祖国更珍贵！我们为了不使如此伟大的国家走向灭亡做了抗争，就让历史中哪怕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吧。而历史已经在评判孰是孰非了……


  
——摘自一个笔记本，1991年8月


  N的故事摘要

  
他请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及他在克里姆林宫机关内的职位。


  
这是一位罕见的证人。他来自圣地中的圣地：苏联共产主义的头号城堡克里姆林宫。他见证了从来都对我们屏蔽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受到严密保护，就像古代中国帝王的生活那样，人间天堂的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了他。


  
我们通过电话交谈：


  
……这里有没有故事？给您一个爆炸性的事实，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都好像蚊蝇争血，追逐快感。死亡也是商品，什么东西都有市场。庸人也将乐不可支地给自己喷洒肾上腺素……帝国不是一天崩塌的。人人嘴巴中都满是污秽和鲜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国的元帅以自杀结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宫的暖气栅栏上自缢……


  
……他为什么离去？因为他的国家离去了，他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因为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想，他一定会想象到一切将会怎样，社会主义如何被砸烂，空谈如何以流血结束，盗贼如何横行；想象到纪念碑纷纷倒塌，苏联诸神变成一堆废铁，人们开始以“纽伦堡审判”威胁共产党……可法官又是谁？不过是一批共产党审判另一批共产党，星期三退党的审判星期四退党的。他也一定想象到列宁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将如何改名……咒骂共产党如何成为时尚，全民开骂。他还会想象到大街上到处招摇的标语：“消灭共产党！”“权力归鲍里斯[7]！”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个个脸上欢天喜地！国家灭亡了，他们幸灾乐祸。打烂一切！推倒一切！对俄国人来说，造反永远是个节日，可爱的节日！只要下令“进攻！”袭击就马上开始；“把犹太人和政委们推到墙边！”人民就等待这一天，欢天喜地。他们甚至想去猎杀已经领了退休金的老人们。我在街上找到了一份传单，上面是党中央决策者的姓名、家庭住址、房屋、公寓，他们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很清楚，就是为了那种情况的发生。党政干部们都夹着一个塑料袋或者网兜就从办公室逃出来。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夜，躲到了亲戚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切……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安全人员和党内精英被一批一批抓走枪毙，扔在深坑中……（停顿良久）而他（阿赫罗梅耶夫）……他是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共产党员。他相信“光明的共产主义之巅”（一字一顿），坚定不移，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认识今天看来很盲目……白痴一样可笑……（停顿）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就是不接受。看到那些年轻的大鳄胡作非为……那些资本主义的先锋，脑袋里已经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只有美元……


  
……连枪都没开，算什么政变？军队狼狈地逃离了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后，他预料到他们很快会追捕他，给他戴上手铐。在总统所有的助手和顾问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变”——公开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观望。官僚机构是一部有操纵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机器。哪里有原则？官僚们从来没有信仰、没有原则，这是所有官僚机构的灰色形而上学。重要的是坐稳位子，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白纸里包着羊肉，小狗就跑得欢。官僚主义是我们的坐骑。列宁说过，官僚主义比邓尼金还可怕。官僚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要忘记谁是你的主人、喂你的手是谁的手。（停顿）“委员会”的真相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在撒谎。如此而已……其实是玩了一个大把戏，它的秘密动机和所有参与者，我们全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谜一般的角色。当他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时对记者说了什么？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事情的全部。”他绝不会说！（停顿）也许这也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停顿）数十万人的示威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已经很难保持正常状态……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不能接受，很快发生的一切——苏维埃制度，伟大的工业化、伟大的胜利……全都被踩平，浇灌上混凝土。最终“阿芙乐尔”号[8]并没有开炮，冬天的狂飙没有出现……


  
……大家都痛骂时代，现在的时代卑鄙、下流、空虚，填满了抹布和录像机。伟大国家又在哪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今天没有战胜任何人，加加林并没有飞上太空。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一句话：“好吧，来我这儿吧。”我们约定第二天在他家见面。第二天，虽然天气很热，但他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制服。


  
您去过某某人（说出几个著名姓氏）的家啊，还有某某（又说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版本说是他杀！我不相信。好像传说有目击者……有物证……说是不可能用那根细细的绳子，只能是被闷死的，钥匙被丢在办公室外面……各种版本……人们喜欢听“宫廷秘史”。我告诉您另一件事吧：证人也是可操控的。他们不是机器人，电视就可以操控他们，还有报纸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谁说的是真相？所以我认为（应该由）专业人员——法官、学者、牧师等，寻找真相。其余所有人都陷入权力野心……感情用事……（停顿）我读过您的书，您不该这么相信人类，相信人的真相……历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写，而是时间在写。关于人的真相，就像是一个挂钩，每个人都可以去挂自己的帽子。


  
应该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苏联。叶利钦，现在也不过是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而盖达尔，也就是《真理报》经济版的主编，坚信社会主义。而索布恰克，充其量就能在列宁格勒大学当个讲师吧……（停顿）苏联还能够延续很长时间。泥足巨人？一派胡言！我们是强大的超级大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很多国家。这正是美国人害怕的。女紧身衣和牛仔裤不够？要赢得原子战争，需要的不是紧身衣，而是现代导弹和轰炸机。这些我们都有，世界一流。任何战争都可以打赢。俄罗斯士兵是不怕死的。现在我们成了亚洲人了……（停顿）斯大林创建的国家是不能朝下走的，是不会被打败的，可惜的是顶层脆弱而无助。没有人想到，国家会从顶层开始崩溃，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走上背叛的道路。第一书记都变种了！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原来就是主要革命者，从上面毁灭国家很容易。严格的党纪和等级结构，反倒是起到了毁掉党的作用。历史上的偶然反常……就像是……恺撒本人开始摧毁罗马帝国……不，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俾格米人，也不是被形势掌控的玩物，当然也不是中情局特工……但他到底是谁？


  
“共产主义掘墓人”和“祖国叛徒”，“诺贝尔奖得主”和“苏联破产者”，“六十年代精英群领军人物”和“最佳德国人”，“先知”和“犹大”，“伟大改革者”和“伟大艺术家”，“伟大的老戈”和“戈尔巴契”[9]，“世纪伟人”和“背叛者”……都说的是同一个人。


  
阿赫罗梅耶夫自杀前几天就开始做准备。有两份遗书写于22日，一份写于23日，最后一份是8月2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是8月24日那一天，广播电视播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放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权力的声明，呼吁苏共自动解散：“必须做出这个艰难但诚实的决定。”总书记不战而退，不去关照人民和千百万共产党员……这就是背叛。他出卖了所有人。我可以猜到阿赫罗梅耶夫在这一刻的痛苦。不排除他在上班路上看见政府机构降旗，看到克里姆林宫钟楼降下红旗的可能。他情何以堪啊？一个共产党员，前线老兵，他整个生命都失去意义了……我不能想象他会过我们今天这种生活。没有苏联了，在主席台上的是俄罗斯三色旗而不再是红色的旗帜，不再有列宁画像而是换上沙皇双头鹰。他不适合任何新的装饰。这是一位苏联元帅……您明白吗……他是苏——维——埃——人！所以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没有别的。这是唯一的结局……


  
他在克里姆林宫很不舒服。人们叫他“白乌鸦”……“大兵狂”……这让他很不习惯，他说：“真诚无私的同志情往往只存在于军队中。”所以，他整个的生命都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十七岁穿上军装，和军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一辈子！从总参谋长职位上退休，搬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是他自己写报告要求的。一方面，他认为到时间了（似乎都看到灵车了），应该给年轻人让路；另一方面，他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很像，不喜欢军队。赫鲁晓夫曾经说，将军们如果不打仗，就好像寄生虫。但我们国家是个军事国家，有70%的经济学家都以各种方式为军队服务。最好的大脑也用于军工——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在坦克和炸弹研究领域工作。思想体系也是军事化的。而戈尔巴乔夫是纯粹的文官。以前的总书记都有战争背景，只有他是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曾经问过军方：“你们一直想打仗吗？我可不想。”要知道，仅仅莫斯科这一个地方的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就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以前没有人这样同军人说话，他们都是重要人物。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是经济部长而是国防部长先报告工作：出了多少新军事武器，而不是多少录像机。所以我们这里一部录像机价格相当于一套公寓。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军人们当然就要站出来了。我们需要更大更强的军队，我们的领土太大了！——我们的边境线长度相当于世界各国总长度的一半。我们认为，我们只能有力量，要是我们软弱的话，任何“新思维”都不能战胜任何人。


  
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多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他的想法，但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分歧……关于冲突细节，我现在就不回忆了。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每个苏联人都耳熟能详的话语已经消失了：“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报复性打击”“海外大亨”……都被他删除了。他只提“公开化的敌人”和“改革的敌人”。阿赫罗梅耶夫在自己的办公室破口大骂（他可是老手！），说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都是“浑蛋话”，（停顿）老戈是“外行”“俄罗斯甘地”……克里姆林宫走廊里的遭遇还不是最令人难过的。让“老顽固”们吃惊而越发强烈地预感到的巨大灾难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会淹死自己，还会毁灭所有人。我们被美国视为“邪恶帝国”，他们威胁要对我们“十字军远征”……发动“星球大战”……可是我们的总司令却像佛教僧侣一样大谈“世界是一个共同家园”“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改革”“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等等，阿赫罗梅耶夫斗争了很久，但是他精疲力竭。起初他以为这是有人向高层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背叛。于是他提交辞职报告，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但是没有让他离开，任命他做了军事顾问。


  
……触动权力结构是危险的，斯大林的架构、苏联的架构……您怎么说都行……从第一天起，我们的国家就一直存在于一个动员体系内，这个体系不是为和平生活设计的。一直如此……想想看，我们难道真的不能模压出那种时尚女靴和美丽胸罩，真的造不出磁带录像机吗？这是两笔账。我们是有其他目标……可是人民呢？（停顿）人民只是盼望有普通生活物品，有充足的面包糕饼就够了。人们还需要沙皇！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做沙皇。他拒绝了，于是皇位给了叶利钦……1993年，当叶利钦感到总统的位子不稳时，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下令向国会开炮。连共产党在1991年都不敢开枪……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的时候没有流血，叶利钦的坦克却开炮了。就是因为……有民众支持他。我们国家在心态、潜意识和基因方面都是个沙皇国家，所有人都需要沙皇。伊凡雷帝[10]（欧洲称他为“恐怖沙皇”）使很多俄罗斯城市血流成河，又在利沃尼亚战争中遭到失败，但人民对他只有恐惧和崇拜，像对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那样。可是那位赋予俄罗斯自由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1]，却被刺杀了……在捷克人那边可以有哈维尔[12]，但是我们俄国人需要的不是萨哈罗夫，而是沙皇。大主教一样的沙皇，或者总书记和总统，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们就是沙皇。（稍微停顿）


  
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录。我为自己抄写下来一段列宁语录：“只要那里是苏维埃政权，哪怕是猪圈我都愿意在其中生活。”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列宁的书。


  
嗯，这是另一方面了……换个话题吧……放松一下……我们谈话，就像人们常说的，在狭窄的空间里，在餐桌旁。克里姆林宫有自己的厨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向他预订小鲱鱼、腊肠、鱼子酱等，戈尔巴乔夫常点粥和沙拉。他要求厨师不要给他鱼子酱：“鱼子酱配伏特加酒是最好的，但我不喝酒。”和赖莎一起进餐，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他和以前的总书记都不一样，完全没有苏联体制的味道，他对自己妻子爱得很温柔，总是手牵手散步。而叶利钦呢，他大早上就要来一小杯，加上酸黄瓜，这就是俄罗斯男人的风格。（停顿）克里姆林宫就是个水晶球。我会详细说给您听……只是不要打上我的姓名……是的，要匿名……反正我已经退休了……叶利钦打造自己的团队时，搜罗了“戈尔巴乔夫分子”，不管什么人，统统收编。今天我和你坐在一起，是因为我出局了，本应该像游击队员一样沉默吧。我不怕录音机，但是它会妨碍我说话。这是习惯，你懂的。他们就像用X光一样监视我们……（停顿）似乎很多都是琐细的小事，但是这反映出人的个性……阿赫罗梅耶夫搬到克里姆林宫后，几次拒绝提高薪水，只是请求保留他原来的水准，他一直说：“我够用了。”我们当中可以有堂吉诃德吗？谁把堂吉诃德视为正常人？开展反特权斗争后，苏共中央和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必须把高于五百卢布的外国礼品上缴国库，阿赫罗梅耶夫是为数不多的最早执行这一命令的人之一。克里姆林宫有一种趋炎附势的风气……在那里工作，要很谦卑；知道该对谁呵斥，同时对谁憨笑；跟谁打招呼，跟谁微微点头。一切都要预先精打细算，你的办公室安排在哪里？离总统近吗？在同一层楼吗？如果没有，你就不算是人物，这样子……就是小角色……你的电话是什么样的？有“直升机”（直线）吗？要是你的电话上印有“总统”字样的按键，表示你有直线。还有，你有没有克里姆林宫车队提供的专车？……


  
……我在读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这本书出色地展示了革命的厨房。现在所有人都在认真研究布哈林。他的口号是：“丰富自己吧，积累自己吧。”家喻户晓，真是恰逢其时。这位“布哈林奇客”（斯大林这样称呼他）提出“扎根社会主义”，把斯大林称为成吉思汗，但有些语焉不详……布哈林和所有人一样，准备不假思索地把人扔进革命的火炉。在杀人中培养人才，所以这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可以说他们都是军人，经过革命战争和国内战争，经历过血腥的搏杀……（停顿）列宁有句名言，革命是它自己想来就来到的，而不是什么人想让它来的。是的，就是如此……改革、公开化……所有都是我们从手中放出来的……为什么？最高权力层其实不乏智慧者，他们都读过布热津斯基……但是当时的认识是这样：自己修补一下，加点润滑油，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苏联的一切厌恶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也很少相信“光明的未来”，却以为人民是相信的……（停顿）不是的，阿赫罗梅耶夫不是他杀。我们抛弃了阴谋论……自杀就是他最后的力争。离开人世之前，他毕竟说出了要害：我们正在坠向无底深渊。一个强大的国家，赢得过最严酷的战争，就这样崩溃了。中国没有崩溃，朝鲜也没有崩溃，古巴依旧屹立，但我们消失了。不是敌人用坦克和导弹干掉的，他们摧毁的是我们最强的一点，我们的精神。因为制度腐烂了，党腐烂了。也许，这应该才是症结所在，这也是阿赫罗梅耶夫离开的原因之一……


  
他出生在莫尔多瓦一个偏僻的乡村，早年失去父母。他是作为海军军校学员参加战争的，一个志愿者。他在医院迎来了胜利日——那时他重度神经衰弱，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停顿）一个备受折磨、伤病累累的军队打胜了。我记得这支军队，深陷于疲顿、咳嗽、坐骨神经痛、关节炎、消化器官溃疡、胃病……我和他是同一代人——都是战争人。（停顿）他从学员一路升到军队金字塔的最顶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一切：元帅最高军衔、金星英雄、列宁勋章……他不是世家王储，只是一个从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来自穷乡僻壤。是苏维埃政权把机会给了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给了穷人、小人物……他热爱苏维埃政权。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熟人。他和来人讨论一件事，谈了很长时间。N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些沮丧，不是那么愿意说话了。幸运的是，后来他又谈得起劲了。


  
我们（N与来人）在一起工作，我打电话叫他来的……但是他拒绝了，说这是党的机密，不能泄露出去，不让外人接触机密。（停顿）我不是阿赫罗梅耶夫的朋友，但我认识他多年。没有人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殉难，他是唯一一个。而我们却都开始为个人养老金和保住我们的公家别墅而忙碌奔波，所以我不能保持沉默……


  
……在戈尔巴乔夫以前，人民只能看到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看到的只是貂皮帽子和石头一样刻板的面孔。有政治笑话说：“为什么市面上不见貂皮帽子？因为官员的繁殖速度超过了貂鼠。”（笑）其实什么地方的政治笑话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多。政治笑话，就是反苏笑话……（停顿）改革……我记不太清了，好像第一次是在国外从外国记者那儿听到这个词的。以前我们最常说的是“加快速度”和“列宁道路”。国外则开始刮起戈尔巴乔夫旋风，整个世界都患上“戈尔比热病”，国外把我国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变化都叫作“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车队从大街上经过，数千人夹道观看，有人哭有人笑。我记得那一切……人民曾经热爱过我们党！克格勃恐惧消失了，主要是宣布结束疯狂的核竞赛……全世界都为此感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害怕核战争，就连孩子也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战壕里通过瞄准镜互相看对方……（停顿）欧洲国家的人们开始学习俄语……餐馆里开始卖俄罗斯菜肴，红菜汤、饺子……（停顿）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十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回国……看见很多人——诚实热情的人们，希望全身心参与到改革中去。我上次看见人们这样兴奋，还是加加林飞上太空那个时候……有很多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在官员当中最少，在苏共中央和各州党委中都很少。他有个外号叫“度假区书记”，因为他是从斯塔夫罗波尔州调到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是以前历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喜欢去度假的地方。他还因为推行禁酒运动而被称为“矿泉水总书记”“果汁之子”。有人在搜集戈尔巴乔夫的黑材料：他到伦敦访问，不去拜谒马克思墓……这可不寻常！他访问加拿大回来，见谁都夸加拿大好，这也好那也好……而我们呢，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情况。有人不支持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百年后我们也将是那样的。”“哈，你过于乐观了。”顺便说一句，他刺激了所有人……（停顿）我在一个“民主派”媒体上读到了这样的称呼：战争的一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抓住权力不放。战争胜利了，重建国家，我们就应该离开，因为除了军事标准，我们没有其他的生活观念。因此我们是如此落后于世界……（恶狠狠地）“芝加哥男孩”[13]……“粉红裤子”[14]……伟大国家又在何处？如果是打仗，我们就会胜利。如果打仗的话……（久久沉默）


  
但越往后戈尔巴乔夫就越像个传教士，而不像总书记了，成了电视明星。大家很快听厌了他讲道：“回归列宁”啦，“跃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啦……问题是，那当时我们建设的是什么？“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吗？我们有的是什么？……（停顿）我记得，在国外我们看到过另一个戈尔巴乔夫，与我们在国内认识的戈尔巴乔夫判若两人。他在国外感到自由，能自在地开玩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在国内，他是迂回而隐晦的，看上去似乎软弱，语言空泛。但他并不软弱，也不是懦夫。那都不是真的。其实他是一个冷静而世故的政治家。为什么有两个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他在国内也像在域外那样坦诚，他可能随时会被“老人帮”抓起来吃掉。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他或许早已不再是共产党，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不论是秘密的还是下意识的，他都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没有张扬，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是和“布拉格之春”的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姆雷纳什在一起的，他们成了朋友。姆雷纳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在大学党委的闭门会议中听了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受到强烈震撼，通宵漫游莫斯科。次日早上，他们在列宁山，就如同当年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一样，发誓毕生与斯大林主义斗争。（停顿）整个改革，就是从那儿来的，来自于赫鲁晓夫的“解冻”……


  
我们已经说到这个话题……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国家领导人都是打过仗的，经历过恐怖时代。他们的心理是在暴力条件中形成的，他们经历了长期不断的恐惧。他们不能忘记1941年，苏联军队可耻地退却到莫斯科。他们记得那时是如何用言辞鼓动士兵上战场：夺取武器去战斗。那时候不计算人头，只计算子弹头。很正常……从逻辑上说，保存这种记忆的人们都相信，为了战胜敌人就必须制造出坦克和飞机，多多益善。所以世界上积累了这么多的军力，以至于苏联和美国可以互相毁灭对方一千次。但是武器还要继续抓紧。新一代人就是这时登台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团队在战争时期都还是儿童……他们的意识中只有欢乐世界的印象……骑着白骏马检阅胜利日游行的朱可夫……已经是另一代人，另一个世界了。第一代人不相信西方，视西方为敌人；第二代人要过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当然，“老人党”们很害怕戈尔巴乔夫，害怕他关于“建立无核世界”的谈话——害怕他告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怖平衡”学说。戈尔巴乔夫说的是“核战之中不可能有赢家”，意思是我们应该减少国防工业和裁军，让第一流的军工厂改去制作生产钢锅和榨汁机……这样怎么行？军方将领们与政治领导层、与总书记进入了战争状态。将军们不能够原谅总书记失去了东欧板块，不能原谅我们从欧洲撤出，特别是东德。就连科尔总理也对戈尔巴乔夫的慷慨感到惊讶，他们提出给予我们大笔金钱，协助我们从欧洲撤军，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种天真令科尔惊讶。这是俄罗斯式的憨厚。戈尔巴乔夫是那么希望西方人喜欢他……为了法国嬉皮士穿印有他照片的T恤……却平庸而可耻地放弃国家利益。军队撤回到森林中，撤回到俄罗斯原野上。军官和士兵住在帐篷和地下掩体里。改革……如同一场战争，但这并不像是复兴国家……


  
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美国人总是得到他们正好想要的。阿赫罗梅耶夫在《元帅和外交官的眼睛》一书中描述了“奥卡”导弹（西方称为CC-23）的谈判过程。这种新导弹除了苏联谁都没有，美方的目标是销毁它。但它并不在苏美谈判条件中：建议销毁的只是1000至5500公里中程导弹，最少也是500到1000公里射程。“奥卡”的作战半径是400公里。苏联总参谋部对美国建议说：那么，我们可以表达一下诚意，我们可以不从500公里射程起，而是从400公里射程起，禁止400到1000公里范围的导弹，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现代化导弹，射程在450至470公里的“兰斯-2”。漫长的幕后斗争……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着军方，自己做出了销毁“奥卡”的决定。正如当时阿赫罗梅耶夫所说的那段名言：“不如我们干脆在中立国瑞典申请政治庇护，别回国了？”他不能参与瓦解自己贡献了一生的事业……（停顿）世界成了单极，强权现在属于美国。我们变得软弱，立刻被推向边缘。我们变成了三流国家，成了失败者。我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停顿）所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不能忍受……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葬礼。成千上万人走上莫斯科街头。根据警方的资料，大概有七万到十万人。守灵的有叶利钦、索布恰克、斯塔罗沃伊托娃……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物出席“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国家级持不同政见领袖”的葬礼，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当他瞥见稍远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身影，这位美国大使感到惊讶了。萨哈罗夫生前与阿赫罗梅耶夫是敌人，双方是不可妥协的对手。（停顿）但是阿赫罗梅耶夫却来道别，除他而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来，总参谋部也没有别人来……


  
……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儿自由，小市民的嘴脸就无处不在。对于阿赫罗梅耶夫这位苦行者和无私者来说，这是巨大打击。在内心里，他不能相信我们真的会搞资本主义，我们有苏维埃人和苏联历史……（停顿）我的眼前至今仍然有这样的画面：在阿赫罗梅耶夫那个住着八口之家的国家别墅外，一个金发女郎边跑边尖叫：“看看吧，两个冰箱和两个电视！这是谁？这就是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什么让他拥有两个电视和两个冰箱？”大家今天都沉默了，一声不吭……以前关于别墅、公寓、汽车和其他待遇的具体记录，现在早已刷新。什么豪华汽车、办公室的西方家具，不是去克里米亚而是去意大利度假……在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家具都是苏联货，我们开的车也都是苏联造，我们穿的西装和皮鞋也全是苏联产品。赫鲁晓夫来自一个矿工家庭，柯西金[15]出身农民……就像我所说的，他们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生活经验当然受到局限。不仅人民，就连领导人那时候也是住在“铁幕”后面，所有人都好像住在鱼缸里……（停顿）还有一件事……也许这是局部的问题，说是战后朱可夫元帅失宠，不仅与斯大林嫉妒他的名声有关系，也和他别墅里大量从德国运回来的地毯、家具、猎枪有关。虽然这充其量也就是装载了两辆汽车，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不能够有这些破烂的……这些在今天听起来都很可笑……（停顿）戈尔巴乔夫喜爱奢华，在福罗斯为他建造了别墅……大理石来自意大利、瓷砖来自德国……沙子来自保加利亚海滩……其实没有一个西方领袖不是这样。如果把斯大林的克里米亚别墅与戈尔巴乔夫的比较，那就只算是个宿舍了。毕竟，总书记变了……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变了……


  
谁来捍卫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教授，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是列宁格勒的一个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她挺身捍卫共产主义……她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造成了轰动效应。阿赫罗梅耶夫也写作和演讲。他对我说过：“应该回击了。”有人打电话威胁他，说他是阿富汗的“战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他从来没有从喀布尔运出钻石或其他宝石，也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从国家博物馆带走名画。他不断遭到中伤……是因为他阻拦所谓“新历史学家派”要证明我们一事无成，身后一片空白，连胜利也不是我们的，只是开上去小股分队和部队。战争是罪犯们打胜的，是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到达柏林的。那是什么胜利啊？通往欧洲的路上铺满了尸体……（停顿）如此贬损和侮辱我们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1991年莫非还能取胜？（停顿）难道这个军队的元帅能够忍受这些吗？


  
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参加，没有军人致敬，没有礼炮。《真理报》都不愿意刊登一个指挥过四百万军人的前总参谋长的讣告。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其他“政变分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当时好像因为搬进亚佐夫的公寓并且急于赶走亚佐夫的妻子而备受关注。只顾自己的私利了……但是，我要说一下，这很重要：就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可以因为相关事情而被判罪，但他们绝不是追逐个人目标和私人利益……（停顿）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又出现了关于阿赫罗梅耶夫的窃窃私语：“不就是那个内向老实的人吗。”官员们都转而投向叶利钦……（反问道）有谁明白什么是尊严？不要问幼稚的问题了，正常的人都不时兴了……结果，美国《时代》倒是发表了周刊讣告文章了，文章作者是海军上将威廉·克劳福，里根时代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于我们的总参谋长）。他多次在军事谈判中会见过阿赫罗梅耶夫。他尊重阿赫罗梅耶夫，是因为他的信念，虽然对于他来说，这信念完全是陌生的。敌人也向他致敬……（停顿）


  
只有苏维埃人可以理解苏联人。其他那些人，我不会对他们说……


  生命之后的生命

  
9月1日，在莫斯科的特洛耶库罗夫斯基名人墓地（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分支）举行了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


  
当天夜里，不明人士挖开了阿赫罗梅耶夫的墓穴和旁边一周前下葬的斯雷德涅夫中将的墓穴。调查表明，斯雷德涅夫墓穴是先被挖开的，显然是误挖……盗墓者偷走了阿赫罗梅耶夫镶有金色边饰的元帅礼服、按照军事传统钉入棺木的元帅军帽，还有很多勋章奖章。


  
调查员确信，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墓地被盗案，没有政治目的，纯粹出于商业动机。高级将领的制服特别受古董经营商的青睐。元帅制服更是抢手……


  
——《生意人报》，1991年9月


  红场采访摘录（1997年12月）

  
——我是设计师。1991年8月之前，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8月之后变成了另一个国家。8月前我的国家叫苏联……


  
我是谁？我是捍卫过叶利钦的白痴之一。我曾站在白宫前准备躺到坦克下面。那时人们潮水般走上街头，群情汹涌。但是他们是愿意为自由而死，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不需要资本主义，我是被带进去的……是硬塞给我们的……它既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瑞典的模式，不伦不类。我不是为了别人的金钱赌博干革命的。我们以高呼“俄罗斯”取代了高呼“苏联”。我现在真遗憾他们没有用水炮把我们驱散，他们也没有在广场上架起几挺机关枪。应该抓他两三百人，其他人就会躲到角落里去了。（停顿）那些当年召唤我们到广场上去“打倒克里姆林宫黑手党”的人，许诺我们“明天必将自由”的家伙们，今天都在哪儿呢？他们完全没有交代，早就跑到西方去了，现在在那边咒骂社会主义。他们坐在芝加哥实验室里继续骂，而我们，还在这里……


  
俄罗斯……人们都在洗脚时谈论她，每个人都可以打她耳光。把她像用过的抹布和过期药品一样扔进西方垃圾场，废品收购站！（骂娘）她成了提供原材料的附庸国，天然气的开关……苏维埃政权怎么了？它并不理想，可是它好过现在这些东西，更公正。总之，是社会主义培养了我，那里没有超级富豪，但也没有乞丐……没有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老人能靠退休金生活，不用在外面捡瓶子拾破烂，吃残羹剩饭。不必看别人的眼色，不必伸出双手乞求……改革杀死了多少人——还得计算一下呢。（停顿）我们以前的生活被彻底夺走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很快我就会和儿子没什么话说了。“爸爸，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蠢货，马拉特·卡泽伊是个怪胎。”[16]我儿子从学校回来对我说，“都是你教我的……”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他，很正确地教育他。但他说这是“可怕的苏联式教育”，而正是这个“可怕的苏联教育”教会我，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想到他人，要关心弱者，关心穷人。对我来说，卡斯特罗是英雄，而不是那些穿着深红色夹克的家伙……他们的人生哲学是“自己的衬衫最贴身，自己的脂肪最温暖，自己的金钱最美好”。“爸爸，你别扔掉烤箱……”“人文主义面包渣”……这都是从哪儿学的？这里的人们都是异类……都是资本主义的人，您明白！他都吸收了，他才十二岁。我已经不是他的榜样了。


  
为什么我要捍卫叶利钦？仅仅因为一个演讲，他说应该剥夺官僚的特权，这就给他带来数百万支持者。我都准备拿起自动步枪向苏联共产党开枪了。是他们说动了我……我们不明白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替代品。他们在偷换概念，是极大的骗局！叶利钦站出来反对“红军”并宣称自己是“白军”。这是个大灾难……问题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温和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我们得到了什么？野蛮资本主义横行街头，杀人越货，厮杀火并，纷纷在混战——从小商贩到工厂主。匪帮爬到了最上面，倒爷和换汇掮客把持权力……周围环绕着敌人和掠夺者，豺狼当道！（停顿）我不会忘记……不能忘记我们站在白宫外面……我们为谁火中取栗？（骂娘）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货真价实，在一家大工厂党委工作，参加过战争。我对他说：“自由了！我们要做正常人了，做文明国家……”他对我说：“你的孩子将来要去伺候贵族。你想要这个吗？”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很傻……我还嘲笑父亲呢，我们真是傻透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不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的是其他东西。改革，这当然是伟大的事情……（停顿）一年后，我们的项目设计室关闭了，我和妻子流浪街头。怎么生活下去？我们把能卖出钱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水晶、苏联黄金，以及最宝贵的，我们的藏书。一连几个星期都只能吃土豆泥。于是我做起了“生意”，销售一种半成品“公牛牌”烟草，有一升一罐的，有三升一罐的。妻子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把货送到街市，我负责叫卖。很多人买。大家都抽烟，我也抽烟。妻子做清洁办公室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她还给一个塔吉克人卖饺子。我们为天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所有人……现在我和妻子做分销，她总是哭个不停。要是一切都回到过去就好了，不要向我扔鞋子……这并不是对两卢布二十戈比的干香肠的怀旧……


  
——我是商人……我诅咒共产党和克格勃……我痛恨苏联共产党。苏联的历史就是内务部、古拉格和死亡营的历史。我讨厌红色，讨厌红康乃馨……妻子买回一件红衬衫，我就说：“你疯了！”


  
我们周围仍然到处是五角星。布尔什维克的偶像今天和过去一样竖立在广场上。我带着宝宝上街，她问我：“这是谁？”那是罗莎·谢姆利亚齐卡[17]的纪念碑，她曾经血洗克里米亚，她喜欢枪杀年轻的白卫军军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


  
——我是糕饼师。我丈夫可以给你讲讲——他去哪里了？（四周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做点心馅饼的。


  
你问1991年？我们那时候可好了，年轻漂亮……没有聚众闹事。我看见有人跳舞，一边舞蹈一边尖叫：“军政府滚蛋！军政府滚蛋！”（用手捂住了脸）哦，不要录像……哎呀哎呀！那些歌里的一些话不必抹去，但有些话是不能刊登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人，舞跳得可棒了……我们战胜了他们，兴高采烈。听说他们已经准备了暗杀名单，第一个就是叶利钦……不久前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他们……这个军政府……老朽而愚蠢。那三天严酷到绝望：难道改革就这么完了吗？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就是自由精神……我们全都感受到自由……真害怕再次失去。戈尔巴乔夫是个伟人……他打开了禁区，大家那时候都爱他，但他很快又让我们不快了：他怎样说话，他说什么话，他说话的姿态，都让我们生气，特别是他的妻子。（笑）那时候全俄罗斯到处都流传三个卡：赖卡、米什卡、改革卡[18]。于是我们就去喜欢叶利钦的妻子纳伊娜了。人们更喜欢她，因为她总是站在丈夫的后面。而赖莎总是站在戈尔巴乔夫旁边，有时候还要走在前面。我们那儿有句话说：要么你自己当女王，要么你别打扰沙皇。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定律，理想很美好，但没有奏效。我丈夫这样说，红色神圣是有过的……读一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行，那时候多么神圣！但是热血都白白空淌了。俄罗斯在战争和革命中流尽了鲜血，对于新鲜血液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或狂热。人们已经吃尽了苦头，饱经风霜。现在人们就是逛逛市场，挑选一下百叶窗、窗帘和壁纸，还有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我们喜欢一切有色彩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灰色的。有一台十七制式的洗衣机，我们就开心得像孩子一样。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妈妈是七年前去世的，爸爸是八年前，但我现在还在使用妈妈囤积的火柴、米面和食盐。妈妈是什么都买（那时候不说买东西，而是说弄到东西），一天忙到黑，现在我们去市场和商店，就像参观展览一样，边看边选，想好好宠宠自己，怜惜自己。这叫心理治疗……我们都有病……（沉思）那时候吃了多少苦啊，都到了囤积火柴的地步。在我的语言中，那不叫世俗，不是拜物主义，那叫治疗……（沉默）时间越长，关于政变的回忆就越少。我们变得羞于启齿，早就没有了胜利的感觉。因为……我不希望苏联毁灭。我们怎么就毁掉了她啊！欢天喜地！我的半生都是在苏联度过的……这可不是拿起来就能放弃的东西……您同意吧！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做什么都是按照苏联思维。要改个习惯还要很长时间呢。现在人们很少去回忆糟糕的事情了，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为我们首次飞往太空而骄傲。商店空空荡荡的时代，已经被忘记了……甚至不相信还有过这种情景……


  
政变刚刚结束后，我就去了乡下的爷爷家。收音机是绝不离手的。早上我去菜园子翻地，每过五至十分钟就把铲子放下：爷爷，你来听听，叶利钦发表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又喊：爷爷，你来啊……爷爷耐心地听着，后来终于忍不住了：“你挖深些吧，不要听他们的胡说八道了。我们的救星就是土地，就是看土豆收成好不好。”爷爷是个很有智慧的老头。晚上邻居来串门，我悄悄对他们说起斯大林的话题。邻居说：“倒是个好人，就是活得太久了。”我爷爷说：“这个歹人，他让我吃尽了苦头。”我还是拿着收音机走来走去，听得兴奋而激动。最大的痛苦就是莫斯科现场的代表们要去吃午饭，活动中断。


  
我有什么东西，靠什么活下来？我有巨大的书库和录音资料库啊。我妈妈是化学博士，她也有很多书籍和稀有矿物标本。有一次，一个小偷进到了她家……夜里她醒来发现单间公寓中站着一个年轻壮汉。他打开壁橱从里面拿出所有东西，又都扔在地上：“倒霉的知识分子，连一件体面的大衣都没有……”然后他就从容地打开门走了，什么都没有拿走。我们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周围有人又是建别墅，又是买豪车。我从来没见过钻石……


  
生活在俄罗斯，就像生活在小说中；但我就想生活在这里，和苏联人在一起，看苏联电影。哪怕这是个谎言，哪怕做什么都要循规蹈矩，但我还是爱他们。（笑）上帝可不要让我丈夫在电视上看到我哟……


  
——我是一名军官。我现在……请准许我发言。（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请录下来吧：我是一个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爱国者。我是神的仆人，通过祈祷，用满腔热忱为神服务……是谁出卖了俄罗斯？是犹太人。那些断子绝孙的。因为犹太人，上帝哭了很多次。


  
现在有一个世界大阴谋……我们正在与这个反俄罗斯的阴谋打交道。这是中情局的计划……不要告诉我这是假的，我不想听！安静！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计划是“制造混乱，把他们的珍品悄悄地换成赝品。我们将在俄罗斯内部寻找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我们会从年轻人中培养愤世嫉俗、庸俗堕落的都市达人”。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明白了吗？我们的敌人，是犹太人和美国人。那些个愚笨的美国佬。克林顿总统在美国政治高层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杜鲁门总统曾经想用原子弹得到的东西……我们兵不血刃地从世界霸权争夺战中赶走了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难道我们的敌人要在我们的头顶上崛起吗？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要坚定和勇敢。主是爱俄罗斯的，将把俄罗斯通过苦难道路引向伟大的荣耀……


  
我无法让他停下来。


  
1991年，我从军事学院毕业，获得两个小五星，少尉军衔。我为此骄傲，也不想脱下军装。苏联军官啊！祖国卫士！可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把我改成了文职，换了服装。任何一个老大爷在公共汽车站都可以走过来质问我：“你怎么没有保卫住祖国？小王八蛋！你发过誓的啊。”军官也是饿着肚子服役，军官工资只够买一公斤廉价香肠。所以我就退出了军队。曾经有段时间，我的活计是在夜晚保护妓女。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犹太人！所有灾难都来自于他们……俄罗斯人却无路可走。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递给我一张传单）读读吧，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都不能保护索布恰克、丘拜斯或者涅姆佐夫[19]们逃避正义人民的愤怒。“哈依姆，你听说没有，很快就会有大屠杀？”“我不害怕。我有俄罗斯护照。”“傻瓜，他们要痛殴你的脸，是不会先看护照的。”（画十字）


  
俄罗斯大地——需要俄罗斯秩序！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马卡绍夫[20]的名字，和其他英雄的名字，飘扬在我们的旗帜上！主不会遗弃我们……


  
——我是大学生……阿赫罗梅耶夫？这是谁？什么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月革命……


  
——对不起，不了解。


  
——你多大了？


  
——十九岁。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远离政治秀。但我喜欢斯大林。把今天的统治者与穿军大衣的领袖比较一下，这很有意思。这种比较有什么用？这个这个……我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我不会穿笨重的大皮靴，也不会在脖子上挂冲锋枪。我不想死！（沉默）俄罗斯的梦想就是：手上拎着箱子，离开他娘的俄罗斯，飞到美国去！但是我可不想一辈子离开俄罗斯，更不会在美国做一辈子服务生。


  
    
[1] 放红公鸡，俚语，意为放火。——编者注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政府重要智囊，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极端反苏著称。著有《大失败》《大棋局》《大抉择》等。——编者注

  

  
    
[3] 米哈伊尔指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4]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1934—2015），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与历史学家，苏联解体前五年担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自由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5]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索科洛夫（1911—2012），苏联元帅，1984—198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因红场事件辞职。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的特别顾问。——编者注

  

  
    
[6] 季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1928—1995），苏联和俄罗斯将军，历史学哲学博士，著有许多研究苏共领导人的专著，包括研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领袖三部曲》。——译者注

  

  
    
[7] 鲍里斯，指鲍里斯·叶利钦。——编者注

  

  
    
[8]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原为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巡洋舰，经历了三次革命和四场战争，以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而闻名。——编者注

  

  
    
[9] 戈尔巴契，对戈尔巴乔夫的蔑称。——译者注

  

  
    
[10]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1530—1584），俄国沙皇，性格冷酷无情，严厉镇压大贵族，被称为“雷帝”“恐怖伊凡”。在位期间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向东大幅扩张领土，吞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但对利沃尼亚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编者注

  

  
    
[11]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2011），捷克作家及剧作家，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工人党政权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编者注

  

  
    
[12]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1818—1881），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着手国内改革，主要实行解放农奴政策、设立地方自治议会、修订司法制度、充实初等教育、改革军制等，以谋求俄国的近代化革命。1881年在圣彼得堡被民意党成员刺杀。——编者注

  

  
    
[13] “芝加哥男孩”，指在美国受教育后回到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14] 1991年11月，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年轻、缺乏经验的总理盖达尔及其内阁成员发表批评，嘲笑他们是“穿粉红短裤黄靴子的毛孩子”。——编者注

  

  
    
[15]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1980），1964年至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也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任内最重要的副手之一。——译者注

  

  
    
[16] 均为苏联著名少年英雄。——编者注

  

  
    
[17] 萝莎莉亚·萨莫伊洛夫娜·谢姆利亚齐卡（1876—1947），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联共产党著名活动家。——译者注

  

  
    
[18] 在俄语中，赖莎和米哈伊尔的昵称后面都有КА，“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后面也是КА。——译者注

  

  
    
[19] 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1959—2015），曾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国家杜马副主席，右翼力量联盟创始人之一。反普京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2015年2月28日凌晨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遇刺身亡。——编者注

  

  
    
[20] 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1938— ），苏联上将，曾任普里伏尔日斯克－乌拉尔军区司令员，1991年9月因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撤职。1993年在俄罗斯宪法危机中参与武装保卫白宫，事后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后加入俄共，1995年当选国家杜马成员。——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施舍的回忆和欲望的感觉


  
伊戈尔·波格拉佐夫，八年级学生，十四岁


  
妈妈讲的故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背叛……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背叛了我们的生活，背叛了我们说过的话……这些话是只能说给自己人的，但我让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理解我。我还记得，在市场上有一个卖苹果的女人，逢人就讲她是如何给自己的儿子送葬的。当时我就对自己发誓：“我永远不要这样子。”其实我和丈夫一直对此默不作声，只是哭泣，但都是一个人偷偷哭，不给别人看到。只要开个头，我就会开始号啕大哭。头一年，我根本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思考，想安慰自己：他不是故意耍我们，他只是想试试，想往那个世界看一眼……青春期的孩子总会心神不安：那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男孩子，更不安定……他死后，我翻遍了他的日记和诗歌，就像一只猎犬那样查找。（哭）在那个星期日的前一周，我站在镜子前梳头，他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肩膀，我们两人站在一起，看着镜子微笑。我紧紧搂住他说：“小伊戈尔，你真漂亮啊。你漂亮，是因为你是爱情的产物，强烈爱情的产物。”他更紧地抱住我说：“妈妈，我搂着你，你永远都是无与伦比的。”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打寒战：当时，在镜子前面，他是否就已经想好了？……他想过吗？


  
爱……我说出这个字眼，总觉有些异样，总要回味一下爱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以为爱一定胜过死亡，爱能战胜一切……我读十年级的时候就和我丈夫相识了。有一次，邻校的男生来我们学校跳舞。第一个晚上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没有看到瓦里克（当时大家都这样叫他），但他注意到了我，只是没有走过来，甚至都没有看清我的脸，只是个轮廓。但他好像听到某处传来一个声音对他说：“这就是你未来的妻子。”这是他后来说的……（笑）也许就是他自己想的吧？他是个幻想家。但奇迹确实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在人间一直跟着我。我那时候很快乐，疯狂的快乐，不可抑制的快乐。当时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喜欢和其他男人调情，就像是游戏，你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男人盯着你，而你又喜欢被人看，享受那么一点点暧昧。“为什么我一个人会得到这么多啊？”我经常模仿自己最喜爱的玛雅·克里斯塔林斯卡雅[1]唱歌。光阴似箭，现在我很后悔没有记住那些情景，我永远再不会那么快乐了。要去爱，就需要有精力，但现在我是另一个女人了，平庸普通的女人。（沉默）有时候我还很想回到过去，但回忆过去的自己常常是不愉快的……


  
伊戈尔三四岁的时候，我给他洗澡。他就说：“妈妈，我爱你，就像爱美丽的沙列夫娜。”他发不出舌颤音，我们就顽强地练习……（笑）我现在就是为此而活着，以回忆度日，是对我的施舍……我拼凑起一块块记忆碎片。我在中学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一幅家庭日常生活的画面是：我读书，伊戈尔就在翻弄厨房的橱柜。在他搬出铁锅、煎锅、铁勺、刀叉时，我准备明天的讲课。他长大一些了。我坐着写作，他也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写写画画。他很早就会阅读和写字。他三岁时我们就一起背诵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诗歌：“卡霍夫卡、卡霍夫卡，是故乡的步枪……/飞吧！火热的子弹。”这里应该停下来讲一些细节了……我想让他成长为一个强悍的男子汉，就给他找了歌颂英雄和战争的诗歌、歌颂祖国的诗歌。有一次我妈妈的一番话让我惊讶：“薇拉，别让他读战争诗歌了。他只愿意玩打仗的游戏。”“所有男孩都喜欢玩打仗游戏啊。”“是的，但是伊戈尔喜欢让别人朝他开枪，他倒下去。他喜欢死！他对死这么热衷，那么高兴去死，真让我害怕。他总是对其他孩子喊：‘你们开枪啊，我要死去。’有时是反过来说。”（她沉吟良久）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听妈妈的话啊？


  
我给他买了很多战争玩具：坦克、玩具士兵、狙击步枪……他是个男孩，应该成为战士。狙击步枪上还有文字说明：“狙击手应该冷静而有选择地射杀，首先要充分认识目标……”这些文字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不会令人害怕。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种战争心态，“如果明天有战争，如果明天去远征”……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没有其他解释……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给孩子送军刀和玩具手枪了……砰砰！而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听学校里有的老师说瑞典好像禁止出售军事玩具，我还很吃惊。那怎么培养男人？怎么培养国家保卫者？（声音有些颤抖）“向着死亡，向着死亡，保持心情平静/可怜的歌手和骑手……”不需任何理由，我们就会准备好……永远在备战中……每过五分钟就说到一次战争，经常高唱军事歌曲。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波兰人也在社会主义下生活，捷克和罗马尼亚也是，但他们是另一种人……（沉默）现在我都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依靠什么才能活下去？靠什么啊……


  
低语声断了。我以为她要尖叫。


  
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躺在棺材里……我们过得很幸福，为什么他会认为死亡更美丽……


  
女友带我去裁缝铺，她说：“你应该给自己做几件新衣服。我感觉沮丧时就会给自己缝新衣服……”


  
睡梦里我总是觉得有人一次次抚摸我的头……第一年，我常常从家里跑出去，到公园去号啕大哭，鸟儿都被吓跑了……


  
他十岁那年，哦不，是十一岁，那天我背着两个书包，好不容易走到家，在学校累了一天。进门后发现父子二人都在沙发上，一个在看报，一个在看书。家里乱糟糟的，真见鬼！没洗的脏盘子堆成了山！他们还高兴地欢迎我回家！我拿起扫帚，他们用椅子搭起“掩体”。“给我出来！”“绝不！”“放下手吧，应该先骂谁？”——“妈妈姑娘，请不要生气嘛。”伊戈尔第一个钻了出来，他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妈妈姑娘”是我在家里的绰号，这是他想出来的……我们夏天通常到南方度假，去看距离太阳最近的棕榈树。（快乐起来）我们当时说的话，至今都还记得……我们让他晒晒太阳，治慢性鼻窦炎。三月之前，我们有债务必须要还，就节省度日：第一餐是饺子，第二餐还是饺子，茶点又是饺子。（沉默）还能记得一些精彩的海报……暖融融的古尔祖夫。大海、礁石、波浪和阳光照射下白色的沙滩……我们留下了很多照片，我现在都把它们藏起来，不要让自己看到。我害怕……内心会一下子爆炸……有一次我们没有带他去度假，但半途中就回来了，闯进家门就喊：“小伊戈尔！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不能没有你！”“乌拉！”他一下跳起来挂在我脖子上。（长久停顿）我们不能没有他……


  
为什么我们的爱不能支撑他？我曾经相信爱是万能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这个问题……


  
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我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状态。“薇拉”，老公叫我，我听不见。“薇拉……”还是听不见。但突然我就会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用脚踢我的妈妈，踢我最亲爱的妈妈：“你是个怪物，是穿衣服的怪物！就是你养育出来一个和你一样的怪物！我们这辈子都从你那儿听到了什么？要为别人而活着，为高尚目标而活着……要躺在坦克下面，为了祖国宁可烧死在飞机上。要轰轰烈烈的革命……像英雄一样死亡……死总是比生更加美丽。我们从小就是怪胎。我也是这样培养伊戈尔的。这全都是你的罪过！都是你！”


  
妈妈忧郁成疾，人突然开始萎缩了，成了一个小老太太。我心如刀绞，这么多天我第一次感到了疼痛。之前，有一次乘无轨电车时，别人把一个沉重的箱子砸在我脚上，我都没有感觉。晚上脚趾都肿了，那时候我才想起被箱子砸过的事情来。（流泪）现在该停下来说说我的妈妈了……我妈妈属于革命前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那些人，每当演奏国际歌时，他们眼中都闪着泪花。她经历了整个战争，所以总是回忆苏联士兵把红旗插上德国议会大厦：“我们的国家打赢了这样一场战争！”十年，二十年……四十年都过去了，她还总是对我们重复，就像念咒一样，祈祷一样，这就是她的祈祷……“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是幸福的。”——妈妈对此绝对坚信不疑，和她争论也没用。她因为《战争与和平》而爱上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更因为这位伯爵为了灵魂救赎而要把自己的财产分发给穷人。不仅是我妈妈一个人，她所有的朋友，苏联第一代知识分子们，都是读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2]成长起来的，是读着马克思长大的……要是想让妈妈坐下来缝纫绣花，特别是要她装点我们的家居，在房间里装饰瓷花瓶和各种珍品……她就会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是浪费时间，庸俗的小市民！最重要的是灵魂工作，是读书……她一件衣服可以穿二十年，两件外套穿一辈子，但是如果没有普希金，没有高尔基全集，就活不下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感觉是在参与一场宏伟的构思，宏伟的设计……


  
……在我们市中心有一片旧公墓。那里树木茂密，丁香丛丛。很多人去散步，就像个植物园。老人很少，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欢笑，拥抱，亲吻，开着录音机轻歌曼舞。有一天儿子回来晚了，我问他：“去哪儿了？”“去墓地了。”“你怎么突然到墓地去？”“那里很有趣。好像可以看到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们的眼神。”


  
……有一次我打开他房间的门，他正身体笔直地站在窗沿上——我们家的窗沿很不结实，又很窄，那可是六楼啊！我吓得呆住了。但是我不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当他爬上树梢或破旧教堂岌岌可危的高墙时，就大叫起来。我现在只能说：“如果感觉支持不住，就考虑跳到我身上来。”我不能大叫，不能哭喊，以免吓到自己。我只能扶着墙慢慢回去。过了五分钟，我感觉简直是漫长极了，他已经跳下窗沿，进了房间。我一把抓住他，亲吻他，捶打他，使劲摇晃他：“为什么？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想试试看。”


  
有一天，我看到附近一家的门口摆着花圈。有人死了。人死了——就没了。我下班回家，听他爸爸说伊戈尔到那家去过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去？我们又不认识那家人。”“那是个年轻女孩。她躺在那里是那么漂亮。我还以为，死亡是很可怕的呢。”（沉默）……他头脑发昏了……某种东西在吸引他去走极端……（沉默）那家门已经关上……我们没能进去看望。


  
……有一天他敲打自己的膝盖问：“妈妈，我还是很小吗？”我于是开始注意了，他是怎样站在门口为圣诞老人守门。他问哪辆巴士可以开去遥远的王国，遥远的国家。他在农村看见了俄式火炉，就通宵等待火炉像童话里一样走动起来。他是个很容易相信任何事情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外面在下雪，他跑回来说：“妈妈！我今天接吻了！”“接吻？！”“是啊。今天我第一次约会了。”“你怎么从来没告诉我？”“还没来得及，我和季姆卡和安德烈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难道约会也要三人同行？”“是啊……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嘛。”“所以你们就三人一起约会？”“很好的。我和她一起在小山坡上手牵手散步，季姆卡和安德烈放哨。”“哦，我的上帝啊！”“妈妈，五年级男生能娶十年级女生吗？”“当然，如果这是爱的话……”


  
就是这样……这样的孩子……（她哭了好久）我不能说这事了……


  
我们最爱的就是8月。全家一起到城外去看蜘蛛结网。我们笑个不停……笑啊……笑啊……（沉默）我怎么总是要哭呢？啊？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十四岁了……（哭）


  
我在厨房里又炒又炸，窗户开着，能听到他和他爸爸在阳台说话。伊戈尔问：“爸爸，什么是奇迹？我想我是明白的。听我说……从前有一对老爷爷和老婆婆，他们有一只母鸡叫莉亚芭。一天莉亚芭生了一个蛋，很小很小，但不是普通的蛋，而是金蛋。爷爷敲啊敲啊，就是敲不开；婆婆打啊打啊，就是打不破。这时候跑来一只老鼠，尾巴一扫，金蛋掉到地上，跌碎了。爷爷哭啊，婆婆哭啊……”他父亲说：“从逻辑上说，这是绝对荒谬的。打啊打啊打不破，破了之后又突然大哭起来！不过这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几个世纪了，是给孩子们听的童话，就像听诗一样。”伊戈尔说：“爸爸，我以前以为头脑可以理解一切。”他父亲说：“很多东西头脑不能理解，比如爱情。”伊戈尔说：“还有死亡。”


  
他从小就写诗，桌子上，他的口袋里，还有沙发上，到处都能发现写满诗句的纸张。都是他扔掉的、忘记的。我甚至一直不能相信这些是他写的：“真的是你写的吗？”“那上面写了什么？”我读给他听：“人类彼此串门/野兽也彼此往来……”“嗯嗯，这是以前写的。我已经忘了。”“这些呢？”“哪些？”我又读：“只有在枯萎的树枝上/滴落着星星点点的水珠……”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写道他想死。想爱，想死，这是他的两个愿望。“我和你结婚/像蓝色的水……”还有吗？！听听：“蓝色的云，我不是你们的/蓝色的雪，我不是你们的……”他还读给我听，他读给我听过的！可是人在青春期都经常写关于死亡的东西……


  
在我们家里，读诗就像讲话一样平常：马雅可夫斯基、斯维特洛夫……我最爱谢苗·古岑科[3]的诗：“歌唱着，走向死亡/在此之前可以先哭/须知战斗中最可怕的时刻/是等待攻击的时刻。”您已经注意到了？是的，当然……为什么要问呢？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艺术热爱死神，我们的艺术对死神尤其钟情。我们的血液中就有崇拜牺牲和死亡的基因。生活向往的是主动脉的破裂。“俄国人啊，就是以自己的死亡去求生存！”果戈理写道。维索茨基唱道：“就让我在悬崖边上站一会儿吧……”站在悬崖边上！虽然艺术热爱死神，但法国还有喜剧。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喜剧？“为了祖国前进！”“祖国或者死亡！”我总是教我的学生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教学生们学习丹柯[4]的事迹：破开胸腔捧出自己的心脏，点燃心脏照亮他人的道路。我们从来不谈生活，或者很少谈……总是谈英雄！英雄！英雄！英雄的生活……只有牺牲者和刽子手……再没有第三种人。（喊叫着哭泣）现在，去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折磨。孩子们在等待，他们想学习语言和感情……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们吗？


  
一切都过去了，正是这样……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5]（此书当时还是被视为“异端”，我拿到的是打字抄本）。在最后一页……您记得吗，玛格丽特请求放走大师，但是撒旦附身的弗兰德说：“不要在山里喊叫。不过，他反正早已习惯于山石的崩塌声了，这声音惊动不了他。玛格丽特，您也不必替他求情，因为他一直渴望会见并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已经替他求过情了。”忽然，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儿子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跪下来喃喃低语，祈祷一样：“我的伊戈尔，可不要那样。我的宝贝，你可不要那样，不要！！”我又开始做自从他长大后就不让我做的动作：吻他的手和脚。他睁开眼睛说：“妈妈，你怎么了？”我立刻回过神来：“你的被子蹬掉了，我来给你整好。”他又睡着了。而我呢……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他经常开心地取笑我是“忽隐忽现的火星姑娘”，我的生活真是太轻松了吧。


  
他的生日临近了，新年也要到了。有朋友答应要给我们弄来一瓶香槟——当时我们在商店里很少能买到香槟，人人都要去弄。走后门，通过熟人，通过熟人的熟人，弄来熏肠、巧克力……要是能采购到几公斤新年大橙子，那就是巨大的成就！橙子可不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一种珍奇品，只有新年才能闻到橙子香味。新年餐桌上一定要有美食。这次我搞到了小鳕鱼肝和一块红鱼。后来所有这些都送到了悼念餐桌上……（沉默）不，我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我的故事。我们的孩子已经有了完整的十四岁。十四岁差十天……


  
有一次我清理夹层，发现了一些装满信的文件夹。那是我躺在产房时的通信，当时每天都要和丈夫互相通信或者字条，甚至一天好几封。我一边读一边笑。此时伊戈尔已经七岁……他不明白怎么有妈妈爸爸却没有他？但是又好像有他，因为我在信里总是谈论他：宝贝在转身了，他来撞我了……他对我说：“是不是我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你们这儿了，对吗？”我被他问得一愣。可是孩子们……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说话，像是哲学家，又像是诗人……我那时应该把他的话都记录下来……“妈妈，爷爷死了。这就是说，人们要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又长出来……”


  
他在七年级时，就已经有了女朋友……很认真的恋爱。“我绝不能让你娶初恋的对象，也不能娶售货员！”我威胁他。我开始经常地想到我将要和别人分享他了，我有了心理准备。我的女友也有个儿子，和伊戈尔一样大。女友对我承认说：“我还不认识未来的儿媳，就已经嫉妒她了。”她太爱她的儿子，不能想象要把儿子给另外一个女人。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很疯狂……疯狂地爱儿子……无论在学校度过怎样艰难的一天，只要回到家里打开门，不知从哪儿就会出现光芒。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光芒。


  
我做过两个可怕的梦。第一个是我和他一起溺水了。他游泳游得很好，有一次我冒险和他一起在海里游了很远，往回游的时候，感觉没有了力气，就一把抓住他，拼命地抓住。他大叫：“放开我！”“我不能！”我紧紧抱住他，把他拉到了海底。但他还是挣脱开，并把我推到了岸边。他一边支撑自己，一边推我。就这样，我和他一起游。在梦里，总是重复这些，而我绝不放开他。我们不是溺水，也不是在游泳，就是在水里搏斗……第二个梦是下雨了，又好像不是下雨，而是下土，下沙子。天开始下雪，但我听到沙沙的声音，那不是雪，而是沙土。还有敲铲的声音，就像心跳一样。哐哐哐哐……


  
水……他着迷于水……他喜欢湖泊、河流、水井，尤其喜欢大海。他写了很多关于水的诗歌。“只有安静的星星，白白的就像水一样，黑暗”，还有“水默默地流动……孤独而寂静”。（停顿）我们现在再也不去海边了。


  
最后那一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谈论的当然还是书。我们一起读禁书，《日瓦戈医生》、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我还记得，我们争论谁算是诗人？诗人在俄罗斯有怎样的命运？伊戈尔的观点是：“诗人都应该早逝，否则就不是诗人。一个老大年纪的诗人是可笑的。”瞧……我错过了这个动向，没有重视它……我总是说啊说啊，就像从圣诞节礼品袋里往外倒出来，倒啊倒啊……几乎每个俄罗斯诗人都有关于祖国的诗，我能够背诵很多首。我最喜欢读莱蒙托夫[6]的：“我爱你祖国，但是用一种奇特的爱。”还有叶赛宁的诗：“我爱你，温柔的故国……”当我买到勃洛克书信集的时候，真开心啊……整整一本！勃洛克从国外回来之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祖国立即向他展示了猪一样的嘴脸和神圣的面孔……当然，我会把神圣的作为重点……（丈夫进入房间，拥抱了她并坐在旁边）还有什么？伊戈尔有一次去了莫斯科，去看维索茨基的坟墓。他剃了个光头，变得很像马雅可夫斯基（她问丈夫）还记得吗？我是怎么骂他的？说他的头发奇怪。


  
最后那个夏天……伊戈尔皮肤晒红了，身材健壮，从外表上看人家都以为他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去塔林度假。他已经是第二次去爱沙尼亚，所以带着我到处逛，走遍了各种角落。三天工夫我们已花掉了一大笔钱，夜晚就睡在一个什么宿舍楼里。那个夜里，我们逛了市区回来，一路笑着，手拉手打开大门把手，他走到管理员台前，那个女人不让我们进去，说“十一点之后女人不可以和男人一起进去”。我就靠近伊戈尔的耳朵悄悄说：“再挺高一些，现在看我的。”我走过去跟那女人说：“你这眼神不觉得丢人啊！这是我的儿子！”真痛快啊……好极啦！！可是突然间，就在那天夜里……我感到很害怕。怕的是，我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是面对某种新东西的恐惧。其实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最后一个月……我哥哥去世了。我们家亲戚中男人少，我把伊戈尔处处带在身边，帮着我一起料理后事。我当时就应该知道……他已经盯上了死神……“伊戈尔，把花儿移过去，把椅子搬过来，去买面包。”这时普通的事情都是在与死神为伴了……很危险……死神，其实可以和我们的生活混在一起的。这个我现在才明白……汽车到了，所有亲戚都上车了，但是我儿子没有坐。“伊戈尔，你在哪里？快上来。”他上了车，但是位置都占满了。这全都是信号……不知由于突然震动，还是由于……汽车开动了的一瞬间，哥哥的眼睛忽然睁开了。这又是个坏兆头：意味着家庭中还会有人死亡。我们立刻为老母害怕——因为她有心脏病。后来，棺材下葬时，有些东西也跟着掉下去了……这也不吉利……


  
最后一天……早晨。我在洗漱，感觉他站在门口，双手扶着门框，一直在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快去做功课。我马上回来。”他默默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下班后我遇到了女友。她为伊戈尔织了一件时髦的毛衣，这是我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我带回家来，丈夫又骂：“难道你不明白，他穿这种新潮的东西太早了吗？”晚餐是伊戈尔喜欢的鸡肉饼。平常他都会要再添一些，这次却只吃了几口就离开了。“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沉默不语。我哭了，我的泪水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我哭得那么大声，多年来的头一次。哥哥的葬礼上我都没这么哭过。我的哭声把他吓着了，不知所措，我又赶紧去安慰他：“快试试毛衣吧。”他穿上了。“你喜欢吗？”“很喜欢。”那个晚上，我每过一会儿就去他房间看看，他躺下了，在床上看书。另一个房间，他爸爸在打字。我有些头疼就睡着了。发生火灾时，人们睡得都比平时死……我离开他时……他在读普希金，我们家的小狗吉姆卡躺在过道上，一声也不吭。不记得过了多久，我突然睁开眼睛，丈夫在我旁边坐着。“伊戈尔在哪里？”——“在浴室，锁着门。也许是小声读诗歌去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跳了起来。我跑过去，敲门，砸门，手脚并用。里面没有声音。我喊他的名字，尖叫着，恳求着。还是沉默。丈夫找来锤子和斧子。把门撬开……他穿着旧裤子、毛衣、拖鞋……用一根皮带……我一把抓住他，抱住他。身体已经软了，但还是热的。开始做人工呼吸，叫救护车……


  
我当时怎么会睡着了？为什么吉姆卡也没有感觉到啊？狗是很敏感的动物，比我们人类的听觉好数十倍。为什么没有发现……我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望着同一点。大夫给我打针，而我总是要冲到外面去。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叫醒：“薇拉起来吧，你怎么不宽恕自己。”我心里在想：“嗯，现在我要为这些玩笑狠狠骂你一顿。你听好了。”我很想痛骂什么人。


  
他躺在棺材里，身上就是那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毛衣……


  
我没有立刻痛哭……几个月过去，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已经不再哭了，只是干号。只有一次，我喝了一杯伏特加——又哭了起来。以后只要一想哭就开始喝酒，抓住别人喝……我们的一些朋友陪我们坐了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公寓。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在折磨他们，他们也很难过。


  
我们从家里逃出去了……厨房的那张破椅子都要散架了，但因为伊戈尔平时会坐，所以我不去碰它，就让它放在那儿，要是把他喜欢的东西扔掉，他突然不高兴了怎么办？他的房间门，我和丈夫也不能打开。两次都想换公寓，文件都准备好了，都和别人讲定了，我们都开始收拾东西了。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感觉伊戈尔仍然在这里，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他还是在这里……我逛商店还总是为他挑选东西：这裤子的颜色适合他，还有那件衬衫。还有考虑到春天来了他穿什么……什么样的我不记得了。有一天回到家里，我对丈夫说：“今天有个人说喜欢我。他想和我约会。”我丈夫回答道：“好啊，小薇拉，我真为你高兴。你恢复回来了……”我万分感激他说这些话。这里我想讲讲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们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真走运，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装在了一个小瓶子里。”我就去恋爱……但为什么想去爱又爱不起来？因为对活下来的自己，新的自己，我还不了解。我害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能再幸福了……


  
有一天夜里，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门铃响了。我清楚地听到门铃响了。早上起来告诉丈夫，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见。”第二天深夜门铃又响了。我没有睡，看着丈夫——他也醒了。“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都觉得在公寓里不只是我们自己，吉姆卡总是在转圈子，围着床边转圈跑，好像在追踪什么人。我好像也去过什么地方，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我记得这个梦，就是不明白梦里自己身在何处……伊戈尔出现了，还是穿着我埋葬他时给他穿的那件毛衣。“妈妈，你总是叫我，但你不明白，我来看你是多么艰难。别再哭了啊。”我摸到了他，他软软的。“你住的都好吗？”“很好。”“那里是什么地方？”他来不及回答，就消失了。从那晚上起，我就不再哭了。我梦见他时，他变得很小，很小。我等待着他变大，好跟他说话……


  
这不是梦。我只要闭上眼睛，房间门就会打开，他瞬间就走进来，像个成年人，我从没见过成年的他。他的面孔还是老样子，于是我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他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关于他的谈话，对他的回忆，他都不在乎。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不能让我们的联系中断，我不能……我想了很久，决定再生一个……医生担心我不能生，因为年龄太大了。但是我还是生了，生了个女儿。我们对她的态度就像她不是我们女儿似的，按照伊戈尔的名字，给女儿取名伊戈利亚。我很怕像爱他一样爱她……我不能爱她那么多。瞧，我多么疯狂，疯了！我还是哭，一次一次去墓地痛哭。女儿总是跟着我，我不能不思考死亡。我做不到。丈夫认为，我们必须离开，到其他国家去，为的是改变一切：风景，人情，语言。有朋友从以色列打电话来。他们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在俄罗斯还有什么让你们留恋？”（几乎尖叫）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啊？


  
我总是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突然间伊戈尔自己会对您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呢？完全不同的故事……


  
与伊戈尔朋友的谈话


  ……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都聚在一起

  
我们当时真的年轻，青春是噩梦般的时代，我不知道是谁杜撰说这是美丽的年龄。你荒诞不经，你愚昧可笑，你为各方所不容，你不受任何保护。对于父母来说你还小，他们还在塑造你。你就像是在一个大罩子里面，谁都不可能碰到你。那种感觉……我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医院里面躺在玻璃房子里，得了传染病在隔离。你感觉父母只是假装想和你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只是假装和你很近，实际上他们很远……父母猜不到他们的孩子是多么认真严肃。初恋，是可怕的，有致命的危险。我的女友认为，伊戈尔自杀是出于对她的爱。真傻！少女的愚蠢……其实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当时都爱上他了。啊，他太帅了！总是把自己装得好像比所有人都老成，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非常孤独。他写诗。诗人就是应该冷峻和孤独的，应该死于决斗。


  
反正我们所有女孩子的脑子里都有很多青春期的琐事和废话。


  
这是苏联时代，共产主义的时代，我们是被列宁思想和炙热的革命理想培养起来的，慷慨激昂。我们不认为革命是错误或者是罪过，但也不是十分醉心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玩意儿，革命已经是抽象的东西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节日，还有对这些节日的期盼，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在街上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有人完全相信这些话，有人相信一部分，有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好像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音乐声震耳欲聋。妈妈那个时候又年轻，又漂亮。所有人都在一起，都把这一切作为幸福来回忆……那些气息，那样的声音……敲击打字机键盘的咔咔声，还有农村挤奶女工的尖叫声：“牛奶！牛奶！”那个时候还不是家家都有冰箱，牛奶还是放在罐子里放在阳台上保存。装着母鸡的网袋在小窗口上摇晃。窗户上挂着花团锦簇的装饰品和安东诺夫苹果。猫的气味从地下室飘出来。还有苏联大食堂的漂白粉抹布的气味，这种气味再也闻不到了。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如今它们在我头脑里合成同一种感觉，成为一种情感。


  
自由就是另一种气味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之后——那时候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这样比喻说：“自由就像一种上等酱料。”我自己也记得在柏林第一次见到超级市场时的美妙感觉：那里有上百种香肠和上百种奶酪，简直不可思议。改革之后，很多开放的新感觉和新思维等着我们，它们都还没有被好好书写，没有纳入历史，也都还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我们很着急，要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以为这样一来，巨大的世界就会向我们开放。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对它怀着梦想，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对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很美好。我们一边梦想，一边过着苏联的日子，所有人全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游戏规则行事。比如一个人走上讲台，满嘴瞎话，但是大家全都鼓掌，尽管都知道他在说谎，他自己也知道大家知道他在说谎，可是他继续振振有词，享受掌声。没有人怀疑，我们还将这样生活下去，但需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地。我妈妈喜欢听加里奇被禁的歌曲，我也喜欢听加里奇……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多么想去莫斯科参加维索茨基的葬礼，警察用电子设备把我们拍下来，我们就高喊：“请拯救我们的灵魂吧！/ 我们被窒息得说胡话了……”“没打中，飞偏了，没打中/打到我们的炮兵了……”那时候经常打架闹事！校长命令我们和家长们一起来到学校。是妈妈和我一起去的，她在那儿的表现好极了……（沉思片刻）我们在厨房里生活，国家也在厨房里生活……无论坐在谁的家里，我们只要喝着酒，听着歌，谈着诗，打开一个罐头切几片黑面包，感觉就特好。我们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橡皮艇、帐篷、野营、在篝火旁唱歌。我们有着共同的符号，彼此都能认得出。我们有自己的时尚，自己的根据地。现在，秘密的厨房团体早就没有了，我们曾经以为永恒的友谊也没有了。是的……我们曾经以为那是永恒的关系，以为友谊至高无上。正是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都聚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当中谁都没有生活在苏联，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旅游圈、登山圈……课后我们都集中到某个兴趣小组，学校分给我们一个房间活动。有个文学小组，我记得伊戈尔还在那儿读过他的诗，他很善于模仿马雅可夫斯基，令人倾倒，当时他有一个绰号叫“大学生”。总有一些成年的诗人到我们这儿来，和我们坦诚地交流谈话。从他们的嘴里，我们知道了布拉格事件的真相，阿富汗战争的真相。……还有什么活动？一起学习弹吉他。对了，这是必须的。那些年，吉他在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清单中排在第一位。我们当时都是跪下来，等待倾听最喜爱的诗人和吉他手吟唱。诗人朗诵时，听众挤满了体育场。政府要出动骑警维持秩序。语言就是行动。在集会上站起来说出真相，这就是行动，因为很危险。走到广场上去，充满激情，肾上腺素狂飙，好像这样就能走出苦闷。在语言中宣泄一切……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可思议，今天需要的是做而不是说。现在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语言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我们倒是想有信仰，但是做不到。所有人都鄙视一切，未来只是臭狗屎。过去我们可不是这样，啊，诗歌啊诗歌，语言啊语言……（笑）


  
我十年级就恋爱了。他住在莫斯科，我每次去看他只能待三天。早上在火车站，我们从他的朋友那儿拿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坦姆[7]回忆录的胶印本，当时人人读她读得入迷。第四天一早就要还书，还要赶上路过的那班火车。我们通宵不间断地读书，只有一次跑出去买牛奶面包，甚至都忘记了拥抱接吻，光顾着互相交换这些纸张了。在某种妄想中，在某种颤抖中，一切都在发生，因为你的手上有这本书，因为你在读它……熬夜把书看完后，我们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奔跑，赶到火车站，这时城市公交都还没有发车呢。我清楚地记得城市的夜景，我们走在大街上，这本书就在我的书包里。我们揣着它，就好像揣着一件秘密武器……我们就是这样确信，语言能够撼动世界。


  
戈尔巴乔夫年代，是自由和购物券的年代，从面包、米面到短袜，一切都要凭票。排队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过你是带着一本书在排队的，那是以前你不可能买到的书，而且你还知道晚上要去看电影，那电影以前是禁片，被搁置了十年。真让人陶醉！或者你的脑子里一整天都想着十点钟的那个《观点》节目，主持人亚历山大·留比莫夫和弗拉基斯拉夫·利斯切夫成了人民的英雄。我们了解了真相，不仅了解了加加林，还知道了贝利亚……实际上对于傻乎乎的我来说，只要有言论自由就足够了，因为就像我很快发现的那样，其实我就是个苏联女孩，我们吸收的苏联元素，比我们感觉到的更多。只要给我读多夫拉托夫[8]，还有维克托·涅科索夫[9]，再让我听听加里奇的演唱，对我就足够了。我并不梦想到巴黎蒙马特去，也不梦想去看高迪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只要让我们自由地读书和说话就行了。读书！我们的女儿奥尔加生病了，她只有四个月大，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症。我害怕得发疯，带着她到医院去，可是一分钟都不敢放下她，只有在我的怀里她才能安静下来，我就这样一直站着。我抱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啊走啊。如果她睡了半个小时，您想我该做什么呢？我不会睡觉，我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衣服腋下藏着一本《古拉格群岛》。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也会翻开看两眼。就这样一只手臂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另一只手上是索尔仁尼琴。书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幸福和欣喜的感觉突然夭折了，彻底崩溃了。我发现，这个新世界不是我的，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些人需要的。老爷的靴子踢到弱者的眼睛上，我们上升之后又狠狠地跌下去……可以说，这又是一场革命，但是这一场革命的目标是世俗的：人人都为了房子和车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不是太庸俗了？满大街摇晃着穿紧身裤的人——应该说是狼！把所有的人踩在脚下。我的妈妈在一家针织厂做师傅，很快那家工厂就倒闭了，妈妈只好坐在家里缝制内裤。不论你走进哪一家，都可以看到妈妈的朋友们也都在缝制内裤。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变成了工厂，人人都在缝制内裤和胸罩，还有泳装。其实还是大规模生产旧式的东西，然后找一些熟人，裁剪一些流行的进口货商标，缝到这些泳装上。然后女人们就一群群地集合起来，带着口袋去俄罗斯各地兜售，这被称为“内裤生产线”。那段时间，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愉快）我记得，一些事情很有戏剧性……在大学图书馆和系主任办公室里，有一桶一桶的腌黄瓜、西红柿、蘑菇和卷心菜，他们把卖蔬菜的钱拿来支付教师们的工资。有时，全系的办公室里会突然间堆满橙子，或一包包的男士衬衫……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尽可能地要活下来。我们还想起一个古老的方法——那是战争时期的吃法——到公园里的偏僻角落，到铁路边上的土坡上去种土豆，一连几个星期只吃土豆，或者一种酸白菜，不管你饿还是不饿。反正我一直到死都不想再看它们一眼了。我们还学会了用土豆皮做炸薯片：把土豆皮放到沸腾的葵花子油里，多放些盐。没有鲜牛奶，但是可以买到冻牛奶，把碎米粥掺在冻奶里煮。现在我还会吃这些吗？


  
最先崩溃的是我们的友谊……大家全都有事情要做，都要挣钱。以前觉得，钱对于我们来说算什么……金钱对我们完全没有控制力；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看重绿票子的价值，而不是苏联卢布，我们把卢布称为“印花纸”。我们这些读书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本来就是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没有任何能力应付我们终于盼来的这种新生活。我们期盼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这个。我们读了一车浪漫书籍，生活却狠狠地踹了我们后脑勺一脚，朝另外的方向急速奔去。基尔科罗夫[10]取代了维索茨基。流行歌曲大行其道！大众趋之若鹜……不久前朋友又在我家厨房聚会——现在聚会已经很少了，大家争论起来：要是维索茨基还活着，他会去为阿布拉莫维奇[11]唱赞歌吗？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多数人相信，当然会的。于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他会要价多少呢？


  
要是伊戈尔还活着呢？他在我的记忆中，依旧酷似马雅可夫斯基，英俊而孤独。（沉默）我和你讲了吗，我和伊戈尔是有些故事的……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一直非常要好，可是他还是自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对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办法？青春期时我也曾想过自杀，可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爱妈妈、爸爸、哥哥……全家都非常好，可是有某种东西牵着我。感觉有某个地方，那边有某种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呢？……反正是有着什么……也许那边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更加明亮，比你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加宏伟，那边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在那个世界里，你能够参透某些秘密，那是其他方式不能够理解、用理性也不可能解开的秘密。就是这种冲动，让我也想去试一试……站到窗沿上去，从阳台跳下去……可是你其实并不想死，你想的只是跳到更高的地方，想飞起来，你觉得自己能够飞起来。你要像在梦境里一样行动，在晕眩中……当你进入自我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光明，想起某些声音，还有使你感觉良好的情感状态，那里比在这里要好得多……


  
说说我们的小伙伴……我们还有一个廖什卡，不久前死于服药过量。瓦季姆在九十年代就消失了，他做过图书生意。开始好像只是个玩笑，一种随意的想法，可是自从有钱进来，敲诈勒索紧跟着就来了，一帮带枪的家伙找上门。他只好花钱买命，远远离开那些流氓，躲进森林里睡到树上去了。那些年人们不打架，直接就杀人。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没有踪迹……到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他，也许已经埋在什么地方了吧。阿尔卡迪溜去了美国：“我宁可去睡到纽约的大桥下。”最后，昔日的同伴只剩下我和伊柳沙，伊柳沙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了婚。在诗人和艺术家走红的时候，妻子还能容忍他的古怪，到了经纪人和会计师走俏时，妻子就离他而去了。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只要上街就立即发作，害怕得浑身发抖。所以他只能坐在家里边，当父母的大孩子。他仍在写诗，那是灵魂的呐喊。青春期的我们，听同一种录音带，读同一种苏联的小册子，骑同一种自行车……就是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十分简单：同样的时间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上衣、同样的裙子。我们被培养得就像斯巴达的年轻战士，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立刻整装上阵。


  
那时候有个什么军人节，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被带到少先队英雄卡泽伊·马拉特[12]纪念碑前：“看，孩子们，”老师对我们说，“这个少年英雄拉响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炸死了很多法西斯。等你们长大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也要拉开自己身上的手榴弹？我记不住原话了……妈妈说，那天夜里我大哭起来：我要去牺牲，我应该一个人躺在什么地方，没有妈妈和爸爸……但是我一哭起来，就做不成英雄了，我病倒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有梦想了，就是加入少先队，到市中心的“永恒之火”[13]前站岗。只有优秀学生才能被选到那里，他们会得到定制的军大衣、军帽，还发军用手套。能够到那里去，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巨大的骄傲。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听西方音乐，追求牛仔裤了……那是二十世纪的象征，就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样。我的第一条牛仔裤是“蒙大拿”商标的，很有型！但是夜里我还是梦到自己带着手榴弹冲向敌人……


  
奶奶去世后，爷爷就搬到我们家来住，他是一个中校军官，有很多勋章和奖章。我总是缠着他：“为什么给你这个勋章啊？”“为了敖德萨保卫战。”“你立了什么战功啊？”“保卫了敖德萨。”他总是说得很简单，我为此对爷爷很不满。“爷爷，你应该记住你做过什么光荣高尚的事情啊。”“你要是想了解这个，不要找我。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读一读。”我的爷爷水平很高，我和他有一种化学反应般的互相吸引。他在4月去世了，本来他希望活到5月，活到胜利日的。


  
……十六岁那年，按照规定，我要到兵役委员那里报到。“你想参加什么部队？”我对兵役委员表示，我申请在中学毕业之后去阿富汗。兵役委员只说了两个字：“傻瓜。”可是我一直在准备：玩跳伞，学习自动步枪……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最后一批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去了以色列。为此学校召开了全体同学会议，劝他留下：如果你的父母想离开，就让他们离开，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儿童院，你在那里可以一直学习，并留在苏联生活。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叛徒。他被开除了团籍。第二天全班同学都去集体农场收土豆，他也来了，我们把他赶下了汽车。校长警告全体学生说，谁和他通信，就不能从学校毕业。可是当他离开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和他友好通信……


  
改革开始后，连那些老师也对我们说，把我们以前教给你们的东西忘掉吧，去读读报纸，从报纸上学习。中学毕业的历史考试全都改了，不再死背苏共所有的代表大会。虽然在最后一次十月革命游行中，还是给我们分配了标语牌和领袖的照片，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次巴西狂欢节了。


  
……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拿着装满苏联纸币的口袋跑进空荡荡的商店。那时候我在上大学，丘拜斯在鼓吹兑换券，他许诺说一张兑换券的价值将是两辆伏尔加轿车，结果后来只值两个戈比。疯狂的年代啊！我在地铁分发传单……所有人都梦想一种新生活，日思夜想，梦想货架上堆积如山的香肠，不过要按照苏联时期的价格，政治局委员们也得和普通人一起排队买。香肠是一个基准点，我们俄国人的最爱就是香肠……上帝已死！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河流属于海狸！山洞属于狗熊！街头的游行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播收视率，成功地超越了墨西哥电视剧。我学了两门课程就离开了大学，父母觉得很遗憾。别人公开和他们说：你们是可怜的苏联分子，你们那种生活不到一口烟的工夫就消失了。从诺亚方舟开始，你们犯下了所有罪过，现在谁都不需要你们了。你们葬送了一辈子，结果是一场空。这些话令他们颓丧得一蹶不振，毁灭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再也不能重新振作了，无法加入急剧的变革。我弟弟下课后去洗车，在地铁里卖口香糖和其他小东西，挣的钱都比父亲多……父亲是一位学者，科学博士！苏联精英！而所有商店里只要出现香肠，大家就全都跑过去。看看价格！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我当了搬运工。这才是幸福！从一辆装砂糖的货车卸完货，当场就给我们现金，还有一袋袋砂糖。九十年代一口袋砂糖什么价钱啊？货真价实！金钱！金钱！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天之内，你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脑门吃一颗枪子。现在大家都在回忆……真是后怕：那时险些发生国内战争，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记得街上空空如也，路上没有人。人们不再订阅报纸。伏特加的价格大涨，男人们在院子里大骂戈尔巴乔夫还有他之后的叶利钦，拿起棍子准备打到圣地去！野蛮的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着所有的人。空气里弥漫着钱的味道，赚大钱的气息。出现了绝对的自由——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政府，所有人都想做倒爷，而不能做倒爷的人就嫉妒那些能做到的。有人卖，有人买，有人掩护，有人给别人当后台……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和朋友一起去餐馆，叫了马丁尼和钢琴牌伏特加，那时候这是大牌子！只想把酒杯高高举在手中，炫耀一番。我们还抽上了万宝路香烟。一切感觉就像雷马克的小说一样，长期生活在浮华中。新的商店，新的餐厅，用外国生活装饰自己……


  
我还卖过烤香肠，巨额票子像流水一般进来……


  
我往亚美尼亚贩伏特加时，一连几星期和几个哥们儿坐在一个闷罐子车厢里，握着斧头和钢钎。如果被人知道我们在运这个，要出人命的！回程运的是毛巾……我还卖儿童玩具……有一次我被抓住了，一整批货都赔了，罚掉了一车的汽水。我本来是要拿汽水去换一车葵花子，然后在榨油厂收油，卖掉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再去换厨具和熨斗……现在我做鲜花生意，我学会了“盐浸”玫瑰。在一个纸盒中铺上淬火的盐，不低于一厘米厚，然后把含苞的花放进去，上面再铺上盐，盖上顶盖，再放进一个不大的包装盒，扎紧。这样处理之后，过一个月，甚至一年后，再取出来用水洗，花都不会败。随时都欢迎来我这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大学的说法很吓人，如果说是生活的小学，那倒是准确的。人们刚来到这里，好像进了博物馆或者图书馆。男孩女孩们从旁边走过，都像僵尸一样，面露疯狂……比如一对情侣停留在卖中国造的脱毛器摊位前，姑娘向小伙子解释除毛是多么多么重要：“你喜欢这个，是吗？你愿意我像谁谁谁一样吧……”她说的那些演员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可能叫马琳娜·佛拉基，或者是卡特琳·杰尼夫。无数个这样的盒子罐子，人们把它们带回家作为圣物一样，东西用完后，小罐子也不扔掉，摆在书架或橱柜玻璃门内的显眼的位置上。人们把一批封面光滑闪亮的杂志作为经典作品阅读，极为虔诚地相信：在这个封套里面，在这个封皮的后面，就是美丽的生活。第一间麦当劳开张的时候，等着尝鲜的人排了几公里长，电视还报道了。成熟的知识分子们也搜集麦当劳的小盒子和餐巾纸，放在家中，还骄傲地向客人展示。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妻子勤劳地打两份工，而他一直保持着清高：“我是诗人，我绝不会去卖钢锅。我讨厌做买卖！”曾几何时我和他还有别人一起到大街上，高喊“要民主！要民主！”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心里都没有数。不过我们都不愿意去卖锅。可是现在呢？没有选择：要么你就养家糊口，要么你就继续端着苏联分子的理想，或者，或者……没有其他方案。你写诗，你弹吉他唱歌，人们会为你鼓掌，拍着你说：“唱得好，唱啊！”可是你仍然袋中空空。那些离开国家的人呢，他们在国外也卖锅，也送比萨，也在纸盒厂里糊纸盒，他们在外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其实是在说伊戈尔，在说我们失去的一代，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孩子，却在过资本主义的生活。我讨厌吉他！我可以把它送给您。


  
    
[1] 玛雅·弗拉基米罗夫娜·克里斯塔林斯卡雅（1932—1985），苏联著名的流行歌手。——译者注

  

  
    
[2]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者、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怎么办？》《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资本与劳动》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诗歌描绘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创作对俄罗斯和苏联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品有《故园》《大门前的沉思》《未收割的田地》等。三人均为19世纪后期俄国进步文学刊物《现代人》的编辑。——编者注

  

  
    
[3] 谢苗·彼得洛维奇·古岑科（1922—1953），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前线诗人。——译者注

  

  
    
[4] 丹柯是俄国作家高尔基短篇小说《丹柯》中的英雄，他掏出燃烧的心脏，带领族人穿过幽暗森林，来到美丽的草原，最后死去。——编者注

  

  
    
[5]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苏联一直不能公开发表，直至作者去世二十五年后才出版。——编者注

  

  
    
[6]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1841年7月与人决斗而死。著有诗歌《鲍罗金诺》《祖国》《孤帆》《恶魔》，小说《当代英雄》等。——编者注

  

  
    
[7]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坦姆（1899—1980），俄罗斯女作家，教授，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的妻子。——译者注

  

  
    
[8] 谢尔盖·顿纳托维奇·多夫拉托夫（1941—1990），苏联和美国作家、记者。——译者注

  

  
    
[9] 维克托·普拉托诺维奇·涅科拉索夫（1911—1987），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1947年获得斯大林二级勋章，后流亡法国。——译者注

  

  
    
[10] 菲利普·基尔科罗夫（1967— ），俄罗斯著名流行歌手。——编者注

  

  
    
[11]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1966— ），俄罗斯亿万富豪，拥有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等。曾为俄罗斯首富。——编者注

  

  
    
[12] 卡泽伊·马拉特·伊万诺维奇（1929—1944），苏联少先队队员，苏德战争中的游击队员，苏联英雄。执行任务时被法西斯匪徒发现，他不愿被俘，拉响手榴弹牺牲。——编者注

  

  
    
[13] “永恒火炬”，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战士纪念公墓。——译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Н，八十七岁，1922年加入共产党。


  
是的……我是想走的……但医生从那边把我救回来，但是他们是否知道从哪里把我找回来的？我知道。当然，我是无神论者，可是晚年的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无神论者了，当你是独自面对……一直想着要离开人世走向何方的问题。是的，是另一种观点……对，走入地下，走入沙土……我不能平静地看着普通的沙土。我早就老了，每天和猫咪坐在窗边（猫儿就坐在他腿上看着他），开着电视。


  
当然，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居然开始给“白军”将领建立纪念碑。以前的英雄是谁？都是红军指挥官，伏龙芝[1]、肖尔斯[2]……而现在英雄成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我们还清楚记得高尔察克的人怎么把我们“挂灯笼”，我们现在可还活着呢。现在“白军”又胜利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打了一辈子仗，转战南北，为了什么？我建设国家……又为了什么？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要亲自写回忆录。最近听到广播里在讲我的工厂，我是那里的第一个厂长。但是他们谈到我的时候好像我不存在，好像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我活得好好的……他们根本就不敢去想我还在这里呢……是的！我还健在……（三人都笑起来，他的孙子也坐过来，听我们说话）我感觉自己就是博物馆仓库里被忘记的展品，落满灰尘的碎瓷片。


  
我们有过伟大的帝国，从大海到大海，从北极到亚热带。可是现在她在哪儿呢？现在我们没有被轰炸就战败了，我们没有遭遇广岛原子弹啊。是香肠陛下把它打败了，是美味佳肴把它打败了，是奔驰汽车把它打败了。人类不需要更多东西了，也不要向他们提更多的建议了，没有其他需要，只要面包和舞台秀。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开放，满足了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们。而我们呢，我们那一代人……我们有宏伟的规划。我们梦想世界革命：“我们要让所有的资产阶级/吃些苦头/我们要燃起全世界的火焰。”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现在是觉得不可能了，但我内心里真心相信过，绝对真诚！（喘气）哮喘病折磨我。请等一下……（停顿）瞧，我已经活到了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未来，为了这个未来，我们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战死了，血流成河，有自己人的血，也有敌人的血……“前进！不畏惧死亡/你不会白白死去，事业永存/鲜血构筑了事业的根基……”“这颗心还没有学会爱，却已经恨得太累。”（惊异的神色）我都还记得……忘不了！脑硬化并不能消除所有记忆，并不会完全彻底忘记。我们在政治文化课上学的诗歌——过了多少年？都不敢说出来……


  
我被什么所震惊？为什么而悲愤？因为思想被践踏！共产主义被诅咒！一切都崩塌了！我已经老眼昏花了。嗜血的疯子、连环杀手……怎么都出来了？我已经活得太久，其实没有必要活得这么久。不需要……没必要，长寿是危险的。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我应该和自己的时代共存亡。看看我的同志们……他们牺牲得很早，只有二三十岁，他们是幸福地死去的……带着信念死去的！就像那时候说的，心中怀着革命理想！我真羡慕他们。你们不会明白，我真羡慕他们……“我们年轻的鼓手牺牲了……”死得光荣！为了伟大的事业！（沉思）我那时每天与死神为伍，但是很少想到死亡。这个夏天他们把我送到别墅。我一遍遍地看着土地，它还是那么有生机……


  
（我说，死去和被杀，难道这是同一件事吗？你们是在被杀者当中生活。）


  
（有些恼火）为了这种问题，您都有可能变成劳改营的尘土的，流放北极或者被枪毙——选择余地很小。我那个时代，人们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从来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只想着创造公正的生活，消除贫富分化。我们为革命而牺牲，作为理想主义者而殉难，死得廉洁无私……我的战友们早就不在了，只留下我孤独一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到深夜我都和死去的人们对话……你们呢？你们不理解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词汇：余粮征集制度、征粮队、富农、穷人协会、失败者、还乡团……对你们来说，这都像梵文、象形文字吧！衰老，首先是孤独。住在我附近的最后一个老战友是五年之前去世的，可能更早，大概七年多以前吧……我周围再也没有熟人了。不少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人，还有百科全书的编辑来找我。我只是一个问询处，一个活档案，却没有交谈者了……我还能够和谁说上话呢？我应该能够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3]聊到一起……我们这代人留下来的已经很少，没有颓废的就更少了。卡冈诺维奇比我更老，已经九十岁了。我是在报纸上读到的。（笑）报纸上说，养老院的老头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牌，总是轰他走：“杀人凶手！”他就委屈地掉泪。他曾经是铁腕的人民委员，签署了无数的杀人名单，害死了多少万人啊。他三十年代就和斯大林一起，晚年都没有人愿意和他玩牌，一只替罪羔羊……连普通的工作人员都鄙视他……（往下就说得很轻，我听不清楚，只捕捉到几个词汇）太可怕了，活得久太可怕。


  
我不是历史学家，连普通人文工作者都不是。没错，我曾经在本市大剧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剧院经理。党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好服务，对党忠心耿耿。我对生活想得很少，只有工作。国家就是个建设平台、炼铁高炉……大熔炉！现在人们都不像我们那样工作了。那时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啊……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斯大林的计划是十五到二十年就赶上去，著名的斯大林式大跃进。我们也都坚信一定会赶上去！现在的人什么都不信，我们那时候总是确信不疑，轻信不移。我们的口号是：“以革命的梦想痛批生产崩溃论！”“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技术！”“赶超资本主义！”我那时候都不在家里住，都住在工厂，住在工地。就这样，在夜里两三点钟还电话不断。斯大林夜里不睡觉，很晚才休息，和他一样，我们也不能睡觉。领导干部们都是这样，从上到下。我得过两次勋章和三次心脏病。我当过轮胎工厂厂长，建设项目总指挥，后来又从那儿把我调到肉联厂，主管过党史资料馆。第三次犯心脏病之后，才把我调到剧院。我们的时代，我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谁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所以……不久前一个漂亮女士给我做的专访令我受到了伤害。她一开始就“启发”我，说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一个何等可怕的时代。她是在书里了解到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确实是那时出生的，来自那个年代。于是她对我说：“你们曾经是奴隶，斯大林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我才不是奴隶呢！不是！虽然我现在也满腹狐疑……但是我不是奴隶……那些人脑子灌了粥，搞乱了一切：高尔察克和恰巴耶夫，邓尼金和伏龙芝……列宁和沙皇……成了红白沙拉大杂烩。简直是在棺材旁边跳舞！那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来再也不会生活在那样强大的国家中了。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哭了……他们马上就诅咒我们，诽谤我们。庸俗者胜利了，虱子和臭虫赢了。


  
我的祖国叫十月。有列宁，有社会主义……我热爱革命！对我来说，党是最珍贵的。我入党七十年了。党证就是我的圣经。（朗诵）“我们把暴力的世界/彻底砸烂/建设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那些最底层的人将成为所有者……”我们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这是个美好但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类还没有准备好，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加乔夫[4]到十二月党人[5]，直到列宁，人人都梦想一个平等的兄弟社会。如果没有正义的理想，这里将是另一个俄罗斯，人们也将成为另一种人，完全会是另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患上严重的共产主义幼稚病。不要过分期待。世界也没有患病。人类永远幻想“太阳之城”[6]，当人类还披着兽皮，住着洞穴的时候，就已经渴望正义。请记住苏联歌曲和苏联电影吧，其中有多么美好的梦想和信念！奔驰车，那不是梦想……


  
他的孙子几乎在整个对话中都保持沉默。只是说了几个政治笑话作为对我这些问题的回答。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1937年，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牢房里对话。一个人说：“不行了，我们是等不到共产主义了，可是我们的孩子……”另一个说：“我们可怜的孩子！”


  
我老了，已经老了……可是年老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知道，人其实就是一种动物……现在忽然显露出很多动物性来……这个年龄，就像拉涅夫斯卡娅[7]所说的，命名日蛋糕上要插那么多蜡烛，买蜡烛的钱都比蛋糕贵了，撒出的尿有一半都送去化验了。（笑）什么东西都不能延缓人的衰老，不管是勋章还是奖章……不行的……电冰箱在嗡嗡地低鸣，钟表在嘀嗒地走，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趁孙子起身到厨房去准备茶水，我们谈起了他的孙子）后代长大了，他们头脑里只有电脑……我这个孙子上九年级了，人还很小，却对我说：“我想读伊凡雷帝，但不想读斯大林。你那个斯大林，我厌恶透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说已经厌恶了。我们才是过来人！所有人都咒骂1917年。“一群笨蛋！他们为什么要搞革命？”人们就这样说我们。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那些人有怎样炙热的目光，我们的心灵怎样燃烧！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可是我并没有疯掉……我记得……是的，我记得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不像今天的人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锅碗瓢盆、小房子、小园子，就是我们的全部了。这就是我们！我们那一代！有时候我儿子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大学教授，经常到国外讲学。我和他吵嘴吵到声音沙哑。我问他对图哈切夫斯基[8]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位红军集团军司令用瓦斯毒杀了坦波夫的农民，吊死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9]。他说，起初你们只枪毙贵族和教徒，那是在1917年，可是在1937年又开始杀自己人……你们孜孜不倦地读列宁，我可不向任何人推荐列宁！我想着列宁的那颗心早就死了！现在……等一等……（他剧烈咳嗽起来，停止后又继续说，但声音不太清楚了）我们很早就建立了海军，我们征服了宇宙，而现在呢，都是豪宅和游艇……坦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肠胃工作还是不工作？这才是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事。生命就将这样结束。


  
我们那时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们那时候都谈些什么？我们谈论革命谈论爱情。我们都是革命的幻想家。当然，好多人也争论当时的热门书，比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0]的《工蜂之爱》。作者捍卫自由恋爱，就是没有杂质的爱情……“就像喝一杯水”……没有叹息，没有鲜花，没有嫉妒，没有眼泪。这种只有亲吻和情书的爱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战胜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我们甚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主题。一派赞成自由恋爱，但是要有“红樱桃”，就是说要有感情。另一派就认为完全不必要有“红樱桃”。我属于赞成“红樱桃”的一派，就是接吻也可以。是的，是那样的……（笑起来）我那时候正好恋爱了，在追求我未来的妻子。怎么追？我们在一起读高尔基：“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天真吗？可是也是很美好。真他妈的美好！（像年轻人一样笑了。我发现他现在依然很英俊）……那时也有人跳舞，就是正常跳舞，但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还为此设立法庭审判跳过舞的人，要求惩罚那些跳舞或者向姑娘们献花的共青团员。我甚至还做过跳舞案件的审判长。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我是绝对不学跳舞的。但后来我后悔了。我从来都没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跳一曲，像个狗熊一样！我们举办的是共青团员式的婚礼，没有蜡烛，没有花环，没有宗教仪式，取代圣像的是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我的未婚妻有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为了参加婚礼必须剪掉。我们那时候鄙视美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就像通常说的，太过分、太极端了……（他又咳了起来。一边咳嗽，一边挥手叫我不要关闭录音机）没什么，没什么……我拖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分解为磷、钙和其他物质了。您还能从谁那儿知道真相？只会有一批档案留下来，一堆纸。其实……我就在档案馆工作过，知道那些纸张都是胡说八道的，比人还糟糕。


  
我说什么来着？对，在说我的爱情……在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的大儿子出生时，我们给他起名叫“十月”，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十周年。我还想再要个女儿。“如果你还想我生第二个孩子，就是说你还爱着我。”妻子笑着说，“但是我们给女儿起什么名字呢？”我喜欢柳波列娜，这个名字取自于“我爱列宁”。妻子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她中意的所有女孩名字：马克思娜、斯大林娜、恩格斯娜，还有伊斯科拉[11]……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名字。这张纸至今还摆在我家桌子上。


  
我是在村里第一次见到布尔什维克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穿着一件军大衣。他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我们演讲：“现在是一部分人穿毡靴，另一部分人穿草鞋，等到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所有人将会一样。”男人们高喊：“那又怎么样呢？”“一个美好的时代将会到来，你们的妻子将穿上丝绸裙子和高跟鞋，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人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妈妈会穿上丝绸裙子，我的妹妹能穿上高跟鞋，我将到学校学习……所有的人都将像兄弟一样，人人平等。这样的梦想我怎能不喜欢？穷人和受苦人都相信布尔什维克，年轻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我们那个时候在大街上游荡着高呼：“打下教堂的金钟，去开拖拉机！”关于上帝，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没有上帝。我们都嘲笑神父，取代宗教弥撒的是挥舞红旗的示威……（停顿了一下）好像这些我已经讲过了吧？脑袋僵了，我已经老了……对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的宗教。我十分幸福，因为我和列宁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一起集会高唱《国际歌》。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就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成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沉默）我不怕死，都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是不太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处理我的遗体……有一次我走进教堂，认识了一位神父。神父说：“应该忏悔。”我都这么老了，到底有没有上帝，很快我就会知道了。（笑）


  
我们半饥半饱，衣衫褴褛……可是一整年都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冬天也是如此。冰冻三尺！我妻子只有一件薄外套，她还怀着身孕。我们俩在火车站装卸煤炭和木柴，拉手推车。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劳动，她问我妻子：“你就这一件夏天的外套？不暖和吧？”“不暖和。”“我有两件，一件是很好的外套，还有一件是刚从红十字会领到的。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我晚上给你送去。”晚上她就给我们送来了外套，不是她自己穿过的旧外套，而是一件新的。她和我们素昧平生，但只要一点就够了：我们是共产党员，她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我们的家里住着一个失明的姑娘，从小就失明。但如果没有人带她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她就大哭。我们不让她多干，她就给我们唱歌，革命歌曲！


  
我的同志们，他们都已经躺在石板下了……墓碑上刻着：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还有，死后非常重要的是：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是党员就要分开安葬，棺材上要盖红布。我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天……什么？列宁死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圣人啊……（老人让孙子从书架上取下几个列宁半身像给我看，有青铜的、铸铁的，也有陶瓷的）这些都是陆续积攒的，全都是别人赠送给我的。昨天广播里说，市中心的一座列宁纪念像深夜被人锯下来一只手臂，当作废金属卖钱了……那可是圣像啊，是我们的上帝！现在成了有色金属，有人拿去论公斤买卖……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诅咒共产主义了？！社会主义已经是废品了！他们对我说：“瞧，今天还有谁真的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位置了。”可是你们当中有谁能说自己读过列宁晚年的著作？有谁完全了解马克思？有早年的马克思，也有晚年的马克思……今天大家都把它当作社会主义谩骂的那些事情，其实和社会主义理想完全没有关系。理想没有罪过……（由于咳嗽又听不清了）现代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活得没有信仰……不管你问什么，目光中只有空虚。领导人都学会祷告了，右手举着一支蜡烛，就像端着一杯伏特加。他们把陈腐的双头鹰[12]又请了回来……战旗上都有圣像……（声音突然完全清晰了）我最终的愿望，就是请你写出真相。而我说的真相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让我的声音保留下来吧……


  
（他给我看了很多照片，不时评论几句。）


  
——他们把我带去见指挥员。“你几岁了？”指挥员问我。“十七岁了。”我脱口而出，其实我还没有满十六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他们发给我一副绑腿，还有一颗红五星，是佩戴在帽子上的。布琼尼军帽还没有，但是红五星发给我了。没有红五角星算什么红军？上级还发给我一支步枪。这样我们就感觉自己成了革命的保卫者。我们被饥饿和疾病包围，反复发高烧，腹腔内伤寒，斑疹伤寒……但是我们都很幸福。


  
——有人从一个被打跑的地主家里拖出一架钢琴，把它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打淋坏了。一群放牧的孩子赶着牛群走过来，用棍棒敲打钢琴。酒庄被烧毁，洗劫一空。男人们有谁需要钢琴？


  
——教堂被炸毁了。现在我的耳朵里还有老太太们的声音：“老总们，不能这样做呀！”她们抱住我们的腿苦苦哀求。那座教堂都有二百年了，她们说那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教堂的原址上，我们建起了一个城市公共厕所。我们强迫神父们去打扫厕所，清理粪便。现在……当然了，我现在明白了……而在当时，我是很开心的。


  
——牺牲的同志躺在野地里，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前是刺刀划出的红星。红色的五角星。肚子被剖开，内脏散落一地：你们想要土地？拿去吧！我们的感觉就是，要么死亡，要么胜利！我们可以去死，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而死。


  
——我们在河里看到被刺刀刺死的白卫军军官，“尊敬的老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了，肚皮里露出的是皮带，他们吃的是皮带……不值得同情！我见过的死人和活人一样多……


  
（我说，可是今天，所有人都值得同情，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我都同情。）


  
你同情……同情吗？（我觉得至此我们的对话可能快结束了）是的……当然了，所谓的“全人类的价值”……“抽象人道主义”……我也看电视读报纸。可是在我们那时候，仁慈只是牧师的语言。我们说的是击溃白匪！建立革命的秩序！革命头几年的口号是：我们要用铁腕将人类带进幸福天堂！只要是党说的，我就相信！我相信党。


  
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我们没日没夜地追赶载着富农的火车。在西伯利亚，我们守卫一个火车站，我打开过一个车厢，看到车厢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用皮带上吊死了。母亲在摇晃手中的小孩，身边坐着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正在像喝粥一样喝粪尿。“关上车门！”指挥员对我喊道，“这些人都是富农恶棍！他们不配过新生活！”未来应该是美丽的，以后一切都会美好……对，我相信！（他几乎吼了起来）我们相信某种美丽的生活。乌托邦，确实是乌托邦……那你们呢？你们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就是市场。市场是天堂，市场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都是幻想！黑帮分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深红色的西装，珠光宝气，大腹便便。资本主义就像苏联《鳄鱼》杂志上的漫画。巨大的讽刺！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弱肉强食的规矩：谁弱小我就吃了谁，谁强大我就恭维谁。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法则……（又咳嗽，休息了一会儿）


  
我儿子戴着一顶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在他童年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早就不去商店了，那里还卖布琼尼军帽吗？人们好长时间都戴着这样的帽子，赫鲁晓夫时期都还戴的。可是现在的时尚是什么呢？（他勉强地笑了笑）我是落后了，已经是老古董了……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现在只剩我跟儿媳，还有孙子们活下去。儿子是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孙子们呢？（他嘲笑道）孙子们读喇嘛的书，《摩诃婆罗多》取代了《资本论》，还有卡巴拉神秘主义……现在大家的信仰是五花八门。是啊，现在就是这样，人类总要信些什么。相信上帝或者是相信技术进步，相信化学分解或者相信高分子化合物，或者相信宇宙智慧。现在一切都由市场决定。只要我们得到了，只要我们吃够了，管他以后怎么样！我走进孙子们的房间，屋里全是外国货：衬衫、牛仔裤、图书、音乐、牙刷，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书架上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空罐子……跟太平洋岛民一样！他们去超市就和逛博物馆似的，过生日要到麦当劳，多任性！“爷爷，我们去比萨店吧！”我的天啊！他们还问我：“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为什么不相信日本机器人？”我曾经幻想过“和平给农舍，战争归宫廷”[13]的社会，可现在他们都想做百万富翁。他们的朋友来做客，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最好生活在一个弱国，只要有酸奶和上等啤酒就成。”“共产主义就是渣滓！”“让俄罗斯实行君主制吧。上帝和沙皇保佑俄罗斯！”他们还瞎唱歌：“一切都会很美好，格里岑中尉/政治委员们都咎由自取……”可是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我还没糊涂呢……（他望着孙子，孙子默不作声）商店里满是香肠，但是人们没有幸福。我再也看不到人们炽热的目光了。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一个教授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一次占卜中聊天。教授说：“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您记得那首歌吗？‘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吧/在公社车站……’”老布尔什维克说：“我当然记得。可是哪里错了啊？”教授说：“火车头是不能飞的呀。”


  
他们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她去看歌剧，就再没有回家。我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和猫咪一起睡在走廊的地毯上。他在等妈妈回来，等得睡着了。妻子在一家制鞋厂工作，是一个红色工程师。“出事了，”她说，“我所有的朋友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种背叛……”我告诉她：“我和你都很清白，他们不会抓我们的。”我很相信这一点，绝对确信，真诚地相信！一开始我是列宁的信徒，后来是斯大林的信徒。在1937年之前，我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者。我相信斯大林说的和做的一切。是啊，他是最伟大的天才，是所有时代和各民族的领袖。甚至当他宣布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14]是人民的敌人时，我也相信他。那时有大救星的想法，确实是盲目愚蠢……我这样以为：一定是有人蒙骗了斯大林，是上面潜入了叛徒，党在进行清理。但他们就这样逮捕了我的妻子，一个诚实的、忠诚的党的战士。


  
过了三天，他们又来找我了。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在炉灶上闻闻有没有烟味，检查我是不是烧过东西。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进来后到处搜刮：“这些您已经不需要了。”挂钟也被他取下来了。这令我吃惊，真没想到……但与此同时，这当中也反映出某种人性，带来了希望：说明这些人都是人类渣滓，也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人的情感的……搜查从深夜两点开始，一直到早上才结束。我家里有很多书，每本书他们都翻了一遍。衣服也要摸一遍，枕头都撕破了……这倒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了。我回忆起那个时候多么狂热，监禁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每天都有人被捕，状况非常可怕。一个人被抓，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上诉是没有用的。第一次审讯时调查员就对我解释说：“您的罪过就是没有检举您的妻子。”可是这时我已经在监狱里了……一切都要重新回忆，所有事情都要回想一遍……我只想起一件事，我想起在最后一次全市党代会上，宣读了对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光荣属于斯大林！”“光荣属于领袖！”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持续了半个钟头。所有的人都站着，互相观望，没有人敢第一个坐下。我不知道怎么地就坐下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这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就走过来对我说：“同志，您为什么坐下了？”我马上跳起来，就像被烫着了一样。中间休息时间，我一直四处张望，我在等待着：他们应该来抓我了……（停顿）


  
搜查在早晨结束。搜查人员下令说：“收拾一下东西吧。”保姆已经叫醒了儿子，在离家之前我还来得及跟儿子小声说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爸爸妈妈的事情。”这样他才活了下来。（他把录音机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请录下来吧，趁着我还活着，趁我……还活着……


  
我在写贺卡，其实已经没人可寄了……经常有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您一直保持沉默？”“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我当时认为罪人是那些叛徒——亚戈达[15]、叶若夫，而不是党……但五十年后很容易判断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人民都嘲笑我们这些老傻瓜……那个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前进，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被单独关了一个月。禁闭室和石头棺材一样，头宽腿窄。我和落在窗外的一只乌鸦混熟了，常常喂给它一些面包渣吃。从此以后，乌鸦就是我最喜欢的鸟儿。在战争中……战斗结束了。一片寂静。伤员得到救治，死人躺在地上。其他的鸟儿都没有了，只有乌鸦还在飞。


  
他们审问了我两个星期，问我是否知道我妻子有个姐姐在国外。我只回答说：“我妻子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调查员的桌子上放着检举材料，签字人竟然是我们的邻居，我怎么都无法相信！我认识那个签名的笔迹。他是我国内战争时期的同志，一个军人，军衔很高，他甚至还一度爱上了我的妻子，引起我的嫉妒。对，是的……我很嫉妒……我非常爱妻子，我的第一任妻子。调查员详细地向我转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白了，我没猜错，就是这位邻居……我们夫妻俩所有的对话他都听到了。我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她出生于明斯克，是白俄罗斯人。《布列斯特合约》[16]后，那块白俄罗斯土地归了波兰。她的父母和姐姐就都留在那儿了。她父母很快就去世了，姐姐还曾给我们写信说：“我去西伯利亚也比留在波兰好。”她就是想生活在苏联。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很多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普通人，还有西方的精英，比如作家阿拉贡[17]、巴尔布斯[18]……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句话是我在哪儿读到过的——我现在还读很多书。（停顿）我的妻子成了“敌人”，就是说她得参加过“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就想编造一个“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地下活动”……“您妻子都和谁见面？她把图纸转给谁？”哪有什么图纸啊！我一概否认。他们就打我，用皮鞋踢我。他们全都是自己人。我有党证，他们也有党证。我妻子也有党证。


  
又把我关到普通牢房……一间牢房里关押五十个人，每天只能放风两次。其余时间呢？该怎么向女性细说这种事情？在监狱入口处有一个大桶。（愤怒）你们去试一下，坐在那儿，当着众人的面排便！吃的东西就是一盘子鲱鱼，但是不给水喝。牢房里有五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有日本间谍，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头——他是因为一个马厩失火被抓起来的，还有一个大学生是因为说政治笑话：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相片，喇叭里播送着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合唱团在唱斯大林的颂歌，艺术家朗诵斯大林的颂诗。这是什么场合？是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晚会。（我笑了，他却没有笑）大学生被判处十年劳改，不得减刑。还有一个司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斯大林，确实长得太像了。还有一个洗衣房管理员，一个剃头匠——他不是党员，还有一个磨光工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不过也有一个民俗学家。一到晚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童话故事，所有人都来听。检举这位民俗学家的是他自己的母亲，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被转押别处之前，只有那么一次，母亲托人给他送来一包烟。是啊……一个老社会革命党[19]人幸灾乐祸地说：“我真开心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居然也坐在这儿，和我一样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反革命！我当时以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了，斯大林也不在了。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在一个火车站里，挤着好几百人。一个穿着皮衣的人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谁。可找到了！他走到另外一个穿着皮衣的人跟前：“同志，你是党员还是群众？”“我是党员。”“那么请你告诉我，这里有公共厕所吗？”


  
东西全收走了：腰带、围巾，连皮鞋上的鞋带都抽走了，凡是能够用来自杀的都收走了。但是如果想自杀还是可能的。我有过这个想法，对，是有过……用裤子或者内裤松紧带都可以。他们用沙袋击打我的肚子，肚子里的东西都出来了，就像虫子一样。还把我挂在钩子上。简直就和中世纪一样！打得你全身流血，身体几乎不受控制了。到处都出血，要忍受痛苦，还有羞辱！还不如死来得简单……（停顿）在监狱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志，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党员。他在专科学校教书。全都是熟人……在小圈子里聊天，有人大声读《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母马受精问题的报告。他就拿起报纸开了个玩笑说，现在党中央没有别的事情，只有处理母马受精。他白天说了这番话，晚上就被抓走了。他们用门夹他的手指头，手指就像铅笔一样被夹断了。拷打者们日夜都戴着防毒面罩。（沉默）


  
我不明白今天怎么说起这些事情……简直是太野蛮，太侮辱人格了。你就像是一块肉，躺在粪便中……维尔霍夫采夫遇到的一个调查员是虐待狂。这些人以前也都不是虐待狂，但是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指标，有个揪出敌人的计划，每月每年都有额度。调查员们也轮班工作，喝茶，给家里打电话，和女医生调情。当他们把人打得昏死过去时，就要找医务人员来帮忙。他们要值班，要轮班……但是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这些坏东西……负责我案子的调查员以前是个中学校长，他劝说我：“您真是个天真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打死你，然后做一个现场，说是你企图逃跑。您知道，高尔基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是我不是敌人。”“您要明白，我们不怕的就是悔过的人和被打坏的人。”我于是和他讨论起这个主题来……第二个调查员是一个军官，我感觉他是懒得填写那么多张纸——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写着什么。有一次他给我一支香烟。人们坐牢时间太久，几个月后，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也建立了一些人情的联系……对，不应该叫人情，但是确实是某种关系。可是一种事并不能抵消另一种事。“您还是签字吧。”我在看审讯记录时他们总是说。我就回答：“我并没有说过这些啊。”他们就打我，拼命地毒打。后来也都是自己人枪毙自己人，或者是送到集中营。


  
一天早上，牢房门开了。看守说：“出来！”我当时只穿了一件衬衫，想穿上外衣。“不用了！”他们把我押送到一个地下室，那里已经有一个调查员拿着一张纸在等我：“签字吧，签还是不签？”我还是拒绝签。“那好，站到墙边去！”啪地一枪，他们射到我头顶上方，“怎么样？签字吗？”啪地又一枪……就这样连续打了三枪。然后又把我押送回去，像是走迷宫一样……原来监狱里有这么多地下室！我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关押的人看到里面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迎面遇上人，看守就喝令：“脸转向墙站着！”可是我已经有经验了，我能够偷偷地看。就这样，我看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领导，还有我在苏维埃党校学习时的教授……（沉默）我和维尔霍夫采夫说话很坦诚：“他们是罪犯！他们在破坏苏维埃政权。他们要对此负责。”好几次他都是被一个女调查员审讯：“当他们拷问我的时候，她就变得很美丽。你明白吗，她那个时候看上去真美。”真是一个敏感的人。从他口中，我知道了斯大林年轻时候也写诗……（闭上眼睛）我现在常常会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那时候上级也有可能会把我送去内务部工作的啊，那我也会去的。因为我身上揣着党证，那本红色小册子。


  
（门铃响了，进来一个护士给他量血压、打针。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但一直没有停下来。）


  
我经常在想：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死的问题，没有解决老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把这些都忽略了。只有在宗教中有相关的回答。是的……1937年我就应该有这样谈话的。


  
您读过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20]的《水陆两栖人》那本书吗？书中有一个天才学者想要自己的儿子幸福，就把他变成两栖人。可是儿子很快在大洋里感到孤独苦闷。他喜欢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地面上，去和人间的姑娘相爱。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就死了。父亲却误以为自己探索到了秘密……他就是上帝！而这个故事就是对所有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回答！


  
理想当然是美好的！可是你们怎么和人类打交道？从古罗马时代到现在，人类都是没有改变的……


  
（护士出去了。他闭上眼睛。）


  
稍等一下，我就要讲完了，再坐一个小时吧，我还有时间。我们继续说……我在监狱里边待了不到一年，已经要审判了，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直拖着我的案子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做事没有任何逻辑，有上千件案子……过了一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调查员，他们又重新审我的案子。结果他们把我释放了，取消了对我所有的指控。就是说，我的是个错案。党又相信我了！斯大林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和之前一样，这次他又收回了“嗜血精灵”，就是人民委员叶若夫。他受到了审判，最后被枪决了。恢复名誉运动开始了，人民松了一口气：斯大林终于知道真相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新的流血之前的一个间歇，是一个把戏！但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我向维尔霍夫采夫告别，他给我看他被轧断的手指头：“我在这里已经十九个月零七天了。谁都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都害怕。”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41年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正在逼近这座城市，内务部处决了所有来不及疏散的被关押者。他们释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谓的“政治犯”却都被作为叛徒处决了。德国人进城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里面尸体堆成了山。在尸体还没有腐烂之前，德国人把城市居民赶到监狱去参观——看看苏维埃政权做的事情。


  
我在陌生人家里找到了儿子，保姆把他带到了乡下。儿子说话结结巴巴，怕黑，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为妻子补充了一些证明材料。我恢复了党籍，他们重新给我发了党证。新年到了，家里竖起圣诞树，我和儿子在等待客人。门铃响了，我打开了门，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门外：“我是来向您转达您妻子的问候。”“她还活着？”“一年以前她还活着。有段时间我和她在同一个养猪场工作。我们偷吃猪食中的冷冻马铃薯，多亏这些才没被饿死。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就不知道了。”她很快就走了，我也没留她。应该还会有客人来……（沉默）钟楼上的大钟响了，我们打开香槟。第一杯仍然是“为了斯大林”。是啊……


  
1941年……


  
所有的人都在哭，而我幸福得要叫出声了。战争爆发了！我要去打仗！他们应该会批准我去，把我派上前线。我提出了上前线的申请，但是很久都没有被征召。兵役委员是个熟人，他告诉我：“不行啊，我接到的指示说，不能够征召敌人。”“谁是敌人？我是敌人？！”“按照法律第五十八条规定，你的妻子被判处反革命活动罪，正在劳改营服刑。”基辅陷落了，斯大林格勒在激战……我很嫉妒任何穿军装的人：他们在保卫祖国！连姑娘们都上前线了，可是我呢？我又写信给区党委会：要么枪毙我，要么派我去前线！两天后，我领到了通知书：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集结点。战争成了救赎，成了唯一能够还我清白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我以前回忆革命时，都记得很清楚。可是后来，对不起，记忆就变糟了。甚至战争也记不清楚了，虽然在时间上更近。我记得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在战争后期，我们有了新武器——不再是军刀和步枪，而是装备了“喀秋莎”[21]。士兵生活呢？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几年间只能吃杂菜汤和米粥，一连几个月穿脏衣服，洗不上澡，只能睡在光秃秃的地上。要是我们是另一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胜利呢？


  
……我们发起冲锋……遭到机枪扫射！所有人都匍匐在地。这时敌人又发射迫击炮，很多人被炸成碎片。我身边的政委倒下时还在喊：“你怎么卧倒了？反革命分子！给我冲啊！不然我毙了你！”


  
在库尔斯克战场，我遇到了审讯过我的调查员，就是以前当中学校长的那个。当时我心想：“好啊，你这个浑蛋，现在算是落在我手里了。我要在打仗的时候悄悄干掉你。”对，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我甚至还和他说过一次话。用他的话说：“我们的祖国是同一个。”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英雄主义者，最后战死在哥尼斯堡[22]城下。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我想这是上帝替我做主了……我不会说谎……


  
我战后回到家乡，身上负了两处伤，得了三块奖章。区委把我找去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把妻子还给您，她牺牲了；可是我们能把荣誉送还给您……”他们又发给了我党证。我太幸福了！幸福极了……


  
我对他说我对此无法理解，从来都不理解。他发火了。


  
你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法则来审视我们，不能像会计师那样计算！你们必须明白，能够判定我们的只有宗教法则！这叫信仰！你们还会羡慕我们吧！对你们来说什么是伟大？什么都不是。只有舒适的生活。一切只是为了胃口，为了十二指肠，满足肚子，还有游乐玩耍……而我……我那一代人呢？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建立的。工厂、水坝、电站……你们做过什么？希特勒是我们打败的。战后，不管谁生了孩子都非常高兴！不是战前那种高兴，是另外一种。我简直都要哭了……（他又闭上眼睛，累了）啊……我们是有信仰的，可是现在别人给我们下了这样的判决：你们信仰的是乌托邦，我们是真的相信！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现在已经没有人读它了，觉得枯燥。人们现在只读一个书名，就是永恒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本教义问答手册，革命的教科书，我们都能够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薇拉·巴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像读诗一样背诵起来）“水晶和铝建造的大房子……水晶的宫殿！各个城市之间是很多柠檬和柑橘园。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因为生活实在太美好，人们衰老得很晚。机器在做所有的事情，人们只要乘车到处转转和操作机器就行……收获庄稼和针织布匹都有机器……庄稼茂密而丰富，鲜花就和树木一样茂盛。所有人都很幸福，都很快乐。不论男人女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男人和女人。人人都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生活。很多的位置，很多的工作，人人都有份。这难道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人间？所有人都将这样生活？前途如此光明和美好……”就是这样……（他转向孙子点点头）他又在嘲笑我了……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小傻瓜。但我们就是要这样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回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建设吧，建设你自己的水晶宫殿吧，而我只会拿起石头砸过去。这并不是因为我饥饿，住在地下室，而是出于很简单的原因：我自己的意志……”


  
（生气）您也认为，就像现在报纸上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用密封的车厢从德国带来的传染病吗？一派胡言！是人民站起来了。在沙皇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时代。可是现在人们突然缅怀起沙皇来。那都是童话故事！是我们给美国输送了粮食，是我们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是俄罗斯士兵为全人类而牺牲，这些才是真相。在我们的家庭中，五个孩子只有一双鞋。我们吃土豆加面包，冬天连粮食也没有，只有土豆……你们还要问：共产主义者是从哪儿来的？


  
我记得这么多，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啊？现在我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热爱未来，人类的未来。人们在争论这个未来何时会到来。再过一百年，没错。但是这似乎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停顿）


  
我关掉了录音机。


  
不录音了，好吧……我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十五岁那年，一群红军来到我们村，骑着大马，喝得烂醉，是来征兵的。他们一直睡到晚上，起来后就召集了所有的共青团员。指挥员发表讲话：“红军在挨饿，列宁在挨饿。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要么就烧了。”我知道的，我妈妈的亲哥哥，谢苗舅舅，就把好几口袋小米运到森林里，挖坑埋起来了。我是共青团员，我发过誓的。所以夜晚我就找到了红军，带他们到了现场。他们装了整整一车。指挥官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长大吧，小弟弟，快长大。”早上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谢苗家的小屋着火了！”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了谢苗舅舅，他被红军战士用军刀砍成了碎片……那年我只有十五岁。红军是太饿了，列宁也在挨饿……我都不敢到街上去，只是坐在家里哭。妈妈猜到了一切。晚上她给我手上塞了一小口袋吃的：“快走吧，我的儿子！愿上帝宽恕你，不幸的孩子。”（他用双手蒙住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他在哭）


  
我想作为共产党员死去，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九十年代，我只出版了这部忏悔录的一部分。我的主人公把他的故事给别人看，征求别人的意见，人家劝他说，要是全文出版的话，“就会玷污党的名誉”。这是他最害怕的。在他死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嘱：他在市中心有一间宽敞的三室公寓，他没有留给孙子，而是“留给我最热爱的共产党，我全都属于党”。城市晚报甚至还报道了这件事。这个举动让人有些莫名，所有人都嘲笑这个疯子般的老头子。他的坟墓上甚至没有竖一块纪念碑。


  
现在我决定把他的故事全部发表出来。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


  
    
[1]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1885—1925），苏联军事家，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击败白军和协约国干涉军。——编者注

  

  
    
[2] 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肖尔斯（1895—1919），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创建和领导了乌克兰红军第一军团，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被称为“乌克兰的恰巴耶夫”。——编者注

  

  
    
[3]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1893—1991），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大林的亲信之一，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62年因反对赫鲁晓夫被开除党籍，1991年去世，被视为“最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编者注

  

  
    
[4] 叶梅连·普加乔夫（约1742—1775），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人，十七岁参军，参加过七年战争，1770年因病退伍回乡，1773年冒充被暗杀的彼得三世召集起义，1774年被捕，次年被处决。——编者注

  

  
    
[5] 取自于意大利哲学家坎帕奈拉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太阳之城》，1602年出版。——译者注

  

  
    
[6]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些参加过国外远征的俄国贵族军官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成立了秘密团体。1825年12月26日，他们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了针对帝俄政府的起义，但很快失败。因起义发生在12月，有关的革命者都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编者注

  

  
    
[7] 法茵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拉涅夫斯卡娅（1896—1984），苏联著名女演员，主演过《婚礼》《春天》《灰姑娘》《他们有祖国》《夙愿》等电影。——编者注

  

  
    
[8] 俄国内战时期出现严重的饥荒，1920年8月，坦波夫州农民为反抗征粮发动大规模叛乱，苏俄政府认为这是富农暴动，派军队镇压，过程中使用了毒气。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俄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所在地）水兵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骚乱，他们要求言论自由、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停止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的控制等。布尔什维克与水兵谈判无效后，对其进行了镇压。两次镇压的军队均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编者注

  

  
    
[9]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苏俄内战期间受列宁赏识，曾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在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苏共二十大上被宣布平反。——编者注

  

  
    
[10]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1872—1952），俄国革命者，原是孟什维克党员，后于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自1923年起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1926年任苏联驻墨西哥大使。——译者注

  

  
    
[11] 俄语为Искра，意为星星之火。——译者注

  

  
    
[12] 双头鹰和骑马斩龙的英雄是沙俄的国徽，1993年俄罗斯联邦恢复使用该国徽。——编者注

  

  
    
[13]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口号，原文出自法国作家尚福尔（1740—1794）。——译者注

  

  
    
[14]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889—1938），苏联军事将领，元帅，曾任远东方面军司令。曾奉派到中国，任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曾指挥苏军在中东路事件中击败东北军，在张鼓峰事件中击败日军。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指为日本间谍，秘密处决。——编者注

  

  
    
[15]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1891—1938），苏联政治人物，1934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授意下发动了大清洗运动。1937年被捕，并被指控为人民公敌，1938年定罪枪决。2015年4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为亚戈达平反的请求。——译者注

  

  
    
[16] 全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政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提前退出战争而与同盟国签订的和约。条约割让俄国323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德国战败后，苏俄宣布废除此条约。——编者注

  

  
    
[17] 巴尔布斯（1873—1935），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热情拥护苏联；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译者注

  

  
    
[18]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年轻时学医。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超现实主义派作家。1930年访苏归来后成为共产党人，在文学创作上转向现实主义。后成为共产党文艺周刊《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著有诗歌《断肠集》《法兰西的晓角》，长篇小说《现实世界》《共产党人》《受难周》等。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译者注

  

  
    
[19] 社会革命党，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主要政党之一，该党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土地社会化。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曾担任总理。在十月革命后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取得最多的席位，并拒绝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条款，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编者注

  

  
    
[20]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苏联科幻小说家，作品有《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水陆两栖人》《死船岛》《跃入虚空》等。——编者注

  

  
    
[21] “喀秋莎”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广泛使用的多轨道自行火箭炮БМ-13的昵称，沃罗涅日州的共产国际兵工厂生产，当时将共产国际第一个字母K印在炮车上，被士兵称为“喀秋莎”。——编者注

  

  
    
[22] 柯尼斯堡，原东普鲁士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成为苏联领土，改称加里宁格勒。现属俄罗斯。——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


  
齐梅良·吉纳托夫，前线老兵，七十七岁


  
共产党报纸摘要两则


  
（一）


  
齐梅良·哈布罗维奇·吉纳托夫，鞑靼族，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保卫者之一。1941年6月22日清晨，在布列斯特要塞率先抵抗了希特勒军队的进攻。


  
吉纳托夫战前是第44步兵师42步兵团步兵学校学员。布列斯特保卫战刚开始几天，他就负伤被俘。他两次从德国纳粹集中营里出逃，第二次成功了。他在作战部队迎来战争结束，就像战争开始时一样，他的军阶仍旧是列兵。由于在布列斯特保卫战中的表现，他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战争之后，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曾经参加远北地区建设，还参与建设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大干线。他退休后留在西伯利亚生活，住在乌斯季库特。


  
从乌斯季库特到布列斯特有数千公里，但是吉纳托夫每年都要到布列斯特要塞，给那里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送蛋糕。他们全都认识他。为什么他这样频繁地去要塞？因为他和在那里相聚的战友们一样，只有在要塞才能够感觉到自己受到捍卫。在这里谁都不会怀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虚构的。在布列斯特要塞，也没有人冲着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胜利，我们现在就会生活在欧洲，正喝着巴伐利亚啤酒呢。”悲哀的改革者们！他们知道吗？如果他们的老爸们没有胜利的话，他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满是女佣和猪倌的国家。希特勒曾经写道：应该教会斯拉夫的孩子们怎么数到一百……


  
吉纳托夫最后一次来布列斯特是在1992年9月，一切都一如既往：他会见了前线的老战友们，在要塞中徜徉良久。当然，他发现游客流量在明显减少。因为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时尚就是抹黑我们苏维埃的历史和她的英雄们……


  
离开的时间到了。星期五他和所有人告了别，还说周末就要回家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他来到要塞，是为了永远留在这里。


  
到了星期一，当博物馆工作人员上班时，交通检查处的警铃响了：一位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1941年血腥战争的幸存者，卧倒在火车轮下……


  
后来有人回忆，曾经有一位穿戴整齐的老人，拎着一个手提箱，久久伫立在站台上。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七千卢布，是他从家里带来给自己做丧葬费的。老人身上还有一份遗书，痛斥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因为他们造成的屈辱和贫困的生活，也因为他们对伟大胜利的背叛。他请求人们把自己安葬在要塞。


  
遗书片段：


  
如果我那时在战争中受伤而死，我会知道我是为祖国而牺牲。可是现在，我像狗一样生活。就这样写在我的坟墓上吧，不要以为我是疯子……


  
……我宁可站着死去，也不愿意跪着去乞求可悲的补贴，苟延残喘。我不能伸着乞求的手走进坟墓！所以，尊敬的人们，请不要对我做出刻板的判断，请设身处地想想吧。我留下了一些钱，如果没有人抢走的话，我希望足够埋葬我了……不需要棺木……我穿的衣服足够了。只是不要忘记在我的衣袋里放进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证书——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是英雄，但我们在贫困中死去！祝你们健康，不要为了一个替所有人去抗议的鞑靼人而悲哀：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屈服。别了，祖国！


  
战争之后，在布列斯特要塞地下室的墙上发现了用刺刀刻下的字迹：“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屈服。别了，祖国！1941年7月22日。”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一行字成为苏联人民英勇作战、忠于苏联共产党事业的象征。幸存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们都相信：这段话的作者，就是步兵学校非党员学员鞑靼人齐梅良·吉纳托夫，可是让它属于一个战死沙场的无名士兵，这样更加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安葬费由布列斯特政府承担。但他们安葬英雄的款项支出理由是：“日常设施的维护和改善……”


  
——摘自俄罗斯共产党《系统观察》第五期


  
（二）


  
……为什么老兵齐梅良·吉纳托夫要自杀于火车轮下？这说来话长……这要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列宁格勒村的维克多·雅克夫列维奇·雅克夫列夫给《真理报》的一封信说起。这位老兵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过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也参加过胜利日五十五周年莫斯科阅兵。但一次巨大的羞辱促使他给《真理报》的编辑写信……


  
不久前他和一位朋友（退役上校，也是战争老兵）一起来到莫斯科。由于参加活动，他们都穿着节日服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他们在喧闹的首都整整忙了一天，很疲劳。当他们来到列宁格勒火车站的时候，就想在什么地方坐下来等火车。到处都找不到空位，他们就走进一间空旷的大厅，那里有自助餐，还有软椅。这个时候，一个在厅里端酒水的姑娘马上跳起来，粗暴地冲着他们，指着出口说：“你们不能到这里来，这里是商务贵宾厅！”这封信继续写道：“我冒火了，反问她：‘你的意思就是，这是只对强盗小偷和投机分子开放的地方，我们不能进来？就像美国有些地方一样，黑人与狗不得入内。’一切都很明白，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转身就出去，可是我还来得及注意到有几个所谓的生意人，简单说就是骗子，在那里一边闲扯，一边吃吃喝喝……人们完全忘了，我们是在这里流过血的……这些混蛋，丘拜斯们、维克塞尔伯格[1]们、格列夫[2]们，夺走了我们的财富、荣誉，夺走了一切，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现在又征我们的孙子去当兵，为了保护他们的亿万富豪。所以我只想问一下：我们曾经是为谁而战？我们蹲在战壕里，秋天在没膝的水里，冬天在滴水成冰、积雪没膝的严寒中，一连几个月不换衣服，没有像人一样睡过觉。在加里宁，在亚赫罗姆，在莫斯科……我们都不分贫富……”


  
当然了，不能说这老兵的话都对，因为并非所有的商人都是盗贼或者投机分子。可是让我们以他的眼光来看看如今这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吧……看看新主人们的嚣张气焰，看看他们对于“昨日人类”的鄙视和厌恶，就像那些花哨杂志中所写的，“昨日人类”身上散发着贫穷的味道。那么，按照这些杂志作者们的观点，每年一次在胜利日邀请老兵们参加的庄严庆祝仪式，只是说些虚伪的颂扬言辞，似乎很有尊严，但实际上今天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天真想法，他们对苏维埃模式的忠诚，都过时了。


  
叶利钦就任总统之初曾发誓说，如果他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准，就去卧轨。如今这种生活水准不仅是降低，而是坠落了，可以说是落入深渊了。但是叶利钦并没有去卧轨。真正卧轨的，是老兵齐梅良·吉纳托夫，1992年秋天，这位老兵卧倒在火车轮下，以示抗议……


  
——摘自1997年《真理报》网络版


  
在纪念吉纳托夫的聚会上


  
按照我们的习俗，死者在地下，生者在桌旁。很多人聚在一起，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从莫斯科，从基辅，从斯摩棱斯克……所有人都戴着勋章奖章，就像胜利日一样。我们谈论死，就像谈论生一样。


  
——为了我们死去的战友！喝一杯苦酒。（全体起立）


  
——愿他在地下安息……


  
——唉，齐梅良，齐梅良·哈布罗维奇……他受到了欺侮，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欺侮。我们已经习惯于社会主义，习惯于苏维埃祖国——苏联。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在另外一个制度下，在另一种旗帜下，不是在我们胜利的红旗下了……我是十七岁私自跑上前线的……


  
——要是我们的孙子，一定会输掉伟大卫国战争的。他们没有理想，他们没有伟大的梦想。


  
——他们读的是另一些书，看的是另一些电影。


  
——你要是讲给我们听听吧……他们觉得就和童话一样，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战士们为什么牺牲性命也要救下战旗？可以再缝一面新的嘛。”我们战斗，我们杀敌，都是为了谁？是为了斯大林吗？傻瓜，都是为了你们这一代啊！


  
——应该是屈服，去给德国鬼子舔皮靴了……


  
——在给我父亲送葬那天，我立刻申请上了前线。


  
——他们掠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出卖了她……如果我们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就会另做打算了……


  
——我妈妈在战争期间死了，爸爸早就死于肺结核。我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工作了，工厂每天只发半个面包，别的什么都没有，面包里面还掺着纸浆和胶水。有一次我饿得昏了过去，后来又昏过去了一次……我就到了兵役委员会：“不要让我死去，让我上前线去吧。”我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无论是上前线的，还是送行的，大家的眼里都露出疯狂的光芒！大篷车上装的全都是女孩子。我们大家唱道：“姑娘们啊，战争打到了乌拉尔山/姑娘们啊，为何青春消失了？”车站上紫丁香花盛开，一些姑娘在笑，另一些姑娘在哭……


  
——我们所有人都拥护改革，拥护戈尔巴乔夫。可是我们并不是赞成改革成这个样子……


  
——戈尔巴契，就是个代理人……


  
——我不明白戈尔巴乔夫说的是什么，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他就是许诺给我们一块糖吃吗？我倒是喜欢听这些话：他原来只是一条哈巴狗，战争还没有开始呢，就交出了核武器控制箱，出卖了我们的共产党……


  
——俄罗斯人需要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胜利！干杯！（大家碰杯）


  
——现在的纪念碑上都有红星，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怎样埋葬弟兄们的……就是匆匆在坑里埋些东西，盖上沙土。马上又来了新命令：前进——前进！我们要继续行军，开始新的战斗，不管是撤退还是进攻，都要不断地挖墓坑。新的增援部队上来，两三天之后又是尸横遍野，生还的人屈指可数，都是幸运儿！到了1943年底，我们已经学会了作战，已经能正确作战了。牺牲的人减少了，那个时候我有几个战友……


  
——整场战争中我都在前线，却毫发无损！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直打到柏林，我看到了野兽的老巢……


  
——我们作战时，四个人只有一支步枪。第一个死了，第二个人拿起枪继续打；第二个死了，下一个继续……而德国人全都拿着新式的冲锋枪。


  
——一开始德国人趾高气扬。他们已经征服了欧洲，开进了巴黎，还计划两个月内解决苏联的问题。一些德国伤员做了我们的俘虏，还朝我们的护士吐口水，撕破绷带，大叫“希特勒万岁！”但是在战争末期，他们已经在说：“俄国人不要开枪，希特勒完蛋了！”


  
——我最害怕可耻地死去。如果有人害怕了，要逃跑，指挥官会就地把他枪决，这是常有的事情……


  
——嗯，怎么说呢……我们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培养起来的：我们将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从泰加森林到不列颠海洋/红军强大无比……”对敌人绝不能怜悯！可是战争之初，我记得就像噩梦一样，我们陷入了包围圈。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回事儿？斯大林哪里去了？为什么天上没有我们一架飞机？……我们把自己的党证和团证埋起来，在森林小路中瞎转悠。是的。够了……这没什么值得录的吧。（他把录音机推开）德国人昼夜开足扬声器宣传：“俄罗斯伊万，投降吧！德国军队保证你们的生活和面包！”我都准备自杀了。可是怎么自杀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子弹，我们只是一些新兵，只有十八九岁……指挥员们纷纷上吊自杀。有的人用皮带，有的人……反正全都吊在松树上。世界末日啊，他妈的！


  
——失去祖国毋宁死！


  
——斯大林有一个计划：把被俘者的家人都送到西伯利亚去！有三百五十万的俘虏！还不是全部！这个小胡子食人魔！


  
——1941年，该死的一年！……


  
——都说出来吧，现在可以说了……


  
——没有这样的习惯了……


  
——我们就是在前线也不敢坦诚相待。战前他们就迫害人，战争中也是这样……我母亲在食品厂工作，那里每天都要检查。他们在她手套里找到了一点儿面包屑，就说她是破坏分子，给关了十年监狱。我在前线打仗，父亲也在前线打仗，弟弟妹妹们和奶奶住在一起，他们恳求说：“好奶奶，爸爸和哥哥从前线回来之前，你可不能死啊。”结果爸爸失踪了。


  
——我们算什么英雄？从来都不把我们当英雄对待的。我和妻子在木板房里把孩子养大，然后就公社化了。现在只能收到这几个小钱，只有泪水，没有养老金……电视上总是播放德国人的生活如何好。好嘛！失败者的生活倒是比胜利者的好一百倍。


  
——上帝不知道小人物是怎样生活的。


  
——我过去是，现在是，今后永远是共产党员！要是没有斯大林，没有斯大林的党，我们就不会胜利。什么民主，去他的吧！我现在都不敢佩戴战争勋章了。年轻人常常这么问我：“瘦老头儿，你当时在哪儿服役啊？是在前线，还是在监狱和集中营呢？”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调侃我。


  
——我建议把斯大林，我们伟大领袖的纪念碑统统摆回原来的地方。现在都是藏在后院，像垃圾一样。


  
——安放在你的别墅吧……


  
——他们想改写战争史。他们就等着我们这些人通通都咽气呢。——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就是“苏维埃痴呆狂”……


  
——拯救俄罗斯的，是它的广大领土，乌拉尔、西伯利亚……


  
——最可怕的，就是发起攻击之前。最初那十分钟，五分钟，最先跳起来的人，几乎没有机会活下来。子弹专找空子钻。共产党员们，前进！


  
——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军队！（碰杯）


  
——简单说，我不愿意打死任何人，这毕竟不是让人高兴的事。可是我学会了，习惯了……


  
——在斯大林格勒，我入了党。我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想站在保卫祖国的前线……我绝不吝惜自己年轻的生命……”步兵获奖是非常少见的，但我得了一个勇敢奖章。


  
——在战场上负伤，我成了残疾，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我记得，我们在德军俘虏中抓出两个俄国人。一个说：“我是为父亲复仇……”他的父亲是被内务部枪毙的。另一个说：“我不想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两个年轻小伙子，就像我们一样，一个还和我同岁。当你已经和一个人说过话，和他对视过，就很难下手把他打死……第二天特工处审问我们所有人：“为什么要和叛徒说话，为什么不马上枪毙他们？”我为自己辩白……内务委员把手枪放在桌上：“你……还想动摇原则？！还一个劲地说废话……”谁都无法赦免投敌者。坦克手把他们绑在坦克履带上，开动马达，前后来回碾，把他们的身体碾成碎片……这些叛国者！但是，他们真的都是叛国者吗？


  
——人们害怕内务部甚于害怕德国人。将军们最害怕他们……


  
——用恐怖手段，整个战争中都使用恐怖……


  
——如果没有斯大林，如果没有“铁腕”，俄罗斯就不会活下来……


  
——我不是为了斯大林，我是为了祖国而战。我以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发誓，我一次都没有听过大家高喊：“为了斯大林！”


  
——没有普通士兵，战争就不可能打赢。


  
——你妈的……


  
——只应该害怕上帝。他才是审判者。


  
——如果有上帝的话……


  
（他们纷乱地合唱起来）“我们只需要一个胜利！胜利抵得过一切，我们没有价值的……”


  男人的故事

  
我们双手被捆了一辈子！不敢说一个不字，现在我要好好说说……


  
小时候，我记得自己那时很怕失去爸爸。别人的爸爸都是在夜里被带走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亲舅舅费利克斯也是这样失踪的。他是个音乐家，他被抓是因为愚蠢，乱说话。有一次他在商店里扯着大嗓门对老婆说：“苏维埃政权都已经二十年了，连一条体面的裤子都买不到。”现在报纸上写道：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派……可是我要说，那时候人民是支持这样抓人的。我的妈妈也被抓走了。她弟弟坐牢了，她就说：“我家费利克斯是有错，但是应该把情况弄清楚。需要关押的话，周围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多了。”有人民的支持……因为战争爆发了！战争之后，我还害怕回忆起战争，自己的战争经历……我想入党，但他们不接受：“你曾经在犹太隔离区里待过，也配当共产党员？”我沉默了……只能沉默不语。在我们的游击队里，有一个名叫罗莎琪卡的漂亮犹太姑娘，随身总是带着书本，才十六岁。指挥员们轮流和她睡觉……“她那个地方的茸毛还是孩子一样的呢！哈哈哈……”后来，罗莎琪卡怀孕了，他们就把她带到树林深处枪毙了，就像杀条狗一样。也有的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了。这种事情是可以理解的，整个树林里都是健康的男人。当时的做法是这样：孩子生下来，他们马上就送到乡下，送到农户那里去。可是谁愿意要犹太孩子？犹太人是没有权利生育的。我执行任务回来后问：“罗莎琪卡在那里？”“关你什么事？她已经没了，他们又找了一个女人。”几百名犹太人从隔离区逃出来，在森林中四处躲藏。农民们抓住他们，就送给德国人换一普特[3]粮食，换几公斤的糖。你都写下来吧，我……（长久沉默）……犹太人的一生总是胆战心惊，连个石头落下来都会砸到犹太人。


  
由于外婆的原因，我们没有逃出燃烧的明斯克。外婆在1918年见过德国人，所以她总是劝说大家：德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他们不伤害和平的人们。他们住的楼里边有一个德国军官，每天晚上都弹钢琴。妈妈就开始犹豫了：走还是不走？就是由于这架钢琴……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德军的摩托车队进了城。一些人穿着绣花衣服、带着面包去欢迎，十分高兴。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这样想：德国人来了，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很多人都痛恨斯大林，就不再躲藏起来。在战争初期，有不少这样新鲜又叫人看不明白的事情……


  
“犹太佬”这个词，我是在战争初期才第一次听到。邻居狠狠砸着我家门大喊大叫：“你们这些犹太佬末日到了！你们要为耶稣基督之死负责！”我是个苏维埃男孩，刚刚五年级毕业，十二岁。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们是个混合的家庭：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俄罗斯人。我们庆祝复活节，不过是以特别的方式：妈妈说今天是一个好人诞生的日子，她烤馅饼。而到了逾越节（那是上帝怜悯犹太人的日子）爸爸就从奶奶家里带来无酵饼。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从来不能声张的，我们都是悄悄地过节……


  
有一天，妈妈给我们的衣服全都缝上了黄色星星……没过几天，谁都不能够出门了。因为羞耻。我现在已经老了，可是我还记得这种被羞辱的感觉。城里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处决政治委员和犹太佬”，“从犹太佬布尔什维克政权下解救俄罗斯”。有一张传单就塞进我家门里……很快，是的……又有传闻说：美国的犹太人正在募集金钱，要把所有犹太人都赎买到美国去。德国人喜欢秩序，不喜欢犹太人，所以战争期间犹太人不得不在隔离区度日。人们都在对发生的事情寻找解释，追寻线索，甚至有人试图弄懂地狱。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怎样被送进隔离区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街上挤着，带着孩子，带着枕头……我自己呢，我带了自己收集的蝴蝶，现在想来很可笑……明斯克人纷纷涌上街头：一些人好奇地看着我们，一些人充满恶意地看着我们，也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流泪。我很少向四周看，因为害怕看到一些认识的男孩子，感觉丢人……我永远记得那种耻辱的感觉……


  
妈妈把她的结婚戒指摘下来，包在手帕里，告诉我要到哪儿去。我就在夜里偷偷钻出铁丝网……我跑到约定的地点，有个女人等着我，我给了她戒指，她倒给我一些面粉。但是到了早上，我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面粉，我带回来的只是一些白灰，白石灰。妈妈的戒指就这样没有了。我们家里再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了，我们饿得全身浮肿。在隔离区外面，有农民拿着口袋白天黑夜地守候。他们在等着下一次大屠杀。当犹太人被拉去枪毙的时候，他们就会冲进没人的屋子里掠夺。警察会搜刮一些贵重的物品，农民就往口袋里装进其他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他们对我们说：“反正你们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


  
有一次，隔离区里很安静，就像是大屠杀之前，连一声枪响都听不到。这一天没有开枪，出现了汽车。开进来很多汽车，从车上下来了一些穿着漂亮衣服和鞋子的孩子，穿着白围裙的妇女，还有提着贵重的手提箱的男人。相当别致的手提箱！所有人都讲德语。警卫和看守们都有些茫然，特别是警察们，他们既不敢吼叫，又不敢拿警棍去打人，也没有松开那些咆哮的恶狗。真是戏剧化的时刻……就像在看演戏……当天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是来自欧洲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汉堡犹太人”，因为他们大多来自汉堡。他们守纪律、很听话、不狡诈，也不欺骗看守，不隐藏任何秘密……他们默默地认命……不过，他们对我们是居高临下的。我们很贫穷，破衣烂衫，我们是另一种……不讲德语的犹太人。


  
他们全都被枪杀了，数万名“汉堡犹太人”都被处决了……


  
那一天，大雾笼罩了一切……为什么我们都被赶出家？他们要做什么？我记得在森林旁边有一大块野地，他们选出强壮的男人，命令他们挖两个大坑。深深的大坑。我们就在旁边站着，等着。他们先把小孩子扔到一个坑里，然后就开始埋土。父母们既不哭喊，也不乞求。一片寂静。为什么？你求求看。一头狼扑向人，人是不可能向狼求情的，不会恳求狼放他一条生路。或者一头野猪袭击你，也是一样……德国人一边往坑里看一边笑，还往里边扔糖果。警察都喝得烂醉如泥，口袋里装满了手表。他们埋掉了孩子们……又命令所有人跳到另一个坑里。妈妈、爸爸、我，还有妹妹都站在一起，就快轮到我们了……这时，一个发号施令的德国人好像发现妈妈是俄国人，就对她挥挥手说：“你过来。”爸爸对妈妈大喊：“快走！”但妈妈死死拉着爸爸和我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推她，求她赶快走，但是妈妈第一个跳到了坑里……


  
这就是我记得的全部……我恢复知觉，是因为觉得有人在用什么尖利的东西猛击我的腿。我疼得叫了起来，又听到有人小声说：“这儿有一个活的。”几个男人用铲子在挖坑，从死人身上脱下靴子、鞋子，还有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他们帮助我爬了上来，我坐坑边上等啊，等啊，下雨了。地上暖暖的。他们给我切了一片面包：“快跑吧，小犹太佬，可能你会得救的。”整个村子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房子全都没有人。我想吃东西，可是没有人可以讨。我就这样一个人走啊走。在村路上，这里扔着一只橡胶靴子，那里一只皮鞋、一条围巾……在教堂后面，我看到几个烧焦的人，黑色的尸体散发着汽油味和烤人肉味。我掉头就逃进了森林，靠吃蘑菇和野果子充饥。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爷爷，他正在砍柴。老爷爷给了我两个鸡蛋。“回村里去吧，”他警告我，“不要进树林。这里的男人会把你捆起来送到警备队去。不久前有两个犹太人就是这样被抓走的。”


  
有一天我睡着了，又被头顶上的枪声惊醒了。我跳起来：“德国人来了？”马匹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家伙。是游击队员！他们一边笑，一边争论：“你说这犹太小子对我们有啥用呀？”“让上级去决定吧。”他们把我带回了游击队，单独关在一个地洞里，还加了哨兵看守。我被带去盘问：“你是怎么跑到我们游击队地盘的？谁派你来的？”“谁都没有派我来，我是从杀人坑里爬出来的。”“那就是说你可能是间谍？”他们啪啪打了我两个耳光，又把我踢回到地洞里。到了晚上，地洞里又推进来两个年轻男人，也是犹太人，他们穿着上等皮夹克。我从他们嘴里得知，犹太人不带武器来，是不会被游击队接收的。如果没有武器，那就要带金子，或含有黄金的物品。他们就带来了金表和烟盒，还给我看了看。他们要求见游击队长。他们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们。我后来在游击队长那里看到了那个金烟盒，还有皮夹克……我爸爸的一个熟人雅沙叔叔救了我。他是个鞋匠，在游击队里，鞋匠就像医生一样受重视。我就开始帮他干活……


  
雅沙叔叔的第一个忠告是：“把你的姓氏改了。”我原来姓弗里德曼……于是我就成了罗梅克。第二个忠告是：“别乱说话，否则你背后就会挨枪子儿。没有人会为犹太人说话。”事情就是这样……战争是个沼泽地，进去容易出来难。犹太人还有一个谚语是：强风吹起时，垃圾飞得最高。纳粹的宣传感染了所有人，游击队里也有反犹情绪。游击队里一共有十一个犹太人，后来变成了五个。别人故意当着我们的面说：“你们是什么战士？你们就像羔羊，是要送去宰杀的……”还总说“犹太人是懦夫。”我听了这些话沉默不语。我有一个战友，脾气暴躁的小伙子，大卫·格林堡，忍不住回敬了他们，跟他们争了起来。他们就从背后打死了他。我知道是谁开的枪。今天那人还是个英雄，走哪儿都戴着勋章，得意扬扬。还有两个犹太人好像是因为站岗时睡觉被打死了，有一个是因为他有一只崭新的手枪，遭到别人嫉妒……逃跑？可是能跑到哪儿去呢？回到犹太隔离区？我想保卫祖国，为亲人报仇……可是祖国怎么对我们？游击队指挥员们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指令：不能相信犹太人，不接受犹太人加入游击队，消灭犹太人。我们被当成叛徒。现在多亏了改革，我们才知道了这些。


  
人固然很可怜，可是马又是怎样死去呢？马不像其他动物，狗啊，猫啊，猪啊，牛啊，它们都可以跑掉，但是马匹是无处躲无处藏的，必须站在那里，等着被打死。叫人难过的悲惨情景……在电影中，骑兵总是在头上挥舞着马刀高声呐喊，其实都是胡说！都是幻想！我们游击队曾经有过骑兵队，但很快就解散了。因为马匹不能在雪堆中走，它们跑起来，反倒会陷进雪堆。德国人有摩托车，两轮的、三轮的都有，冬天他们就用滑雪板。他们飞快地行进，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射击我们的马和骑手。骑手很怜惜那些骏马，显然因为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农村小伙子……


  
有一次上级下令烧掉一个伪警察的房子，连他的家人一起烧掉。那是一个大家庭：有妻子，三个孩子，爷爷和奶奶。晚上我们包围了他们，用钉子把大门钉死，浇上煤油，点火焚烧。他们在里面大声哭叫着，声嘶力竭。有个男孩从窗户钻出来。一个游击队员想向他开枪，被另一个制止了。他们把那孩子扔回了火中。我当时只有十四岁，我完全不明白这一切，我只能记住这一切。现在我要说出来……我不喜欢英雄这个词，在战争中没有英雄，如果一个人手握武器，他就已经不是好人了。他就没有什么好事。


  
我还记得被围困的经历。德国人决定清理自己的后方，派出党卫军对付游击队。他们在降落伞上挂照明弹，没日没夜地轰炸。轰炸之后就用迫击炮乱射。游击队只好分散成小组撤退，各自带着伤员，可是不许他们说话，给马也戴上专门的口罩。其他东西全部扔掉，家畜也不要了，可是它们还跟着人们走，牛啦，羊啦……所以不得不开枪杀了它们。德国人越走越近，近得都可以听到他们说话声：“哦，大妈，大妈……”他们抽烟的味儿都能闻到，我们每个人都保留了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反正什么时候死都不算晚。到了夜里，我们掩护分队里只剩下三个人……我们剖开一匹死马的肚子，把里面的东西都掏空，然后自己钻进去。就这样在里边待了两天两夜，听着德国人走来走去，到处开枪，最终完全寂静下来。我们爬出去的时候，满身血污，全是马的内脏和屎尿……人已经神志不清了。那个夜里，月亮明晃晃地照着。


  
我告诉您吧，就连鸟儿也帮助我们呢。喜鹊只要听到陌生人来，就一定会尖叫，给我们发信号。它们和我们相处习惯了，不习惯德国人的气味：香水味、香皂味、香烟味，军官的呢料大衣、擦得很亮的皮靴……我们就只有自制烟叶、破围巾、牛皮边角料拼凑的鞋子、皮带绑腿。德国兵穿的都是羊毛内衣，我们连死人的内裤都要剥下来穿！连狗也要扑上去咬德国人的脸和手。动物也都被拖入了战争……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都没有忘记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她把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藏进了地窖。有人告发了她，在全村人的注视下，她全家都被吊死了。先吊死孩子们……她尖叫起来！那不是人类的尖叫声，是母兽的叫声。一个人是否值得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不知道。（沉默）今天写战争的人们，都是没有见识过战争的。所以我不看战争题材的书，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但我确实不读……


  
明斯克解放了……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其实因为年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算正式参过军。战争结束时我只有十五岁。住哪里去呢？我们的公寓已经住进了陌生人。他们赶我走：“犹太崽子快滚……”他们什么都不想还：不管是住房还是别的东西。他们都习惯于以为犹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


  
（参差不齐的合唱）“火苗在小炉灶里跳跃/树脂在滴答掉落，就像是眼泪一般/手风琴在地下掩体为我伴奏/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战争结束后，人们已经完全变了。我回家时，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斯大林不喜欢我们这一代，他讨厌我们，因为我们体验过自由。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自由！我们到过欧洲，见过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上班时经过斯大林纪念碑，会惊出一身冷汗：他会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走吧！回牛栏去吧！”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就去了。


  
——去你妈的民主派！毁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狗屎里打滚……


  
——一切都被遗忘了，忘记了爱，只记住了战争……


  
——我在游击队里待了两年，藏在树林里。战争过去七八年了，我还是不愿意看男人。看够了！我是如此冷漠。我和妹妹一起去疗养院，男人们都追逐她，她喜欢跳舞，我却只想休息。我结婚很晚，丈夫比我小五岁，他倒是像个小女孩。


  
——我上了前线，因为我相信《真理报》上说的一切。我开枪射击，狂热地想上阵杀敌。杀敌！杀敌！早前我想忘记这一切，却又不能，现在不知不觉就记不得了。我只记住了一件事，就是死于战场上的人气味是不同的，被杀死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在死人并不多的时候，比如只有一个人躺在那儿的时候，你还会想：他是谁？老家是哪儿？有什么人在等他吗？


  
——在华沙……一个波兰老太太给我带来了她丈夫的衣服：“快脱掉身上那些东西吧。我给你洗洗。你们怎么这么脏，这么瘦？你们是怎么胜利的？”我们是怎么胜利的？！


  
——你得了吧，不需要抒情诗……


  
——我们胜利过，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伟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们的国家变得伟大。


  
——我至死都是共产党员……改革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消灭苏联的一次战役。


  
——记忆中还剩下什么？最可气的是德国人鄙视我们，看不起我们的生活方式，希特勒把斯拉夫人叫作“兔子”。


  
——德国兵进入我们村时，还是春天。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建花坛，还要修一个厕所。老人们至今还记得德国人怎样种花……


  
——在德国，我们走进一间房子，壁橱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外套和内衣，还有女人的首饰细软、成堆的餐具。战前我们都被告知，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但我们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悄悄试试德国打火机或自行车。按照苏联法律第五十八条，一不小心就会被控“反苏宣传”罪。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当局允许我们往家里寄包裹：将军可以寄十五公斤，军官可以寄十公斤，士兵可以寄五公斤，邮局都挤爆了。妈妈写信来：“不要再寄包裹了。你那些包裹会毁了我们的。”我给他们寄的是打火机、手表、一块丝绸，还有很多巧克力，他们还以为巧克力是肥皂……


  
——从十岁到八十岁的德国女人，一个都没放过！1946年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人，全都是“俄罗斯人民”。


  
——战争会勾销一切，已经勾销了一切……


  
——这就叫胜利！胜利了！整个战争期间，人们都在幻想战后将会过上美好的生活。一连庆祝了两三天，可是之后就要开始找吃找穿了，人还是要生活的。但什么都没有。人人都穿着德国旧军装，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发下来的口粮只有小土豆，领粮食的队伍有几公里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暴戾之气，人们动不动就会杀人。


  
——我记得，有天到处都是轰隆隆的声音……那是大批残废军人坐在自制的平板车上成群结队地四处游荡，把桥上的鹅卵石路面轧得震天价响。他们都住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里。他们喝醉后就躺在排水沟边，到处乞讨，用军功章换伏特加。他们请求排队领食品的人：“给我买一个面包吧。”排队的都是一些身心疲惫的女人：“你还活着呢，我的那位都已经躺在坟墓里了。”说着就把他们轰走。当生活有所改善了，人们就开始鄙视残废军人。没有人愿意回忆战争。大家开始忙碌于日常生活，而不是战争。后来有一天，这些聚众的残废军人都被押送到城外去了。警察抓住他们，像扔猪崽一样扔到汽车上。他们就大声骂娘，像猪崽一样尖叫……


  
——我们市里有一座荣军院，里面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军功章。上面允许他们住到居民家里去，这是政府的决定。周围的女人们早就渴望男人的爱抚了，纷纷赶去接他们：有的推着独轮车，还有的推着童车。女人们都希望家里有些男人的气味，希望院子里的晾衣绳上面挂着男人衣衫，所以她们很快就把男人都抢回家去了。但是这些人不是玩具，这也不是在拍电影。你试试和这种男人相爱一下吧。他们很凶恶，容易受伤害，他们知道女人会背叛他们。


  
——这就是胜利的日子……


  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来讲讲我的爱情……德国人是坐着好大的汽车来到我们村的，我们只看到高高的头盔在闪闪发光。他们都很年轻和善，和姑娘们打情骂俏。最初他们什么都要付钱，比如买母鸡、买鸡蛋。我说的这些都没有人相信。但绝对真实！他们全都付德国马克……战争对我有什么影响？我当时正在恋爱呢！一天到晚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他经常来看我，坐在长凳上，笑盈盈地默默看着我。“你笑什么啊？”“我喜欢这样……”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他的父亲死于肺结核，作为富农的祖父被没收土地和财产，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记得自己那时候还很小，妈妈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女孩”，并且教给他，如果有人来抓他们，就往火车站跑，搭上火车离开。伊万是他的名字，他叫我“我的小柳芭”，就是这样……没有福星高照，没有幸运降临。德国人浩浩荡荡地来了，他的爷爷不久也回来了，当然，是带着满腔仇恨回来的。爷爷只身一人返回家乡，他把全家人都埋葬在异地了。他讲述了如何被押送着蹚过西伯利亚的河流，如何被抛在黑暗的原始森林中。二三十人只发给一把钢锯和一把斧头。他们吃树叶，啃树皮……爷爷痛恨共产党！痛恨列宁和斯大林！回乡后第一天，他就开始复仇。他指给德国人看：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有那个，这些男人就被抓走了……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战争……


  
我们在河边一起洗刷马匹。阳光明媚！我们一起晒干草，我特别喜欢干草的香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爱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直到有了爱，生活不再平淡无奇。我做过一个预言性的梦……我们家附近有一条小河，我梦见我淹没在小河中，河底的潜流把我吸了下去，我沉到了水底。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有人把我托了起来，推到河面上，但我又不知为何没有穿衣服。我就这样游到岸边。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上岸时已经是上午了。岸边站着很多人，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而我是光着身子从水里出来的，赤身裸体……


  
村里有个人家里有个留声机。年轻人常常聚在他家唱歌跳舞，猜测谁和谁是命中注定的夫妻，按照圣经诗篇猜，燃烧树脂，数菜豆……姑娘要独自举着燃烧的树脂进入森林，寻找一棵老松树，小树是不行的，小树的年轮不够，没有记忆，没有力量。这都是真的……我到现在还很相信这个方法，一分为二地数菜豆，从奇数偶数中算命也是有用的。那年我十八岁，再回到那个话题。当然，书里都不会写，在德国人的占领下，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苏联好。德国人开放了教堂，解散了集体农庄，分配了土地——每人两公顷，两家共用一辆马车，还建立了稳固的税收：秋天我们上缴玉米、豌豆、土豆，每户还要上缴一头公猪。上缴之后，其余都归自己。人人都很满意。在苏联政权时期我们很苦。生产队长在一个笔记本上画杠杠计算劳动日，秋天按照劳动日分配，啥都得不到！现在我们既有肉又有油，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人们更高兴的是有了自由。就这样开始了德国式的管理……不把马喂好，就要挨一顿马鞭子暴打，不把院子周围扫干净，也会受罚……我记得当地人的对话：我们已经习惯了共产党，我们将要习惯德国人。我们学会了德国的生活方式。那时就是这样，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但是每到夜里，大家都害怕“森林人”不请自来的造访。有一次就来过我们家：一个人拿着斧头，另一个人拿着干草叉：“大妈，请给些黄油吧，再给些酒。不要出声。”我讲给你听的，都是真事，不是他们在书里写的那种。起初我们确实不喜欢游击队……


  
我们定下了婚礼日期，在收获节[4]之后。结束了田里的劳作后，女人会把最后一捆庄稼用鲜花缠绕起来……（沉默）记忆力会减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那天午后开始下雨，每个人都跑着去避雨。妈妈回到家，长叹一声：“上帝啊！我的天啊！你的伊万加入了警察部队。你要成为警察的妻子了。”“我不愿意啊！”我和妈妈两人一起痛哭起来。晚上，伊万到我家来了，坐在那儿眼睛都不敢抬起来。“伊万，我亲爱的，你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啊？”“小柳芭，我的小柳芭……”这都是他爷爷强迫他的。这个老鬼头！他威胁伊万说：“你要是不当警察，他们就把你送到德国去。你就看不到你的小柳芭了！忘了她算了！”他爷爷一直梦想让他娶个德国女人做媳妇……德国人反复放映介绍德国的电影，展示那边的生活有多好。许多女孩和男孩都相信了，离开家乡去了德国。临行前还组织了庆祝活动，有铜管乐队奏乐。给他们穿上皮鞋，送上火车……（她从包里取出药片）我的情况很不好，医生说，治疗已经没用了，我的时间不多了……（沉默）我希望我的爱能留下来。我终将不在人世，但愿人们会读到我的故事。


  
虽然周围就是战争，但我们很幸福。婚后过了一年夫妻恩爱的时光，然后我怀孕了。我们家离火车站很近，经常有德国军列开往前线，德国士兵都是年轻人，开朗快乐，经常高歌。他们看到我就喊：“姑娘！我的小姑娘！”冲我们笑。渐渐地，经过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上年纪的越来越多。德国兵们曾经很快乐，但是越来越沮丧，后来就没有快乐了，因为苏联军队开始接连取胜。我问丈夫：“伊万，我们会怎样？”他回答说：“我手上没有沾过血，也从来没有打死过一个人。”（沉默）我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也许，在最后时刻，在临死之前，我会说一件事：爱情，它是毒药……


  
距离我们家隔着两幢房子住着一个小伙子，也很喜欢我，以前总会邀请我去跳舞，而且只和我共舞。“我陪你回家吧。”“我有伴儿了。”他也是个帅哥……他进了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有人说，看见他戴着一顶有红色丝带的库班帽。一天夜里，有人敲门。“谁？”“游击队。”这个小伙子和一个年纪大些的人进来。我这位追求者这样开口道：“你过得怎么样啊，警察太太？我早就想拜访你了。你老公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他今天没回来，大概留在警备队了。”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墙上：“你这个德国人的玩物、床垫子……你选择了德国人的走狗、富农狗崽子，和他狼狈为奸。”他好像在从口袋里掏手枪。我妈妈跪倒在他们面前：“打死我吧，小伙子，开枪打我吧！我和你们的妈妈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就让她们以后去哭吧。”妈妈的话不知怎么就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两人说了几句什么，就走了。（沉默）爱情，是很苦很苦的……


  
前线离我们村越来越接近，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有天夜里，客人又来了。“谁啊？”“游击队。”我那位追求者又进来了，旁边还有一位……这个追求者给我看他的手枪：“我就是用这支枪杀了你的丈夫。”“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现在你没有丈夫了。”我真想杀了他……我……我扑上去抓他的眼睛……（沉默）第二天早晨，别人把我的伊万送回家来了。他躺在雪橇上，盖着军大衣，闭着眼睛，孩子一样单纯的面孔。他没有杀过任何人……我相信他！到现在我也相信！我在地上打滚，号叫。妈妈怕我精神失常，宝宝死在肚子里或生出来异常，跑去找女巫斯塔萨。“我知道你的烦恼，”斯塔萨对妈妈说，“但我无能为力。让您女儿去祈求上帝吧。”她还教我们怎样祈求：在给伊万送葬时，我不能和所有人一样走在棺木的后面，而应该走在棺木的前面，就这样穿过全村，一直走到墓地……那时候战争已经快结束了，许多男人都跑到树林里参加了游击队。每一栋房子里都有人死去。（哭）我就按照女巫说的那样……走在一个警察的灵柩前面，一直走在前面，妈妈走在后面。全村人都从小木屋中出来，站在篱笆门外，但没有人说一句恶言，大家都是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哭。


  
苏维埃政权回来后，杀死我丈夫的那人又来找我了……他是骑着马来的：“他们已经注意你了。”“谁？”“还有谁？政府嘛。”“我已经无所谓了，死在哪里都一样，让他们把我赶到西伯利亚去吧。”“你是怎么做母亲的？你还有个孩子。”“你知道那是谁的孩子……”“让我来照顾你和这个孩子吧。”就这样，我嫁给了他，嫁给了这个杀害了我丈夫的凶手。我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哭泣）他对两个孩子都一样疼爱：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我不会诬陷他，但我……我确实……我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满身血痕。他总在夜里打我，早上又跪着请求我宽恕。痛苦一直在折磨着他，就是对死者的嫉妒……每天早上，人们还都在睡觉，我就起身了。我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起来，避免他要抱我……到了晚上，家家户户的灯都熄灭了，我还在厨房里，厨具被我擦得锃亮，我必须等他睡着之后再进去。我就这样和他过了十五年，后来他患了重病。他是在一个秋天死去的。（哭泣）我没有罪，我并没有希望他死，是他的时间到了……大限到了。他本来一直面对墙躺着，却突然转过身问我：“你爱过我吗？”我一言不发。他笑了，就像那个深夜他给我看枪的时候一样：“我爱了你整整一辈子。实在太爱你了，所以当知道我要死了的时候，我就想杀死你。我向雅什卡（我们的邻居，专门做兽皮生意）要了毒药。想到我死后你又会跟别的男人，就让我受不了。你太美了。”


  
他躺在棺材里，仿佛在笑……我不敢靠近他，但按照习俗必须亲吻他一下。


  
（合唱）“起来，强大的国家/起来，去殊死战斗/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一样沸腾/打一场人民战争/神圣的战争……”


  
——我们会怀着怨恨离去……


  
——我对孩子们说，在我死去时，只需要有音乐，不要让人们说话。


  
——战争结束后，德国战俘们拉车搬运石头，重建这座城市。他们太饿了，找我们要面包，但我却不能给他们一片面包。我总是想起那一刻……奇怪的是，这些事情会永远留在记忆里……


  
桌子上摆放着鲜花和一张齐梅良·吉纳托夫的大照片。我一直觉得，在这合唱中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和我们在一起。


  吉纳托夫妻子的话

  
我很少能想起什么……房子，家人……他从来不感兴趣，脑子里全都是要塞，要塞。他不能忘记战争……他教育孩子们说，列宁是个好人，带领我们建设共产主义。有一次他下班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让我们去参加伟大的建设吧，祖国在召唤。”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很小。他说“让我们去”，就是让全家人去的意思。祖国在召唤……就这样，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了贝阿大铁路建设工程，去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参加了建设！我们深信一切都在进步！我们坚定地信任苏维埃政权，发自内心地相信。现在我们都老了。什么公开性啦，改革啦……我们坐下来听收音机。原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共产主义哪儿去了？连苏联共产党都没有了……我们不明白最上层是什么人，盖达尔大包大揽，人民无家可归……有的人窃取了工厂或者集体农场，有的人在行骗，人们就这样活下去……而我家的那位，却还活在云端，一直不接地气。我们女儿在一家药店工作，有一次她带回来一些稀缺药品，想卖出去赚一些钱。不知怎么被他知道了，莫非是嗅到了味道？他就冲着女儿大骂：“你应该感到羞耻！无耻！”还把女儿赶出了家门。我无论怎么做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其他老兵都按照规定享受着待遇。“去找找他们吧，”我求他，“或许他们也会发给你一些东西的。”但他瞪着眼睛大吼：“我是为祖国去打仗的，不是为了特权。”他一整夜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声不响，叫他也不回应。他不再和我们说话了。他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不是为我们而痛苦，不是为自己的家庭，而是为所有人、为国家而痛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跟着他吃尽了苦头……我在这儿把您当成一个女人，而不是当成一位作家，和您诚实地说吧：我从来没理解过他……


  
他去挖了些土豆，穿上了体面些的衣服，就去了自己的要塞。他没有留给我们一张纸片。只给国家、给陌生的人们写了遗书。什么都没有写给我们……只言片语都没有留给家人……


  
    
[1] 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1957— ），雷诺瓦集团公司（Renova）的所有人，经营石油和铝业，2015年是俄罗斯第四大富豪。——编者注

  

  
    
[2] 格尔曼·奥斯卡罗维奇·格列夫（1964— ），俄罗斯储蓄银行董事会主席。——译者注

  

  
    
[3] 普特是沙皇俄国时期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编者注

  

  
    
[4] Дожинки，白俄罗斯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在秋天收割期的最后一天开始举行庆祝活动。例如2015年的收获节是在9月20日。——译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苦难中的甜味和俄罗斯精神的焦点


  
奥尔加·卡里莫娃，音乐家，四十九岁


  
玛丽亚·沃杰肖诺克，作家，五十七岁


  
奥尔加·卡里莫娃：一段爱情故事


  
不……不，这不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过，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对什么人讲述的，但不是现在，绝不是现在。我的一切都锁死了，砌在墙里，抹上了墙缝。就像是……压在了石棺下，都用石棺盖住了……里面已经不再燃烧，也许有些化学反应，也可能形成水晶。但我不敢触碰，我害怕……


  
初恋……可以这样称呼吗？我的第一个丈夫。这是个很美丽的故事。他追了我两年。我也很想嫁给他，是因为我必须全部地拥有他，哪儿也不放他去。整个人都必须是我的！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他整个人。我就是想每时每刻都不和他分开，时时刻刻都要看到他，不停地做那些亲密事儿。做爱，做爱，没完没了地做。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人生第一次，通常都是这样……就是简单的情欲，还能有什么事情？再来一次也是这样……后来也有了一些技巧，但还是肉体，肉体，肉体……肉体就是一切！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他本来并不是一定要这么迁就我的，他可以找另外的事情去做，可是我们稀里糊涂就这样结婚了，那年我二十二岁。我们是音乐学院的同学，我们干什么都在一起。后来事情就发生了……我身心中的某种本质也显露出来，可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因素……当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肉体，就会要求他全部都属于你……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它可以不停地发展下去，也可以半个小时就结束。结果就是……我离开了，是我自己要离开的。他恳求我留下来，但我就是决心要走。我突然厌倦他了，上帝啊，我怎么会厌倦他了呢！我那时已经怀孕了，已经有了肚子……我们只是做爱，后来就吵嘴，再后来我哭了。于是我就不能再忍受了。我就是不善于宽恕。


  
走出房子关上门，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愉悦，因为我现在离开了，我完全解脱了。我乘车回到了妈妈家，他也紧跟着来了。一整夜，他一直大惑不解：都已经怀孕了，怎么还总是那么多不满意啊，总是想要某种东西，你到底需要什么啊？反正我已经翻过去了这一页……我非常高兴曾经拥有他，也非常高兴不再拥有他了。我的生活，永远像一个小小的硬币储存罐。满了，就清空；又满了，再清空。


  
哈，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安妮雅，我真是太高兴了。首先，我身上的水分都消失了。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在森林里走了很久，身上的水分都走光了。总之我完全不理解，现在真的要准备进医院吗？我等到了晚上。那是在严冬——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寒，树皮都冻得咔咔裂开了，可我坚持要去森林走走。医生看了看说：“你还有两天就要生产了。”我打电话回家：“妈妈，请给我送些巧克力来，我还要躺很久呢。”在医生早查房之前，护士匆匆跑进来：“听着，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我去叫医生。”可是我就这样，还坐在椅子上呢……他们对我说：“就这样吧，就这样。马上，马上好了。”我不记得到底过了多久，反正是很快……很迅速……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个小肉团：“你生了个女儿。”称了一下，四公斤。“听听，一声都没有哭，她心疼妈妈。”第二天他们又把女儿抱来了：黑黑的瞳孔，眼珠滴溜溜地转。我已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喜欢自己新的样子。总而言之，我立刻就显得更好看了……安妮雅也马上占据了地位，我非常喜爱她，不过在我身边她是绝对不能和男人们有联系了，我从不提起她还有个爸爸的事情。她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来的女儿。她学会了如何回答别人的问话，比如有人问她：“安涅奇卡，你怎么没有爸爸啊？”她就会答道：“我有外婆代替爸爸啊。”“那你怎么没有狗狗啊？”“我有小仓鼠代替狗狗啊。”我就和她两个人这样过日子……我一辈子都害怕的是，我会不会突然间不是自己了。甚至治疗牙齿时我也要请求牙医：“请别给我打针，不要给我打麻药。”我必须要感觉到我是我自己，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把我和自己的身心割断。我和安妮雅互相也是很相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见到了他，格列布……


  
如果他不是他，我是永远也不会再结婚的。我什么都有了：孩子、工作、自由。突然间，他出现了……真是荒诞，几乎是盲目的，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让一个有着岁月重负的人进入了我的世界——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度过了十二年……他被抓走的时候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枪毙了，母亲被放在水桶里，在严寒中活活冻死。他曾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终年大雪覆盖的地方。在认识他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生活美好！丰富多彩！我怎么能够下这个决心？


  
怎么能够？随着时间流逝，痛苦变成了知识，知识也是痛苦。从他离开人世起，至今又过了五年……我甚至很遗憾他没能认识现在这个我。现在我更加理解他了，我长到了他的年龄，但是他已经不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够独自生活，甚至完全不想活了。我不是害怕孤独，是别的原因：我活着就不能没有爱。我需要这样的痛苦，需要去怜悯什么人……没有的话，我会害怕。就像我很害怕一个人在海里，游得很远很远，往海底看，一片黑暗，我不知道下边有什么……


  
我们坐在阳台上。树叶沙沙作响，开始下雨了。


  
啊，海滩上那些的浪漫故事，其实并不长，甚至可以说很短促。这种生活的小插曲，可以美丽地开始，也可以美丽地结束。这是我们可遇不可求的，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期待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出去旅行，想和什么人邂逅……就是这样。那一次，我梳着两个小辫子，穿着前一天在“儿童世界”买的蓝点连衣裙。大海啊……在天底下我最喜欢的就是游泳，总是游得很远很远。那天从早上起，我都在白色洋槐树下热身，一个男人走过来，外表非常普通，已经不年轻了。他看到我，显得很高兴。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他就对我说：“您愿意我晚上来为您读诗吗？”“也许吧，不过现在我要去游很远很远！”“我会等着您。”他真的等我了，等了好几个小时。他读诗并不好听，总是不断地扶眼镜，但是他很动人。我理解……我理解他的感受，他的动作、他的眼镜，都显出他有些激动。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他读了什么。这有那么重要吗？


  
那天也是下雨，下大雨。我都记得，一切都忘不掉……因为感情。我们的感情，痛苦、爱情、温柔都是单独存在着；它们各自存在着，并不依赖于我们。为什么你突然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虽然另一个人甚至更好一些？或者你成为了别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你对这些没有料到。但是这些独立存在的情感已经找上了你，向你发出了信号。“我已经在这儿等你了。”第二天早上他见到我就说。他说话的那种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虽然我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甚至恰恰相反。周遭的事物在发生变化……这还不是爱情，但这是一种感觉，就是我突然得到了很多很多。一个人听懂了另一个人，息息相通了。我每次都游得很远很远，返回来时总看见他在等我。他又说了：“我和你，一切都将会很好。”不知怎么，我又马上相信了这句话。我们晚上一起喝香槟：“这是很好的香槟，但是价格和普通香槟一样。”我喜欢他说这话的语式。他还会煎鸡蛋：“跟鸡蛋打交道时也很有趣，一次买几十个鸡蛋，两个两个煎，最后一定会剩下一个。”真是些让人喜欢的事情。


  
所有人看到我们，都会问：“这是你爷爷吗？这是你爸爸吗？”我穿着一条超短裙，其实我已经二十八了……后来他变得英俊了，当然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我觉得我知道其中的奥秘。这扇门只能被爱情打开，只有爱情能打开它……“我记住你了。”“你怎么会记住我？”“我希望和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想感觉到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一种柔情，就是想看到你，一直在你身边。”我和他度过了幸福的几个小时，绝对纯洁的几个小时。“或者，我们一起到某个岛上去，一起躺在沙滩上。”幸福的人们永远都像孩子一样。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脆弱得可笑，毫无防备。我和他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还不知道。感情关系是因人而异的，要看你如何去做……“不幸，才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妈这样说过，但是我渴望幸福。夜里睡觉时我都在想：我该怎么办？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紧张……我……我的紧张被他发现了：“你神经总是绷得太紧。”他发现了。我该怎么办？我在向何处坠落？那里有一个深渊。


  
他是个面包箱子……只要一看到面包，他本能地就想吃。无论有多少面包，都不能剩下。都是必须吃的。吃啊吃啊，他可以有多少吃多少。我起初还不理解……


  
他给我讲他在中学时的故事。在历史课上，他们打开课本，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布柳赫尔元帅的照片上都画上监狱的栅栏，这是校长下令做的。那时，同学们一边唱歌一边嘲笑他，好像游戏一样。下课之后同学们还打他，在他后背用粉笔写上“人民公敌的儿子”。


  
朝那边走一步，他们就会开枪；跑到森林里去，野兽就会把你撕碎。在劳改营木板房里，夜里可以杀掉自己人。就这么简单，抓住就砍死。什么话语也没有，什么都不说……这就是劳改营，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我应该会理解这些……


  
冲破列宁格勒大围困之后，他又遭遇了另一种人的围困。个个瘦骨嶙峋，简直没有了人样……有人因为私藏死去母亲或孩子的每天五十克粮食卡而被投入监狱，判刑六年。有那么两天，劳改营里寂静得可怕，连监狱看守们都一声不响……


  
有一段时间他在锅炉房干活，这是有人暗中救助已经精疲力竭的他。锅炉工以前是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授，格列布帮他用独轮车运送木柴。他们还常常争论起来：一个能背诵普希金诗歌、听巴赫音乐的人，也能枪杀手无寸铁的人吗？


  
为什么就是他？偏偏就是他？俄罗斯女人都爱寻找这类不幸的男人。我的奶奶曾经爱上一个人，但是她的父母要她嫁给另一个。可是她实在不喜欢那个人，不愿意嫁给他！主啊！于是，她决定当教堂里的神父问她“你是不是自愿”的时候，说出否认的回答。不料神父当天喝高了，在仪式上忘了提问既定问题，却说了句：“你可不能伤害他，他在战争中被冻掉了双脚。”这样一来，她就只能嫁给那个人了。我奶奶就这样接受了我爷爷，过了一辈子，虽然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这对后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个很重要的开篇……“你可不能伤害他，他在战争中被冻掉了双脚。”那么我妈妈是否幸福呢？说起妈妈……我爸爸是1945年从战场上回来的，浑身是伤，精疲力竭，还因为受伤而重病缠身。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者们！只有他们的妻子知道，和胜利者的日子到底是怎样过来的。自从爸爸回来之后，妈妈就经常以泪洗面。胜利者们要经过许多年才能够进入正常的生活，习惯正常的生活。我记得爸爸说过，起初他们听到“我们烧水洗澡”和“我们去钓鱼”这些话时，都会发疯。我们的男人都是蒙难者，他们全都带着创伤，是在战场上、在监狱中或是在劳改营中受到的创伤。战争和监狱，这是俄语中两个重要的词汇。是俄语特有的！而俄罗斯女人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男人。她们一直在给男人医病。她们既把男人当作英雄照顾，又当作孩子爱护。她们拯救了男人。一直到今天，她们仍然在承担这个角色。


  
苏联倒了……现在我们成了帝国垮台的蒙难者、破产的受害者。甚至格列布在后古拉格时代也勇敢起来。他本来就很高傲：我活下来了！我经历过了！我全都见识过！而我在写书，亲吻俄罗斯女人……他固然是骄傲的。但是在他们这些人眼中有恐惧，只有恐惧……军队裁员了，工厂停产了，工程师和医生出去摆摊卖货了。还有科学家，我周围有好几个这种人。他们从“火车头”上被扔了下来，坐在路边上，等待着什么。我的一位女友的丈夫是个飞行员，飞行中队长，被裁员待聘。她自己失去工作时，立刻转去学习别的职业：本来是工程师，现在成了理发师。她丈夫坐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这个阿富汗战场上的飞行员现在只能在家里给孩子们烧土豆……他怒气冲冲，怨气影响到所有人。他到兵役办公室去，要求去打仗，哪怕执行特殊任务也行，但是被人家拒绝了。想回战场的人挤满了兵役办公室。我们这里有数千名没有工作的退伍军人，他们只会摆弄冲锋枪和坦克。另一种生活对他们不合适。我们女人其实要比男人坚强得多。女人们背着格子编织袋满世界到处跑，从波兰到中国，又买又卖。她们身后拖着一个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丈夫，甚至整个国家。真是很难向外人解释其中甘苦，不可能说清楚。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人，他叫赛尔德罗，是个记者。他们两个人来看我时，我和他在厨房进行了一次辩论。我们用俄语辩论，一直争到第二天早上……赛尔德罗认为俄罗斯人民喜欢痛苦，这是俄罗斯精神的焦点。说是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痛苦是“个人的斗争”，是“救赎之路”。而他们意大利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吃苦，他们热爱生命，生命是为了欢乐而存在，不是为了苦难而存在。我们俄罗斯人没有这些。我们很少说到快乐，一说到幸福，就谈起世界大同，要把全球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世界上有多少角落、窗户、门，就要有多少的钥匙去开启。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蒲宁笔下那些幽暗的林荫小径上了，而现在……这个意大利人和我女儿从超市走出来，是他拎着购物袋。晚上她可以弹钢琴，而由他来准备晚餐。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样子。男人拿起购物袋，女人就赶紧上去抢下来：“我自己来，这不需要你。”男人进厨房，女人又赶紧说：“你的位置不在这里，快坐回办公桌前吧。”俄罗斯女人之光，总是男人之光的反射物。


  
一年过去了，可能更久了……格列布应该和我来家里看看了，对，和家里所有人见面。我事先提醒他，我妈妈是个好人，但是我女儿不一定令人满意，她与所有人都不同，她能不能有好的表现，我可不敢保证。唉，我的安妮雅，整天都会把一切拉到耳边去听：玩具、石头、汤匙……别的孩子都用嘴巴说，她却用耳朵听，好像那些东西能说话一样！我很早就开始教她音乐，但她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只要我一放唱片，她就转身离开。她不喜欢普通的音乐，只喜欢那些能够在她自己心中奏起的声音。就在这时，格列布来了，他一副愁苦相，剪得挺失败的短发尤其使他显得不很好看。他带来了几张唱片，开始唠叨他是怎样买到的。没有想到，安妮雅竟然听进去了……她不是听语言，而是听语调。她立即抓起了唱片：“多么美丽的唱片啊。”就是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她忽然把我逼到了死胡同：“我怎么就不能叫他爸爸呢？”他并没有努力去讨她的欢心，但他很有兴趣和她在一起玩。他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对方，我甚至都有些嫉妒了，他们之间的爱都超过了我。后来我就让自己确信，我是另外一种角色……（沉默）听听他这样问她：“安，你结巴吗？”“现在已经好多了，以前结巴得厉害。”他们的对话一点儿都不闷，都可以跟在她后面记录了。这句话很有意义：“我怎么就不能叫他爸爸呢？”那天我们一起坐在公园里，格列布离开去抽了颗烟，回来后问我们俩：“姑娘们，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啊？”我对安妮雅使了个眼色：无论怎样都要全力装傻。可是她却对我说：“你就直说了吧。”


  
还说什么啊？还有什么能保留的吗？我只好向他承认：她害怕忽然会控制不住叫你一声爸爸。他说：“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可是如果很想叫，就叫吧。”我的安妮雅却很严肃地说：“你必须明白，我还有一个爸爸，但是我不喜欢他。妈妈也不爱他。”我和她永远都是这样子，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是爸爸了。她一边跑着一边喊：“爸爸！爸爸！”第二天她到了幼儿园就向所有人宣布：“爸爸教我读书了。”“谁是你爸爸啊？”“他叫格列布。”刚刚过去一天，她的小朋友就从家里带回了新闻：“安妮卡你说谎，你没有爸爸。你这个爸爸不是亲爸爸。”“不对，另一个不是亲爸爸，这个是亲爸爸。”和安妮雅争论是没有用的，他就是她的“爸爸”，那我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妻子，不是……


  
后来，我争取到一个假期，就又去索契玩了。他追着车厢跑，不断地挥手。可是我的艳遇在火车上就开始了。有两个从哈里科夫来的年轻工程师也是去索契，和我同行。我的天！我还是那么年轻！大海，阳光。我们一起游泳，亲吻，跳舞。我轻松而简单，因为世界就是简单的，恰——恰——恰，哥萨克舞蹈一跳起来，就够了，我又陶醉在自己的诗情画意中。他们都爱上了我，他们轮流抱着我，两个小时，一直抱着我登上山……年轻的肌肉，年轻的欢笑。篝火一直燃烧到早上……我做了个梦，房顶打开了，天空很蓝很蓝，我看到了格列布……我和他一起走到什么地方。我们沿着海岸边走，那里没有被海浪磨光滑的鹅卵石，只有像钉子一样尖利的石头。我穿着鞋子，但是他赤着脚。他还解释给我说：“打赤脚，声音好听。”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很痛苦。由于痛苦他开始腾空而起，在地面上空滑翔，我看到他飞了起来。只是他的双手蜷起来了，就和死人一样……（停顿）上帝！我真是疯了，不应该对任何人说的……我最常有的感觉，就是我这一生很幸福，很幸福！我来到墓地去看他……我记得我是怎样去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就在这里。幸福感是如此强烈，我都想为了幸福而大哭。人们都说，死人是不可能来找我们的。不要信他们的话。


  
假期结束了，我回家了。一个工程师一直把我送到莫斯科。我发誓要把一切都告诉格列布……我走进他的房间，桌子上放着他的日记本，写得很乱，房间的壁纸上也写满了字，甚至他读过的报纸上也是，有大写、小写、印刷体、手写体，但是全部都只是三个字母：К、Э、В……我问他：“这几个字母都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解释了这三个字母的意思： Кажется（看来），Это（这就是），Все（全部）。他是在向我发问：看来我们该结束了吧？是的，就算我们分手，也应该向安妮雅解释一下吧。我们一起去找安妮雅，而她之前离开家时就已经想到了！不过她还没有走远，正坐在汽车上大哭呢。他已经习惯了她经常失去理智，还说这就是天才。这种情景在我们家常常上演：安妮雅大哭，格列布安慰她，而我就夹在他们中间……此刻，他又以这种表情看着我，看着我，而我呢……事情全过程只有一分钟，甚至一秒钟……我明白了：他是个极度孤独的人。极度孤独！于是我决定嫁给他，我应该这样做……（哭起来）这是多么幸福啊，我们没有相互错过。我没有从旁而过。多么幸福！是他给了我一次完整的生命！（哭）意义在于我又想结婚了。但他却害怕了，因为他已经结过两次婚。女人们背叛过他，因为她们厌倦了，不能怪罪她们……爱情，这是一种沉重的劳作。对我来说，这首先是个工作。没有婚礼，没有白色婚纱，仪式办得很低调。其实我从小就幻想婚礼和婚纱，幻想着我从桥上往水里扔下一束白玫瑰。这些曾经是我的梦想。


  
他很不喜欢人们盘问他的经历……有些一贯的逞强，也让人觉得有些可笑。而隐藏在这种严肃后面的，是劳改营犯人们特有的东西，另外一种观念。比如他从来不说“自由”，永远都说“小自由”。“我现在有了些小自由。”在很难得的时刻，他会讲得津津有味，非常激动，使我也感受到他那时的快乐：比如搞到一片橡胶轮胎，把它绑到毡靴上，可以把鞋子垫高一截，他得到这一片橡胶是多么兴奋开心；还有一次别人带来了半口袋土豆，他们趁着工作中有些“小自由”的工夫，又弄到一大块肉，夜里他们就在锅炉房熬肉汤。他说：“你不知道啊，简直是美味无比！好极啦！”平反之后，他收到了父亲的赔偿金。他们对他说：“我们还欠你们房子，欠你们家具……”算下来是很大一笔钱。他先买了一套新西服、新衬衫、新皮鞋，又买了一部照相机，进入莫斯科一家高级的“民族餐厅”，叫了所有最贵的菜，喝白兰地，还点了各种名贵的点心，外加咖啡。酒足饭饱后，又请人为他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拍了一张照片。他回忆道：“我回到了我住过的公寓，但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幸福，穿着这身西装，挎着这个照相机，可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呢？那几片橡胶轮胎、锅炉房里的肉汤深深留在记忆中，那才叫幸福感啊。”于是我们又企图弄明白，……幸福到底在哪里？他应该不会以劳改营的经历交换任何东西，这是他的秘密宝库，是他的财富。从十六岁到近三十岁，他都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请想一想吧……我曾经问过他：“如果你不被关进去呢？”他开玩笑说：“那我可能就是个开着最时髦的红色跑车四处飙车的傻瓜。”只有在最后时刻，在临终前，他躺在医院里才头一次和我严肃交谈：“这就像是在戏院里。你从大厅看美丽的童话——装饰好的舞台，闪亮的演员，神秘的灯光，可是当你回到后台，帷幕的后面马上就是另一片景象：破碎的木片，乱堆的抹布，没有画完及废弃的布景板，还有伏特加瓶子、剩饭剩菜……童话没有了。只有昏暗和肮脏……他们只是把我带到了帷幕后面而已，你明白吗？”


  
是他们把他丢到了一个残酷世界中。把一个男孩子扔到那里……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弄清楚。


  
那里有难以描绘的北方美景！沉默的雪地，甚至在夜晚也明亮如昼，而你，就是一个干活的牲畜。他们把你送回大自然，把你踩进那里。“美丽的折磨啊。”他这样形容。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是：“在上帝那里，花草树木都比人过得好。”


  
关于男女之事，他的第一次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在大森林里工作，一天，有一支女劳改犯队伍经过。女人们看到男人，就停下不走了，一动不动。看守队长说：“继续往前走！前进！”女人们就是站着不动。“他妈的，快走啊！”“队长公民，让我们去见一下男人吧，我们不行了。我们会号叫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么凶！真让我恶心！”女人们还是站在那儿：“我们不会逃跑的。”于是队长下令：“给你们半个小时。解散！！”队伍瞬间就散掉了。然后大家都按时回来了，十分准时。她们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回来了。（沉默）幸福到底在哪儿呢？


  
他在劳改营里写诗。有人向劳改营的领导打小报告：“他在写东西。”领导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你用诗的语言替我写一封情书吧。”他还记得，那个领导说这话的时候，还有些羞赧。他的情人远在乌拉尔山那边。


  
他是躺在火车上铺回到故乡的。火车开了两个星期，横跨了整个俄罗斯。他一直躲在上铺，不敢下来，只有夜里才下车抽根烟。他很害怕：如果同行人拿东西来招待他，他就会哭起来。他们一路都在说啊说啊。他们知道他是从劳改营回来的。父亲的远亲接收了他，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女儿。他一抱她，她就大哭。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他曾经是个极度孤独的人，和我在一起也一样。我知道：他和我在一起也是孤独的……


  
现在他见到谁都会骄傲地宣布：“我有一个家了。”他每天都为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惊喜，通常他都是很以此为荣的，但是仍然有恐慌感。恐慌如影随形，似乎没有恐惧他就活不下去。每天夜里他都会由于恐慌而醒来：害怕不能把书写完（他在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害怕收不到预付的翻译费（来自德国的技术翻译合同）；害怕不能供养家庭；害怕我会突然离开他……他总是先产生恐慌，然后又因为这种恐慌而羞愧。我安慰他：“格列布，我爱你。哪怕你想要我为你跳芭蕾舞，我都能学。我为了你什么都能做。”他在劳改营都活过来了，但是在平常生活中，就连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叫停汽车，或者房屋管理处的一个电话都能使他心肌梗死……“你在那里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爱。”正是大量的爱拯救了我们，成了我们的能量储备。是的，只有爱能够拯救我们。爱是一种维生素，没有它人就无法活下去，血液就会凝结，心脏就会停止跳动。我做过护士、看护、艺术家……什么都做过。


  
我们很幸运，我认为时机很重要……改革了！有种节日的感觉，觉得我们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自由在空气中传播。“格列布，你的时机到了！什么都可以写了，什么都可以出版了。”这是他们的时代——六十年代精英群的时代，是他们的胜利。我看得出他很幸福：“我终于活到了全面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这一天。”他最重要的梦想成真了：苏联共产主义垮掉了。现在人们要铲除布尔什维克的纪念碑，还有红场上的列宁墓，街道也不需要再用杀人犯和刽子手的名字命名，这是希望的时代！六十年代精英群，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我喜欢他们所有人。天真幼稚吗？罗曼蒂克吗？是的！！他整天整天地读报纸。大清早起来就到附近的报亭去，报纸把购物袋塞得满满的。他听广播看电视，一刻不停。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疯狂。自——由——啦！这个单词本身就令人陶醉。我们这些人全都是读地下出版物和手抄本长大的，在语言文化中长大的，读文学刊物长大的。我们当时的语言多棒！那时候所有人都是语言大师！我在准备午饭和晚饭时，他就坐在旁边，拿着报纸选些内容读给我听：“苏珊·桑塔格说过：共产主义，就是挂着人面的法西斯主义……还有，你听……”我和他一起读了别尔嘉耶夫[1]、哈耶克……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报刊书籍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如果我们早些知道这些，一切都可能不同……就像杰克·伦敦一篇小说的主题：身穿紧身衣也可以活着，但是你必须收紧自己、压迫自己，并且要习惯禁锢。我们甚至只靠梦想支撑着也活过来了。但是现在我们将怎样生活？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活，但是我想象我们全都会生活得更好，毫无疑问……格列布死后，我在他的日记本中发现了这样的笔记：“反复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鞋匠和魔鬼》，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去交换幸福。一个鞋匠心目中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就是坐着四轮马车，穿着新外套和皮革靴子，旁边坐着一个丰满的女人，再一只手拿着火腿，另一只手上拿着一瓶粮食酒。别的都不需要了……（深思）。”但是他对此显然是不接受的。那时周围那么多亲切的面孔……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我怀念那个时代，我知道很多人都怀念。我和他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是去柏林。两个德国青年听到我们说俄语，就走到我们这边来：“是俄国人吗？”“是的。”“改革！戈尔比！”他们拥抱我们。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


  
得知他患上癌症后，我一整夜都躺在床上以泪洗面，一大清早就赶到医院去看他。他坐在窗台上，面色蜡黄，但很愉快的样子，当生命中有变化的时候，他总是很幸福，不管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放中，还是获得自由的时候，而现在又出现了新东西……死亡，就像生命中又一次改变……“我要死了，你害怕吗？”“我怕。”“好吧，首先，我什么都没有向你许诺。其次，死亡不会很快到来。”“真的吗？”我还像以前一样相信他的话。我马上擦干眼泪说服自己，我必须再帮他一次。我不再哭泣，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再哭……我每天早上都去病房，在那里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以前在家里，现在在医院生活。我们在肿瘤中心度过了半年……


  
那时候他已经很少阅读了，但是说得更多……


  
他知道是谁告发了他。一个男孩子，和他同在少先队之家的一个小组。也许是他自愿的，也许是有人逼他写了那封检举信：格列布咒骂斯大林同志，为他的父亲，一个人民公敌辩护。在审讯过程中，调查员向他出示了那封信。格列布后来一辈子都在害怕，害怕那个告密者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当别人告诉他，那个人生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时，他感到很恐惧——难道这就是报应吗？后来的事情是这样：我们有段时间还是邻居，经常在街上相遇，在商店里面互相打招呼。格列布死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她还不相信：“是他？这不可能，他总是说格列布怎么怎么好，说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我明白了，我应该保持沉默。是的……给人知道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格列布懂得……劳改营的难友们很少来我们家，他也从来不找他们。可是每当他们出现在我家里，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他们是从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来的。他们对那里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发现他一定还有过别的某种生活……我明白，女人更容易承认，因为在身体里的深处，她对于暴力有所准备，甚至性行为本身……女人每个月都重新开始一次新生，这是周期，大自然在帮助女人。在劳改营的女人当中有很多单身者。我很少看到过夫妻二人都是从劳改营回来的。劳改营不会使男人和女人结合，一些秘密只能使人分开。他们都叫我“小女孩”……


  
“你和我们在一起有趣吗？”客人离开后，格列布问我。“这算是什么问题？”我感到受了伤害。“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当它很有趣的时候，我们的嘴里好像塞了根木棍，被堵住了，现在，当我们什么都可以说出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似乎没有人要听了，也没有人要读。”他们把写劳改营的手稿送到出版社，都被退回来了，编辑们甚至都没有读过就说：“又是斯大林和贝利亚？这赚不到钱。读者已经读够了。”


  
他习惯了死亡，对小小的死亡并不害怕……看守和盗贼勾结起来，把他们的配给口粮倒卖出去赚了钱，他们就只能吃沥青，黑色的沥青。许多人因此而死于胃梗阻。而他根本就不吃，只喝水。


  
他说一个男孩子逃跑了，是故意逃跑的，好让他们朝他开枪……男孩在雪地上跑，在光天化日下跑，无所遁形。他们射中了他的头部，用绳子拖回来，丢在简易木板房的外面，故意展示给所有人看！男孩的尸体在那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春天……


  
……选举日，上演劳改营大合唱。站在那里的都是政客、有权势的人物、妓女、扒手。他们一起唱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斯大林，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幸福！”


  
他在流放途中遇到过一个女孩，她给他讲了调查员怎样劝她在笔录上签字：“你会下地狱的……但是，你很漂亮，一些首长会喜欢。所以你有机会被救下来。”


  
春天特别可怕，自然界中一切都在改变，万物更新……但是最好不要问任何人他们还有多少年的刑期。以春天而言，任何刑期都是无期的！鸟儿在天上飞，没有人会抬起头看一眼。春天的天空是不能看的……


  
我走到病房门口，又回头看了看，他朝我挥了挥手。几个小时后我回来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他好像在对什么人说话：“等一等，等一等。”后来就不说话了，躺在那里又过了三天。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他在这里躺着，我在这里生活。医院在他旁边给我放置了一张床。到了第三天，已经很难做静脉血栓穿刺了……我应该下决心让医生停止一切，让他别再受罪了，他已经听不到我说话了。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就我们俩，没有仪器，也没有医生。不再有人来看他。我躺在他的身边。感觉冷，我就钻到他的毯子下睡着了。醒来时……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我们是在家里睡觉，阳台门开着，他还没有睡醒……我害怕睁开眼睛，但是还是睁开了，回想起一切……我焦虑地站起身，把手放在他的脸上：“啊，啊，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生命垂危，我坐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听到了他的最后一次心跳。之后我仍旧久久地坐在他身边……我叫来看护，她帮助我给他穿上衬衫，淡蓝色的，他最喜欢的颜色。我问她：“我可以继续坐在这儿吗？”“是的，请吧。不过你不害怕吗？”我有什么好怕呢？我了解他，就像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那天早上他很漂亮，恐惧从他的脸上消失了，紧张感离去了，活着时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我又看见了那个瘦削的、线条优美的轮廓。东方王子的面孔。这才是他！这才是真实的他！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个样子。


  
他的遗嘱只有一项：“请在我安息之处的石碑上写下：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得到过很多爱。世间最可怕的痛苦就是人们都不爱你。”（沉默）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短暂……短短的一瞬！我看到我那位容颜衰老的妈妈晚上在望着花园，以一种异样的眼神……


  
我们坐在那儿，久久地沉默。


  
我不行了……没有他我已经不会生活，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追求我，不断有人给我送花。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我哭了一整夜，疼得说胡话……我过去总是要离开家，离开家……跑去别的地方。我勉强活了下来……昨天我又回到那里……他们把我送回来……我身上全都被绷带包住了，我解开过这些绷带，发现什么都没有愈合。往事没有离开……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我不敢把这些传达给任何人，没有人经得住，普通的双手是承受不了的……


  
玛丽亚·沃杰肖诺克：一段童年故事


  
我是“流放移民”的后代。我出生在一个波兰军官——流放移民的家庭[2]。在1939年（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议[3]）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后，成千上万的流放移民与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政治因素”（摘自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是一段大历史，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己的小故事……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甚至连哪一年都不知道，我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大概。我没有过任何身份文件。我存在，又不存在。我什么都不记得，又记得一切。我想，妈妈一定是怀着我的时候被流放的。为什么？因为火车鸣笛和枕木的气味总会令我不安，还有站台上哭泣的人群……我可以乘坐设备良好的火车，但是如果旁边出现货运列车，我就会流泪。我不能看运送牲畜的车厢，不能听到动物的叫声……因为当年我们就是用这种车厢被押解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有了我。我在梦中没有看到过人脸，我所有的见闻都来自于声音，还有气味……


  
阿尔泰边疆区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兹梅耶夫卡河畔，来自各地的流放者都在这里下车。在湖边，在地下，开始了生活，住的都是地窖。我是在地窖里出生，在地窖里长大的。从我的童年起，土地就给了我家的味道。屋顶上的漏水不断地滴下来，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坑，青蛙跳到坑里又蹦到我身上。我那时候很小，还不知道害怕。我和两只小山羊睡在一起，小山羊的身体就是我温暖的床垫……我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妈”而是“咩”……我的姐姐芙拉佳还记得，我对于小山羊不会像我们一样说话而感到惊讶。我很困惑，它们对我来说是平等的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到现在也不觉得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差异，总是会和它们说话，它们都能理解我……我和小甲虫、小蜘蛛也是朋友，它们也都和我相伴。那么多黑黑红红的甲虫，它们是我的玩具。春天，我们一起在阳光下玩耍，在地上爬行，寻找食物，暖洋洋的。到了冬天，花草树木都冻僵了，动物们由于饥饿而冬眠了。我有我自己的学校，但教我学习的不只是人。我还倾听树木花草的声音。我一生中最感兴趣的是动物，真的很喜欢。我怎么能够和那个世界、和那种气味分开呢……我不能。最喜欢的是太阳！是夏天！我在地窖的上面，周围都是耀眼的美丽，谁都不用给别人准备任何食物。一切都在声音中，一切都在颜色中。我尝过各种草叶的味道，还有每片花朵、所有根茎……有一次天仙子吃多了，差点儿死掉。在我记忆中保留了所有的景色。我还记得“蓝胡子”山，山体周围有一圈蓝光，亮亮的，但是光亮只从左侧照过来，从斜坡上，又是从上往下照，多么奇特的景象呀！我恐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天赋来表达那种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奇。文字在这种状态下，只能是对我们感官的补充。红色罂粟花、红白百合、窄叶芍药……遍地盛开，布满眼前，踩在脚下。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景色，我坐在一幢房子旁边。阳光的影子在墙上爬行，变成不同的颜色，时刻在改变着，我久久地坐在原地看着。如果当时没有这些色彩，我可能早就没命了，无法活下来。我不记得那时我们吃过饭，当时我们哪里有什么人类的食物啊……


  
每天晚上我都看到黑色的人们来来去去。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孔。这是流放者们从煤矿回来了，他们全都像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我是否爱父亲。难道有什么人爱我吗？


  
我很少回忆，我记忆力不够。我在黑暗的往事中寻找，试图从那里找回更多东西，但很稀少。我没有记住的东西，很难突然间再想起来。这让我痛苦，但也令我很高兴。所以我非常幸福。


  
关于冬天我没有任何记忆……因为冬天，我整天坐在地窖里。白天和夜晚一样，全都是昏沉沉的，没有一点儿色彩。除了碗和勺子，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穿的东西，只有一些破布。没有一点儿色彩。哪里有什么鞋子？套鞋……我见过套鞋，我也有过一双套鞋，又大又旧，好像是妈妈的，也许就是我妈妈的……我在儿童院得到了第一件外套、第一双手套，还有一顶小帽子。我还记得，在黑暗中，芙拉季脸色苍白，一连几天她都躺在床上咳嗽。她在矿里病倒了，得了肺结核。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词了，妈妈没有哭……我不记得妈妈哭过。她很少说话，后来，她更不怎么说话了。不咳嗽时，芙拉季就叫我：“跟着我朗读，这是普希金的诗。”我就跟着她重复：“寒冬和暖日，多么美好的一天！多么奇妙的一天！你还在打着瞌睡，我多么可爱的朋友！”我对冬天的想象力就是从普希金那里来的。


  
我是语言的仆人，我绝对相信语言……我总是等待人们说话，陌生人也行，我甚至更加期待听陌生人说话。对于陌生人可以有更多的希望。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说话，我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好好说话。可是每当我开始对某人说话的时候，却又找不到我想说的要点了。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在那一瞬间，大脑里出现一个黑洞。总要等很长时间，记忆才能回来。所以我只能沉默。我在自己的大脑里反复加工制作自己的记忆。平时的活动，复杂的思绪，狭小的地穴……


  
碎布片……我那些各式各样的碎布片和补丁都是从哪里来的？五颜六色，大多是绯红色的。是什么人送给我的？我用这些碎片缝制了很多小人，还剪下自己的头发，做成他们的头发。这些都是我的小朋友……我从来没见过玩具娃娃，不知道娃娃是什么。我们那时已经住在城市里了，但不是在楼里，而是在地下室住着，那里只有一个小窗。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有了地址：斯大林大街十七号。和别人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有了地址。那时候，我常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玩。她不住地下室，而是住在楼里。她穿着好衣服、好鞋子，我还是穿着妈妈那双套鞋……我给她看我的碎布片，它们在外面看起来比在地下室更漂亮。女孩问我要这些补丁布片，想拿别的东西来换它们。我怎么都不换！她的爸爸过来了。“不要和这个小乞丐做朋友。”他说。我意识到，我是被人家推来搡去的人。我应该悄悄离开，尽快远离这个地方。当然，这是大人的语言，不是孩子的话。那是一种感觉……我记得那种感觉……当你突然有了很多自由，已经不受欺负，也没有自怨自艾，没有顾影自怜的时候，反倒会难受。只要存在同情感，一个人就还不能看得很深刻，他就还没有离开人群。如果他离开了，就完全不需要人群了，他自身的思想就会很多很多。我就是看得太深了……想伤害到我很难。我很少哭。一切日常的烦恼或者女人的抱怨在我看来都很可笑，对我来说它只是做做样子，是生活的表演。但是如果我听到孩子哭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从乞丐身边走过，从来不会。我记得这种气味，贫穷的气味。某种情绪时常起伏，我至今还是很受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我童年的味道，襁褓的味道。


  
我总是和芙拉季一起外出。我们有绒毛披肩，对外部世界来说，这可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我们还收到订单。芙拉季有一双巧手，擅长编织，我们的生活费都靠这些。一个女人和我们结了账之后，又对我们说：“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什么？给我们一束花？我们两人站在那里，像穿着粗布的乞丐一样，又饿又冷，还有人想给我们送花！我们一直想要的只有面包，但是这个人以为我们还有能力去想其他事情。你本来是被禁锢的、被封闭的，后来有人为你打开了一个通风口……又打开了窗户……原来，除了面包，除了食物，我们还能得到别人赠送的一束花！就是说，我们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这已经破坏了规矩：“让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不是摘花，不是采花，而是在自己的花园剪花。从这一刻起，也许我就开窍了，他们使我开窍了，让我开始转变……我记住了那束花，大大的一束鲜花，现在我的别墅里总是栽着这种花。（我们就坐在她的小别墅里，这里种着相同的花草和树木）我不久前又去了西伯利亚，回到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故地重游，找寻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家、我们的地下室……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拆了。见到每个人，我都要问：“您还记得我吗？”一个老年人想起来，是的，地下室曾经住过一个漂亮女孩，她生病了。人们更多地记得美好而不是痛苦。人们送花给我们，是因为芙拉季长得漂亮。


  
我去了墓地。门口有一个看更室，窗户是钉死的。我敲门敲了很久，走出来一个看门人，是个瞎子……“找什么人的墓？”“请问，这里埋着流放者吗？”“啊……是的，在那里。”他挥挥手，指指地，又指指天。一些人把我带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里长着一束草，只有一束草……夜里我睡不着觉，闷得喘不过气，全身痉挛，感觉有人要掐死我……我冲出旅店，逃往火车站。我徒步走过空荡荡的城市，车站还关着。我就坐在轨道上等着，直到早晨。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孩在斜坡上坐着，接吻。天亮了。火车到了。我们上了车，车厢很空：只有我和四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他们剃着罪犯一样的光头。他们用黄瓜和面包招待我。“一起打牌吗？”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最近我又想起来一些事情……是乘车时记起来的，在电车上回忆的。我想起了芙拉季唱过一首歌：“我在为爱人寻找一个坟墓/但是找到它并不容易。”原来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听到有人演唱这首歌时，他都流泪了……但是我很快就不再喜欢这首歌了。我都想起来了，一些女孩子来找芙拉季去跳舞……当时我已经六岁或七岁了……我看到她们短裤上没有松紧带，而是缝上了一些电线，这样就不会被人扯断。那里是清一色的流放者，囚犯……经常有人被杀害。关于爱情，我也知道。芙拉季生病时，有一个小伙子经常来看她。她躺在破布中咳嗽，他就在旁边默默无语地看着她……


  
我很痛苦，但它是我的一部分。我从来不逃避……不能说我感激病痛，我应该换一种说法，但现在我还找不到。我知道，在这种状态下我远离了所有人。我孑然一身，把痛苦抓在自己的手中，充分地控制它，然后又摆脱它，而且从中获得些什么。这只能是一场理性的胜利，你并不是两手空空……否则为什么会沉沦地狱？


  
有人把我带到窗口：“瞧，你爸爸被带走了……”一个陌生女人用雪橇拉着什么，或许是东西，或许是人，裹在一条毯子里，还用绳子绑着。后来我和姐姐埋葬了我们的妈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芙拉季的状况很糟糕，她的双腿已经不行了，皮肤像纸一样脱落。有人送给她一个小瓶……我认为这是一种药，它是某种酸，有毒。“不要害怕……”她打电话给我，并把这瓶子给了我。她是想和我一起服毒。我拿这个瓶子……赶紧把它丢进火炉，玻璃瓶碎了……烤炉冷下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用它。芙拉季哭着说：“你跟爸爸一模一样！”有人找到了我们——也许是她的朋友们？芙拉季已经昏迷了……就是这样，她被送进医院，而我被送进孤儿院。至于爸爸……我总想要记住他，但无论如何努力，我仍然想不起他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面孔。后来我在姑姑家里看见他年轻时的照片，确实……我真是很像他……这就是我与他的联系。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农家女，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孩。他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我妈妈以前总是戴着一条头巾，把它拉得很低很低，遮住眉毛。贵妇很难造出来。在西伯利亚，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多久，就在我出生后没有多久，他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我生来就是一种罪孽，就是一种诅咒！人们都没有爱我的能力，连我的妈妈也没有这个能力。她的绝望和哀怨已经根植于我的细胞中，特别是缺乏爱的感觉。我总是没有爱的满足，即使有人爱我，我也不相信，总是不断地要求证明，必须要看到标志。每一天，每一分钟，我都需要爱。要爱我很难，我知道……（长时间沉默）我爱自己的回忆……我爱回忆大家都活着的那段时间，我的一切都在那个地方：妈妈、爸爸、芙拉季……我必须要坐在一张长桌边，桌上要铺着白布……就是我一个人生活，厨房里也要有一张大桌子，就像他们都和我在一起……我走路的时候，会突然重复做出某个姿势，那不是我的举动，而是芙拉季或者妈妈的举动……我觉得我们的手搭在一起。


  
我住在孤儿院……孤儿院把流放者留下的孤儿养到十四岁，然后就送到矿区。在十八岁时不少人会得结核病，就像芙拉季一样，这就是命运。芙拉季说，在很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家，但它很远很远。那里还有个姨妈叫玛雷拉，是妈妈的妹妹，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她到处求人帮她写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怎么能做到呢？孤儿院收到了上级命令：把我和姐姐一起送到这个地址去，在白俄罗斯。第一次我们没有直接去明斯克，到了莫斯科就把我们赶下了火车。一切又在重演：芙拉季发高烧被送去医院，我也进了隔离室。从隔离室到单独诊室，都是在地下室，飘着漂白粉味。周围都是陌生人，我一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辈子如此。我就给姨妈写信，一封又一封地写，半年后她在医院找到了我。我再次听到了“家”和“姨妈”这些词……他们把我带上一列火车，车厢黑漆漆的，只有通道里有灯。人影憧憧。和我一起的是一个女教师。我们抵达明斯克后又买票去博斯塔瓦。经过的所有地名我都记得……芙拉季要求我：“你必须记住，记住我们家在索夫奇诺。”从博斯塔瓦，我们步行到格利奇卡，然后才来到姨妈的村庄……我们在一座桥边坐下来休息。这时一个邻居下夜班骑自行车路过，他问我们是谁。我们回答说是来找玛雷拉姨妈的。他说：“是的，你们走对了。”他去告诉姨妈说遇到我们了，姨妈就跑来迎接。我一看到她就说：“姨妈长得就像我妈妈。”这就是全部。


  
我被剃了个光头，坐在施塔赫舅舅家的长椅上，他是我妈妈的兄弟。大门是敞开的，可以看出外面人来人往。他们都停下来，朝里面静静地盯着我看，这场景完全是一幅画！人们都不说话，就站在那儿哭。绝对安静。全村人都来了，每个人都和我一起哭，给我擦眼泪。他们都认识我的父亲，还有人和他一起工作过。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那时候在农场给我们记工分，总是安特卡（我父亲）算账。”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遗产。我们家从小木屋迁到中央集体农庄，它现在仍然是村委会所在地。村里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就在那一天，当红军把我们的家人装上大车运往火车站时，就是这些人，有阿日贝达阿姨、尤泽法阿姨……还有马捷伊叔叔……他们把我们家所有东西都拿回自己家了，小木屋被拆除，连木头都瓜分了。小花园也给挖了，苹果树挖走了。姨妈跑过来，只从窗台上拿走了一口锅作为纪念……我不想回忆这些，想把这些从记忆中赶走。我只想记得村里人是怎样抚养我的，他们怎样拉着我的手。“到我们家来吧，玛丽亚，我们烧蘑菇吃……”“我给你倒些牛奶吧……”头一天我刚到，第二天整个脸上长满了水疱，眼睛都烧红了，睁不开眼睛。他们拉着我的手去洗眼睛。因为我身体里的东西都发了出来，都燃烧了，所以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是从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转变……现在我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停下来说：“多么漂亮的女孩！嗯，多好的女孩！”如果没有这些话，我的眼睛恐怕会像刚被拉出洞的狗一样凶。我不知道那样的话我会怎样看人……


  
姨妈和姨父住在一间茅草屋里。木屋在战争中被烧毁了，他们就建起一个茅草屋，以为是临时凑合一段就好了。茅草屋顶有个小窗口，角落里有一个小灯泡——这是姨妈的原话，不叫“灯”而叫“灯泡”——另一个角落就是猪崽的尖叫声。地上没有木地板，铺着稻草。不久，芙拉季也被送到这里来了。她没有活多久就死掉了，但她仍然是高兴的：毕竟是死在家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玛丽亚以后会怎样呢？”


  
我所认识的关于爱的一切，都是从我姨妈的茅草屋里知道……


  
“你是我的小鸟，”姨妈这样叫我，“我的小蜂鸟，我的小蜜蜂……”我总是缠在她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有人爱的！有人爱的！你长大了，你得到别人的欣赏，这是一种奢侈。你所有的骨骼在增长，拉直了所有的肌肉。我给姨妈跳舞，跳《俄罗斯人》和《小苹果》。这些舞蹈是流放者们教给我的……我还会唱歌：“去楚伊斯卡有条路/很多司机来来往往……”“我要死了，将会埋葬在异乡/我的好妈妈会为我哭泣/妻子会去找另一个人/小儿子的母亲，永远离去……”我一天天就这样跑啊跳啊，腿都发青了，又酸又疼，脚也肿了，鞋子穿不上了。晚上躺下睡觉时，姨妈就用她裙子的下摆包住我的脚给我揉搓取暖。她就这样抱住我……我就像在肚子里，躺在子宫内……我忘记了邪恶，它躲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我早上被姨妈的声音叫醒：“我烤饼给你吃，你唱歌给我听。”“姨妈，我还想睡觉。”“你先唱歌再睡觉。”她知道，食物……烤饼，对我就是良药。烤饼和爱就是我的良药。我们的维塔利克姨父是个放牧人，他肩膀上总搭着一条长鞭子和桦树皮管子。他总穿着一件军上衣和马裤。他从牧场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口袋，里面有奶酪和熏肉片，全都是牧场主人给他吃的。高贵的贫穷！贫穷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既不是轻蔑，也不是侮辱。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珍贵……有个女友抱怨说：“都没有钱买新车……”另一个女友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买一件貂皮大衣……”这些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穿短裙了……（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我姨妈有着非同寻常的歌喉，像伊迪丝·琵雅芙一样会唱颤音。谁家办婚礼都找她去唱歌。还有葬礼。我总是跟着她，走哪儿跟哪儿……我记得，她站在棺木边，久久伫立……有些时刻，她还常常会离开众人，离棺木更近一些，慢慢地走近……她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对死者说上最后几句话了。人们都希望能和逝者道别，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她就是这样开始对死者说话：“你要离开我们去哪里，阿尼娅？你放弃了白天与夜晚……谁谁将会看护你的院子，谁谁将会亲吻你的孩子，还有谁谁在晚上会照看你的牲畜……”她小心地选择语言，所有话都是家常的、简单的，又是高尚的、哀伤的，朴实中包含着最终的真实。这是终极的话语。颤抖的声音，大家都开始为之哭泣，忘记了牛还没有挤奶，忘记了家里还有喝醉的丈夫。人在不断变化，忙碌终将散去，人们的脸上又出现了光明。所有人都哭了。我都有些难为情……我很心疼姨妈。她回到家就病了：“哦，玛丽亚，我的头怎么嗡嗡响个不停。”其实这是姨妈内心里的声音……我从学校跑回来，看到一个小窗口，姨妈一只手捏着针，一边补着衣服一边唱道：“火在水中燃/没有不能爱……”这些回忆照亮了我……


  
我们曾经的住房，只剩下一堆石头。但是我听到了它们温暖的声音，吸引我过去。我回来了，就像走向我的墓地。我可以在那里的田野中过夜。我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敢用力踩在土地上。人没有了，生命还在。生活的嘈杂依旧，不同的芸芸众生……我走着，生怕破坏别人的家庭。我就像一只小甲虫，随遇而安。我崇拜家庭，我喜欢种花，我渴望美丽……我还记得刚进孤儿院时，我被带到我将居住的那个小房间，我看着一排排白色的床……用眼睛寻找：还有没有靠近窗户的床位？我会有自己的床头柜吗？我寻找的是我的家。


  
现在——我们要坐着谈多长时间？这段时间里，风暴停息了……女邻居进来了，电话铃响了，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我也对这些一一做出反应。纸面上留下的只是话语，别的都不会有：没有邻居到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我没说出的东西，但瞬间在记忆中闪过的，也成为真实的存在。第二天我说的可能全都不同。语言留在原处，我却起身继续走去。我学会了这样生活。我能够这样。我会走下去。


  
这些都是谁给我的？所有这一切……是上帝还是人类给我的？如果是上帝，他一定知道给了谁。苦难抚养我长大，这就是我的造物，是我的诵经。多少次我都想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全部倾吐，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后来呢……还有吗？”我一直在等人，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在等。我一生都在等着谁来找到我，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他会问我：“那么，后来呢？”现在人们都说社会主义有罪，说斯大林有罪……说得斯大林就像神一样，拥有无尽的权力。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他为什么要沉默不语？我的姨妈，我们全村人……我还记得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阿里斯托娃，一位实至名归的老师，就是她到莫斯科的医院去探访芙拉季。真是个奇特的女人……是她把芙拉季送到了我们村里。芙拉季已经完全不能走路，是她抱着芙拉季。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还送我铅笔和糖果，写信给我。当时我被关在隔离病房里，人们给我冲洗，消毒。我发着高烧，浑身热汗……后来我滑倒了，撞在水泥上。我摔倒在地，缓缓爬动……这时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看护……把我抱起来紧紧贴在身上说：“你是我的小宝贝。”


  
我看见了上帝。


  
    
[1]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和政治哲学家，被指控参与反对政府的阴谋，1922年被驱逐出境。——编者注

  

  
    
[2] 流放移民，波兰原文为Osadnik，指1921年苏波战争结束后被迫迁移到东克雷萨地区的波兰移民。——作者注

  

  
    
[3]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议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的条约，条约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德国闪击波兰后，波兰东部被苏联称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两个地区并入苏联。——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杀人者自称替天行道的时代


  
奥尔加·В，测量师，二十四岁


  
早晨，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主啊！我准备好了！现在我想去死！”虽然那是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死亡，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说服自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死，是一种自由……海浪翻滚，阵阵拍岸。夜幕降临，晨光又至。第一次我怎么都下不了决心。来来回回，辗转不安。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主啊，我爱你！主……”我还用阿布哈兹语向上帝祷告……身边的世界色彩鲜艳，鸟语花香，但是我就是想要死。


  
我是俄罗斯人，出生在阿布哈兹，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在苏呼米[1]生活到二十二岁，直到1992年……直到战争开始。阿布哈兹俗语说：如果水都燃烧起来，你又怎么把它扑灭？他们也是这样谈战争的……人们本来都是乘同一辆公车，上同一所学校，读同一本书，住同一个国家，用同一种语言学习——就是俄语。可是现在人们互相残杀：邻居杀邻居，同学杀同学，哥哥杀妹妹！这里到处都是战斗，街坊邻里的战斗……多久了？大概一年前，或者两年前……我们还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都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我在学校写的作文，题目是“永远的兄弟情谊”“牢不可破的联盟”……但是现在杀人了！这不是英雄主义，甚至都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恐怖！我亲眼所见，我不理解，我不明白……我来和您说说阿布哈兹吧，我很爱它……（停止）现在仍然很喜欢它，爱它……每个阿布哈兹家庭的墙上都挂着一把匕首。家里有男孩出生时，亲戚们都送去匕首和黄金。匕首旁边挂着饮酒的牛角，阿布哈兹人用牛角当作杯子喝酒，不喝完里面的酒，牛角就不能放到桌子上。阿布哈兹人一辈子花在餐桌旁招待客人的时间长得无法计算，因为他们只有喝酒才快乐。然而当他杀人的时候又如何计算时间？怎么会这样？所以现在我对死亡想得很多很多。


  
（她的声音转为低语）第二次，我没有退路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手脚的指甲全都脱落下来，血淋淋的……我刮墙壁，挖墙壁，抠成粉末，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想活下去。绳子断了，我最后还是活了下来，我还能摸到自己。但那个幽灵还在：我仍然不能停止去想它，就是死亡。


  
我十六岁那年，爸爸去世，从那时起我就痛恨葬礼，厌恶哀乐……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演出这种剧目。我坐在棺材边，那时我已经明白这不是我爸爸了，我爸爸不在了。这只是一具冰冷的身体，一个躯壳。一连九天我都在做同一个梦：有人在叫我，一直叫我过去……但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要去找谁。我开始想要找自己的亲人……很多亲戚我从没见过也从不认识，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但是我突然看到了我的奶奶，奶奶早就死了，我们甚至连她的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我在梦里认出了她。他们在那边全都是不同的样子……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他们好像不用任何东西遮蔽身体，我们身上都有衣物，他们却没有任何遮挡。后来，我又看到了爸爸，他还是那么开心，还是像在人间我很熟悉的那个样子。其他人也都一样，我好像都认识他们，但又忘了。死去，只是一个开始，是某种新的开始，我们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我想冲出囚牢，我想逃跑，想躲藏起来。最近，在早上对着镜子跳舞时，我看到自己还很美丽，还很年轻！我将会快乐！我还要去爱！


  
我看到的第一……是个漂亮的俄罗斯小伙，罕见的帅气！用阿布哈兹人的话说，这样的人是“种子男人”。他的跑鞋和军装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土。第二天，有人把他的跑鞋拿走了。他就这样被杀死了……那里还会发生什么？这片土地到底怎么了？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不管是地下还是空中，空中又弥漫着什么？那是夏天，大海在咆哮，和蝉鸣呼应。妈妈把我推进了一家商店，而那个人被打死了。街上的卡车上都有武器，分发机关枪就像分发面包一样。我看到了难民，人们指给我看难民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个我已经遗忘的单词，我只是从书本上见到过。难民很多很多：有坐汽车的，有坐拖拉机的，也有步行的。（沉默）要不咱们谈点儿别的？比如电影……我爱看电影，但只喜欢西方电影。为什么？因为西方影片不会让我想起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遐想……想象自己是另外一副面孔，因为我已经厌倦了自己的脸。还有我的身体，连手臂我也受够了……我不满意自己的身体，我被它束缚着。其实我已经不同了，我一直在变化，但我的身体却一成不变……我倾听自己说话，我思考自己不能说出来的话语，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话语的含义，因为我愚蠢得只爱面包和黄油……还因为我还没有恋爱过，没有生过孩子。我在说，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这些话是从哪儿钻到我的身体里来的。又看到了一个遇害者，是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他躺在公园里。那个地方正好有沙子，他就躺在沙子里，躺在那里瞧着所有人……没人把他运走，也没人在那儿逗留。我看到他了，我明白我应该逃开，我必须跑掉……逃到哪里呢？我跑进一家教堂，里面空无一人。我跪下来为所有人祈祷。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祷告，还没有学会和主说话……（她拿起一个小包，里面有药片）我不能，不能激动！这一切之后我病倒了，有人介绍我去看心理医生。有时我走在大街上，突然就想大哭一场……


  
我想要在哪儿生活？我想回到童年去生活……那时我在妈妈身边，就像鸟儿在巢里。救赎吧，愿上天拯救盲目轻信的人们！在学校时我很喜欢战争书籍，喜欢看战争影片。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场景。那里有光明的、鲜活的生命，我甚至很遗憾自己是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不会让女孩去打仗。现在我不读战争作品了，最畅销的也不读。那些战争书籍，都在欺骗我们。事实上，战争是肮脏和可怕的。现在我不再相信了。怎么能这样写书呢？不去写全部真相，只是泛泛地写写就行了？说到这些事情……怎样才算得上幸福呢？我不知道，我很困惑。妈妈拥抱着我问：“女儿，你都在读些什么？”“《他们为祖国而战》，关于战争的……”“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那不是生活，我的女儿。生活，是别的东西……”妈妈最爱读的是爱情小说……我的妈妈，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人世。（沉默）起初，我以为我不能住在那里了，不能在苏呼米生活了……反正是活不下去了。爱情小说也救不了我，当然我知道爱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她第一次笑了）


  
1992年春天，我们的邻居瓦赫坦格和古纳拉夫妇——他是格鲁吉亚人，她是阿布哈兹人——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具，准备离开。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战争要爆发了。你们还是离开这里回俄罗斯吧，如果那边有什么人的话。”我们当时还不相信。格鲁吉亚人总是嘲笑阿布哈兹人，阿布哈兹人也从不喜欢格鲁吉亚人。噢……耶！（笑）“格鲁吉亚人能飞上太空吗？”“不能。”“为什么？”“所有格鲁吉亚人都将死于骄傲，所有阿布哈兹人都将死于嫉妒。”“为什么格鲁吉亚人那么矮小？”“不是格鲁吉亚人那么矮小，而是阿布哈兹山峰那么高大。”他们虽然互相嘲笑，却生活在一起。一起照料葡萄园，一起酿制葡萄酒。阿布哈兹人酿酒就像宗教一样普及。5月过去了，6月到来了，海滨浴场开放了，第一批浆果成熟了……哪有什么战争啊！我和妈妈都没有想过战争，仍然做我们的蜜饯，做我们的果酱饭。人们每周六都去赶集。阿布哈兹大集市！人声喧闹，香气弥漫。到处飘着葡萄酒桶和玉米饼的气味、山羊奶酪和烤栗子的气味、李子和烟叶的香味。人们摆出各种奶酪，我最喜欢奶酪和酸奶……顾客们操着阿布哈兹语、格鲁吉亚语和俄罗斯语……各种各样的语言：“喂喂，我亲爱的，不想买不要紧，先尝一口试试嘛。”自6月以来，市面上就没有面包卖了！妈妈决定周六去买些面粉储备起来。我们上了公交车，同车还有一位相识的女人带着孩子。孩子本来在玩耍，却突然哭起来，号啕大声，好像被谁吓坏了。那女人突然问：“有人开枪吗？你们听到枪声了吗？”真是神经病！但是等到我们的车开到了市场，迎面跑来了一群人，他们惊恐万状地奔逃。鸡毛乱飞，兔子在脚下乱窜，还有鸭子……我永远记得那些动物们，记得它们是如何受苦的。我还记得有一只受伤的小猫，一只尖叫的公鸡，翅膀下面插进了一块碎玻璃……原来是真的，莫非是我不正常了？关于死亡，我想得太多……现在还在被这种想法占据……那种尖叫，那种哭喊，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帮没穿军装的武装人员，拿着冲锋枪追赶妇女，抢夺她们的包和物品：“把这个给我，把你的包摘下来……”“这是罪犯吧？”妈妈小声私语。我们下了车，看到俄罗斯士兵。“这是怎么回事？”妈妈问他们。“你不明白吗？”一个中尉回答，“这是一场战争。”我的妈妈非常胆小，吓昏了。我把她带进了一个小院子，有人从一座公寓楼给我们送来一瓶水。什么地方在开炮，传来炸弹爆炸声……“女人们！女人们！需要面粉吗？”一个年轻男人背着一袋面粉，身披着装卸工人的蓝斗篷，不过斗篷变成了白色，上面都撒上了面粉。我笑了出来，我妈妈说：“让我们买一些吧。也许战争真的来了。”我们就给了他钱，买了面粉。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买的是偷来的东西，是从强盗手里买的。


  
我一直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我了解他们的习惯、语言……我爱他们。可是眼前这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快就变了！这么没有人性！是什么原因？该由谁来负责？我摘下金十字架藏在面粉里，把装钱的口袋也藏起来，就像一个老奶奶。我知道了这十多公斤的面粉是从哪里来的。我把面粉背回家，要走五公里远。我当时很镇静，如果在那个时候被杀死，我都来不及害怕……许多人从海边赶回来，惊慌不已，吓得直哭。只有我一个人很镇静，也许我是被吓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像其他人一样哭喊出来或许还好些……我们停下来在铁道两边休息。铁道上坐着一群年轻人：一些人的头上绑着黑丝带，另一些头上绑着白丝带，所有人都拿着武器。他们还嘻嘻哈哈地挑逗我，嘲弄我。离他们不远处有一辆卡车在燃烧，方向盘后坐着已经被杀害的司机，穿着白色衬衫……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穿过一个橘子园逃跑，我全身上下都是面粉……“扔掉它！快跑！”妈妈央求我。“不，妈妈，我不会扔下面粉。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一派景象……几辆日古利汽车迎面开过来，我们大声呼喊，一辆车经过我们身边，开得很慢很慢，好像送葬时一样。前排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第二排是一个女人的尸体。可怕的景象……但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像我早先想象得那么害怕……（沉默）我总是希望好好思考这件事，一直都想来想去。海边上还有一辆日古利轿车，挡风玻璃碎了，一摊摊血，一双女鞋扔在附近……（沉默）我，当然很难受，痛苦……为什么这一切我都无法忘记呢？（沉默）快跑！当时我就想快些回到家，想去一个熟悉的地方，逃离这里……突然一声巨响，打仗了！我看见头顶上有绿色的军用直升机，地面上有坦克，它们不是成队开过来，而是一辆一辆单独行进，坦克上坐着挎着冲锋枪的士兵，挥舞着格鲁吉亚国旗。这些坦克的队形很乱：一些坦克快速走在前面，另一些停在商业摊点边。士兵们跳下装甲车，用枪托打砸小贩的摊位，抢走香槟、糖果、汽水、香烟。坦克后面又开上来一辆大巴车，堆满了床垫和椅子。巴士车上为什么堆着椅子？


  
回到家里，我们赶紧打开看电视，只有交响乐团在演奏，哪里有战争啊？电视上并没有播放战争的消息……不过我去市场之前就已经买好了西红柿和黄瓜作为储备，煮好了罐头。我们回到家后，我就开始把罐头都捆好装好。我应该做些事情，应该让自己忙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看墨西哥连续剧《富人也哭了》，这是一部爱情片。


  
早晨，我们很早很早就被轰鸣声惊醒了。装甲运兵车正从我们这条街驶过，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观看。一辆军车在我们家门口停下来，里面是俄罗斯人。我明白了，他们都是雇佣兵。他们招呼我妈妈：“大妈，给点儿水喝。”妈妈拿来了水和苹果。他们喝了水，但是没有碰苹果。他们招呼妈妈：“我们昨天有一个弟兄被苹果毒死了。”我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你怎么样？你的家人都在哪里？”可是她从我身边走过去，就好像不认识一样。我追上去抓住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了？”“你还不明白吗？你和我说话很危险——我丈夫……我丈夫是格鲁吉亚人。”可是我……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丈夫是谁，是阿布哈兹人还是格鲁吉亚人，这对于我有什么区别！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使劲抱住她！晚上她的亲弟弟来了，想要杀她丈夫。“你杀了我吧！”姐姐对弟弟说。我和她弟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都是好朋友。我想，现在我怎么与他见面？互相都说些什么好呢？


  
几天后，整条街的人都去为阿赫里克送葬。阿赫里克，一个我很熟悉的阿布哈兹男孩，十九岁。他那天晚上去看女朋友，背后被人捅了一刀。他母亲跟在棺木后面：忽而号啕大哭，忽而在地上打滚大笑。她疯了。一个月前，他们都是苏联人，现在却分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俄罗斯人……


  
同一条街上还有一个男人，我认识他，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是脸很熟，以前见面经常互致问候。他高大英俊，看上去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但是他杀死了自己年迈的老师——一个格鲁吉亚人，因为老师在学校里教他格鲁吉亚语，让他吃过二分。这又怎样呢？您知道吗？在苏联学校里我们被教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朋友……朋友、同志和兄弟……我妈妈听到那个孩子杀害了老师的消息后，眼睛眯了一会儿，又睁得大大的……主啊，拯救那些盲目轻信的人们吧！我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教堂，教堂里一片寂静……虽然教堂里总是有很多人，但大家都在祈求同一个问题……（沉默）想想吧，您理解我说的吗？您希望这些能写下来吗？希望？也就是说您相信会写下来。而我，没有这个愿望。


  
我半夜醒过来，叫了声“妈妈”。妈妈一直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像晚年这样幸福过，可是突然间爆发了战争。”男人总是喜欢谈论战争，无论是小伙子还是老男人，他们都喜欢武器；而女人喜欢回忆爱情。老女人都喜欢述说自己年轻时如何貌美，女人从来不喜欢谈论战争，她们只是为自己的男人祈祷……我妈妈每次去邻居家串门，回来都惊恐万状：“加格拉赫格鲁吉亚人的球场被烧了。”“妈妈！”“我还听说格鲁吉亚人阉割了阿布哈兹人。”“妈妈！”“有一次动物园的猴子笼被炸了。到了夜里，格鲁吉亚在追赶什么人，觉得是阿布哈兹人。他们打伤了他，他尖叫起来。阿布哈兹人也发现了一个人，他们也认为是格鲁吉亚人。大家就追赶，开枪。到了早上大家才看到，这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所有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都宣称是为了和解，为了解救国家，却都是在杀人……”我没法回答妈妈。我为所有人祷告祈求：“他们就像吃人僵尸。他们这么做，还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行善，但是难道用机关枪和短刀行善吗？他们冲进一所房子，如果没有找到人，就朝牛棚和家具扫射。你进入城市，会看到街上躺着被打得浑身弹孔的牛和果酱桶……人人都在射击，一些往这边打，另一些人往那边打。主啊，请开导他们吧！”（沉默）电视台不工作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莫斯科已经变成很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去教堂，在那里说说话，唠叨一下……在大街上看到什么人，我就会拦下他，然后就开始自说自话。妈妈坐在我旁边，听我说话，看着我，慢慢地就睡着了，她太累了，连走路都能睡着。一边洗杏子，一边也能睡着。而我已经走火入魔，不停地说啊说啊，说我听到的，说我看到的……我给别人讲了一个格鲁吉亚人的故事……这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扔掉了冲锋枪，大声喊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是来为祖国牺牲，而不是来偷别人冰箱的！你们为什么要闯进人家的房子，抢走别人的冰箱？我是来为格鲁吉亚而死的……”别人一边拍着他的头，一边把他架走了。另一个格鲁吉亚人面对向他开枪的人，笔直地站着：“阿布哈兹兄弟们！我不想杀害你们，你们也不会朝我开枪。”但他被子弹击中了后背。还有一个人……他是哪个民族的，俄罗斯还是格鲁吉亚，我不知道。他带着炸弹钻到一辆军车下面。他高喊着什么，没有人听到。汽车里的阿布哈兹人被烧死了，他们也在哭喊……（沉默）说说我的妈妈吧……妈妈在家里窗台上摆满了花。她是为了救我，她恳求我：“我的乖女儿，看看花吧！看看海吧！”我有一个难得的母亲，她有一颗仁慈的心……她又一次向我坦承：“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照进来。我就想，我现在要照镜子，看看我已经是什么年龄了。”妈妈患有失眠症，她的腿不好，她在水泥厂当了三十多年负责人，但她早上居然想不起自己有多大年龄了。然后她站起身，刷了牙，去看镜子中的自己，镜子里一个衰老的女人在望着她……她又开始准备早餐，忘记这些。我还听到她在唱歌……（笑）我的妈妈，就是我的朋友……我最近做了一个梦：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越升越高，感觉好极了。


  
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是发生在早上还是晚上，不记得了……起初劫匪们还戴着面罩，把黑色丝袜套在脸上。没多久，他们干脆摘下了面罩，直接就是一手拿水晶花瓶，另一手拿着枪，背后披着挂毯。电视机拖走，洗衣机抬走，女式皮大衣穿走……还有餐具、瓷器，什么都不嫌弃，连破房子里的儿童玩具也捡走了……（声音转弱）现在我在商店看到普通刀具时，都往往难以自控。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了医学院，学习期间坠入爱河。我常常半夜醒来，开始幻想。那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段生活了，我只记得另一些事情……一个男孩的耳朵被割下来，这是为了不让他听阿布哈兹歌曲。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被切断了……嗯，你懂的……为了不让他的妻子生育……现在都有核导弹、飞机和坦克了，而这些人还在用刀砍人，用干草叉杀人，用斧子剁碎人……就让我完全失去神志吧……我不想记得……我们这条街上有一个女孩悬梁自尽了，因为她深爱的一个小伙子娶了另一个姑娘。这个女孩子下葬时穿了一身白色礼服。没有人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为爱情而死？除非她被强奸过……我还记得索尼娅阿姨，我母亲的朋友，一天夜里她的邻居被人砍了，一家格鲁吉亚人，和她是朋友。那家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被砍了。从那以后，索尼娅阿姨一连几天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想出门。“姑娘，以后我可怎么活下去？”她问我。我用勺子喂她喝汤，她都无法下咽。


  
在学校里，我们被教育要热爱扛枪的人，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而眼下这些人呢？他们不是祖国的保卫者……这场战争也不是卫国战争……他们都是男孩子，拿枪的男孩子。他们生得痛苦，死得无奈，他们叫人可怜。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我……我喜欢想我的妈妈，想她晚上怎么慢慢梳理她的头发……妈妈向我许诺说：“将来有一天，我会给你讲讲我的爱情。但我会说得好像那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她和爸爸的恋爱，是一次深情的爱。起初妈妈有另一个丈夫，有一次她给他熨衬衫，而他在吃饭。突然（这也只有我妈妈做得出来）她大声对他说：“我不会和你生孩子的。”说完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后来我爸爸就出现了……不管妈妈去哪里，他都紧追不舍。在街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冬天都冻坏了耳朵。不管他去哪里，都要跑回来看妈妈。终于他吻了她……


  
就在战争开打前，爸爸死了……我们的父亲死于心肌梗死。那天晚上他坐着看电视，就那样死了，好像只是去了什么地方……“听着，女儿，等你长大以后……”爸爸为我设想了不少计划，还有……还有……（哭）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很害怕老鼠，她不能独自睡在家里。为了躲避战争的声音，她用枕头捂着头睡觉。我们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和爸爸的金烟盒。那个烟盒相当贵重，爸爸一直珍藏着。还有我的黄金十字架也卖掉了。我们决定离开，但离开苏呼米必须贿赂军队和警察，又需要大量的金钱！火车已经不走了，最后几班船也早已离开，货舱和甲板上的难民挤得就像鲱鱼罐头。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一张单程票……去莫斯科。我不想留下妈妈自己离开。她央求了我一个月：“走吧，我的女儿！快离开这里！”而我还想去医院照顾伤者……（沉默）他们不让我带任何东西上飞机，只能带一个证件包，连妈妈的烤饼也不能带：“知道吗，现在是战争时期！”可是，有一个男人在我旁边过海关，虽然他穿着便装，但士兵走向他，称其为“少校同志”，给他装了几个大箱子的红酒和蜜橘。我哭了，哭了一路……一个妇女不断在旁边安慰我，她带着两个男孩一起乘飞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邻居的儿子，男孩们都饿得浮肿了……我不想走，根本不想离开……是妈妈把我推开，硬把我推上飞机的。“妈妈，我要去哪里啊？”“你要回家，回俄罗斯。”


  
到了莫斯科！这就是莫斯科……我在火车站待了两个星期。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挤在莫斯科各个火车站里：白俄罗斯火车站、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基辅火车站……都是带着儿童和老人的家庭，来自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巴库……就住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地板上。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煮食物，擦洗地板。在厕所里有插座，出口附近的自动扶梯也有插座。人们把水倒进盆里，插上电热锅，面条和肉一起煮……就是一大锅汤！还有儿童麦片粥！我觉得，莫斯科所有火车站都弥漫着罐头和热汤的味道。还有抓饭味和孩子的尿味——尿布都晾在栏杆和窗户上。“妈妈，我要去哪里？”“你要回家，回俄罗斯。”而今我到家了，家里却没人想要我们，没有人欢迎我们，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询问我们。整个莫斯科就像一个火车站，巨大的火车站，又像一个大篷车队。钱很快用完了。我还两次差点儿被强奸：第一次是个军人，另一次是个警察。一天夜里，警察把我从地板上拉起来：“你的证件在哪里？”他把我拖进“警务室”。他的眼睛放射出兽性的光芒……我尖叫起来！他显然害怕了，一边逃走一边说：“你真是傻瓜！”我整天在市区游荡，我站在红场……有一天晚上我在食品店里徘徊，很想吃东西，一个女人给我买了一个肉馅饼。我并没有向她乞讨……只是她在吃，我看着她吃……她可怜我。就那么一次，但我终身铭记着那一次。那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也很贫穷。我不能一直蹲在火车站，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去想食物，不去想我的母亲，就这样过了两周。（哭）有时在车站垃圾箱能找到一块面包，啃别人扔的鸡骨头，我就这样度日子，直到姑姑来找我。我们早就失去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她八十岁了。我只有她的电话号码，每天我都打电话，都无人接听。姑姑其实是住院了，但我当时认定她已经死了。


  
……奇迹发生了！我渴望的奇迹，它终于出现了……姑姑来找我了。当广播里说：“奥尔加，你姑姑从沃罗涅日来了，正在警务室房间里等你。”所有人都骚动起来，整个车站都在问：是谁？找谁？姓什么？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跑去：她和我同姓，但名字不同。她来自杜尚别。当得知来的不是她的姑姑时，她大哭起来，没有人把她领走……


  
现在我住在沃罗涅日……什么活儿都干过，只要人家肯要我。我在一家餐馆洗过碗，在建筑工地看过更，为一个阿塞拜疆人卖过水果，慢慢稳定下来。现在我是测量员。当然是临时工，但这份可怜的工作是有趣的。我的医学院毕业证书在莫斯科火车站被人偷走了，还有妈妈的全部照片。我和姑姑一起去教堂，我跪着祈求：“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想死。”我每次都问上帝：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人世？谢谢您……我要感谢您没有怕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移开目光，感谢您听我说了这些。请听我说吧。我没有朋友在这里，没有人照顾我。我就这样说啊说啊……讲述那些年轻漂亮的人们怎样死在那片土地上……（脸上出现疯狂的笑容）他们死不瞑目，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年后，我收到她的来信：“我离开家去修道院了。我想活下去。我将为所有人祈祷。”


  
    
[1] 阿布哈兹地区，首府苏呼米。1810年并入俄罗斯，1918年并入格鲁吉亚，1992年宣布独立后，阿布哈兹战争爆发，格鲁吉亚人被遣送出境。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的独立地位，格鲁吉亚政府则认为阿布哈兹被俄罗斯占领。——编者注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


  
安娜·М-я，建筑师，五十九岁


  母亲：

  
……我不能够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尖叫声。谁在尖叫？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邻居在尖叫？她在楼梯上闻到了瓦斯气味，打电话叫警察。（她起身走向窗边）秋天，不久前还是一片黄澄澄，现在由于下雨，全部黑了下来。即使在白天，光亮也在很遥远的地方。从早上起，天色就是昏暗的。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全天都开着，还是觉得不够亮……（她又回来，坐在我对面）起初我梦见我已经死了。我童年时，就很多次看到有人死去，后来我忘了这些……（擦眼泪）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自己全都知道，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在梦中，有很多很多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撞击着窗户。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头旁边。有人站在那里。我想转身看看是谁，却有些害怕，有一种预感：不应该转头去看。不能看！（沉默）我在想另一件事，关心着另一件事……不是马上考虑这个……你问我的童年……（她用双手捂住脸）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感觉到妈妈和继母的香甜味道。我看到了高山，木头搭起来的瞭望台，上面有士兵，他们冬天穿着羊皮大衣，春季穿着军大衣。还有铁床，很多铁床摆在一起，一张挨一张……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对什么人说出这些，我就会想离开这个人，从此再也不要见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我从来没一个人生活过，我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住过——它叫卡尔拉格，之后又被流放。我住过孤儿院，住过宿舍，住过公共房……周围总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眼睛。我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上级分给了我和丈夫一间两居室公寓，那会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像住集体宿舍时一样，习惯性地往邻居家跑，借面包，借盐，借火柴，所以周围的人都讨厌我。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无法习惯。我还总是盼望有人来信。期待收信，收信！现在我还在等待……就是此刻我也在等待……一位女友去以色列投奔女儿了，她写信给我问道：“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之后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走在熟悉的大街上：法国商店、德国商店、波兰商店，所有名字都是外语的。外国袜子、外国毛衣、外国靴子、外国饼干和香肠……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苏联产品。我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是：生存就是斗争，强者战胜弱者，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长出利角和铁蹄，穿上盔甲，弱者无人需要。到处都要有强壮的肘臂，肘臂，肘臂。它叫法西斯主义，是卍！我感到震惊，感到绝望！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要的！（沉默）要是有人在我身边，有什么人……我丈夫？他已经离开我了。我很爱他……（突然笑了）我和他是在春天结婚的，当时樱花盛开，丁香满园。他也是在春天走的。但他还常常回来……在梦中回来看我，他不断在说着什么，但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在白天，我沉寂得就像聋子和瞎子。我与往事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个人的关系，如同与活人的关系……我还记得《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所有人都读过，全都受到震撼！这么多的对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这样惊奇？对我来说，他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完全正常的事情：囚犯、劳改营、粪便……还有——禁区。


  
我的父亲1937年被逮捕，他曾在铁路上工作。妈妈到处奔波，四处解释，证明爸爸是无罪的，抓他是一个错误。这样她就把我忘了，当她想起来时，想弥补时，为时已晚。她喝了各种脏水，又进过热水浴缸。于是，生出了我这个早产儿……但我活了下来。我很多次都大难不死。好多次！不久，我妈妈也被逮捕了，我和她一起被带走，因为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寓里，我那时只有四个月大。妈妈事先就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姑姑住的村里，但是内务部下达的文件说：必须把孩子送回斯摩棱斯克。在火车站他们直接把我姐姐带走了：“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长大还能成为共青团员。”连地址都没给。过了很多很多年，等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都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


  
我和妈妈在劳改营，一直住到我三岁。妈妈记得，那时经常有小孩子死亡。在冬季就把死者堆在大木桶里，死者就在那里一直躺到春天，老鼠把尸体都咬烂了。到了春天安葬时，掩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尸骸……三岁以上的孩子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安置在孩子营房。从四岁起——不，大概五岁之后，我就记事了，一切都历历在目……早晨我们通过铁丝网看到我们的妈妈：她们被点名，然后带走去工作。她们走进我们被禁止进入的区域。后来有人问我：“姑娘，你是哪里人啊？”我就回答说：“禁区。”禁区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莫名的、可怕的、我们所没有的存在。那里是戈壁，是沙漠，只有干燥的茅草。我觉得那里的戈壁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除了我们之外，那里没有别的生活。一些士兵看守我们，我们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帽子上都有小五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鲁比克·契林斯基。他带我穿过铁丝网的空隙去看妈妈。在所有人排队去餐厅时，我们躲在门后。“你不喜欢喝粥吗？”鲁比克问我。我一直想喝粥，非常喜欢喝粥，但是为了看我的妈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们钻进营房去看妈妈，但是营房是空的，所有的妈妈都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在营房里，但还是爬过去，闻闻那里的一切。铁床，用于饮水的铁槽，甚至一条条铁链子，都有妈妈们的气味。土地的味道，妈妈的气息都有一种香味……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别人的妈妈，她们躺在床上咳嗽。有一个妈妈在咯血，鲁比克说，那是托莫奇卡的妈妈，托莫奇卡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她妈妈很快就死了。后来托莫奇卡也死了，我一直在想：托莫奇卡的死讯应该告诉谁呢？要知道她的妈妈也死了啊……（沉默）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我妈妈不相信我的记忆：“你当时只有四岁。”我告诉她，那时她穿着帆布鞋，鞋底是树皮做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大袍子。她惊呆了，哭了起来。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妈妈给我带回来一小块香瓜，虽然只有纽扣大小，包在破布里，但是好香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男孩子们叫我去和小猫玩，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猫。猫是他们从外面带进来的，禁区内根本没有猫，猫在禁区内根本不能生存，因为那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都剩不下。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看着自己的脚下：或许会找到什么吃的。我们吃过草叶、树根、石苔。我们很想喂喂小猫，但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吃了东西后给它我们的唾液吃！它还真吃。吃了！我记得母亲想要给我一块糖。“安妮卡，拿着这块糖！”她通过铁丝网对我喊道。看守赶她回去，她倒在地上。看守抓着她的黑色长发，拖着她往前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是糖。孩子们也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甜味，他们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但是明白必须把我藏起来，于是把我推到了中间。孩子们一直把我围在中间：“因为我们的安妮卡跌倒了。”（哭）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为所有事情哭，我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但是我会忘了我要说什么。我表达的意思不完整……是吗？我的意思不完整？


  
……恐惧并不只有一种，有很多让我们恐惧的事，大大小小都有。我们害怕长大，害怕长到五岁。到了五岁，我们就会被送往孤儿院，我们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离妈妈很远。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被送到第五区第八号孤儿院。一切都被编了号，那里不是叫街道而是叫排：第一排，第二排……我们被装上一辆卡车，就要开车了。妈妈们跑过来，死死抓住车帮，尖叫哭号。我记得妈妈们全都哭了，孩子们哭的却不多。我们不调皮，我们不淘气，我们也不笑。我是在孤儿院才学会了哭。在孤儿院我们被殴打，我们被告知：“可以打你们，甚至杀掉你们，因为你们的母亲是敌人。”我们从来不知道爸爸在哪儿。“你妈妈是个坏人。”我记不清那个女人的脸了，就是她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我妈妈是好人。我妈妈很美丽。”“你妈妈是坏人，她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她是否说过“消灭”这个词，反正她说过类似的话，可怕的话……是的……我都害怕记起它们。我们没有辅导员或老师，这些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我们只有指挥员。指挥员！他们手上总是握着一把长尺，随便什么事情就能打人，很简单，很随意……我倒很想他们把我身上打出一个窟窿，那样他们就不会再打我了。结果窟窿倒是没有，但全身长满了脓疮。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朋友奥列契卡脊椎上有几个金属钉，所以就不能挨打了，我很为她高兴。大家都好羡慕她……（久久凝视着窗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很害怕，可是我怕什么？我不知道……（思考）我们喜欢夜晚，总是期待夜晚快点儿来。黑暗，漆黑的夜晚。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弗罗霞阿姨就来看我们。她很善良，给我们讲阿列努什卡和小红帽的故事，还总是在衣袋里装些麦粒，谁哭了就给几粒。最爱哭的是小丽丽，她早上哭，晚上也哭。我们都有疥疮，厚厚的红疮长在肚子上，小丽丽的腋下也有水疱，脓汁都爆裂了。我记得孩子们之间也互相举报，这么做会得到奖励。小丽丽是告状最多的……哈萨克斯坦气候恶劣，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夏季四十摄氏度高温。小丽丽在冬天死去了，要是她能活到草长出来就好了……也许熬到春天她就不会死，不会了……（声音含糊不清）


  
我们上学读书了……被教导最多的，就是要热爱斯大林同志。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封信都是要写给他，寄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习俄语字母时，就发给我们白色的纸张，听写出给我们最慈祥的、最敬爱的领袖的一封信。我们热爱他，我们相信他会回信给我们，会送给我们礼物，许多许多礼物！我们看着他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是那么漂亮，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我们甚至争论过，献出多少年的生命去换取斯大林同志一天的寿命。在5月1日，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一面小红旗，我们一边走一边开心地挥舞旗子。我们按照年龄排队，我年龄最小，所以总是排在最末尾，就总是担心发不到小红旗，怕旗子突然不够了！我们总是被教导说：“祖国，是你们的母亲！祖国，就是你们的妈妈！”可是我们只要一见到大人，就要问他们：“我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妈妈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第一个找来的是丽塔·梅尔尼科娃的妈妈。她给我们唱摇篮曲，她的声音非常好听：“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屋内的灯光逐渐暗淡/门洞没有吱嘎声/老鼠在炉子后面睡着……”我们没听过这首歌，但我们记住了这首歌。我们求她：再唱一遍吧，再唱一遍吧。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唱完的，因为我们都睡着了。她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都是很好的人，我们的妈妈都很美丽。所有的妈妈都是美丽的。我们的妈妈都会唱这首歌。我们等待着……但是后来却遭受了可怕的失望，她告诉我们的不是实话。其他的妈妈们来了，她们都不漂亮，而且还生着病，她们也不会唱歌。我们哭了，号啕大哭……不是因为见面快乐而哭，而是因为悲痛绝望而哭。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谎言，不喜欢梦想……不应该用谎言安慰我们，不应该欺骗我们：你的妈妈仍然活着呢，还没有死。后来却发现，妈妈并不美丽，或者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要骗我们！我们都不爱说话，沉默寡言。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什么话，我只记得彼此间的触摸……我的女友瓦利亚·克诺琳娜就经常触摸我，我也知道她想做什么，因为所有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彼此最隐秘的事情：谁在夜里尿床，谁在梦中大叫，谁发音不准确……而我总是喜欢用汤匙磨自己的牙齿。一个房间里有四十张铁床，到了晚上就下令：把手掌放在脸颊下，所有人面向右侧躺好。所有人必须同时这样做。所有人！必须行动一致，就像是动物，甚至是蟑螂，但我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至今仍然如此……（转向窗口，所以我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夜里我们躺在一起，也是一起哭起来。大家一起哭着说：“我们漂亮的妈妈们要来了……”但一个女孩突然说：“我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都不来看我？”我也生妈妈的气。在早上我们要一起合唱……（这时她开始唱歌）“温柔的朝霞染红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全苏联的土地/在霞光中苏醒……”多么优美的歌声。对我来说，这首歌和此刻是最美丽的。


  
5月1日！世界上所有的节日中我们最爱的就是5月1日。这一天，给我们发了新外套和新裙子。所有外套都是一个样子，所有裙子也都是一个样子。你要认得自己的服装，在上面做标记，至少要有一些结头或折痕，证明这是你的……我们被告知，祖国就是我们的家，祖国在关心我们。在五一游行之前，院子里扛进来一面大红旗，敲起了小鼓。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奇的事情：一位将军到我们这里来祝贺节日了！我们这儿的男人只有士兵和军官，这个人却是将军，裤子上有条纹装饰。人们都跑到高楼的窗户上，看将军怎么坐在车里向我们挥手。“你知不知道爸爸是什么？”瓦利亚·克诺琳娜有一天夜里问我。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沉默）我们有一个叫斯捷潘的男孩，他总是端起双臂，好像搂着人似的，他沿着走廊转圈，自己跟自己跳舞。我们觉得很搞笑，但他根本不在意。一天早晨，他死了，病死了，是猝死的。我们很久都没有忘记他……听说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官非常大，也是一位将军。后来我的胳肢窝下也出了水疱，爆裂了，痛得我直哭。再后来，伊戈尔·科罗廖夫在衣柜里亲吻了我。我们是五年级的同学。我开始康复，活了下来……再一次活了下来！（哭了出来）


  
难道现在还有谁对这些感兴趣吗？告诉我还有谁？早就没有人感兴趣了，没人需要这些了。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只剩下我们，衰老的讨厌鬼，带着可怕的回忆和受迫害的眼光……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的过去还剩下了什么？只有一种说法：斯大林用血浇灌的土地，赫鲁晓夫在上面种上了玉米，所有人都嘲笑勃列日涅夫。而我们的英雄呢？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卓娅[2]是因为从小患有脑膜炎，导致精神分裂症，情绪激动才放火烧了房子。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3]是酒后扑向德国人的机枪，并没有救出他的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是苏联的僵尸！[4]（安静下来）我至今仍然经常梦见集中营，我还是不能看到牧羊犬，依旧害怕穿制服的人……（流泪）我再也不能这样……我曾经打开煤气，打开四个炉灶，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为了……不要害怕死亡……（沉默），似乎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好像闻到一个小孩的头发的味道……我的窗前一棵树都没有，只能看到屋顶……屋顶……（沉默）我把一束鲜花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收音机。最后，我躺下来，躺在地板上……所有想法都是来自那里……


  
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走出了劳改营，走出了铁门，铁门在我身后当的一声关上。我自由了，我被释放了。我一边走一边说服自己，不能回头！生怕有人会追上我，将我抓回去，一切又会重演。走了一会儿，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小白桦树，普普通通的白桦树。我跑向它，抱住它，身体紧紧贴住它，旁边有一簇灌木，我也抱住它。我第一次这么快乐，全身心的快乐！（长时间的沉默）


  
一位邻居闻到煤气味……警察破门而入……我在医院恢复了神志，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在哪里？我又回到劳改营了吗？好像我没有另一次生命，什么都不再有了。我先是听到了声音，然后是剧痛，全身疼痛。我动了一下，喘气都困难，动一下手臂，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整个世界，然后世界破碎了，飘散在头顶上：我看到一个穿白色大褂的护士，白色的天花板，很长时间我才恢复意识。我身边是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好几天了，全身插满管子躺在那里，嘴上是个氧气面罩，她甚至都不能喊叫，看上去已经没有救了。我看着那些管子，想象着细节：如果是我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我将不存在。我已经徘徊在那个世界了……（停止）您不会已经听腻了吧？没有？听腻了就告诉我，我就不说了。


  
妈妈……当我到了六年级，妈妈找我来了。她在集中营度过了十二年，有三年我们在一起，九年被分开。现在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永久流放点，但允许两个人待在一起。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院子里，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妮卡！我的安妮卡！”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没有任何人叫过我的名字。我看到一个黑发女人，就尖叫起来：“妈妈！”她抱住我，用同样可怕的声音大喊一声：“孩子爸爸！”因为我年轻时长得非常像父亲。幸福的时刻！百感交集的快乐感受！那些日子，我开心得都不认识自己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幸福。真是百味杂陈……但很快……很快我就发现，我和妈妈彼此不理解，我们成了陌生人。我想加入共青团，要与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美好生活的看不见的敌人斗争。我母亲看着我，哭了，但是什么都没说……她一直在害怕什么。在卡拉干达，我们得到了身份文件，被流放到一个叫别洛沃的城市，比鄂木斯克还远，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我们走了一个月，我们在车上颠簸，一路上不断等待被转交，在沿途的内务部门登记，按照预先被安排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不能住在边境地带，不能靠近国防设施和大城市，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规定我们不能在哪儿居住。至今我也不敢在晚上观看万家灯火。夜里我们从火车站被赶出来，只能在街道上流浪。暴风雪，严寒。居民区灯火点点，那里的人们在温暖中生活，烧着热茶。我们不得不敲门求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过夜……“我们身上有犯人的气味……”我的母亲说。（她哭了，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哭了）我们在别洛沃一开始住的“公寓”，只是一个地窖。后来有五个人住在这个地窖里，但是它已经是我们的家了。我患有肺结核，虚弱得站不起来，不敢咳嗽。9月份……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不能走路，被送进了医院。我记得，医院每天都有人死去。索尼娅死了，万尼亚死了，斯拉维克死了……我不怕死，但我不想死。我刺绣很漂亮，还有彩绘，人人都称赞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你应该去上学。”我就想，那我为什么要死去？由于某种奇迹，我活了下来……有一天我睁开眼睛，桌上放着一束红樱桃。谁送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意识到，我必须活着……我会活下去！我回到家里——回到那个地窖里。这段时间，妈妈中风了几次。我很了解她，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个老年妇女。就在那天，她被送到了医院。而我在家里找不到吃的，甚至连食物的气味都没有。我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这些事儿……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倒在地板上，几乎没气了。有人带来了一小杯温热的羊奶……一切的一切……我记得自己的一切，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再次转向窗外）等我的身体好些了，红十字会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把我送回到故乡斯摩棱斯克，进了一所孤儿院。我就是这样回到家乡的……（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哭？我知道一切，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在那里我长到十六岁，有了很多朋友，男孩子们开始追我……（她笑了）追求我的都是很漂亮的男人，都是成年人。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很害怕。我害怕受到关注，害怕别人注意到我。这样追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约会时总是带着女友。如果他们邀请我去看电影，我不会单独赴约。我第一次去见未来的丈夫时，就带着两个女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斯大林去世那天，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排起队，打起红旗。送葬队伍很长很长，我们都立正站好，一直站了六到八个小时。有人晕倒了……我哭着想：我已经知道没有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没有斯大林该怎样生活？如何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担心战争会爆发。（哭）


  
再说我妈妈……又过了四年，我已经进入建筑学院读书，妈妈从流放地返回了。她只带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是一个锌制的养鸭女工雕像——我现在还一直保存着，不会扔掉，还有两个铝勺和一堆破袜子。“你是个糟糕的女主人，”妈妈骂我，“连缝缝补补都不会。”我当然会补袜子，但是我知道，妈妈带来的这些袜子上的破洞，是永远都补不好的。谁都补不好！我有奖学金，十八卢布，妈妈的退休金是十四卢布。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堂了：有面包吃，想吃多少都行，还有足够的茶喝。我有一件运动服，还有全棉的裙子，是我自己缝制的。在学院里，冬天和秋天我都穿着运动服，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如果我走进一个正常的房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里悠游自在，我会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汤匙、叉子和杯子……我总是被最简单的事情难住，很简单的东西……例如，为什么要有两双鞋？我对于那些东西都无动于衷，对日常生活没有要求。儿媳昨天打电话来说：“我在找一个棕色的燃气灶。”厨房装修之后，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棕色的，家具、窗帘、餐具，一切都按外国杂志上的摆设。还要在电话机上挂个钟表。她按照广告和报纸装修公寓，一切都是在《买卖》杂志上看到的。“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以前所有人的事情都很简单，那时的生活很简朴。而现在呢？人人的胃口都填不满……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挥动着手）我很少去看我的儿子，他们家里一切都是新的、昂贵的，就像办公室。（沉默）我们之间变得陌生了，成了素不相识的亲人……（沉默）


  
我想记住妈妈年轻时的样子，但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生病的她。不止一次，我们互相拥抱，但是没有亲吻过，我们之间没有说过充满爱的词语，至少我不记得。我们的母亲们曾经两次失去我们：第一次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从她们身边被抓走。第二次是她们老了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孩子成了陌生人……别人改变了她们的孩子。另一个母亲养育了孩子：“祖国，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妈妈……”“孩子，你的爸爸在哪儿啊？”“还在监狱里。”“你的妈妈呢？”“也在监狱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监狱里，很远很远……我们从未和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都想离开我的妈妈，逃回孤儿院。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她从不读报纸，从不参加游行，也从不听收音机。她不喜欢唱歌，而我唱起歌来，心脏都会跳出胸口……（轻声唱）“敌人永远无法使你/低下你的头颅/我亲爱的首都/我的黄金莫斯科……”我被街上的活动吸引，我参加阅兵日游行，我喜爱体育节。至今我还记得那种奔放的情绪！和大家一起前进，你已经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感觉是如此幸福。但是和母亲在一起却没有。我一直就没有修补过来。直到妈妈死去之后，我才拥抱和抚摸她冰冷的身躯。她已经躺在棺材里，我心中才唤醒深深的柔情！深深的爱！她穿着旧靴子躺在那里，她连一双高跟鞋或者凉鞋都没有，而我的鞋子套不上她浮肿的脚。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说了很多安慰她的话，承认我多么爱她，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再听到了。我一遍一遍地亲吻她，说我多么爱她……（哭）我感觉到她还在这里，我相信她还在……


  
她走进厨房，很快就招呼我：“午餐上桌了。我总是独自一人，虽然很想和谁一起吃顿饭。”


  
完全没有必要回去。因为……是的……可我还是跑回去了！我太想了！五十年了……五十岁那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日思夜梦的地方。


  
那是个冬天。我经常梦见那里的冬天……外面是那么冷，连狗和鸟都看不到。玻璃蒙上一层雾气，白烟从烟囱里冒出，在空中形成一个烟柱。在夏末时节，草已经停止生长，布满了沉重的灰尘。而我……我就是想去那里。已经是改革时代了。戈尔巴乔夫……集会……所有人都上了街。人人兴高采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想在哪里喊就在哪里喊！自——由！自——由！不管前面有什么，反正过去的已经过去。对另外一些东西的期待，让我们急不可待……再次出现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早晨都不敢打开收音机：会不会一切突然间又结束了，一切都取消了？我一直心存疑虑。晚上，人们涌向体育场，就像在智利……对于“智囊团”来说，一个体育场足够了，其余的人都自我沉默。他们自己不来，也不被带来……报纸开始发表劳改营的回忆。他们的照片。瞧瞧那些眼睛！劳改营里人们的目光！它们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沉默）我做出了决定：我要去，我要回去！为什么要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去……我安排了假期，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我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去看牙医，阳台门还没有刷，反正是各种瞎找的理由。一天早上，我正在粉刷阳台门，又对自己说：“我明天要去卡拉干达。”我还记得，脑海里的声音是那么响，我对自己说，于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去。出发，就是一切！卡拉干达是什么？是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光秃秃的草原，夏天酷热。斯大林时期，在这个大草原上建了几十个劳改营：斯捷普拉格、卡尔拉格、阿尔日勒、别斯钦拉格，数以十万计的犯人被流放到这里……他们是苏联的奴隶。斯大林死后，拆除了劳改营，去掉了铁丝网，出现了一座城市卡拉干达……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


  
道路漫长……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人，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教师。她一直在寻找父亲的坟墓，已经是第二次去卡拉干达了。“不要害怕，”她对我说，“那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人们和石头说话。”她随身带着一封父亲的信，是父亲从劳改营发出的唯一一封信：“……不管怎样，一切都比不上红旗好……”那封信就是以这段话结束的。（沉思）这个女人……给我讲述了她的父亲是怎样在一张纸上签字，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的——审讯员踢翻凳子，把钉子钉在她爸爸腿上，插进他的肌肉里不断旋转，就这样逼迫他说出：“好吧，那我就是间谍。”调查员又问：“是哪国的间谍？”父亲也反问道：“通常都是哪国间谍？”他们就让他选择，德国或波兰。“那就波兰吧。”因为他知道波兰语两个单词：“dzi?kuj? bardzo”[5]和“wszystko jedno”[6]。只是两个单词……而我呢，我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妈说漏了，好像爸爸因为酷刑而在狱中疯了，不停地唱歌……与我们同一车厢还有个年轻小伙子，我们两个女人谈了整整一夜，到了早上，小伙子看着我们说：“太恐怖了！太令人震惊了！”他才十八或二十岁。主啊！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却没人去讲述，只能是我们互相倾诉……


  
到了卡拉干达……有人开始开玩笑：“下——车——啦！带着你们的细软下车吧！”有人在笑，有人在哭。在火车站，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贱人、婊子、垃圾……”都是我熟悉的囚犯语言。我立刻想起了这些话……立刻！我浑身打起寒战，怎么都不能止住内心的颤抖。我当年在那里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全身战栗。当然，我对这个城市本身并不熟悉，但向远处望去，看到了最后一排的房子，就看到了熟悉的场景。这些我都太熟悉了……那些茅草房和白灰墙……老鹰在很高的天空中飞翔，居民区的名字也很熟悉：沃尔内伊、小圣城……都是以前的劳改点。我想，就算不记得了，也会勾起回忆。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他发现我不是本地人，就问：“您要找谁？”我就开始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营……”“你是说那片营地吗？两年前，最后的一片也被拆掉了。人们用那些砖瓦建成了鸡舍和澡堂。土地被分掉盖别墅了，还用铁丝网围起了花园。我儿子在那里就有一块地……您知道的，在这里很不愉快……每逢春天，下雪或下雨时，都可能在土豆园子里挖出人的骨头。但也没有人感到厌恶，因为都习惯了。这片土地到处都有骨头，就像石头一样。人们就把它扔在地下，用靴子踩碎，踩碎就行。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抓一把黑土，翻弄一下就有……”我听得呼吸急促，简直要晕过去了。老人转向窗口指给我看：“就在那边，商店背后，正在填平墓地，准备修建澡堂。”我坐在那儿，已经快要窒息了。我还要等待什么？难道指望会竖起金字塔和烈士陵园吗？！老人还在介绍：“这是第一排，是现在街道的名字……还有第二排……”我看着窗外，却什么都没有看到，泪水遮住了眼睛。在车站上，哈萨克人在卖黄瓜、西红柿和葡萄干，还有一桶桶的果酱……“刚刚从园子里摘来的，自己家的园子。”主啊！我的上帝，我必须说……我已经快喘不上气来了，我身体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几天之内，我就全身皮肤干燥，指甲开始断裂……


  
我的整个肌体出现了异常。几乎要瘫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草原，它就像大海一样……我不停地走，终于倒下了，倒在一个小小的铁十字旁边，它的小横梁已经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小尖头。我大声哭喊，变得歇斯底里。但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鸟儿在头顶上……（短暂停顿后继续说）我住在一间旅馆里。每天晚上餐厅里都烟雾笼罩，弥漫着伏特加的气味。有一次我在那里吃饭，同桌吃饭的两个男人在声嘶力竭地争论。一个人说：“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沃尔库塔[7]，我们能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吗？”另一个说：“我和当地老人们聊过……他们都曾经在劳改营服务或者说‘工作’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烧饭的、看门的，还有做一些特殊工作的。在劳改营也没有其他工作，他们对这就满意了：有工资，有口粮，还有制服，所以他们把这称作‘工作’，劳改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工作！一项职业！至于你们说到什么罪行，什么灵魂和罪恶；在那里坐牢的不是什么别人，都是人民，把他们送进去的、看管他们的，也都是人民；不论是外来的，或者是从什么地方征召来的，都一样。其实都是自己人，都是亲人。其实所有人都是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全部都是受害者。真正的罪人只有斯大林一个。但是，您以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吗？数以百万计的犯人被审查、被逮捕、被拷问，层层逼迫，一枪就把眼前的人打死，这些都是谁做的？因为也有数以百万计的执行者啊……”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一瓶酒，很快又端来第二瓶，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说。他们喝了不少，但没有喝醉。我呢……坐在那里就像瘫了一样，无法离去……前面那位又说：“他们告诉我说，劳改营已经空了，关闭了。不过夜里的风总是刮来哭声和呻吟声……”第二位就说：“很神奇啊，都开始流传鬼故事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就在于，我们既是凶手，又是受害人——我们是同一种人。”他接着又说：“斯大林接手的是只有爬犁的俄罗斯，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罗斯……”在那里，我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白天就在草原上徘徊游荡，漫无目的，一直到天黑下去，灯亮起来。


  
有一天，一个男人进城来找我，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也许更老，与我年龄相仿。他显然是喝醉了，喋喋不休地说话：“您在找墓地吗？我明白，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墓地上。可是我们……简言之，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回忆过去。那是禁忌！老人们，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死了，但是那些仍然活着的，都保持沉默。您知道，他们受的也都是斯大林式的教育。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今天的事，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朝哪个方向转……”他一字一句地说着。从他嘴里，我慢慢了解到他父亲曾是一名军官，“戴肩章的”。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他想离开这里，但上级不允许。所有人都签字保证过不会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坐牢的还是抓人的，或者是看守人员。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他还听说，就连押送囚车的人也不能够放回去。表面看起来，他们在这里可以免遭战争之灾，但实际上，如果是去打仗，他们还可以返回家园，但在这里却永远不能回去了。进入了禁区，进入了系统……就把他们吸入了无法回头的地方。服刑和服役期满后，只有黑帮和罪犯才离开这些倒霉的地方。留下来的人们，后来就都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同一所房子或同一个院子里。“唉，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受罪啊！”他重复说。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件事，坐牢的人们如何密谋要勒死一个从前的看守，因为那家伙就是个禽兽……他们假装喝醉酒打架，把对方按到了墙边。他父亲一直喝闷酒，喝醉了就哭叫：“他妈的！一辈子都把舌头夹上了。我们全都是最小的沙子而已……”深夜，草原上。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一个受害者的女儿和一个某种人的儿子，怎么称呼这种人？称他刽子手？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刽子手。但是没有小刽子手就没有大刽子手。他们需要大量做脏活儿的人。反正，我们在这里相遇了……我们都谈些什么？说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父母亲那些事情，他们一直到死都缄口不言，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但是很显然，我抓住这个家伙，强烈地激起了他的伤感。他告诉我，他父亲从来没有吃过鱼，因为据他说，这海里的鱼是吃人肉长大的。把一个人赤条条地抛进海中，几个月之后就只剩下骨头了，白白的骨头。他从哪里知道这个的？他父亲清醒时沉默不语，喝醉的时候就痛骂，但还是要履行规定的职责。父亲说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他的儿子也很想相信这一点。那为什么不敢吃鱼？鱼令他作呕……父亲去世后，他找到了证明父亲在鄂霍次克海边服役过几年的文件，那里也有劳改营……（沉默）他喝醉了，摇摇晃晃，直愣愣地盯着我看，好像神志又清醒了。清醒而且害怕，我明白他是害怕了。他突然又恶狠狠地喊了一声……在这个人的灵魂中，深埋着太多的受害者！够了！我明白了，他们有家人，他们有孩子……虽然家人和子女并没有签过保密文件，但他们自己很明白，仍旧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临别时，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没有伸出手去……（哭）


  
我一直在寻找，直到最后一天……就在最后一天，有人向我暗示说：“去找找卡捷琳娜·德姆丘克吧，一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记得那一切。”别人把我带过去，把她家指给我看。我看到那是一栋砖房，围了一圈高高的栅栏，我走过去敲了敲围墙门。她走了出来……这是个很老的老太太，已经半瞎了。“我听说，您以前在孤儿院工作过？”“我曾经是一名教师。”“我们当时没有老师，只有指挥员。”她什么都不回答我，转身去拿水管浇菜园。我站在那儿就是不走，绝不离开！最终，她不情愿地把我带进房子。房间里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角落里还有一幅圣像。我记起了那个声音……虽然记不得她的面孔，但我回想起她的声音……“你妈妈是敌人。可以打你，甚至杀了你。”我认出了她！或者是因为我很想认出她？我本来可以不问她，但还是开口问了：“也许您还记得我吧？也许……”“不，不……我谁都不记得了。你们那时候还很小，瘦得浑身上下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是按照规定做事。”她拿来了茶叶和饼干，我坐在那儿听她抱怨儿子和孙子酗酒。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只有很少的退休金。她脊椎有病。晚年生活很苦闷。原来是这样！好吧！我想，好吧，这就是……命该如此！五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我断定这就是她……我又想象如果是自己……这次见面有什么意思？我和她一样，也是没有了丈夫，领着微薄的养老金，弯腰驼背。除了衰老的生命，一无所有。（长时间的沉默）


  
第二天，我离开了………留下了什么？一片茫然和扫兴……我不知道，这都是为了谁？我梦见过草原，梦见过我在雪地里，身边是红色的罂粟花。可是现在，曾经是劳改营的这些地方，有的变成了咖啡馆，有的地方成了别墅，还有放养的奶牛在吃草。真不应该回来。不该回来！我那么难过地哭泣，那么痛苦地思索，都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再过二十年，再过五十年……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只会有两行字留在历史教科书，对索尔仁尼琴的崇尚将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方式成为历史。此前有人因为《古拉格群岛》而被监禁。我们通过偷偷复印或者传抄来阅读。我相信……我相信，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阅读，那么一切都将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因为痛悔而流泪。结果怎么样？一切都在纸上写过，在纸上印过，一切都被偷偷地思考偷偷地说过。又能怎么样？这些书籍躺在书架上，落满了灰尘，人们都从旁边走过……（沉默）


  
我们还活着……但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就连我以前住过的大街——过去叫列宁大街，也不存在了。一切都面目全非：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和金钱挂在一起。语言词汇都翻新了：以前叫“同志”，现在叫“先生”，然而“先生”在我们这里似乎还没有习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族家谱，这是时尚！有人又开始喊“公爵”和“伯爵”，而早前让我们自豪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为回忆。人人都画十字和祷告。我们认真地讨论，君主制是否能够拯救俄罗斯。大家现在都爱沙皇，在1917年那可是每个女学生都喜欢嘲笑的对象。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已经很陌生了。陌生得很！以前朋友到家里做客，大家都在讨论书籍、戏剧；现在都在讨论谁买了什么，汇率多少。还有政治笑话。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只有嘲弄一切。一切都是可笑的。“爸爸，谁是斯大林？”“斯大林是我们的领袖。”“我以为只有酋长国才有领袖。”在亚美尼亚电台的节目中有人问道：“斯大林留下了什么？”亚美尼亚电台的答案是：“斯大林留下了两套内衣，一双靴子，几件长袍，其中一件是节日穿的，价值苏联货币四卢布四十戈比。还有庞大的帝国。”第二个问题是：“俄国士兵是怎样打到柏林的？”答案是：“俄国士兵没有英勇到敢于撤退。”我不再去做客，也很少外出。我在外面看到什么？节日财神！除了钱包，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而我呢？我是乞丐，我们都是乞丐。我们这一代所有的人，前苏联人……都没有账户，没有不动产。我们的东西也太苏联，分文不值。我们的资本在哪里？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经历。我只有两份证明，就写在普通学习笔记本那样的纸张上：“……恢复名誉……”和“……由于缺乏犯罪证据而平反……”一份是爸爸的，一份是妈妈的。曾几何时，我为儿子骄傲过，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在阿富汗服过役。可是现在，他在市场卖货……他可是少校啊，得过两枚战斗勋章！现在成了个小商贩！以前叫“投机倒把”，现在叫“生意人”。他去波兰，带去伏特加酒、香烟和滑雪板，从那边带回柔软的布料。破烂货！到意大利带去琥珀，从那里带回马桶、水龙头和活塞。唉！我们家从来不让推销员进门！我鄙视他们！就让我成为一个遗留的苏联分子吧……也比做买卖要好得多……


  
在这里，我向您承认……我还是更喜欢从前那些人，他们都是自己人……我和那个国家一起成长，经历了她所有的历史。而对现在的国家，我无动于衷，这不是我的国家了。（我看她累了，就关掉录音机，她把她儿子的电话号码写下来给我）您去问他吧，我儿子会讲述……他有自己的故事……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代沟，我知道……（热泪盈眶）现在你走吧，我想单独待一会儿。


  儿子：

  
他很长时间都不让我开录音机，后来却意外地主动建议我：“就录这段吧……反正已经成了历史，不再仅仅是父与子的家庭冲突。不过别引用名字。我不是害怕，是我不喜欢。”


  
……您已经知道了一切……那么，我们来谈谈死亡吧？没有什么难以理解，可是……其实……却是绝对陌生的感觉……


  
……至今我还是喜欢看苏联电影，其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电影中难以找到了，而我喜欢的正是这些“东西”。从小就喜欢。但到底是什么？我不能简单地表达出来。我对历史着迷，那时候读书的人很多，我读过切柳斯金等探险家的故事，读过契卡洛夫的故事，也读过加加林和科罗廖夫的故事[8]……但我长期对1937年一无所知。有一天，我问妈妈：“我们的外公是死在哪里的？”妈妈当即晕了过去。父亲说：“以后不要再问妈妈这个问题。”我是十月革命的后代，是少先队员，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也许我相信你？最好不要去思考……后来我又加入了共青团。我们在篝火边歌唱：“如果朋友突然变得/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这样的话……”接着往下说吧……（他点了一根烟）梦想？我就是梦想成为一名军人。飞上天去！又体面又帅气。那时候所有女孩子都梦想嫁给军人。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库普林[9]。他就是一名军官！我喜欢漂亮的军装，幻想英雄般地壮烈牺牲！我羡慕军人像男子汉那样喝酒，建立男子汉那样的友谊。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因为我有着青春的热情。家长也都支持我。反正我从小就是被苏联书籍培养起来的：“人高于一切”“没有人不可能做到的”“人，发出骄傲的声音”。那个时候，我们大谈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而现在，他们都消失了。百事可乐的一代有什么理想主义？都是实用主义者。


  
从军校毕业后，我在堪察加服役。那是边境，只有白雪和丘陵。在我的国家，我最喜欢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大自然，无比美丽的景色。就是这样……绝对的！两年后，上级又把我送进军事科学院学习，我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一排排的红五星！优秀职业军人！倘若为我举行葬礼，那是要鸣响礼炮的……（喊了起来）时过境迁了……我从苏联少校变成了商人，专卖意大利的家用暖气煤气和通风设备……如果十年前有谁能预言我有今天，就算我不会痛打那位预言家，肯定也觉得这是个大玩笑。我那时是个绝对的苏联人，对于爱钱感到羞愧，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吸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真让人遗憾……我们忘了很多东西，是因为事情出现得太快。世界如同万花筒一般。最初，我爱上了戈尔巴乔夫，接着又对他感到失望。我去了示威现场，大声吼道：“要叶利钦！不要戈尔巴乔夫！”大喊“打倒宪法第六条！”甚至张贴了一些传单。我们讨论又阅读，阅读又讨论。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们的父母只想言论自由和阅读自由。他们的梦想是在人道社会主义下，过着有人情味的生活……而年轻一代呢？我们……我们也梦想着自由。但自由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堆理论……我们想的是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听西方音乐，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周游世界。“我们要改变……改变……”维克多·崔[10]唱道。但要向何处去，我们没弄明白。所有人都在梦想中……食品店里有三升罐的桦树汁和腌白菜，有一袋一袋的香叶、意大利面条、黄油、大米、小米、烟草……消灭排长队买伏特加！可是人们还在印刷普拉东诺夫和格罗斯曼[11]的禁书……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我活着回来了，我认为所有到过阿富汗的人都是英雄。可是当我们回到祖国时，祖国却没有了！取代祖国的是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鄙视我们！军队被瓦解，军人被抹黑、被谩骂，说我们是杀人者！从祖国保卫者变成了杀人者！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在我们身上：不管是阿富汗，还是维尔纽斯和巴库。到处都在流血，晚上穿军装上街都不安全了，可能遭到殴打。因为没有食物，没有商品，人们都变得很凶恶。没有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飞机无法飞行，因为没有燃料。飞行员坐在地上打牌，狂饮伏特加。军官的薪水只能买十个大饼。一位战友开枪自杀了……又一位紧跟着……不少人离开军队，能去哪儿就去哪儿。大家都有家庭……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只狗和一只猫，怎么活下去？狗被人抓去卖肉了。一连几星期，我们只能喝粥。所有这些记忆现在都模糊了……是的，趁着还有人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应该都记录下来。我们这些军官……夜晚去卸过货车，当过保安，铺过马路沥青。和我一起干活的有博士、医生、外科大夫，甚至还有钢琴演奏家。我学会了贴瓷砖和安装防盗门，等等。后来，大家开始做生意……有人卖电脑，有人卖牛仔裤……（笑）两个人约好：一个人买来一箱子酒，另一个人卖。举手之劳！一个找资金，另一个想办法能在哪里弄到酒。这好像是政治笑话，其实都是真事。我现在什么生意都能做：从破旧的运动鞋到直升机……（停顿）


  
但是，我们活下来了！总算活过来了……国家也熬过来了！可是我们对于精神还知道什么吗？只要精神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不错。一个人开了个建筑公司，另一位有个小杂货店，卖奶酪、肉类和香肠，还有个朋友在卖家具。有的人在国外有投资，也有人在塞浦路斯有房子。一个是博士，一个是工程师，都是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报纸上描绘了“新俄罗斯人”的形象：戴着十公斤的金链子，车上是满满的黄金和白银，简直像民间传说故事！只要不是傻子，生意成功就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就这样，我们经常见面聚会……我带来了昂贵的白兰地，但喝的还是伏特加。我们喝伏特加直到凌晨，酒醉后相互拥抱，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是志愿者……/我们因为永恒友谊而强大……”我们还记得上大学时怎么去开荒种土豆，还有在军队体验生活时好玩的事情。总之，我们都怀念苏联时期。您理解吗？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今天已经无法无天，我们需要斯大林。”我告诉您吧，虽然我们一切都很好，又怎么样呢？就拿我来说，11月7日还是我的节日。我在这天庆祝某种伟大，我为它感到遗憾，甚至是非常遗憾。如果实话实说，一方面这让我很怀旧，另一方面也让我恐惧。每个人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去赚钱。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想学会计。但问问他们有关斯大林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只有大概的印象。我给儿子读索尔仁尼琴，他一直在笑。我听到了！他在笑。对他来说，一个人被指控为三个情报机构的间谍，这已经就是荒谬的玩笑。“爸爸，哪有这种不识字的调查员，每一个单词都有拼写错误。甚至枪决这个单词他们也拼不对……”他永远不会理解我和我的母亲，因为他一天也没有在苏联生活过。我，我的儿子，我的母亲……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虽然都是俄罗斯，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奇怪得可怕！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骗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炼金术，是一种炼金术的想法。我们飞速向前，但不知方向在哪里。“想加入共产党应该去找谁？”“找心理医生。”我们的上一辈，我的母亲，他们很想听到的是，自己经历了一种伟大和不平凡的生活，他们深信自己的信仰有价值。但他们真正听到的又是什么？四面八方都在说，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空话废话，除了导弹和坦克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时刻准备回击任何敌人，如果能够击退的话！但是，一旦没有战争，他们的一切都崩溃了。没有人能明白这是为什么。人们需要思想……但是却没有学会思想。大家只记得恐惧和谈论恐惧……我曾经读到过：恐吓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好像是斯大林说的……如今，博物馆空空如也，教会却天天爆满，因为我们都需要心理辅导。您以为楚马克和卡什皮洛夫斯基[12]是治疗身体的？他们是治疗心灵的。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视前像被催眠了一样听他们演讲，随着他们的指引走。这是毒品！是可怕的孤独感、被抛弃感造成的……从出租车司机到办公室职员，从艺术家到学者，如今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无理性的孤独感当中……生活完全改变了。现在的世界按照另一种方式被划分：不是“白军”和“红军”，也不是谁坐牢谁看押，谁读索尔仁尼琴谁不读，而是谁买得起谁买不起。您不喜欢吗？不喜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我……我就不喜欢，我甚至不喜欢我自己。您，甚至还有我，我们全都曾经是浪漫主义者……天真的六十年代精英群？一群真诚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共产主义失败了，俄罗斯人现在急切地要学习自由，学会生活。生活！什么都想试试，都想尝尝，都想品味一下。美味食品、时髦服装、环球旅游……人们想看棕榈树和沙漠，想看骆驼……而不是满眼都是战火、燃烧，不想总是举着火把与斧头奔跑。不，我们就是想要简单的生活，想和其他人一样，但是法国和摩纳哥那种生活，是我们无法企及的！给你土地，但是可能收回；允许做买卖，但可能因此入狱。工厂会被没收，商店会被没收……这种恐惧感还是时不时刺激着小脑，缠绕着人们。要知道曾经有过怎样的历史啊？！必须要赚快钱。没有人去想任何大事业或宏伟计划，吃饱喝足就是最伟大的事了！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平凡人……平平常常，你懂的！至于伟大事业……只有在喝了小酒之后才想起来……我们是第一个飞上太空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却没有洗衣粉和卫生纸。该死的厕所总是在滴水！塑料袋用过后洗净晾在阳台上。有一台家用录像机就像有私人直升机一样。一个小伙子穿着牛仔裤，我们并不是嫉妒他，只是有一种观赏的兴趣，异国情调而已！可那是有代价的！付出的是火箭和飞船的代价，是伟大历史的代价！（停顿）我对您说了这么多，说出了今天所有想说的话，但是没有人互相倾听……


  
……在医院里，我母亲的旁边躺着另外一个病人。我走进病房，总是先看到她。有一次，我发现她想和女儿说点儿什么，却说不出来，支支吾吾。她的丈夫也来了，她也想跟他说话，但终究也没有说。她又转身对我说了句什么……然后就看到她抓起自己的拐杖，你知道的，用拐杖去敲打挂着的点滴瓶子，敲击病床……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发抖，在狂怒……她是想要说话。她今天能和谁说啊？您告诉我，她还能和谁说话？一个人在空虚中是不能生活的……


  
……我一辈子都爱自己的父亲。父亲比母亲大十五岁，参加过战争。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打垮别人那样打垮他，也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的阴影并没有缠住他。他到现在仍然去打猎、钓鱼、跳舞。他结了两次婚，娶过两位美女。我童年的记忆犹新……我们准备一起去看电影，父亲叫住我说：“看看我们家的妈妈多么漂亮！”有些打过仗的男人总是吹嘘：“我打过枪，我埋过人，战场上血肉横飞。”我爸爸从来没有那种战争傲慢。他经常回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事情，愚蠢可笑的事情。比如胜利日那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村里找姑娘，却碰巧抓获了两名德国俘虏。还有溜进木板厕所的人，却掉进齐脖子深的粪坑里。还说战争快结束时，已经舍不得开枪了，枪已经打够了。父亲与灾难靠得很近，但他很幸运：在战场上可能被杀死，但是没有被打死；在战争前可能去坐牢，但是也没有坐牢。他有一个哥哥——万尼亚伯父，就是不同的结局。在叶若夫时期，三十年代……伯父被放逐到沃尔库塔的矿山，过了十年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他的妻子被同事陷害，从五楼纵身跳下身亡；他的儿子在祖母身边长大。等到万尼亚伯父回来了，已经手臂干枯，牙齿掉光，肝脏肿大。他又回到同一家工厂上班，同样的职务，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在同样的办公桌旁……（又开始吸烟）而他对面就坐着那个告发他的人。他们心照不宣，万尼亚伯父知道是他告密的……和以前一样，他们一起去开会、游行，一起看《真理报》，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在节假日，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伏特加。等等……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刽子手和受害者，能够坐在一个房间，通过一个小窗口向同一个会计领薪水吗？他们在战后得到同样的勋章，现在领取同样的养老金……（沉默）我和万尼亚伯父的儿子是好朋友。他从来不读索尔仁尼琴，他家里也没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书。儿子等待着父亲回家，但等回来的是另一个人，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满脸皱纹，全身萎缩，生命很快就要熄灭了。“你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他对儿子说，“你不知道……”他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调查员的身影。那是一个膀大腰粗的汉子，把犯人的脑袋按入便桶，死死按住直到对方呛死。而万尼亚伯父……被全身赤裸地吊挂在天花板上，从口鼻中，从全身所有的出口中，灌入尿液。审判员往他耳朵里撒尿，大声叫喊：“你很聪明……再想出一些聪明人来吧！”万尼亚伯父想出来了，签了所有的名。要是想不出来，不签字，他的头就会被按进便桶。后来，他在板房里见到了被他想出的一些人……“是谁告的密？”他们都在猜。告密者是谁？谁……我不是法官，您也不是法官。万尼亚伯父是被担架抬回牢房的，浑身都是血和尿，还有他自己的屎尿。我不知道人类在何处终结……您知道吗？


  
……当然，我们的老人们都很可怜……他们在体育场捡空瓶子，在地铁里卖卷烟，在夜里翻垃圾桶。但是，我们的老人也不是无辜的……他们当时那些恐怖的思想、煽动性的理想，是最可怕的。（沉默）但是我永远不会跟妈妈说这件事，我试过……她会歇斯底里的！


  
他想结束谈话，但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


  
……如果这些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或者听到的，我绝不会相信，但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的……就像一个蹩脚的侦探故事里的情节：和伊万.Д的会面。需要写出伊万姓什么吗？为什么？他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孩子们？有谚语说：儿子不能为老子负责任……对啊，那时的孩子们，现在也都是老人了。何况孙子和曾孙？我不说孙子，就说曾孙吧。他们连谁是列宁都不知道，列宁爷爷被遗忘了。但他已经有了纪念碑（停顿），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说会面……那时我刚刚得到中尉军衔，准备结婚……要娶伊万的孙女。我们已经买了结婚戒指和婚纱，我们就叫她安娜吧……很美的名字，对吗？（又点了一根香烟）她是宝贝孙女，家里人开玩笑地叫她是“宝贝疙瘩”，这是爷爷的发明，就是说她非常非常可爱。她很像爷爷，外表更是像极了。我来自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全部生活都靠工资，而他们家里有水晶吊灯、中国陶瓷、地毯、全新日古利轿车，全都非常别致！只有一台旧“伏尔加”轿车，老头还不想卖掉。当时我已经在他们家里住了，每天早晨用白银茶具在餐厅喝茶。那是一个大家族，岳父岳母，女儿女婿……岳父是个教授。只要老人不对他生气，他总是说同一套话：“是的，我知道这些人……他们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嗯，都是些细节，但我当时听不懂……听不明白！后来我才想起来……那以后……少先队员们来访问他，把他的回忆记录下来，把他的照片带去博物馆。我在他家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在家休养。他以前常去学校演讲，给优秀学生系红领巾。他是个受人尊重的老战士，每个节日都会收到很多很多贺卡，每个月都有额外的食品配额。有一次，我跟着他去领食品。在一个地下室里，我们得到了长腊肠、腌黄瓜、保加利亚西红柿、进口鱼罐头、匈牙利火腿罐头、青豆还有一罐鱼肝油……在那时候，这些都是稀罕物！特权待遇！他马上接受了我：“我很喜欢军装，鄙视夹克衫。”他向我展示昂贵的猎枪：“以后都留给你了。”整个公寓的墙壁都被巨大的鹿角占满，那是他的狩猎战利品。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猎人，十年前他领导着这座城市的狩猎与钓鱼者协会。还有什么？关于战争，他谈了很多……“在战斗中向遥远的目标射击，这只是在做一件事，因为所有人都在射击……但如果是拉出一个人枪毙，就不同了。人就站在三米开外……”他总是说出这样一些故事，和他在一起不会闷。我喜欢这个老人。


  
我办婚礼度婚假是在仲夏时节。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里，那种老式别墅……不是公家别墅，大概400平方米吧，我不记得到底有多大，后面有一片老松林。别墅是上级奖励给高级官员的，表彰他们的功勋，也分给学者和作家。我早上起来，老人已经在花园里了：“我的灵魂还是农民。我从特维尔到莫斯科是穿着草鞋进城的。”到了晚上，他常常独自坐在阳台吸烟。他对我没有隐瞒秘密：肺癌手术无效，医院已经宣告他即将死亡。但他一直戒不掉烟。他是带着《圣经》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我一生都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临死前我皈依了上帝。”那本《圣经》，是在医院里照顾重病号的修女送给他的，他要用放大镜读。午饭前他看报纸，午觉后读军事回忆录。他收集了整整一房间的回忆录，就像图书馆：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等。他本人也很喜欢回忆，我好像看到了活着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切柳斯金们。他总是老生常谈：“人们都爱斯大林，都想庆祝5月9日。”我和他争论说，开始改革了，俄罗斯民主的春天要来了……我真是很幼稚！有一次，家里其他人都进城了，只留下我和他两个人。两个男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与伏特加为伴。“我才不理会医生呢！我已经活过来了。”“给您倒酒？”“倒点儿吧。”闲聊起来……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没有马上想到这里需要一个牧师。一个人想到了死……但不是马上……首先还是那几年常常听到的谈话：社会主义、斯大林、布哈林、斯大林向全党隐瞒列宁的政治遗嘱……所有的都是四处听到或者报纸上看到的。我们俩喝多了，喝得很痛快！他喋喋不休说着：“你这小年轻！小菜鸟……你听我说！不能给我们的人自由！绝对不成！我明白！”他骂起娘来。如果不说粗口，一个俄罗斯人就不能说服另一位俄罗斯人。于是我也骂出来。“你注意……”我，当然……我很震惊！他劲头更足了：“要给这些闹事的人戴上手铐，让他们拿着镐头伐木去。我们需要恐惧。没有恐惧，我们就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刻。”（长时间的沉默）我们都以为，怪物必须有角和蹄，可是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生了病，不断揩鼻涕，还在喝伏特加……我当时就想……我是第一次这么想……永远都是受害者留下来做证，而刽子手们保持沉默。但他们正在垮台，落入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他们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他们就这样毫无踪迹地消失了，关于他们，我们什么都不会知道。


  
在九十年代……那时候刽子手们还活着，他们很害怕……报纸上披露了一个调查员的名字，他拷问过瓦维洛夫院士[13]。我还记得，那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赫瓦特。报纸还公布了其他几个名字，于是他们惊慌失措，打开档案，偷走了“机密”文件，消灭了罪责。这下有些人忙乱了。虽然没有人继续追踪，也没有专门统计数字，但全国范围内有几十个人自杀了。我们将他们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帝国的崩溃，归结为贫困，但是有人告诉我，自杀者都是相当富裕、声名显赫的老人。没有明显的自杀理由，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在有关部门工作过。当有人良心发现的时候，当有人恐怕家人知道的时候，都会非常害怕，会出现恐慌的极点。他们不会不明白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身边形成了真空……对于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说，这都是永恒的情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在《真理报》还是在《星火》杂志上——我记不清了，刊发了一位监狱看守的信。这家伙就不害怕！他写到，在西伯利亚服役的时候，他疾病缠身，但他不惜个人健康，十五年时间看守“人民公敌”。他写到这项工作如何艰苦，夏天被蚊子折磨，冬天被严寒摧残。我记得他还写到上级发外套给体弱的士兵，而大领导就有羊皮大衣和毡靴穿。他还说，现在没有被消灭的敌人又抬头了……反革命很嚣张！这封信写得气势汹汹……（停顿）但马上就有以前的犯人回应他，他们不再害怕，不再沉默了。他们写到在劳改营里的犯人怎么样被脱光衣服绑在树上，让蚊虫慢慢把他们吃掉，直到只剩下一副骨头。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没能完成日常工作的犯人身上怎样被浇上水，就像几十个冰雕立在那里，直到春天……（停顿）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被审判过！没有任何人！刽子手们拿着丰厚的退休金颐养天年……我说什么好？不需要呼吁人们去忏悔，不要主观臆想什么“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其实没有人愿意忏悔，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我自己就常去教堂，但是要忏悔的时候，我就犹豫了，对我来说这很艰难。真相是，人类仅仅会可怜自己，但不会可怜别人。就是这样……老人跑到阳台上，大吼起来，我的头发都吓得竖了起来！听了他的话，我毛骨悚然！关于那段历史，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事，我读过沙拉莫夫……而在这里，桌子上摆着一盒糖果和一束鲜花，绝对平和的环境。但是这就是对比，让反差更加强烈。有恐惧，也有好奇，说实话好奇多于恐惧。我们总是想，想去看看万人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安置的。


  
“当我被招进内务部工作时，非常自豪。用第一份工资给自己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这份工作像什么呢？可以把它比作战争。可要真是在战争中，我倒是会放松了。你向德国人开枪，他们只用德语哭喊。可是这些人呢，他们用俄语哭喊，就像自己的亲人……向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开枪就容易些，可是这些人，他们说的是俄语：‘你们都是木头啊！都是白痴啊！快把我们了结了吧！’他妈的……我们全身都是血，只能把自己的手掌在头发上抹几下……有时会发给我们皮围裙……工作就是这样的。服役嘛。你太年轻了……改革！什么改革啊！你相信那些吹牛家，听他们瞎喊：自由！自由！在广场上来回奔跑，斧头还搁在那儿呢，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我都记住了！妈的！我是一个军人！上级对我下令，我就前进，我就射击。他们对你下令，你也得去。必须去！我杀死敌人，消灭害虫！这是有文件的，判决书上写着“捍卫社会安全的最高手段”，这是国家级的判决，这是工作——不要去管上帝了！有的人没有被直接打死，倒下去像猪一样惨叫，吐血……最难受的是向微笑的人开枪，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鄙视你。双方都号叫咒骂。这样的工作是无法忍受的，我做不到……我一直想喝水！喝水！至于狂饮之后……他妈的！下班时，他们给我们带来两个桶：一桶伏特加和一桶花露水。伏特加都是下班后发，而不是在工作前。我在哪儿读到过来着？是的，反正现在一切都被写出来了，写得很多……人们在上半身抹上很多花露水。刺鼻的血腥味有种特殊的气味，有点儿像精液……我有一条牧羊犬，下班后连它都从来不想靠近我。妈的！……你怎么不说话？你还太嫩，没上过阵……听我说！虽然很少……但是我遇到过一个士兵，他就是不喜欢杀人，就把他从行刑队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人。有很多像我一样农村出来的兵，比城里人更厉害，承受力更强，更容易习惯于面对死亡：有人经常在家杀猪，有人经常射杀野猪，至于杀鸡，是人人都会的。对于死亡，必须习惯于看到它……头几天就是带他们去看，行刑或者押送犯人时，战士们只是在场。有时候他们也会失去理智，忍受不住。这也是个精细活……杀只兔子也需要熟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妈的！……你让人跪下，用左轮手枪几乎贴着他的左后脑勺开枪，射进左耳……快下班前，手臂垂下来，就像挂起来的鞭子，特别是执行的那个手指。如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也有工作计划，就像在工厂一样。起初士兵们不适应计划，生理上不适应，于是就叫医生会诊，后来还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每星期给所有士兵按摩两次，按摩右手和食指。按摩食指是必须的，这是开枪时最用力的部位。我因为用右手开枪，所以留下了右耳耳聋的后遗症……”


  
“……因为‘完成党和政府的特殊任务’和‘忠诚于列宁和斯大林党的事业’，我们还被授予了证书。我把这些证书夹在特殊的纸张中，收藏在一个衣柜里。一年一次，上边都送我和家人去很好的疗养院。那里有特殊的食品，有很多肉……还有身体治疗……我妻子不知道我的工作内容什么，只知道是保密工作，责任重大的工作。这就是一切。我是为了爱情结婚的。”


  
“……战争中要节约弹药，如果是在海边……我们把人塞满一条驳船，像鲱鱼桶一样。舱底没有哭喊，只有我们野蛮的咆哮：‘我们骄傲的瓦良格[14]绝不向敌人屈服/对任何人都不怜悯……’我们用金属线把每个人的双手绑在一起，脚上压上石头。如果天气好，风平浪静，就能够看到舰船慢慢沉到海底……你看到了什么？黄口小儿！你能看到什么？！妈的！……倒酒吧！工作就是这样，这是职责……我告诉你，你要明白：苏维埃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要捍卫她，保卫她！我们晚上返回时，船舱空空的，死一般的寂静。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要上岸！而且我们在那里……哟……多年来我在床下都准备了一个木箱子，里面有换洗内衣、牙刷和剃须刀。枕头下有一把手枪，时刻准备朝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论士兵还是元帅，都是平等的。”


  
“……战争开始了，我马上请求上前线。在战斗中死去并不像在这里这么可怕。你知道，那是为了祖国牺牲。一切都简单明了。我解放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妈的！……我在柏林结束了战斗征程。我有两枚勋章。胜利了！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胜利之后我被逮捕了。特工早就准备好了名单……契卡的人只给我两条路——要么死在敌人手中，要么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手中。判了我七年。我整整蹲了七年牢。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集中营，在六点钟惊醒。为什么坐牢，没有人对我说。为了什么？！他妈的……”


  
他神经质地揉搓着一个空香烟盒。


  
也许我撒了谎。没有……我没有撒谎，那不一样……我想我不是撒谎……早上我找了个理由，编造了一些事情，就离开了。是逃跑了！这婚礼搞得一团糟。是啊……这叫什么婚礼啊？我已经不能再回到那个家了。不能了！我逃回了部队。新婚妻子……她无法理解，不断给我写信……她很痛苦，我也是一样……但我现在不是说这个，不是说爱情……这是另外的故事。我想弄明白……您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对吗？不管怎样，杀人——这是一种兴趣，尽管他们不能说出来，杀人者当然不可能是普通人。他被吸引……他好奇，他邪恶得如痴如醉……几百本书都描写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家庭，他们最喜欢的女人，他们喜欢的酒和香烟……我们对每一个小细节都感兴趣，都想弄明白……帖木儿、成吉思汗，他们都是怎样的人？而几百万和他们相同的小人物，同样也干了可怕的事情。但只有极少数是疯子，其他都是正常人：他们与女人亲吻，他们下国际象棋，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买玩具……每个人都以为这不是我，不是我把他吊在拷问架子上，把他的脑浆打得溅到天花板上；不是我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这都不是我干的，而是一个体系干的，是斯大林本人干的……甚至他会说，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党的决定……他们这样教训儿子：你以为斯大林就是我。不！斯大林是他！他指着墙上自己的肖像。不是指自己，而是指自己的肖像！死亡机器不间断地工作了几十年……它的逻辑是独一无二的：受害者就是刽子手，而刽子手最终也是受害者。好像这不是人类发明的，一切只是完全产生于自然界当中。齿轮在旋转，但是没有人有罪过。没有！每个人都很可怜，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在链条的末端是所有人！就是这样！那时候，我还因为年轻而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今天不会再追问到底了……但我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害怕了……当我了解了所有人之后，我对自己害怕了。我害怕，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是个弱者。我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或者黄的，我是各种颜色的……在苏联学校里我们学到的是，人类原本都是好人，都很漂亮，我的母亲至今仍然相信是可怕的现实让人类变得可怕了，而人类本质上都是好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善恶之间摇摆着。或许你就会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或许你会……选择吧！选择吧！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忘记……（他大声喊道）我看电视，听收音机，富人和穷人再次出现了。有人疯狂购买鱼子酱，购买岛屿和飞机，另一些人连白面包都没的吃。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斯大林仍然被称为伟人，主人的斧头还搁在那儿呢，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你就记住我的话吧。你问……（我也在问）人类是否很快就会终结，是不是已经折腾够了？我可以回答你：椅子腿插入肛门或锥子刺入阴囊——那不是对人。哈哈，那不是对人……只是垃圾！哈哈……


  
（已经要道别了）好，我已经讲了整个故事……成千上万的真相已经曝光。过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数的血肉模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伟大的时代。在厨房里，我们每天都在作战。但很快年轻人就长大了……他们是狼崽子，就像斯大林说的，他们很快就长大了……


  
再次告别，但他随即又开始说话。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业余摄影师拍的照片，如果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会以为就是些普通军人的照片——但那是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军官和士兵。照片里有很多女孩，这是在晚会和郊游时拍摄的。照片里的人们年轻、快乐（停顿），这是博物馆里保存的由我们的安全人员拍摄的照片吗？要是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那些美丽的充满人情的面孔，都是现场拍摄的……我们长期被教导说，这样的面孔是圣洁的……


  
我真想离开这个国家，或至少让孩子走出这里。我们都将离开。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我记得……


  
几天后，他打来电话，不允许刊出他的采访文字。为什么呢？他拒绝解释。后来我得知他举家移民加拿大了。我再次找到他，已经是十年之后，而他同意出版这次采访了。他说：“我很高兴及时离开了。那段时间，到处都喜欢俄罗斯人，而现在又害怕了。难道您不害怕吗？”


  
    
[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在劳改营里一天的经历，1962年经赫鲁晓夫批准发表于《新世界》杂志，引起强烈反响。——编者注

  

  
    
[2] 卓娅·阿纳托利耶芙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1923—1941），苏德战争中苏联游击队员，执行任务时被捕，遭到德军审讯后杀害，被追认为苏联英雄。其事迹被写成传记、改编为电影，有村庄、街道、山峰、小行星以其命名。——编者注

  

  
    
[3] 保尔·柯察金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角，是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受访者描述当时的报纸对以上人物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弥漫的历史虚无主义风气。——编者注

  

  
    
[4] 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1924—1943），1943年2月在争夺切尔努什卡村的战斗中，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从而使苏军攻克碉堡，赢得胜利，被追认为苏联英雄。在朝鲜战争中，黄继光即被誉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编者注

  

  
    
[5] 波兰语，意为非常感谢。——译者注

  

  
    
[6] 波兰语，意为彼此彼此。——译者注

  

  
    
[7]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分别为苏联主要的钢铁和煤炭工业中心。——编者注

  

  
    
[8] 谢蒙·切柳斯金（1700—1764），俄罗斯极地探险家，海军军官。瓦列里·帕夫洛维奇·契卡洛夫（1904—1938），苏联空军飞机测试驾驶员，苏联英雄。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和飞行员，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1907—1966），苏联火箭工程师，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者。——编者注

  

  
    
[9]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俄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决斗》《摩洛》《阿列霞》《石榴石手镯》等，一战中曾参军作战。——编者注

  

  
    
[10] 维克多·崔（1962—1990），苏联摇滚乐的先锋，朝鲜族，“电影”乐队主唱，1990年死于车祸。——编者注

  

  
    
[11]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苏联作家，作品有《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长期被禁止出版。——编者注

  

  
    
[12] 阿兰·楚马克（1935— ），苏联、俄罗斯电视人，自称心理治疗师。阿纳托利·卡什皮洛夫斯基（1939— ），苏联、俄罗斯著名心理医生。——译者注

  

  
    
[1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3），苏联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特罗菲姆·李森科反对基因遗传学说并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对批评其观点的瓦维洛夫等生物学家进行迫害，1943年8月瓦维洛夫被秘密逮捕，后因营养不良而卒于狱中。——编者注

  

  
    
[14] “瓦良格号”是沙俄时期服役的巡洋舰，在1904年日俄战争仁川海战中自沉。——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2002—2012）


  关于过去

  
——叶利钦的九十年代，我们对当时还有哪些记忆？那是快乐的时光……那是疯狂的十年、恐怖的岁月，那是遐想民主的十年，又是灾难的十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自我膨胀的时代，是充满着罪恶和卑鄙的岁月，也是格调鲜明的时代、野心勃勃的时代、暴风骤雨的时代，这就是我所处的时代……但是不属于我！


  
我们白白挥霍了九十年代！机会稍纵即逝，难以重复！要知道1991年有过很好的开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与我一起站在白宫外面的面孔。我们赢了，我们是强大的。我们想活下去。我们享有自由。可是现在，现在我想法不同了……那时候的我们幼稚得令人厌恶！我们勇敢、诚实、天真，以为香肠会从自由中产生出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有责任。叶利钦当然负有责任，但我们也有……


  
——我认为这一切都开始于10月。1993年10月，所谓“血腥十月”“黑色十月”，还有人称之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二版”……一半的俄罗斯冲上前去；另一半俄罗斯退回去，回到灰色的苏联社会主义，回到该死的苏联分子。苏维埃政权并没有投降，“红色”议会拒绝服从总统——我当时就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的女邻居从特维尔赶回来了，我和妻子曾不止一次资助她，在她装修公寓的时候送给了她所有家具。可就在那个早上，当一切都开始时，她看到我做出了拥护叶利钦的手势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对她说“早上好”，便幸灾乐祸地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很快就要完蛋了。”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会这样，她为什么会恨我呢？形势仿佛回到了1991年……通过电视，我看到白宫在燃烧，坦克在开炮，曳光弹在天空穿梭，“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在轰鸣……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马卡绍夫将军大喊：“没有市长了，没有绅士了，也没有流氓了！”仇恨，到处都弥漫着仇恨……充满内战的气息。流血。鲁茨科伊将军[1]在白宫公开号召开战：“飞行员们！兄弟们！开起飞机吧！轰炸克里姆林宫！那里是一帮匪徒！”不知怎的，这个城市瞬间到处都是军事装备，到处都是身着迷彩军装的人们。这时候叶戈尔·盖达尔向“莫斯科人，热爱民主和自由的所有俄罗斯人”发出了呼吁……一切都和1991年一样……我们到广场去了，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我还记得自己和所有人一起奔向那里，还绊了一跤，跌在一幅“为了没有资产阶级的俄罗斯！”的海报上。我立刻想象到，如果马卡绍夫将军胜利了，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我看见一个受伤的年轻小伙子，已经无法走路，我去扶他。“你支持谁？”他问我，“叶利钦还是马卡绍夫？”他是支持马卡绍夫的，就是说他是敌人。“那就去你的吧！”我骂了他一句。还有什么好说的？很快，我们再次分裂成“白军”与“红军”。急救车旁边躺着数十个受伤者，各派人都有，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靴子都破了……他们都是普通百姓，都是贫困的百姓。我又听到有人问：“你救的是谁，是我们的人吗？”大家把“不是我们的”人扔在最后面，任由他们躺在人行道上鲜血直流……“您说什么？疯了吧！”“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两天内人们遭遇到的事情……气氛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站在我身边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不太像那些两年前与我一起在白宫的人了。他们手上拿着电棍，还有自动步枪，那是从卡车上领到的……战争！事态非常严重。电话亭旁边死者成堆，旁边是掉落的破旧鞋子，而白宫不远处的一间咖啡厅却仍然在营业，与平时别无二致。大家在喝啤酒，站在阳台上看热闹，如同看戏一般。这里就是这样……我亲眼看到两个男人抱着电视机从白宫出来，夹克口袋里还揣着电话……有人开心地从高处向掠夺者开枪，大概是狙击枪手。或者是朝人开枪，或者是朝电视机开枪……在大街上随时都能听到枪声……（短暂的停顿）当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回到家里，才知道我们邻居的儿子被枪杀了。这孩子才二十岁。当时他站在街垒另一面……事实就是：当我们还在厨房里和他们争论时，另一边已经在开枪了……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因为身处人群中……人群是个怪物，当你熟悉的人身处人群中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平常与你坐在厨房里聊天的那个人了。我喝了伏特加，喝了茶。我哪儿也不会去，也不会让孩子们去……（沉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是在保卫自由，还是在参与军事政变？现在我仍然有疑问……数以百计的人死亡，但是除了亲人以外，没有人记得他们……“为了建立在血泊中的痛苦……”（沉默）如果马卡绍夫将军胜利呢？会流更多血吗？俄罗斯会崩溃吗？我没有答案，一直到1993年，我都相信叶利钦……


  
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小，如今他们早已长大成人，有一个都结婚了。有好几次，我想试着……是的……试着告诉他们1991年和1993年发生的一切……但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从他们空洞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只有一个问题：“爸爸，你怎么没有在九十年代发大财，那时候发财不是很容易吗？”在他们眼里，那时候只有残疾和蠢货才会没有发财。低能的前辈，厨房里的不举……我们当时只顾着去参加集会，去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但聪明人已经在搞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了……


  
——俄罗斯人是很容易着迷的人。曾几何时，他们曾经迷恋共产主义理想，激情澎湃，以宗教般的狂热在生活中体现理想，后来他们疲倦至极，大失所望了。于是他们又决定放弃旧世界，抖落自己脚上的灰尘。这就是俄罗斯性格：落得一场空之后再重新开始，以为又有了新理想，我们又被麻醉了。前进！走向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很快就会生活得像西方人一样好！玫瑰色的梦……


  
——生活是变得更好了。


  
——可是某些人的生活好了几千倍。


  
——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尽量不去做苏联分子。但是我的感觉很糟糕。我现在是一个私人企业家，但我恨这份工作。我不同意以“私有化”手段去瓜分人民的低脂蛋糕——苏联，我不喜欢有钱人。他们在电视上吹嘘自己的宫殿、酒窖，他们在装满牛奶的黄金浴缸里洗澡……干吗要向我展示这些？我不能和他们一起生活。这是耻辱，丢人。我是改不了了，我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太久了。如今，生活确实变得好些了，但更让人恶心。


  
——我很惊讶还有这么多苏维埃政权的受害者。


  
——和苏联分子们有什么可讨论的？只要等到他们一批一批死去，然后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就行了。


  
——冷静一下，同志。您知道，比起二十年前，现在很多人更频繁地说到苏联。我最近去了斯大林的坟墓，那里鲜花堆成了山，到处都是红色康乃馨。


  
——鬼才知道他们杀了多少人。但我们终归有过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不喜欢俄罗斯现在的样子，就是不喜欢。但我也不喜欢苏联分子，不希望回到过去。很遗憾，我记不得任何好事情了。


  
——我想回到过去。我不需要苏联香肠，我需要一个可以做正常人的国家。以前我们都说“普通人”，而现在改成了“平民”。你能感受到其中的区别吗？


  
——我生长在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庭，在持不同政见的厨房里听大人们说话……我的父母和萨哈罗夫很熟，传播地下出版物。我和他们一起读过格罗斯曼、金兹堡、多甫拉托夫[2]，听欧洲自由电台。所以，当1991年到来时，我当然站在白宫前的人链中，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不再回到共产主义。我的朋友里没有共产党员，我们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等同恐怖主义，等同于劳改营和囚笼。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死了，永远死了。但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走进儿子的房间，看见他桌子上放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书架上是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马克思主义回来了？这是噩梦吗？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儿子在上大学，他有很多朋友。从他们在厨房喝茶时的谈话中，我听到了有关《共产党宣言》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又合法了，又流行起来了。孩子们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和列宁画像的T恤。（绝望）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是徒劳。


  
——给您说个政治笑话放松一下……说说革命。话说在教堂的一角，有几个红军喝醉了到处晃悠；另一个角落，他们的马一边嚼着燕麦一边排尿。教堂的执事跑到神父那儿问：“神父，他们在神殿里做什么啊？”神父回答：“不用怕，他们过一段就会逝去。可怕的是，他们还有孙子们会长大。”现在，他们长大了……


  
——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回到社会主义，但是只有回到东正教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不能没有基督。俄罗斯人的幸福从来就与金钱无关。这就是“俄罗斯梦”和“美国梦”的不同之处。


  
——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君主制。俄罗斯需要一个能力强大、处事公平的沙皇。第一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是俄国皇室的家长，玛利亚·弗拉基米洛夫娜女大公[3]，紧接着是她的后裔。


  
——别列佐夫斯基建议把哈里王子列为国王候选人……


  
——君主制，疯了！腐朽的制度！


  
——面对罪恶，没有信仰的心灵就十分脆弱，摇摆不定。俄罗斯人民的新生，在于寻找上帝的真理。


  
——我喜欢改革，但只是在它开始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们，一位克格勃中校将成为我们的总统的话……


  
——我们还没有为自由做好准备……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词语中渗透了鲜血——海洋一般。


  
——民主？！在俄罗斯这就是一个笑话。普京式的民主，这是俄罗斯最短的笑话。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很开放。我们发现，斯大林成了我们心中的秘密英雄。几十种书和电影都在讲斯大林的故事。人们都在阅读，在讨论。有一半人憧憬斯大林时代……如果有一半人幻想斯大林，那么他就一定会出现，毫无疑问，他也会把地狱里的恶鬼——贝利亚、叶若夫那些人都请回来。关于贝利亚，已经有人说他是一个天才的管理者，希望给他平反，因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独立制造出了原子弹。


  
——打倒克格勃！


  
——下一个是谁？新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新的斯大林？或者法西斯又要来了？“胜利万岁！”（纳粹口号）但是俄罗斯已经在复兴。这是关键而危险的时刻，因为俄罗斯不能长期受辱。


  关于现在

  
——普京的人马默默无闻……他们都是什么人？肥胖、阴沉、残酷、契卡、迷人、稳定、强权、正统……


  
——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作为一个帝国存在于世。我们不只是一个大国，我们还有特殊的俄罗斯文明，有自己的道路。


  
——西方就是在今天也害怕俄罗斯……


  
——我们的自然资源，所有人都需要，尤其是欧洲。打开百科全书看看：我们的石油储量世界排名第七，燃气储量在欧洲排首位。矿产中最多的是铁矿石、原料铀、锡、铜、镍、钴，还有钻石……我们也有丰富的黄金、白银、铂金储量。我们拥有整个元素周期表。一个法国人对我说：为什么这一切都要属于你们？土地是天下人的啊！


  
——反正我是个帝国主义者。没错，我想生活在帝国。普京就是我的总统！如今我都不好意思被人叫作自由主义者，就像不久前羞于被称为共产主义者，要是说出来，啤酒铺边上的男人们会直接上来扇你嘴巴。


  
——我讨厌叶利钦！我们曾经很相信他，结果他带着我们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我们没有进入民主天堂，反倒跌入比以前还可怕的境地。


  
——事情不在于叶利钦也不在于普京，而在于我们都是奴隶。灵魂中充满奴性！血液中流淌着奴性！看看那些“新俄罗斯人”：从宾利车里走出来，口袋里满满都是钱，他们也还是奴隶。他们头顶上坐着个主人：“都给我去马厩！”每个人都会去。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有十亿元吗？”波伦斯基先生问，“没有？！那你下地狱吧！”我要把那些寡头送到地狱去。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酒鬼，母亲在幼儿园工作挣点儿小钱。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屎尿粪便。我参加不同的政党集会。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我听他们说。相信时机会来到的，那时候一定有人会把步枪交给我，我会接受它。


  
——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它不会在莫斯科传播。毕竟，莫斯科的气候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俄罗斯人是不理性的，不唯利是图的，他们可以把最后一件衬衫给别人，但有时也会偷东西；与活动家相比，他们是消极者，更容易因为小事情而满足；他们不喜欢囤积居奇，也觉得积累很无聊；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但是俄罗斯人不想简单地生活，而想要为了某种意义而生活。俄罗斯人希望加入伟大的事业。在我们这里，比起诚实和成功，你更能发现神圣的东西。读读俄罗斯经典吧……


  
——为什么俄罗斯人出国后，常常可以很好地融入资本主义生活，但在国内，每个人又都喜欢谈论“主权民主”[4]，谈论俄罗斯的特殊文明，谈论“在俄罗斯人身上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


  
——我们搞的不是正规的资本主义……


  
——放弃对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希望吧。


  
——俄罗斯好像有资本主义，但是没有资本家，没有新的杰米多夫和莫罗佐夫[5]。俄罗斯寡头不是什么资本家，只是小偷。什么人能够从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变成资本家？我不可怜霍多尔科夫斯基[6]。就让他坐监狱吧。遗憾的只是他一个人进去了。还有别人，也该为我们在九十年代的经历负责。那是刻骨的剥削，人们纷纷失业。那些资本主义革命家——铁腕的“小熊维尼”盖达尔、红发丘拜斯……他们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在活人身上做实验……


  
——我去村里看望母亲。邻居说有人趁夜放火烧了集体农庄的居住区。人得救了，牲畜烧死了。村里人还为此喝酒庆祝了两天。你说资本主义……我们都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的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向我保证阳光可以洒在每个人身上。但今天人们却是另一种说法：必须根据达尔文的原则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富有。富有属于强人，但我属于弱势群体，我不是斗士……我习惯三点一线的生活：学校，研究院，家庭。我和丈夫攒钱打算买一个合作公寓，还打算买公寓之后买汽车……结果我们的蓝图被破坏了。我们被丢进了资本主义生活……我被培养成一名工程师，以前在一家设计院工作，也有人称其为“妇女学院”，因为那里几乎只有女性。我们整天坐在那里折纸，我喜欢那种整洁。我宁愿就那样过一辈子，但突然就中断了……男人基本上都被打发走了，只留下单身母亲，还有一两年就退休的人，在挂出的公告里，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怎么活下去？对此，我一片茫然。我还没有学会按达尔文理论生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在擅长的领域里找到工作。我是会深陷于一种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位置和人生价值在哪里。直到现在，我还想和以前同部门的女孩们待在一起，我很喜欢她们，工作之余，我们会亲密地聊天，喋喋不休。我们的办公室在二层，一层是宿舍。我们每天在一起喝三次茶，每个人聊自己的事情。我们在一起庆祝节日，庆祝生日……而现在……我去就业办公室找工作，但没有结果。那里需要的都是油漆工、泥水工……以前一起读书的朋友在商人家里当女仆，打扫房间、帮忙打理宠物狗。最初，她会为此流下屈辱的眼泪，但现在习惯了。而我不行。


  
——请投票给俄罗斯共产党，形势严峻。


  
——我觉得斯大林主义是任何正常人都无法理解的。一百年来，它让俄罗斯输得血本无归，而他们说：光荣属于苏联这个吃人怪物！


  
——俄罗斯共产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他们已经承认了与共产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私有财产。我可以像马克思谈自己的信徒那样谈论今天的俄共：“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海涅的话说更到位：“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没有替代方案。


  
——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大门口悬挂着一则布尔什维克口号：“以铁腕推动人类走向幸福。”这是人类救赎的良方之一。


  
——我没有走上大街做任何事情的欲望，我希望可以什么都不做。不行善，也不作恶。今天的善，明天就会是恶。


  
——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主义者。


  
——我爱我的祖国，但不会生活在这里。我不能在这里得到我想要的幸福。


  
——也许我是个傻瓜……但是我不想离开，我不能离开。


  
——我不会离开。在俄罗斯的生活更有乐趣，这在欧洲是体会不到的。


  
——最好还是从遥远的地方爱我们的祖国……


  
——今天我们以身为俄罗斯人为耻……


  
——我们的父母生活在胜利者的国度，而我们生活在一个输掉冷战的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


  
——我不想责备任何人……我在这里有生意做。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在俄罗斯正常生活是可以的，但不要进入政界。所有这些示威活动，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同性恋等等，都与我无关……


  
——大家都在谈论革命……卢布已经被做空，富人都逃走了，资本流向国外。在他们紧闭的豪宅门上，贴满了广告：“物业出售……”大家都感觉到民众的情绪，但没有人自愿放弃利益。最后可能由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发言……


  
——有些人大喊：“俄罗斯支持普京！”而另一些人则大喊：“俄罗斯不要普京！”当石油价格大跌甚至无人问津时，会发生什么？


  
——2012年5月7日，电视上：一列庄严的车队，行驶在空空荡荡的城区，载着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进行宣誓就职。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典型的清场。数以千计的警察、士兵和防暴警察在地铁口值班，防止莫斯科出现交通堵塞。把莫斯科变得如死城一般。


  
沙皇是不现实的！


  关于未来

  
一百二十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书中他写了永恒的“俄国小伙子”，他们“讨论的不是别的，而是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有关于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等等；结果还是一码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革命的幽灵再次走进俄罗斯。2011年12月10日，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举行十万人集会。从那时起抗议活动就没有停止。今天的俄国小伙子在争论什么？这一次他们会选择什么？


  
——我上街参加集会，这些集会足以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天真轻信。“要正确地选择，浑蛋！”博洛特纳亚广场第一次聚集了十万人，谁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我们忍耐，再忍耐，但到处都是谎言，到处都是无法无天的违法乱纪，我们受够了！每个人都期待从新闻或者网络上看到消息。人人都在谈论政治，当反对派已成为一种时尚。但我害怕……我担心我们全都是在瞎扯……我们在广场聚集一下，乱喊乱叫一通，就返回到自己的电脑前登入互联网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我们怎样光荣地退却！”我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去参加一系列集会，绘制海报，分发传单，然后散去……


  
——过去我曾经远离政治。工作和家庭都让我满足，我觉得上街是没用的。我对一些所谓的小事更感兴趣：我曾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那是一个夏天，莫斯科附近的森林发生了火灾，我们常带食物和其他东西去探望受灾者。那是一段特别的经历……我的母亲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很显然，她又想起了以前受过的欺骗，以及与克格勃打交道的历史，这些她都讲给我听过。我们一起参加过第一次集会。妈妈已经七十五岁。她是一名演员。我们每次去都买花。人们是不会向抱着鲜花的人开枪的！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苏联了。如果我不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出去抗议，而不是睡觉之前在厨房里讨论。


  
——我害怕革命……我知道俄罗斯一定会发生暴动，毫无意义但冷酷无情的暴动。可是我坐在家里也感到很惭愧。我不需要所谓的“新苏联”“重生的苏联”“真正的苏联”。我不接受这样的做法：两个人坐下来商议一下，就做出了决定：今天由他当总统，明天我来当总统。由他们左右人们。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在集会中，我看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人：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六零后和七零后，有许多大学生，不久前他们还对此毫不在意，迷恋于电脑游戏，他们开始流向我们……还有穿着水貂大衣的女人，乘着奔驰车参加集会的时髦家伙，不久前他们还热衷于金钱、物质，热衷于舒适的生活，但事实证明这些远远不够，对他们远远不够了，对我也一样。现在人们不再挨饿，已经有充足的食物。那些精彩的标语海报都是民间创作：“普京，快自己走吧！”“我没有投票给这些浑蛋，我的票投给了其他浑蛋！”有一张海报我很喜欢：“你们并不代表我们。”我们并不打算强攻克里姆林宫，我们只想表明我们是谁。我们离开时齐声高喊：“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是个苏联人，我害怕一切。倒退十年我怎么都不会走进广场。而现在，任何集会我都不会错过。我去过萨哈罗夫大道和新阿尔巴特街，也去过白宫环路。我在学习自由。我不希望自己死去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样子——苏联人的样子。我要用水桶把自己的苏联习性倒出去……


  
——我上街参加集会，是因为我的丈夫去了……


  
——我不年轻了。我想在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生活。


  
——如今只有犹太人、保安人员和同性恋者得势……


  
——我是个左派。我一贯相信，以和平方式无法达到任何目的。我渴望流血！不流血我们就干不了大事。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我就坚持在这里，等着我们进入克里姆林宫那一天。这不是游戏。我们早就应该拿下克里姆林宫，而不是空喊口号。只等着有人下命令，就拿起干草叉和撬棍！我在等待。


  
——我今年十七岁，和朋友们一起来的。我了解普京什么？我知道他擅长柔道，是柔道八段。我认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我不是格瓦拉，我是胆小鬼，但是我没有错过任何集会。我想生活在一个我不为它感到羞愧的国家。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必须站在街垒上。我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的父亲是斯皮塔克大地震救灾志愿者。他早就死了，心脏病。从小到大，陪伴我的就不是爸爸，而是他的照片。去还是不去，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我爸爸当时是自己要求去的，他也可以选择不去……一个女友也想和我一起去博洛特纳亚广场，但是后来她来电话说：“请你多理解吧，我的孩子还小。”我家里有老母亲，我还是要去。虽然她拖住我，但我还是得去……


  
——我希望孩子们为我骄傲……


  
——我需要赢得自尊……


  
——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革命。革命是一项漫长而艰苦的工作。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被镇压，以失败结束。十二年后，1917年，我们粉碎了沙皇政权。我们还将有自己的革命！


  
——我要去参加集会，你呢？


  
——我个人早已厌倦了1991年，还有1993年……我不希望再革命了！首先，“天鹅绒革命”很罕见；其次，我已经有过经历，即使我们赢了，一切也都会像1991年那样，短暂的兴奋很快会结束，又会出现趁火打劫。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阿布拉莫维奇跟着就会来……


  
——我不支持反普京集会。运动主要是在首都，反对派大多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外省都支持普京。我们的生活难道很糟糕吗？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比以前更好吗？如果失去这一切，将是多么可怕！大家都记得自己在九十年代的遭遇。我们不愿意再次打破一切，再次流血。


  
——我不喜欢普京政权。我对“小沙皇”已经厌倦了，我们想更换领导人。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变化，而不是革命。那个时候大家都朝警察扔沥青，我也不喜欢……


  
——国家付出了一切，成了西方的玩偶。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革，会带来什么呢？我们都掉进泥坑里了！我不参加这些集会，我要参加支持普京的集会！支持强大的俄罗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画面已经更迭了好几次。而结果呢？“普京，下台！普京，下台！”还是老调子。我不想去参与这些表演。普京迟早会离开的，但他现在正坐在“君王”的宝座上。你们以前怎么偷来，人家将来也怎么偷去。依旧会留下又脏又乱的门廊，被遗弃的老人，玩世不恭的官员，厚颜无耻的军警……收受贿赂被当成正常现象……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改变，又怎么改变政府？我不相信我们会有任何的民主。我们是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当道的是神父，不是知识分子……


  
——我不喜欢到人群里扎堆，就跟牛群一样……集体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个人能解决。当局极力使得群众高层里没有突出的个人。反对派里既没有萨哈罗夫也没有叶利钦。“雪花革命”不能诞生英雄。计划是什么？怎么执行？游行，呐喊……就连那个涅姆佐夫，还有纳瓦尔内[7]，都在推特上写他们要去马尔代夫和泰国度假，写他们如何喜欢巴黎。试想一下吧，如果1917年列宁参加示威活动后又要去意大利或者阿尔卑斯山滑雪……


  
——我不参加集会，我也不去投票。我不抱任何幻想。


  
——其实你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了你们，还有俄罗斯吗？一直到萨哈林岛……俄罗斯不希望任何革命——不管是“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还是“雪花革命”。革命够多了！让祖国安静一些吧！


  
——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不在意……


  
——我不想与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走在一个队伍里，还有民粹分子……你会上街和穿着长袍、举着十字架的三K党一起参加游行吗？这种游行不会有什么伟大的目标。我们梦想有一个不同的俄罗斯。


  
——我不去……我怕被大棒打破脑袋。


  
——我们需要祈祷，而不是集会。是主给我们送来了普京……


  
——我不喜欢窗外的革命旗帜。我主张循序渐进，支持建设性的方案……


  
——我不去……我不会找借口，不参加政治秀。这些集会根本就是一场场廉价的表演。我们应该像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们的，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谎言活着。否则，我们不会前进一毫米，只能在原地绕圈。


  
——我爱我的祖国，就这样。


  
——我把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分开来。我最在意的是家人、朋友和我的生意。解释清楚了吗？


  
——你不是人民的敌人吧，公民？


  
——有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很快就会出现。现在暂时还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有革命的气味了。每个人都在等待：何人？何地？何时？


  
——我刚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好好活着吧！


  
——俄罗斯正在沉睡。别做梦了。


  
    
[1] 亚历山大·鲁茨科伊（1947— ），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叶利钦的早期盟友，“八一九”事件中坚决支持叶利钦。苏联解体后，鲁茨科伊成为休克疗法的坚决反对者，并逐渐与议会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结成联盟，成为叶利钦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在1993年莫斯科十月事件中，叶利钦宣布解散议会，而议会则反过来宣布解除叶利钦总统一职，并任命鲁茨科伊为代总统。最终，议会派在武装冲突中败北，鲁茨科伊也被捕。——译者注

  

  
    
[2] 叶夫根妮娅·金兹堡（1904—1977），苏联记者、作家，曾被关入劳改营十八年，著有劳改营生活回忆录《旋风中央》，长期不得出版。谢尔盖·多甫拉托夫（1941—1990），美籍俄罗斯作家，1978年起侨居美国。著有《我们一家人》《手提箱》等。——编者注

  

  
    
[3] 玛利亚·弗拉基米洛夫娜·罗曼诺娃（1953— ），俄罗斯女大公，俄罗斯末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玄孙女。自称为现任俄罗斯沙皇皇位继承人，罗曼诺夫家族首领。——编者注

  

  
    
[4] 主权民主，最先由统一俄罗斯党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提出，即认为西方模式的民主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有适合自己一套的民主模式。——编者注

  

  
    
[5] 杰米多夫家族和莫罗佐夫家族均为沙俄时期的资本家家族。——编者注

  

  
    
[6]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1963— ），俄罗斯企业家，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金融寡头，曾为俄罗斯首富。2003年被捕，先后被判欺诈、逃税和偷窃罪，但判决遭到西方抨击。后尤科斯公司被收归国有。2013年被特赦。——编者注

  

  
    
[7] 阿列克谢·纳瓦尔内（1976— ），俄罗斯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在博客上揭露俄罗斯大型国企和政府的腐败行为，获得广泛的影响力，2012年被控盗窃罪，2013年被判处五年监禁。——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罗密欧与朱丽叶……玛格丽塔和阿布尔法兹


  
玛格丽塔·K，亚美尼亚难民，四十一岁


  
哦！我不想说这个，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点儿别的……


  
我至今都把双手垫在脑后睡觉，这是当年留下的习惯，那时候很幸福。我太爱生活了！我是亚美尼亚姑娘，但出生和成长在巴库的海边。大海……我的大海！虽然我离开了，但我依然喜欢海，我对这里的人民和一切都感到失望，我只爱大海。我常常梦到它——灰色、黑色和紫色的大海。还有闪电！闪电在波浪上起舞。我喜欢眺望远方，喜欢在傍晚看夕阳西下，黄昏时分的红色天空。石头白天被晒得温热，这时候没入水中，发出咝咝的响声，仿佛有生命一样。我喜欢看海，不分昼夜。晚上有蝙蝠，让我有些害怕。我喜欢蝉的歌唱。满天繁星……哪里的天空都看不到这么多星星了……巴库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没有理由地喜欢！在梦里，我经常在总督花园和纳戈尔诺公园散步……爬上古要塞城墙……到处都可以看到大海、船舶和石油钻塔。我喜欢和妈妈一起去茶馆喝红茶。（流泪）她现今住在美国，经常因为想念我而流泪；而我在莫斯科……


  
在巴库，我们几家人住在一个楼里……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桑树，结的桑葚特别好吃！我们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阿塞拜疆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克拉瓦阿姨、萨拉大妈、阿卜杜拉、鲁本……最漂亮的是席尔瓦，她是国际航线的乘务员，经常飞伊斯坦布尔。她的丈夫艾尔米尔是出租车司机。她是亚美尼亚人，他是阿塞拜疆人，但那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是个问题，我不记得有人说过什么。那时候世界是以另一种形式区分的：好人或坏人，贪婪或善良，邻居或客人。从村庄到城市……我们都是同一国籍，都是苏联人，都说同一种俄语。


  
最美丽的、最受欢迎的假日就是纳乌鲁孜开春节，那一天象征着春天的到来。我们一整年都等着这个节日，连续庆祝七天七夜，家家夜不闭户地狂欢……到处是篝火，篝火在屋顶上和院子里燃烧。整座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人们把芬芳的花枝投入火中，祈求幸福。按照传统，大家都要说：“所有的不幸都归你，所有的快乐都给我。”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别人家里，人人都是贵客，享受牛奶和红茶、肉桂或豆蔻的招待。第七天是节日里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在一起聚餐。大家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拼成一张长条桌，上面放满了格鲁吉亚的包子、亚美尼亚的熏肉和腊肠、俄罗斯的煎饼、鞑靼的馅饼、乌克兰的饺子、阿塞拜疆的烤肉……克拉瓦阿姨带来了她最拿手的鲱鱼烧栗子，萨拉大妈带来了鱼丸。我们大口喝酒，喝亚美尼亚白兰地，还有阿塞拜疆白酒。大家唱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歌曲，还有俄罗斯的《喀秋莎》，“开花的苹果和梨树，雾蒙蒙的河面……”最后上的是甜品：果仁蜜饼、甜桃酥……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了。最好吃的甜品还是妈妈做的。邻居们总是称赞她：“你有一双巧手，克纳里克！点心做得那么香滑可口！”


  
母亲和泽纳布是朋友，泽纳布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叫阿纳尔，我和他在一个班。“把你的女儿嫁给我们阿纳尔，”泽纳布总是这样开玩笑，“让我们做亲家吧。”（她努力克制）我不要哭，不要哭出来……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全家逃跑避难，躲到一些好心人家里，但是泽纳布阿姨，我们的好阿姨泽纳布和她的儿子阿纳尔……却趁夜里搬走了我们家的冰箱、电视、一个燃气灶和全新的南斯拉夫墙板……有一次阿纳尔和他的朋友们遇见我的丈夫，他们还用铁条打他：“你是什么阿塞拜疆人？你是个叛徒！你和亚美尼亚女人生活在一起！她是我们的敌人！”我躲在朋友家，住在阁楼里……朋友的家人每天晚上打开阁楼，我下来吃饭，然后再回到楼上，把门用钉子锤上，用力锤。如果被找出来，就会被杀死！我离开的时候，额头都长出了白发……（完全安静）我劝别人说，不要哭，但一边说我自己的眼泪就落下来了……我在学校里就喜欢阿纳尔，他是个英俊的少年。有一次我们还接吻了……“你好，女王！”他总是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喊着“你好，女王！”


  
我记得那年春天……当然，它一直在我记忆中，但我已经不常记起了……那个春天！我刚刚中学毕业，在中央电信局做电报员。站在窗口前发电报的人中，有的在哭，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有的在笑，因为她马上要举行婚礼了。祝你生日快乐！金婚！电报，电报……我呼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乌斯季库特、阿什哈巴德……我的工作很有乐趣，一点儿都不枯燥。我十八岁了，一直在等待爱情……我想，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爱一次，我认为那才是爱情。爱情来了，你马上就会感觉到。我和他相识的过程很可笑的。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路过门岗，所有人都认识我，所以门卫不会要求我出示通行证，都是说“你好你好”，从来没有问题。那天早上我听到有人说：“请出示你的通行证。”我傻眼了，面前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不放我过去。“您天天都看见我经过的……”“请出示你的通行证。”可是这一天我偏偏忘了带通行证。我在书包里翻腾，但什么证明都没找到。他通知了我的领导，害我挨了批评……所以我对这家伙很生气！讨厌他……后来有一次我上夜班，他和另一个人来喝茶。哇！还带了果酱蛋糕！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蛋糕了，特别好吃，但吃的时候要小心，一口咬下去，中间的果酱可能会挤出来。哈哈！但那天我没有理他，因为他得罪过我。过了几天，下班后他突然来找我：“我买了电影票，一起去看吧？”那是我最喜欢的喜剧电影《米米诺》，瓦赫坦·季卡比泽主演，我至少看了十遍，所有台词都烂熟于心。他也是如此。我们用台词互相试探：“我告诉你一件聪明事，但不许生气哟！”“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这头牛，我怎么才能卖掉它呢？”于是，我开始谈恋爱了……他表弟那儿有个大花园，他在那里卖鲜花。所以见面的时候，他——他叫阿布尔法兹，总是带着玫瑰，红色和白色的玫瑰，有时候甚至是紫色的玫瑰，好像是染上了颜色，其实都是真的。我幻想……我常常憧憬爱情，但我不知道爱情竟然让心跳得这么厉害，都要冲出胸口了。在沙滩上，我们在潮湿的沙子里写下“我爱你！”几个大字。十米外，再写一次“我爱你！”那时候，这个城市到处都有汽水自动饮水机，每个饮水机只有一个杯子给大家用，洗一下杯子就喝。那一天我们走到一个饮水机前，没有杯子，找到第二个饮水机，还是没有杯子。我渴了，要喝水！我们唱了那么久，喊了那么多，在海边笑了那么长时间，我想喝水！很长时间，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伴随着我们，后来就不再有了。我当时就知道神奇会出现……真的！我不停地叫着：“阿布尔法兹，我想喝水！你要想出办法来！”他看着我，朝着天空举起双手，举了很长时间，嘴里念念有词。结果，旁边草丛的栅栏后边走出来一个喝醉酒的人，给了我一只杯子：“送给美丽姑娘吧，我不介意。”


  
那天清晨……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海上有浓雾。我赤脚走过沙滩，又走上柏油马路，雾像蒸汽一样弥漫。突然，奇迹一般，太阳升起了！阳光铺洒万物……在这个夏日，我的连衣裙被露水沾湿。我记得他说：“你现在太漂亮了！”我一直记得这声音：“你，你……”（流泪）我总劝别人不要哭，自己却……这些我全都记得……记得……声音每一次都在减弱。梦也在减少……我当时梦想着我会飞起来！但是……却没有！我们最终没有得到大团圆的结局：白色的连衣裙，门德尔松进行曲，新婚蜜月……都没有出现。不久，很快地……（停顿）我想说什么来着？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我想说的是，不久，很快地……他们就把我藏在地下室里，把我藏在阁楼上，我变成了猫，变成了蝙蝠……如果您能理解的话……如果您能知道，每当夜里听到尖叫声，我有多害怕。孤独的尖叫。深夜孤独的鸟鸣，让人毛骨悚然。而如果这是人的尖叫呢？我活着一直有一个念头：我要爱……爱，我要再爱一次。否则我不可能活下来，不可能忍受至今。怎么能够呢。太恐怖了！只有晚上我才能从阁楼下来，窗子上覆盖着厚窗帘……有一天早上，阁楼突然被打开：“出来吧！你得救了！”原来俄罗斯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甚至睡梦中也在想。一切是从何时开始的？1988年……广场上有人聚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跳舞唱歌，拿着刀和匕首。电报大楼就在广场边上，我们都挤在阳台上，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问同事：“他们在喊什么？”“让异教徒去死！去死！”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有好几个月……有人透过窗户提醒我们：“姑娘们，这里很危险。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不要分心。继续工作。”午饭时候我们通常会聚在一起喝茶，但突然有一天，几个阿塞拜疆人进来坐在一张桌子边，接着几个亚美尼亚妇女进来，坐在另一张桌子边。他们是同时进来的，您明白吗？我怎么都无法理解，怎么都不能。我那时候完全不在状态。我正在恋爱，我整个都被感情占据了……“姑娘们！发生了什么事？”“你没有听说吗？领导说了，很快他就只能让纯粹的穆斯林在这儿工作了。”我的祖母是从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1]中幸存下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小，她告诉过我：“在我还只有你这么小年纪的时候，我爸爸就被打死了，还有妈妈和姑姑，还有我们所有的羊……”祖母眼睛里面永远流露着忧伤。“是邻居杀的……在此之前，大家都是正常人，甚至可以说是好人。大家围坐在餐桌上，一起欢度节日……”我想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难道现在还可能发生吗？我问妈妈：“妈妈，你看，院子里的男孩子现在都不玩打仗游戏，而是玩杀亚美尼亚人的游戏了。是谁教他们的呢？”“闭嘴，女儿。别让邻居们听到。”妈妈总是在哭，坐下来就哭。孩子们在院子里争夺一个毛绒动物，还用棍棒和玩具匕首戳它。“这是谁？”我叫住了小奥尔罕，我母亲的朋友泽纳布的孙子。“这是亚美尼亚老婆子。我们必须要杀死她。丽塔阿姨，你是什么民族？为什么你有一个俄国名字？”这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妈妈很喜欢俄文名字，一辈子都想去莫斯科看看……爸爸离开了我们，跟另一个女人过日子去了，但他仍然是我的爸爸。我去告诉他：“爸爸，我要结婚了！”“他对你好吗？”“好极了。但是，他的名字是阿布尔法兹……”爸爸沉默了，他希望我幸福。但我爱上了一个穆斯林，他有他的真主……爸爸不说话了。就这样……阿布尔法兹来到我们家时说：“我想请求你的允许。”“为什么你是一个人来，没有媒人？没有亲戚？”“他们都反对这门亲事，但我不需要任何人，除了你。”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但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爱情？


  
发生了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不是……完全不是……这座城市的夜晚，安静得让人害怕。那种感觉，让我难以接受，那就是恐怖！白天，人们的脸上没有笑颜，不开玩笑，也不再买鲜花。若在以前，街上一定满是手捧鲜花的人，接吻，再接吻。而现在，街头依旧人来人往，但大家不再相视而笑，似乎有一种东西笼罩在每个地方和每个人的头上……人们在等待着……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全部的细节了……局势每天都在变化。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苏姆盖特[2]……从巴库到苏姆盖特有三十公里路，第一次大屠杀就在那里发生……我们单位有一个从苏姆盖特来的女孩，所有人下夜班都回家了，只有她留在电信局，在一个侧房里过夜。她一个人哭得泪流满面，甚至不敢往街上看，不敢和任何人说话。我们问她，也沉默不语。但是，当她开口说话时……当她开始讲述……我就不要听了……我不能听！不要听！什么都不想听！怎么会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啊！但就是出了这种事……“你家怎么了？”“房子被洗劫一空。”“那你的父母呢？”“他们把我的母亲押到院子里，扒光她的衣服，浇上汽油，在她身上点火！还让我怀孕的姐姐围着篝火跳舞……之后将她杀死，用铁钎将她的孩子从腹中挑出……”“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爸爸被他们砍死，用斧头……亲戚只能凭一双鞋子认出他来……”“不要说了！我求求你了！”“那些男人，年轻和年长的，聚在一起，二三十人闯进一户亚美尼亚家庭，杀人，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在丈夫面前强奸妻子。”“不要说了！不如哭出来吧。”她没有哭，她怕得哭不出来了……“他们烧毁汽车。在墓地捣毁亚美尼亚姓氏的坟墓……连死人他们都仇恨……”“不要说了！这还是人吗？！”于是我们全都开始怕她……所有电视、广播和报纸，没有一家提到苏姆盖特，都只有传言。后来大家都问我：“你们怎么生活啊？这一切之后，你们怎么生活啊？”春天已经来了，女人穿上裙子……但是在这种美丽的周围，在大海边，就有这样的恐怖！您明白吗？还有大海。


  
我要结婚了……妈妈央求我：“我的好女儿，再想想吧。”爸爸保持沉默。我和阿布尔法兹走在大街上，遇见了他的妹妹：“为什么你说她丑？好好看看，这是多么漂亮的女孩啊。”这是他们两人低声说的。阿布尔法兹！阿布尔法兹！我求他：“我们不要举办婚礼了，不办了。”“你说什么啊？我们阿塞拜疆人认为，一个人的生命由三天组成：出生的那天，结婚的那天，死去的那天。”他不可以没有婚礼，没有婚礼就没有幸福。他的父母都坚决反对！没有给他钱办婚礼，甚至连他自己赚来的钱都没有还给他。所有一切都必须按照传统习俗进行。阿塞拜疆的传统很可爱，我很喜欢：媒人第一次到新娘家里来，女方家人不说话，但第二天她们就会得到答复，是同意还是拒绝。那时候就要请媒人喝酒了。买白裙子和戒指，这是新郎的事情。他必须挑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上午把东西带到新娘家，因为幸福就是要驱散黑暗。新娘收到礼物，要谢谢新郎，在所有人的见证下亲吻新郎。她肩膀上要披着白色的围巾，那是纯洁的象征。婚礼当天，双方带来很多礼物，堆积如山，放在一个系着红丝带的大托盘上。人们还要吹大几百个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连几天都在新娘家上面飘飞，飞得越远越好，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是坚固的。


  
……我们的婚礼……新郎家该出的礼物和新娘家该出的礼物，全都是我妈妈买的，白色礼服和金戒指……在餐桌上，新娘的亲属在喝第一杯酒之前应该站起来赞美姑娘，新郎的家人就要称赞小伙子。赞扬我的是我爷爷，他说完就问阿布尔法兹：“谁会替你向我们说情啊？”“我自己为我说情。我爱你们的女儿，我爱她胜过自己的生命。”他这样一说，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大家在我们的门槛上撒上小硬币和大米，寓意幸福和富足。在婚礼上还有这样一个时刻，一方的亲戚必须站起来向另一方的亲戚鞠躬，对方也要回礼。阿布尔法兹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好像没有亲人一样……“我会为你生下小宝贝，那时候你就不孤单了。”我暗自想道，暗自发誓。其实他知道，我早就向他坦承，我小时候得过重病，医生已经断定：我不能生育了。他不在乎这个，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了。但是我……我已经做出决定，一定要生。即使我死去，也要给他留下个宝宝。


  
我的巴库……


  
大海啊，大海……大海……


  
太阳啊，太阳……太阳……但是没有我的巴库了……


  
……门口其实是没有门扇的，本该是门的空间挂着玻璃纸遮挡。


  
那些青年和少年，让我恐惧得不敢想象……他们用尖木桩扎死了一个女人（在城里他们在哪儿找到这些东西的啊？）……她躺在地上，已经没有声息了。人们发现了她，把她抬到另一条街上。警察在哪里？警察都消失了，连续好几天我都没有看到一个警察……阿布尔法兹生病在家。他很善良，非常好。大街上那些人都是哪儿来的？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朝我们跑来……双手在滴血，大衣在滴血……手上还有一把长长的刀，平时人们切菜用的……他脸上有一种庄严甚至快乐的表情……“我认识他。”一个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认识的女孩说。


  
我心中的某些东西，从那时起就消失了，一点儿痕迹也没有留下……


  
妈妈被辞退了……上街已经很危险了，她马上会被人认出是亚美尼亚人。我还没有事。有一个办法，就是外出时不能随身带任何证件。绝对不能！我下班后，阿布尔法兹来接我，我们一起走，就没人怀疑我是亚美尼亚人。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走上前问：“看看你的护照！”邻居们，那些俄罗斯老奶奶，都警告我：“要么藏起来，要么快走吧。”年轻的俄罗斯人都离开了，公寓也不要了，漂亮的家具依旧摆放在那里。只有老奶奶留下了，善良的俄罗斯老奶奶……


  
这时候我已经怀孕了，肚子里有了孩子……


  
在巴库，屠杀持续了几个星期……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说时间更长。被杀害的不只是亚美尼亚人，还有那些收留亚美尼亚人的人。到处都是杀戮。我躲在一个阿塞拜疆女友家里，她跟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带着我的女儿回到巴库，带她到我朋友家，我要告诉女儿：“孩子，这就是你的再生父母。”窗帘厚厚的，就像大衣一样厚，为了我，他们专门缝制了这样的窗帘。半夜一点我从藏身的阁楼下来，他们必须低声和我说话。大家都明白：必须和我谈话，好让我不会变傻，不会发疯，不会失去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在夜晚像野兽一般嚎哭。


  
至今，我仍旧清楚记得我们的谈话。我整整一天就坐在他们的阁楼上反复回忆他们的话。孑然一身的我，犹如在浩瀚宇宙里找到了容身之所……


  
“他们在大街上截住一位年老的拉撒路（神父），殴打他。神父说：‘我是犹太人。’他们发现了护照，把他打成了残废。”


  
“很简单，他们杀人只是为了抢钱，所以专门去找那些富有的亚美尼亚人家庭……”


  
“有一家人遭到灭门之灾。最小的女儿爬到树上，他们把她当成一只小鸟……因为夜间看不清楚，他们好长时间也没有把孩子打下来……他们发怒了，就朝树上开枪。女孩掉落在他们的脚下……”


  
女友的丈夫是一位艺术家，擅长画女性肖像和静物，我喜欢他的画。我还记得他怎样走到书架前敲着那些书脊：“烧掉！这些都要烧掉！我再也不相信书里写的了！我们以为善良会胜利，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的，这些主人公一直都在！一直还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这些内容，我在大学里并没有学过。我只会刚擦干眼泪，就又开始哭……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最好的国家，生活在最优秀的人们中间。我们在学校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他吃尽了苦头，有太艰难的经历。后来他中风瘫痪了……（停顿）我要平静一下……我全身发抖……（几分钟后继续）俄罗斯军队进城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艺术家躺在床上，只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了。他用这只手抱住了我：“我整夜都在想你的命运，丽塔，还有自己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生都在和共产党斗争。现在我却怀疑了：不如就让这些老脑筋统治我们，一个接一个的金星英雄牢牢抓住我们，就算我们连国都不能出，不能够读禁书，不能够吃比萨；就算我只能向神哭诉。但是这个小女孩……她还是会活得好好的，没有人会像打小鸟一样把她射下来，你也不会像老鼠一样藏在阁楼上啊……”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死了，很多好人都死了。他们无法忍受发生的这一切。


  
街上到处都是俄罗斯士兵和各种军事装备。俄罗斯士兵，都还是些男孩子，他们也因为所见所闻而晕倒……


  
我怀孕八个月，马上就临盆了。一天夜里我感到腹部剧痛，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对方听到亚美尼亚姓氏，就放下了听筒。产院也不接收我，没有床位……他们只要一看到护照，立即表示没有床位。没有位置！我们试了各种方式都行不通。最终，妈妈找到了一个老助产士，一个俄罗斯女人，很久以前她曾帮助妈妈生产……是妈妈在城外的远郊找到她的，她叫安娜……父名记不清了。她每周来我们家看我一次，观察我，告诉我生孩子很困难。一天晚上，我开始宫缩，阿布尔法兹跑出去找出租车，电话叫不到车。出租车司机来了，看到我：“原来是亚美尼亚人啊？”“她是我的妻子。”“不，我不给亚美尼亚人开车。”丈夫哭了。他拿出钱包，掏出所有的钱，拿出他所有的工资：“全都给你……求你救救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们无论去哪儿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妈妈和我们也一样。我们只好跑到安娜住的村里，到她曾兼职的一家小医院，她在那里干到退休。我们到达时，她已经等我们了，我立刻被安排了床位。我用了很长时间才生下孩子……七个小时……产房里一共两个产妇，我和另一个阿塞拜疆女人，只有一个枕头，他们把枕头给了她，我的头躺得非常低，很难受，痛苦。我妈妈就站在门口，他们赶她走，她不走。要是孩子被偷走呢……突然之间，仿佛当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生下一个女孩，他们抱来给我看过一次，就不再给我看了。其他的母亲（阿塞拜疆女人）都给孩子喂奶，但我不行。我等了两天，然后扶着墙壁走到婴儿房。那里没有孩子，只有我的小女儿，门窗都开着。我摸摸她，她在发热，全身高烧。我妈妈一来，我就跟她说：“妈妈，把孩子抱走吧。孩子已经生病了。”


  
我的女儿病了很久。又一个老医生给她治疗，他是一个早就退休了的犹太人。他愿意帮助亚美尼亚家庭。“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亚美尼亚人，就如同犹太人被杀，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说。他已经非常非常老了。我们为女儿起名依琳卡，我们这样决定，是要让俄罗斯名字保护她。阿布尔法兹第一次抱起孩子的时候，幸福得哭了……那一刻太幸福了……属于我们的幸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病了。他要经常回到自己家去，再赶回来。我找不到任何话语描述他回来后变成了什么样，他回来时就像一个陌生人了，一脸茫然。我当然很害怕。这个城市已经挤满难民，他们是从亚美尼亚逃出来的阿塞拜疆人。双手空空跑出来，身无分文，就像亚美尼亚人从巴库逃往亚美尼亚一样。他们也讲述了那边发生的一切。天哪！哪里都是一样的。霍贾里发生了对阿塞拜疆人的大屠杀[3]，亚美尼亚人杀害阿塞拜疆人，把女人从窗户扔出去，砍掉脑袋，往死人身上撒尿……我现在看任何恐怖片都不害怕，从不觉得恐怖！毕竟我看到过、听到过这么多事情！我晚上睡不着，思前想后——我们必须离开，必须离开！但是又不能，不能这样跑掉。逃跑吧，逃跑是为了忘记……但是如果忍受，就是死亡……我知道，我早应该死掉了……


  
妈妈是最先离开的，接着是爸爸和他的第二个家庭。在他们之后是我和女儿。我们拿着假证件，护照上改成阿塞拜疆姓氏……我们三个月都没买到票。长长的队伍！但当我们登上飞机——发现水果和鲜花纸箱占用的地方超过了乘客。那时做生意的人很兴旺。我们前面坐着一些阿塞拜疆青年，他们一路都在喝酒，说自己想走，因为不想杀人，不想去面对战争和死亡。那是1991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正如火如荼[4]……这些人公开说：“我们不想倒在坦克车下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莫斯科，一个表弟收留了我们。“阿布尔法兹在哪里？”“过一个月就来。”亲戚们晚上聚在一起时，所有人都对我说：“你说出来吧，不要害怕。憋在心里会生病的。”一个月后我开始说话了。之前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说这些。一言不发，就是全部生活。


  
我等着他，等啊，等啊……一个月过去了，阿布尔法兹没有来；半年过去了，他还没有来。整整七年过去了，七年啊！这七年……如果不是因为女儿，我可能早就活不下去了，是女儿救了我。为了她，我才一直苦苦挣扎，寻找任何一丝生存的缝隙。也是一个早上，他走进了公寓，搂住我和女儿。站在那儿，时光似乎静止了……他就站在门廊上，我看着他慢慢在我眼前倒下，一下子就倒在地板上，还裹着大衣和帽子。我们赶紧把他拖到沙发上，惊叫着找医生，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没有莫斯科的户口，没有医疗保险。我们只是难民。在我们苦恼不已的时候，妈妈只是哭，女儿也满眼惊恐地坐在房间角落里……我们一直在等待爸爸，但当爸爸终于来了，却要在她面前死去。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不要叫医生，不要害怕。好了！我回到家了。”这时候我才想起哭，（她第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哭了起来）但却流不出眼泪……一个月后，他跟着我在寓所里慢慢跪着挪动，亲吻我的手：“你想说什么？”“我爱你。”“这么多年来，你去哪里了？”


  
他唯一的一本护照被人偷走了……现在拿的已经是第二本。他的亲戚们偷走了他的护照……


  
他的堂兄们逃到巴库，他们被驱逐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埃里温。每天晚上他们都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不得不听着……男孩怎样被剥了皮挂在树上，一位邻居怎样被人用烧红的马蹄铁烙在额头上做记号……“你要到哪儿去？”“我要去找我的妻子。”“你要去我们的敌人那边，那你就不是我们的兄弟，不是我们的子孙。”


  
……我打过电话给他。但对方回答我说：“他不在家。”而他家里人告诉他的是，我打电话来是说我要嫁人了。我一遍又一遍打电话，他的姐姐拿起电话对我说：“忘了这个号码吧。他已经有别的女人了。一个穆斯林女人。”


  
……爸爸希望我幸福，他把我的护照拿去给别人，要给我盖上离婚的印章。假的印章。他们画上去，又擦掉重画，护照都擦破了。“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我爱他！”“你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把护照撕了，现在它无效了。


  
我读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关于两个敌对的家族，蒙太古和卡帕莱特。这说的简直就是我们的故事，我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


  
他已经认不出女儿了。看到他的第一眼，女儿就露出了笑容，大喊：“爸爸！爸爸！”小的时候，她就从箱子里拿出爸爸的照片亲吻，但是不让我看到，怕我哭……


  
这并不是结局，你认为这一切结束了吗？唉，还没有……


  
住在这里也像身处战争之中，到处都是陌生人。只有大海能治疗我。我的大海！但是附近没有海……


  
……这些年我清洁地铁，打扫厕所，在建筑工地搬砖头和水泥，现在在一家餐厅做保洁。阿布尔法兹在一个富贵之家做维修工。善良的人付出，可恶的人行骗……“滚开，恶棍！要不然我们叫警察了！”我们没有签证，没有公民权……我们就像沙漠中的沙子一样。塔吉克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车臣人……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全都逃到莫斯科。那曾是苏联的首都，可是现在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了。而我们的祖国，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


  
……一年前，女儿高中毕业。“妈妈，爸爸……我想继续上学！”但她没有护照……我们拿的是过境签证。我们生活在一个老奶奶家，她搬去了她儿子家，就把自己的一居室公寓租给了我们。警察总是来敲门检查证件，我们只有一次次像老鼠一样躲藏……他们要把我们赶回去吗？可是我们可以回哪里？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要想花钱通融，我们又没有钱……再也找不到公寓了，到处都贴着传单“本公寓只租给斯拉夫家庭……”“只租给俄罗斯东正教家庭，非俄罗斯人勿扰……”


  
夜晚被赶出家门，简直无处可去！我丈夫和女儿常常会被拘留——而我总是生病。我总是告诉女儿，出门不要描眉，不要穿鲜艳衣服。已经有亚美尼亚男孩被杀，塔吉克女孩被砍死，还有阿塞拜疆人被刀捅死……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苏联人，如今我们有了一个标签——“高加索人”。我早上去上班，从不去看年轻家伙们的脸——我的黑眼睛、黑头发会带来麻烦。星期日，就算和家人一起上街，也只在我们这个区里，在家附近转悠。“妈妈，我想去阿尔巴特街。我想去红场走走。”“我们不去那里，我的女儿。那里有光头党，还有纳粹。那是他们的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沉默）没有人知道我多少次有过想死的念头。


  
……我的女儿，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叫她“小山女”“山民”……小女孩根本听不懂。从学校回到家，我一遍一遍亲吻她，让她忘记这些话。


  
所有离开巴库的亚美尼亚人都去了美国，外国接收了他们。我的妈妈、爸爸，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去了。我也去了美国大使馆。“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吧。”工作人员问我。我和他们讲我的爱情，他们听着，都沉默不语。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美国人。然后他们互相交谈：她的护照怎么损毁了？还有奇怪的是，她丈夫为什么七年都没来？那到底是不是她丈夫？太美丽、太可怕的故事，会让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样说。我懂一点儿英语，我明白他们不相信我。但是我没有其他证据了，除了我的爱情……您相信我吗？


  
“我相信……”我说，“我也是和你生长在同一个国家。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哭了。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指责亚美尼亚人协助俄国致其战败，对其辖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和财产没收，造成约100万人死亡，被西方国家、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称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编者注

  

  
    
[2] 1988年2月27日，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发生阿塞拜疆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乱事件。根据苏联政府统计，事件共造成32人死亡。——编者注

  

  
    
[3] 1992年2月25日至26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军队第366摩托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的霍贾利杀害数百名阿塞拜疆人。官方公布的数据是613名平民死亡，包括106名妇女和83名儿童。——编者注

  

  
    
[4]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1988年2月至1994年5月发生在阿塞拜疆西南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该地区的主要民族亚美尼亚人主张与亚美尼亚统一，引发严重的种族冲突。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宣布独立，并与阿塞拜疆军队发生战争，亚美尼亚、土耳其、独联体部队、车臣反政府武装等多方都卷入了战争。1994年5月双方签署停火协议。——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


  
柳德米拉·马利克娃，技术员，四十七岁


  
女儿的故事


  那个时代，所有人生活都一样糟

  
你熟悉莫斯科吗？昆采夫斯基区……我们就住在那里的一个五层楼上，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们和外婆团聚时就搬过去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住了很长时间，眼见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决定搬过去，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爱外婆。我和她一起去滑雪、下棋。外婆真棒！爸爸……还有爸爸，但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他很任性，在家里和哥们儿一起大喝特喝，妈妈就赶他出去……他在封闭的军工厂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会在周末给我们买来礼物，糖果、水果，他总是想弄来最大的鸭梨和苹果给我一个惊喜：“闭上你的眼睛，尤列奇卡。好了，睁开吧！”爸爸笑得真好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离开我们之后，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也受够了他酗酒，把他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会来找我……


  
在我十四岁之前，家里人生活得很开心。那是改革之前，生活很正常。直到资本主义开始，电视上大谈“市场化”。对于这一切，大家都不太明白，但也没有人解释。一切都是从人们可以痛骂列宁、斯大林开始的。年轻人咒骂，老年人沉默。如果听到有人骂苏联共产党，他们就从无轨电车上下去。我们学校一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反对共产党，而另一个年长的历史老师则支持共产党。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投机倒把的人取代了共产党。”妈妈不同意这个看法：“不是的，”她说，“我们将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她经常去参加集会，兴奋地向我们转述叶利钦的讲话。但是我们的外婆没有被她说服：“把社会主义拿去换了香蕉，换了口香糖……”她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会继续争。电视里一出现叶利钦，妈妈就立刻坐到椅子上去看：“一个伟人啊！”外婆就不断地画十字：“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她投票给久加诺夫[1]。


  
后来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但她只信共产主义……（沉默）外婆喜欢给我讲战争的故事。那年她十七岁，主动申请上前线，在那里她和外公坠入爱河。她梦想做一个电话接线员，但她参加的那个部队需要一个炊事员，于是她就当了一名炊事员。我外公也是炊事员。他们一同在医院里照顾伤员。伤员们会疯狂地尖叫：“冲啊！冲啊！前进！”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护士总是备着漂白粉，药片和药粉用完的时候，她们就用漂白粉做成药丸哄骗伤员们，免得伤员们骂人，用拐杖打她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都没见过斯大林，但所有人都盼望看到斯大林。我外婆也是一样，直到去世，她都很崇拜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我们就得去给德国人舔屁股。”她还说粗话呢。妈妈就不喜欢斯大林，她叫他“小人”和“凶手”……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思考，那是骗人话。我的生活，就是想着快乐，还有初恋……


  
妈妈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我们的关系就和朋友一样，我会和她分享自己所有的秘密，即使是别的孩子不会和母亲讲的事情，我也会和妈妈讲。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成年人，而像是一个大姐姐。她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这样子生活。外婆才是我们家的“领导”……妈妈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听话，她从来不需要哄我，劝我。真的，我爱妈妈……我喜欢自己长得像她，而且越来越像，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我喜欢这样……（沉默）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生活不错。周围全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妈妈的朋友来了，大家就一起聊天、唱歌，很开心。我从小就会唱奥库扎瓦的歌：“一个士兵生活在世界上/美丽而勇敢/但他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其实是纸做的士兵……”外婆会烤好美味的饼子，端到桌子上。很多男人追求妈妈，他们都给她送花，给我买冰激凌，甚至有一次她问我：“我能结婚吗？”我当然不反对，因为我妈妈那么漂亮，我不愿意她孤独一人，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母亲。她在街上总是引人注目，引来一个又一个男人回头。“他们这是干啥啊？”我小时候总要问。“我们走！加油！”妈妈笑了，笑得很不寻常。真的，我们过得很好。后来我一个人回到我们住过的街道上，看着我们旧房子的窗户。有一次我忍不住就去按了门铃，那里已经住着一个格鲁吉亚家庭。我猜他们以为我是乞丐，想给我一点儿钱和食物。我哭着跑走了……


  
不久，外婆病倒了，她这个病总是想吃东西，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到楼梯上大喊大叫，敲打墙壁，说我们要把她饿死。妈妈带她去过一个特殊的诊所，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她，她很爱外婆。外婆经常从橱柜里拿出战争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照片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像外婆，但确实是她。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就是这样的，是的……直到去世，外婆都在坚持看报纸，她对政治很感兴趣。但生病时，她的床头只放了一本《圣经》。她叫我一起念：“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她不断地思考死亡：“我这样太辛苦了，孙女。太无聊了。”


  
那是个周末，我们都在家。我走进外婆的房间，发现她的情况很差，只能躺着，已经不能走路了。她呆呆地望着窗外。我给她喂水喝。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她，叫她，她不答应，我抓住她的手，冷冰冰的，眼睛依然睁着，盯着窗外。我之前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被吓哭了。妈妈跑过来，马上大哭起来，她合上了外婆的眼睛。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大夫问妈妈要钱，否则不开死亡证明，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妈妈早就被上一个老板辞退了，找了两个月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无论哪里招工她都跑去应聘，但是那些地方早就已经排上长队了。妈妈毕业于技术学院，有红色的毕业证书。她本来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这个愿望甚至难以启齿，因为有大学文凭的人们都在做售货员、洗碗工、打扫办公室。一切都变了……街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大家身上似乎都裹着一层灰色，没有别的颜色。“这都是你的叶利钦、你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外婆说，当时她还活着，“瞧瞧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战争差点儿就要爆发了。”妈妈沉默不语，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反驳了。我们总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它能不能卖些钱？后来都没什么可卖的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用她的话说，可以活到死，还够送葬的。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外婆最怕的就是我们随便把她的遗体装进塑料袋或者用报纸裹住，草草埋了。但是棺材是天价，人们下葬时用的容器五花八门……外婆的女友费妮亚奶奶过去是一名前线护士，她去世的时候，女儿就用一张旧报纸把她裹起来埋了，军功章也一起这样子埋了……她女儿是个残疾人，靠捡垃圾过活。一切都是那么不公平！有一次，我和女友们去购物，看到商场里的香肠都有漂亮的包装。在学校里，穿连裤袜的同学嘲笑那些买不起连裤袜的。她们就这样嘲弄我……（沉默）但是妈妈已经答应过外婆，一定要用棺材为她送葬。妈妈发过誓。


  
那个女医生看到我们没有钱，扭头就招呼急救车开走了，只留下外婆和我们……


  
我们和外婆的遗体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妈妈每天用高锰酸钾擦洗外婆，把湿床单盖在她的遗体上，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和通风口，用湿被子掖住门缝。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害怕去外婆的房间，总是飞快地跑到厨房，然后马上就回来。慢慢地，遗体开始发臭……真的，说起来真是罪过，我们还算幸运：外婆生病后消瘦得厉害，浑身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我们有很多亲戚，半个莫斯科都是，但突然就找不到人了。他们都没有拒绝——拿来了大罐的腌洋葱、黄瓜和果酱，但没有人拿钱来。他们过来坐坐，哭一场，就离开了。我记得，没有人留下现金。妈妈的堂弟在工厂工作，厂里用罐头当工资发，他就给我们送来了罐头。有什么办法呢……当时，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现象。生日礼物就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以前我们的邻居都很好，确实都很好。安娜阿姨和她的丈夫……他们收拾东西，搬到乡下父母那里，孩子早就送过去了，他们帮不到我们。瓦利亚大妈……怎么能找她帮忙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酗酒。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但他们也是如此，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没有工作……电话也掐断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共产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形同陌路。大家都在紧闭的门内生活……（沉默）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睡着了，早上醒来，外婆还在。


  那个时代，匪帮走在大街上甚至不必把枪藏起来

  
他们是谁？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好像知道了一切：“我们了解你们的困苦。我们会帮助你们。”他们打了电话，医生就来了，开了死亡证明，然后警察也来了。我们给外婆买了一口体面的棺材，租了一辆灵车，上面铺了很多花，花儿都是外婆喜欢的颜色。外婆曾经希望身后葬在霍凡思墓地，那座老墓地很有名气，但我们没有钱去打通关系，可是那些人给办到了，还请来了牧师为她祈祷。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和妈妈只能站在那里哭。指挥这一切的是伊拉阿姨，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她周围总是有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她的保镖。其中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这一切使得妈妈得到了安慰，她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打过仗，或者坐过斯大林的劳改营，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坏人：“怪不得！他也吃过这些苦！”妈妈相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让人独自受难的。我们都记得外婆说过的故事，在战争中人们都互帮互助。大家都是苏联人……（沉默）然而现在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不完全是苏联人……我说的是，现在我才明白，今非昔比了。这是一伙强盗抓住我们做交易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叔叔和阿姨，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喝茶，他们用糖果招待我们。伊拉阿姨看到我们空空如也的冰箱，就带来了好多食品，还给了我一条牛仔裤——那时候人人都祈祷能有一条牛仔裤！大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这时他们向妈妈建议：“卖掉你们的三居室公寓，买一个一居室的吧。您将得到一笔钱。”妈妈答应了……她在咖啡馆有一份工作：洗碗、擦桌子，但是钱很不够用。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要搬去哪里，到哪个区。但我并不想转学。我们就在附近找房子。


  
就在这当口，其他团伙也开腔了。那个头目是个男人，沃洛佳叔叔，他开始和伊拉阿姨争夺我们的公寓。“为什么你只要一居室？”沃洛佳叔叔对妈妈大喊，“我给你在莫斯科附近买一幢大房子。”伊拉阿姨开着一辆老旧的大众车，沃洛佳叔叔则有一辆高级奔驰。他有一把真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匪帮在大街上走动，甚至都不需要把手枪藏起来。所有人，只要有能力，都给自己家装上了铁门。在我们的门廊，有天晚上来了一帮人，带着手榴弹找一个商人。那是一个小铺子，彩绘胶合板搭起来的，卖各种杂货：食品、化妆品、衣服、伏特加，等等。来人要求店主给他们美元，他的妻子不想给，于是他们就把热熨斗放在她的肚子上，而她已经怀孕了……没有一个人报警求助，每个人都知道：土匪有的是钱，可以买通任何人。但是不知怎的，人们都很尊重他们，没有人抱怨……沃洛佳叔叔不和我们慢慢喝茶，直接就威胁我妈妈：“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公寓，我就抓走你女儿，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女儿了，别想知道她的死活。”我躲在朋友家，好几天不敢去上学。我哭了一天一夜，怕他们去抓妈妈。邻居看到有人来找了我两次，骂着脏话。最终，妈妈让步了……


  
第二天，我们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夜里就来了：“快点！快点！先去别的地方住，直到我们为你们找到房子。”他们带来了一罐油漆，还有壁纸，开始装修了。“我们走！让我们走。”惊慌失措的妈妈只拿了一些证件，最喜欢的波兰“也许”牌香水，那是别人送她的生日礼物，还有一些喜欢的书，而我则拿走了教科书和一些衣服。我们被推进汽车……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空房子：有两张大床，一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被严格禁止出门，不许我们开窗户，不许大声说话。不要让邻居们听到！这所公寓里的住客显然一直在变……很肮脏！每隔几天就冲洗一次。后来我还记得：我和妈妈到了一个好像政府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向我们出示打印出来的文件，所有手续似乎都是符合法律的……我们被告知：“你们必须在这里签名。”妈妈签字，我就站在旁边放声大哭。早先我还稀里糊涂，后来突然醒悟，原来我们是被赶到乡下来了。我很想回到自己的学校，找自己的朋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沃洛佳叔叔走过来说：“快签字，要不我们就把你送到孤儿院，让你妈妈去村里，留下你一个人。”那儿有一些人……我记得站着一些人，还有一个警察。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沃洛佳叔叔贿赂了所有人。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能做什么……（沉默）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都是些内心的隐秘，很糟糕，但都是隐秘，我不想对别人说……我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孤儿院的。那是很久以后，我没有了妈妈的时候。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对我说：“这是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书架……”我当时就傻眼了。晚上就发烧倒下了……我还想着回到我们的公寓……（沉默）新年了，人们点亮了圣诞树，大家都戴上面具，要办舞会了……舞会？什么舞会？我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沉默）我的房间还住了四个女孩。两个是小女孩，很小很小，一个八岁，一个十岁。还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孩，一个来自莫斯科，她患有严重的梅毒，另一个是个小偷，她偷走了我的鞋子。这个女孩想回到街上……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一直在一起，整日整夜，却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谁……不，都不想说。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遇见了自己的热尼亚，才开始说话……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沉默）


  
接着说，我和妈妈的悲哀故事刚刚开始……我们签了文件，被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地区：“远是远了点儿，但你们会有一套好房子。”我们被骗了……那不是一栋房子，只是一个破旧的小屋，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俄式火炉，我和妈妈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我们不会生炉子。小屋随时会倒塌，墙上到处是缝隙。妈妈惊呆了。她走进屋里，跪在我面前，为给我带来这样的生活而请求我宽恕，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哭泣）我们只有一点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们在别人的菜园工作，这个给一篮土豆，那个给十个鸡蛋。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以物易物”……妈妈把她最喜欢的“也许”牌香水换了一块黄油，那时候我得了重感冒……我劝她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让我们想起家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农场主，一个善良的女人，觉得我可怜，给了我一桶牛奶。我很怕，绕过菜园子回家，遇到了一个挤奶女工，她笑了：“你躲什么？大大方方地走就是了。这里的一切都可以拿走，就说是别人给你的。”他们拿走了一切没有钉死的东西，集体农庄的主席拿得最多。人们用汽车给他拉东西。他来找我们，怂恿道：“去我的农场吧！你们不会再饿肚子了！”去还是不去？饥饿逼着我去了。早上四点就不得不起床挤牛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就要开始挤牛奶，妈妈洗牛棚。她很害怕牛，但我很喜欢它们，每头奶牛都有名字，小烟鬼、小樱桃……我照看三十头奶牛和两头小母牛，用手推车运木屑，粪便没膝深，超过了靴子的高度。每天往车上搬牛奶罐……多少钱一公斤？（沉默）他们用牛奶当我们的工钱，如果有牛闷死了或自己在泥潭里溺死，就给我们发肉。挤奶女工喝酒喝得不比男人少，后来妈妈也开始和她们一起喝。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冲她吼，她就对我生气。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给我读诗，她最喜欢茨维塔耶娃：“一串串红艳的花楸果/火焰一般燃烧/树叶凋落/我降生了……”只有在那时，我才又看到母亲往日的影子，多么难得。


  
已经是冬天了，马上就打霜了。在小屋里我们是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一位邻居同情我们，免费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


  这个时代，人不再是高贵的称号，而是千人千面

  
和你聊天，我都忘记了我本来很害怕回忆往事……（沉默）对于人，我有什么想说的？人不是坏的，但也不是好的。在学校里，我只是学习苏联教科书，见不到别的说法，我们读到的是：人，这是一种高贵的称号。可是现在，人已经不是高贵的，而是千人千面了。我也一样，有很多面，我身上有多重部分。比如当我看到一个塔吉克人（他们在我们这儿现在就是奴隶，二等公民），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停下来和他说说话。我没有钱，但我会和他聊聊天。他们和我是一种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让我明白，当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外来人的时候，你就是孤身一人。我也曾住过大门口，睡过地下室……


  
起初妈妈的女友让我们到她那儿去。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也很喜欢那儿。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书籍、唱片，还有墙上的切·格瓦拉肖像。和我们过去一样……同样的书，同样的唱片……奥丽雅阿姨的儿子在读研究生，经常整个白天待在图书室里不出门，晚上则去车站卸货车赚生活费。这在当时很普遍。在我们的厨房里，经常只有一袋土豆。顿顿吃土豆，一天只有一片面包，整天喝茶，我们只有这些东西。一公斤肉的价格是三百二十卢布，而奥丽雅阿姨的工资是一百卢布，她在一所小学做老师。所有的人都像疯了一样挣钱。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我们叫来水暖工，发现他们都是博士。大家都笑了。就像我们外婆说过的，忧伤不能当饭吃……度假是没有几个人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奥丽雅阿姨假期去了明斯克，她的姐姐住在那里，是大学讲师。她们用人造毛绒缝制枕头，里面填进去一种合成纤维，这样做是为了使枕头一半是空的，上火车之前再把注射过镇静剂的小狗塞进枕头里。她们就这样运送小牧羊犬和兔子去波兰……各大市场上全都说俄语。人们往热水瓶里倒进伏特加冒充茶水，手提箱里的衬衫下暗藏钉子和锁头……奥丽雅阿姨带回家来的是一口袋美味波兰香肠。它们的味道真棒啊！


  
夜晚，莫斯科到处是枪声甚至爆炸声。随处可见各种摊位……聘用妈妈的阿塞拜疆人有两个摊位，一个卖水果，另一个卖鱼。有言在先：“工作是有的，但是没有周末，不能休息。”但是面对这个新事物，妈妈却不好意思和顾客讨价还价，感到羞愧。真是没办法！第一天摆开水果摊，她就躲在一棵树后面看着，还把帽子拉到耳朵上，生怕有人认出她。第二天她又送了个李子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店主发现了，把她大骂了一通。金钱不喜欢怜悯和自尊……她在那儿没干多久，因为她卖不出东西……我看到一则“高等学校需要清洁工人”的广告。妈妈按照地址去应征，被录用了。那是个美国基金会，工资还不错。……我们这样就能够养活自己，在一个三居室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另一间房的租客是几个阿塞拜疆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谈买卖。其中有个人还向我求婚，答应带我去土耳其：“我把你偷走吧。我们有一个习俗，新娘必须要偷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他还给我送水果，杏子什么的……房东一连几个星期喝得大醉，喝得屋顶坏了都不修，还用脚踢他老婆：“嘿，该死！你这个婊子！”他老婆被救护车拉走了……房东夜里还偷偷爬过来找我妈妈。他把我们房间的门都撬开了……


  
结果我们又开始在街上流浪了……


  
我们露宿街头，没有钱……妈妈工作的基金会关闭了，她只能靠打零工赚点儿小钱。我们住在路边，住在楼梯上，有人漠然路过，有人为我们流泪，还有人赶我们出去，哪怕是黑夜，也不管是下雨还是飘雪。没人帮忙，无人问津……（沉默）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沉默）早上，我们步行到火车站（没有钱坐地铁），在火车站厕所洗手，洗衣服。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夏天相对暖和，哪儿都可以住……可以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秋天搂起一堆落叶，就睡在树叶上，暖暖的，像睡袋一样。在白俄罗斯火车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售票处附近自言自语，反复讲述一个故事：战争时期一群狼进了村，因为狼也知道村里没有男人，男人都去打仗了……我和妈妈只要有点儿钱，就会分给她。“上帝保佑你们。”她为我们画十字，她让我想起外婆……


  
有一次，我把妈妈留在公园的板凳上……等我回来时，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一个很好的人。“认识一下吧。”妈妈说，“他叫维嘉，也喜欢布罗茨基。”我们都明白，如果谁喜欢布罗茨基，对妈妈来说就如同一个暗语，说明他是自己人。“怎么，他没有看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那这就是一个没开化的人！没文化的人！不是同一类，不是我们的人。妈妈总是把人分类，合她胃口的所剩无几。在我和妈妈流浪的这两年中，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严肃，甚至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我意识到妈妈没有办法帮我，恰恰相反，我有一种感觉，她需要我的照顾。维嘉叔叔很聪明，他总是问我而不是问妈妈：“好了，姑娘，我们走吧？”他带着我们去他家，他有一套两居室。我们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就是些破烂的方格包……我们简直是进入天堂了，他家就像博物馆一样！墙上挂着照片，优雅的图书室，宽而矮的老式五斗橱，高到天花板的钟摆大钟……我都看呆了！“姑娘们，别拘束，把外套脱了吧。”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衣衫褴褛，浑身都是火车站的味道，只敢站在门口。“姑娘们，勇敢些嘛！”我们坐下来喝茶。维嘉叔叔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曾是一个金匠，拥有自己的车间。他向我们展示了工具箱、包装袋里的半成品宝石、银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有趣、高贵。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要住在这里，简直像奇迹一样……


  
家，我终于有个家了。我又能去学校了。维嘉叔叔很善良，他用宝石给我打了一个戒指。但问题是，他也酗酒，还吞云吐雾，就像火车头一样喷烟。最初，妈妈会骂他，但很快，他们就一起喝酒了。他们把书送进二手书店，我记得旧皮革封面的味道……维嘉叔叔还有些稀有硬币。他们喝酒，看政治专题节目。维嘉叔叔说话特别有哲理。他会像和大人说话一样和我交谈。他问我：“尤列奇卡，在后共产主义的学校里，你们都学些什么呢？现在他们怎么教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难道都要忘记吗？”真的，我知道得很少……您有兴趣吗？这些，我想都距离我很远了，但是都没有忘记。


  
我还记得维嘉叔叔说过的话：


  
“俄罗斯的生活就应该是不幸的、贫寒的，那样灵魂才能高尚，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越是肮脏和血腥，灵魂越能得到自由……”


  
“我们的现代化只能通过欺骗和枪炮的途径实现……”


  
“共产党人……他们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凭票供应和重建马加丹的劳改营。”


  
“正常的人如今看起来都是疯子，像我和你妈妈这些人，新生活把我们都丢弃了……”


  
“西方的是老资本主义，我们的是最新鲜的资本主义，年轻的犬牙……纯粹的拜占庭式政权……”


  
一天夜里，维嘉叔叔心脏病发作。我们叫来了救护车。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行了，心肌梗死。他的亲戚们赶来了：“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这儿没你们的事。”一个男人大叫：“把这些叫花子赶出去！快！”我们离开时他还检查了我们的包……


  
我们又流落街头了……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的一位表哥列沙舅舅，他妻子接的电话：“过来吧。”他们住在离小河火车站不远的一个“赫鲁晓夫式”两居室单元，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儿媳还怀着孕。他们决定了：“先住在这里吧，到阿莲娜生孩子再说。”他们给妈妈在走廊里放了一张小床，我睡在厨房的旧沙发上。列沙舅舅的工友来看他，我就听着他们的谈话入睡。活动总是千篇一律：桌子上一瓶伏特加，打牌。说实话，他们谈话的内容和维嘉叔叔的完全不一样：


  
“全乱套了。自由……自由在哪里，乱玩女人？我们在吃没有黄油的粗米粒呢……”


  
“都是犹太人……他们杀死了沙皇，杀死了斯大林和安德罗波夫，推行自由主义！现在迫切需要拧紧螺丝。我们俄罗斯人必须保持信心！”


  
“叶利钦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毕竟我们是打赢过战争的啊。”


  
“去教堂吧，那里的人都在祷告，可是一个个呆若木鸡。”


  
“很快就会暖和和快乐起来……我们首先要把给我们带来九十年代的自由派在路灯上吊死。必须挽救俄罗斯。”


  
两个月后，舅舅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儿。我们不能再借宿了。


  
我们又一次流落街头，在火车站和别人家的大门口过夜……


  
……


  
火车站，大门口……


  
大门口，火车站……


  
在火车站，执勤的警察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人，大冬天里他们要么把我们驱赶到大街上，要么带到小屋子里……他们在屏风后面有个专门的角落，一个小沙发……妈妈和一名试图把我拖到那里去的警察打了起来，她遭到了殴打，被拘留了好几天……（沉默）我当时感冒了……这件事之后，我病得更严重了。想来想去，决定我去投靠亲戚家，妈妈先留在车站。过了几天后，她打电话给我：“我们要见个面。”我找到了妈妈，她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让我去她家。她家在阿拉宾诺，那是她自己的房子，有的是地方。”“我和你一起去吧。”“不，你得治病。以后再来。”我送她上了电车，她坐在窗前，紧紧盯着我，好像再也见不到了一样。我情不自禁地也跳上车：“你怎么了？”“别管我。”我挥着手，妈妈就离开了。到了晚上，有个电话打来找我：“您是尤利娅·波利索夫娜·马利克娃吗？”“我是马利克娃。”“警方打来电话找你。请问，柳德米拉是你什么人？”“是我妈妈。”“你妈妈被火车撞死了。在阿拉宾诺……”


  
妈妈一直很小心，如果有火车经过，她会很害怕，她最怕被火车撞到，总是来回转头看上一百次：过去还是不过去？所以……不，这绝不是不幸的意外事故。她买了一瓶伏特加……为了这一切不是那么痛苦和可怕。她只是累了，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出于自愿”，这不是我说的，是她的原话。我后来一直回忆她说的每一个字……（哭）火车拖着她跑了很长一段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小时，但依然没能挽救她。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看到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穿好了衣服。这是多么可怕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热尼亚……如果我还小，她一定不会离开我，也就绝对不会出这种事……最后那几天，她常常对我说：“你已经大了，你已经长大了。”我为什么要长大？（哭）只留下了我一个人这样生活……（长时间的沉默）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必须要幸福，要让孩子记住一个幸福的妈妈……


  
热尼亚……是热尼亚救了我。我好像一直在等待他……在收容所里我们都幻想：我们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到那时，哪怕不是节假日，只要想吃蛋糕，我们就可以买。我真的很渴望这样的生活……十七岁，我刚满十七岁……院长就把我叫去：“我们已经把你从供养名单中去除了。”再没有多余的话。十七岁之后就要自己去谋生。那就走吧！但我无处可去，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妈妈……我给娜佳阿姨打电话：“也许我可以去您那里。收容所把我赶出来了。”娜佳阿姨……如果不是她这位守护天使，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是我的亲戚，但是现在她比亲人还亲，她在公共居民楼里有一间小屋子，后来遗赠给了我。对，那是现在了……她曾经和我舅舅在一起，但他早就死了，他们也不是夫妻，是以事实婚姻的关系住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爱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值得去找，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永远应该去找他……


  
娜佳从来没有过孩子，她习惯了独自生活，很难忍受与别人一起生活。小房子好黑暗！只有十六平方米左右。我睡在一张折叠床上。当然，邻居玛琳娜阿姨开始提意见了：“快让她离开。”她还打电话给警察。但是娜佳阿姨站在那儿像一堵墙：“你让她去哪儿呢？”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最后娜佳阿姨还是来问我了：“你说你来住两个月，结果你在我这儿住了一年了。”我无话可说，只是哭，她也不再说话，只是流泪……（沉默）又一年过去了，好像所有人都习惯我住在这儿了。我很乖，玛琳娜阿姨也习惯了。她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她的生活太糟糕了。她有过两个丈夫，两个都酗酒，就像她说的，都是喝死的。


  
她有个侄子经常来看她，我们打过招呼。很帅的小伙子。于是……那天我坐在房间里看书，玛琳娜阿姨走进来，拉着我的手进了厨房：“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尤利娅，这位是热尼亚。现在你们开步走，出去散步吧！”我就开始和热尼亚约会，都已经接过吻，但没有确定关系。他是一名司机，经常出差。有一次他回来，我又不在了。在哪里？怎么回事？原来……我早就有问题了——要么经常窒息，要么虚弱得晕倒……娜佳阿姨逼着我去看了医生，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您当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是由于忧郁引起的，我太忧郁了。我想妈妈，非常想。（沉默）诊断结果出来后，我开始住院。热尼亚到医院找到了我，来看我，每天都来，还会带来苹果、橘子……就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到了5月，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一束玫瑰花出现了，我倒吸一口冷气——这束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啊。他还穿着节日的服装……“嫁给我吧。”我犹豫了。“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我能说什么？我不能欺骗他，我不想欺骗他。我早就爱上他了……“我想嫁给你，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我是三等残疾。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仓鼠一样，只能被抱着了。”他什么都不明白，但表情很沮丧。第二天他又来了，告诉我：“没事。我们一起面对。”等我出院，我们就去登记结婚了。他带我去见他妈妈。他妈妈是个朴实的农妇，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他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在那里感觉很好，很平静。我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没事，宝贝儿。”她抱住了我，“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沉默）


  
现在，我要全力以赴活下去，因为我有热尼亚，甚至还梦想生个宝宝……医生反对，但是我想生。我希望能有一所房子，我毕生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家。我了解到最近出台了新法律，按照法律可以把我们的公寓还给我们。我已经递交申请了……我听说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我的情况还非常复杂，我们的公寓已经转售三次了。而那些掠夺了我们的强盗，早已躺在墓地，在火并中被枪打死了……


  
……我们来到妈妈的墓地。在她的墓碑上有一张肖像，就像她还活着。我们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墓前站了很久，我很不舍得离开，在那一刻，我感觉她笑了……她幸福了，或许是因为太阳落下了……


  
    
[1]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1944— ），俄罗斯政治家，19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多次参选总统。——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阿丽莎·扎×××勒尔，广告经理，三十五岁


  
我去圣彼得堡采访本来是要采访另外一个故事，却带回来这样一个故事。是火车上的一个女人讲的。


  
我的朋友自杀了……她非常强势，非常成功，有很多倾慕者，有很多朋友。我们都惊呆了。自杀，这是为什么？这是怯懦的表现还是坚强的举动？这是个极端的想法，是呼吁救助还是自我牺牲？是出路，是陷阱，还是惩罚……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我不这样做……


  
因为爱情？这个选项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不是愤世嫉俗，但是在十年中，您或许是第一个对我说到“爱情”这个词的。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看中的就是金钱、性欲和两杆枪，一切向钱看，只有您还在谈什么爱情……我对于结婚生子没有太大欲望，我一直想做出一番事业，这是我的第一目标。我注重我自身，我的时间和我的生活。您从哪儿听说男人们是寻求爱情的？什么爱情啊……男性认为女性就是猎物、战利品、受害者，而他们是猎人。这套法则实行了几百年了。女人也不是想找白马王子，而是想钓金龟婿。王子的年龄没有限制……有的足以做女孩的父亲……还等什么？统治世界的就是钱！但我不是猎物，我也是猎人……


  
十年前，我来到莫斯科。我兴奋极了，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为了快乐而生的，只有弱者才受苦，谦卑是弱者的装饰。我是罗斯托夫人……我父母在学校任教：父亲是化学教师，母亲是语文教师。他们在大学时代就结婚了，爸爸有一套得体的西装，又很有思想，当时是足以把女孩迷得晕头转向的。他们至今还喜欢回忆，他们那时候很长时间都是只有一套床单、被套、枕头，只有一双拖鞋。他们互相为对方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读就是一个通宵。倒背如流！跟爱人在一起，寒舍就是爱巢！我嘲笑他们说：“那是在初霜之前吧。”妈妈听了就生气地说：“你真没有想象力。”我们是一个标准的苏联家庭，每天早上吃荞麦或黄油面包，院子里栽着橘子树，每年结一次果，新年时享用。我甚至记得它们的气味。现在都没有了，那是另一种美好生活的气息……暑假时，我们去黑海度假，去索契当“野人”，大家一起挤在一个九平方米的房间里，可是我们非常骄傲，非常自豪。我们为自己喜欢的书自豪，那都是从地下渠道找到的，要靠强大的关系才行，但是很开心！我们经常能得到首映式免费入场券（我妈妈的朋友在剧院工作）。大剧院！那是体面的伴侣们永恒的话题……现在许多人都在写：苏维埃的劳改营，共产主义的贫民窟，是吃人的世界。我完全没有什么恐怖记忆……我只记得，那个世界是天真的，非常幼稚可笑。我一直就知道，我绝不会这样生活！我不愿意！为此我差点儿被学校开除。


  
哦耶！没错，是这样……出生于苏联的人们，都有一种症状，一种标记！我们那时候还有家政课，男生学习开汽车，女生学习煎肉饼，那些该死的肉饼，我总会烤焦。有一位女教师，她是我们的“标兵”，教育我说：“你不会煎肉饼怎么办？将来结婚了怎么伺候你的丈夫？”我马上回应：“我用不着学会煎肉饼。以后我会有佣人。”那是1987年，我十三岁……哪里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佣人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爸爸妈妈因此被校长找去谈话，我在班级会议上和全校学生会议上都遭到了批判。他们想把我开除出少先队，开除队籍、团籍，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甚至都哭了……虽然我头脑中只有一些公式，没有任何诗韵，但是当我独自留在家里，我就会换上母亲的裙子、鞋子，坐在沙发上读《安娜·卡列尼娜》。社交舞会、仆人、军装穗带、偷情、幽会……从安娜扑向火车那一刻起，大家都很好奇：这是为什么呢？她是那么的美丽、富有，是因为爱吗？即使是托尔斯泰也没有说服我……我更喜欢西方的长篇小说，书里有我喜欢的漂亮的风骚女人，男人们为了她们而互相开枪，低三下四，受尽折磨。十七岁那年我哭了一场，那是我最后一次掉眼泪，因为失恋。我躲在浴室哭，整夜开着水龙头……妈妈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安慰我……我牢牢记住了：“成为女人，是伟大的一步/为爱疯狂，是英雄主义。”我不喜欢童年和青春期，一直盼着它们早点儿结束。我钻研学问，上健身房。我要比所有人快，比所有人高，比所有人强！屋里反复播放着奥库扎瓦的歌曲：“手拉手，朋友们……”不！这不是我的理想。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我总是把这个名字当成我的假想敌，从第一时间开始，莫斯科就在我内心激起了竞争的恶气。这是我的城市！疯狂的节奏就是最好的休息！张开双臂，当作我的翅膀！那时候我口袋里只有二百块“绿钞”（美元）和少量“木钞”（卢布）。那是我所有的一切！多灾多难的九十年代……父母早就没有工资了，一贫如洗！爸爸每天都在试图说服自己，也劝说我和妈妈说：“我们必须有耐心，等等看。我相信盖达尔。”还没等我父母这些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年纪轻脸皮厚，在1917年就崩溃过……（思索）父母他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很难回答……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资本主义，我的父母并不想要资本主义。他们的选项里没有这条，但这是我的选择，是像我这样的不愿意被束缚在笼子里的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年轻有力。对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有趣的冒险，充满风险……这不只是钱，不只是美元先生！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比起古拉格群岛、苏联的赤字，还有那些夜间敲门者的故事，我更喜欢阅读现代资本主义作品，比如德莱塞的小说。是啊，一种神圣的影响。我知道，这些我是不能和父母说的，一个字都不能说，但却对您说了！我爸爸依然是个苏联浪漫主义者。他经历过1991年8月的那次政变！那天从早晨开始电视台就一直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坦克开进莫斯科，就像在非洲一样……我爸爸，还有他的七个朋友，下班后就直接赶到首都支持革命！我就坐在那儿看电视，记住了坦克上的叶利钦……摇摇欲坠的帝国土崩瓦解，无可挽回……我们等待爸爸回来，就像等待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我想，他至今还把这当成生活的动力。经过多年之后，我终于理解了，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像爷爷那一辈人一样。爷爷一辈子都在讲述，他们如何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德国人。帝国瓦解之后，爸爸活得无聊、无趣，没有什么盼头。基本上，他们这一代都绝望了……他们觉得遭遇了双重的失败：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崩盘，后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接受不了。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东西，就算是资本主义，那也得是有人情味的、带着迷人微笑的资本主义。但这种世界不属于他们。这是异邦，但这是我的世界！属于我的！我感到幸福，因为只有在5月9日这一天才需要看到苏联人。（沉默）


  
我是搭便车去首都的，这样花钱少些。我越是朝窗外看，就越是发奋起来，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从莫斯科回来了。无论付出何种代价，我都要留在那儿！在集市上，人们售卖茶具、铁钉、玩具，可以以货易货，用电熨斗或煎锅去换香肠（肉类都按香肠计算），换糖果和砂糖。公交候车亭旁边坐着一个胖阿姨，身上挂满了儿童玩具的枪支弹药等。跟动画片一样！那天莫斯科下着大雨，但我还是去了红场，去看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这给我以力量：我来啦！我到了祖国的心脏！我走路有些跛，因为临行前做运动的时候弄折了小脚趾，但我依然穿着高跟鞋和最好的衣服。当然，人生要靠运气，像打牌一样，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上天不会这么简单地给你任何东西，不会白白给你……一切要靠你自己！你必须非常想要成功，我就想要！妈妈只给我带了家里自制的蛋糕，还一再告诉我，她和爸爸以前怎么去参加民主集会。每人每月的消费券都是限定的：两公斤小米、一公斤肉、二百克黄油。排队，排队，还要在手掌上写数字。我不喜欢“苏联分子”这个词！我父母都不是“苏联分子”，他们是浪漫主义者！就像是成人生活里的学龄前儿童。我无法理解他们，但我爱他们！


  
我独自一人面对生活，单枪匹马，我不是在糖罐里长大的……我必须好好爱自己！没有辅导老师，没有钱，也没有托人情，我还是进入了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在第一学期，一个同学就爱上了我，问我：“你爱我吗？”我的回答是：“我爱我自己。”我只为我自己。我自己！我对其他学生不感兴趣，也不喜欢无聊的讲座。苏联的老师拿着苏联的教科书讲课，但外边的非苏联生活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充满激情的、疯狂的生活！出现了第一批进口汽车，令人兴奋！普希金广场开了俄罗斯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波兰化妆品也进来了，有可怕的传言说这是为死人化妆用的……电视上的第一个广告是土耳其茶广告。以前曾经是灰色的一片，现在出现了明亮的色彩、醒目的招牌。一切想得到的都可以得到！你可以成为你想要做的任何人：经纪人、杀手、同性恋……九十年代对我来说是有福的年代、难忘的年代，是弄权者、匪帮和冒险家的年代！只有一些建筑还有些苏联风格，但是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是不同的程序了……只要你不断适应变化，你就会得到一切。列宁是什么人？斯大林是什么人？他们已经过去了，超级生活在你面前展开：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住上美丽的公寓，坐豪华车，吃尽美馔佳肴……在俄罗斯要眼观六路……街头和集会是速成学习，然后我又开始远程学习，又在报社找到了工作。从每天清晨开始，我就喜欢生活。


  
努力登上更高一级台阶……我从不幻想自己在走廊或在桑拿浴室里引起别人重视，必须在高级餐厅。我有很多的倾慕者……我对同龄人没兴趣，只能和他们做朋友，一起去图书馆，轻松而安全地相处。我喜欢的是年长的成功男士、事业有成的男人。和他们在一起才有意思，他们风趣，还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在我……（笑）在我身上久久都有一个烙印——良好家庭出来的女孩子，书香门第，家里主要的家具就是书柜，作家和艺术家都很关注我。他们都是不被承认的天才，但我不打算把我的一生献给那死后才被承认的，被后人喜爱的天才。后来我都厌倦了父母在家里的所有对话：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生命的意义，什么利他主义的幸福，什么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不，这些都不是我浪漫故事中的主人公，只是我妈妈心目中的英雄。那些埋头读书、梦想像契诃夫的海鸥一样飞起来的人们，已经被不读书就可以飞翔的人们取代了。早先那些高雅绅士的选择都已经沦为沉淀：什么地下出版物，什么厨房里的低声交谈。那是何等的耻辱啊——我们的坦克开上过布拉格大街，现在它们又出现在莫斯科！但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取代地下诗歌的是钻戒，是昂贵的名牌服装……革命的欲望！只是祝愿罢了！我喜欢的人、我爱的人，是官员和商人……他们的词典才能让我受到启发：离岸、佣金、以货易货、网络营销、创造性的方法……在编辑部的选题会上，总编辑说：“我们需要资本家。我们要帮助叶利钦和盖达尔政府去搞定资本家！这是当务之急！”我那时候还年轻漂亮……我被派去采访这些资本家：他们是如何富起来的？如何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社会主义人民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市民？我必须好好写这些稿子。正是百万财富征服了想象力。赚一百万！我们已经习惯于以为，俄罗斯人似乎不喜欢钱，不想成为富人，甚至害怕致富。那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总是希望没有一个人成为富翁，没有人比他们更富裕。深红外套、金项链……这是在电影和电视剧里才见过的东西……我遇到的人们都在谈论铁的逻辑和铁的手腕，谈论系统思维。人人都学英语、学管理。学者和研究生离开这个国家……学物理的和学诗歌的都走了，留在这里的是新的英雄，他们哪儿都不想去，他们喜欢住在俄罗斯。这是他们的时刻！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想成为富人，他们想要所有东西。所有！


  
这时候我遇到了他……我想我是真的爱这个男人的。听起来很坦诚吧……嗯？（笑）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有家庭，有两个儿子，还有嫉妒心极强的妻子。这让他的生活犹如在显微镜下一般……我们相遇后，都陷入了疯狂，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坦白说：为了不要在上班的时候哭出来，他早上服用了两片安定。我也做了一些疯狂的举动，就差没有跳降落伞了。这就是全部……常常是这样，在最甜蜜的时期，谁在欺骗谁，谁在猎取谁，谁在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那时候还很小，只有二十二岁，坠入了爱河……我深深爱上了他……现在我明白了，爱，这是一种生意，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风险。必须准备好新的技巧。永远有计谋！如今，很少有人为爱而忘乎所以了。全部力量都用在飞黄腾达上！用在职场上！我们那儿的年轻姑娘吸烟闲聊时，如果发现有人动了真情去恋爱，大家都会为她可惜：说她真傻，居然掉进去了。（笑）傻瓜啊！那我就是个开心的傻瓜！他让司机放假，他自己亲自开车，我们在一辆满是汽油味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上夜游莫斯科城，不停地接吻。“谢谢你，”他说，“你把我带回了一百年前。”他不断策划快闪情节……快闪……节奏让我很是吃惊……而且当机立断，经常是头一天晚上突然打电话：“明天早上我们飞去巴黎”或“我们飞去加那利群岛，我有三天假期”。我们坐头等舱，住最昂贵的酒店，房间玻璃地板下，就是鱼儿在游动。活的鲨鱼！可是让我一辈子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另一件事……就是散发着汽油味的“莫斯科人”在莫斯科街头飞驰，还有我们的疯狂接吻……他还让我看到了喷泉彩虹，我深深地爱着他……（沉默）他也给自己举办了生日庆典。为他自己——是的！也许当我四十岁时才能理解他……到某个时候才能明白……例如，当表在走的时候，他不喜欢看表，只有当表停的时候，他才喜欢表。他与时间的关系是独特的……就是这样……而我喜欢猫。我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会说话，没有人见过它们流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遇到我，会觉得我十分富有和快乐！我拥有了一切：一栋大房子、昂贵的汽车、意大利家具。还有我的女儿，我因为她而欢天喜地。我不用煎肉饼，也不用洗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女佣，我可以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首饰堆积如山……但是我一个人生活。我喜爱独身生活！和谁住都不如单身好，我喜欢自言自语……尤其是说关于自己的事。自己是自己的独特伴侣！我想什么……我感觉什么……我昨天和今天怎么看这件事？我以前喜欢蓝色，现在喜欢紫色……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事情。在自己内心，和自己一起。在我们内心中都有一个宇宙，但是我们几乎没注意过，所有人都忙于身外的事情，表面的事情……（笑）孤独，这就是自由……我每天都很高兴，因为我是自由的：他打电话还是不打，来还是不来，抛弃还是不抛弃我？无所谓！都不是我的问题！不是的，我不怕孤独……我怕……我怕谁呢？我只怕牙医……（突然冲口而出）人们总是说谎，当他们谈到爱情、谈到金钱的时候，总是说谎，而且前后矛盾。我不想撒谎，真的，我不撒谎！（平静下来）嗯，对不起，对不起……我早就忘了……


  
后来怎样了？就是个很俗套的故事了……我怀孕了……可能他就害怕了。男人都是懦夫！流浪汉和寡头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能上战场，能干革命，但在爱情面前没有勇气。女人才更坚强：“勒住飞驰的骏马，冲进燃烧的小屋。”按照故事规律……“马群奔腾驰骋，小屋燃烧燃烧。”“男人永远长不大，都停留在十四岁。”这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个智慧的建议。我记得，我是出差之前把消息告诉他的。我当时被派去顿巴斯。我喜欢出差，喜欢火车站和机场的气味。本来我想出差回来后和他好好谈谈的。我现在明白了，他不仅打开了我的世界，让我见到令人惊喜的精品店，还教会了我去思考，对此我心怀感激。这并不是说要给他出难题，而是自然发生的。我看着他，听他说。其实，甚至在我想过我们会住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永远生活在某人宽厚的身体后面，无忧无虑地醉生梦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计划，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到处出差，我做事情很有效率。


  
就在那次，我飞往沙赫乔尔斯克移民区，那里有一个可怕的故事，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上边给先移民去的沙赫乔尔人奖励了磁带录音机以示庆祝。可是到了夜里就有一家人被灭门了，凶手什么都没有拿走，只是拿走了磁带录音机。就是一个松下录音机！微型盒式录音机！莫斯科到处都是豪华轿车、超级市场，但是走出花园环路[1]，就连录音机都是奇迹。我的主编巴结的那些本地土豪在配枪保镖的护送下走在街上，连上厕所也跟着保镖。到处都是赌场、赌场、赌场。还有些私人小餐厅。九十年代全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这样的……我出差了三天，回来后和他见了面。起初，他显得很高兴：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孩子了！他已经有两个男孩了，还想要一个女孩。但是，虽然他没说什么，他的话语背后却似乎隐藏着什么。眼神！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他眼睛里出现了恐慌：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会改变他已有的生活。他说话有些支支吾吾了。是啊！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马上就溜掉了，他们拎起装着袜子和衬衫的手提箱就离开了。也有那些像他一样的男人，磨磨蹭蹭，犹犹豫豫……“你想要什么？告诉我，要我做些什么？”他问我，“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离婚。你只要说。”我看着他……


  
我看着他，感觉自己每个指尖都是冰冷的。我开始意识到，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我是个愚蠢的小女人……现在，我要是向他发起攻势，就像捕狼一样，我能够成为猛兽，成为黑豹。我已经手握一条钢线！但当时我真的很痛苦。苦难，就像芭蕾舞者一样，有手势，有哭泣，也有谦卑。但有一个秘密，一个简单的秘密——不快乐就是不幸福，就是伤害自尊心的……按照程序，我住进医院保胎。到了出院那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来接我，午饭前要结账，他接电话时睡意蒙眬：“我来不了。今天我不能来了。”之后他就没有再打电话来。后来我知道，那天他飞到意大利和儿子滑雪去了。那是12月31日，第二天就是新年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整个城市被雪覆盖，我走过雪堆，抱着肚子，踽踽独行——不是独行！我是两个人，已经是两个人了。我有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我的宝贝！我比世上任何人更爱她！但是我爱他吗？正如童话中说的：他们一起幸福地过了很久，但在同一天内死去。我痛苦万分，但没死。有的女人会说：“我没有他不能活下去。没有他我会死。”我大概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男人，能让我说出这样的话……是的！但是，我也早就学会了输，所以我不怕输……（她看向窗外）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稳定的感情关系了，只有些小浪漫……我很容易就会跟人上床，但不是爱，这是不同的。我不喜欢男人的气味，不是不喜欢爱的味道，只是不喜欢男人的气味。在浴室里，我总是听人议论说某个男人有最昂贵的香水、最昂贵的香烟……但是，当我想到为了能待在另一个人身边，必须花费气力的时候，我就充满恐惧。就像在采石场那么艰难！应该忘记自己，放弃自己，摆脱自己。爱情里是没有自由的。就算找到心仪之人，他也不会是你的精神支柱，他一定会喜欢烤肉，嘲笑你做的凉菜沙拉，不在那里留下袜子和裤子。反正总是要承受痛苦。痛苦就是出自于爱……出自这种结构……我是不想再做这种工作了，我想让自己轻松一下。和男人最好是交朋友，保持生意关系。我甚至很少愿意去跟人调情，懒得戴上假面具玩爱情游戏。水疗、法式美甲、意大利焕肤、化妆，战斗式的迷彩……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边远地区的女孩来自俄罗斯各地，向莫斯科进军吧！那里有富豪王子在等待她们！她们梦想从灰姑娘变成公主。等待一个童话！等待一个奇迹！这些我都经历过了……我理解灰姑娘，所以我为她们难过。没有地狱就没有天堂。如果你只想要天堂……这根本不可能，但她们还不懂，她们茫然无知，无忧无虑……


  
我们分手七年了……他常打电话给我，总是在深夜来电话。他的情况很不好，损失了很多钱，他说很不幸福……他后来又找过一个年轻姑娘，现在又换了一个。他提议：我们再约会吧……为什么？（沉默）长时间他是满足不了我的。我经常关了灯，在黑暗中一坐几个小时，迷失在时间里……（沉默）后来……后来也只是有些小浪漫，我……我永远不会爱上一个没有钱的男人，不会爱上从“睡眠区”出来的，从贫民区、哈林区出来的男人。我讨厌那些在贫困中长大、带着贫困心态、贫困思维的人，金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不能相信的满足。我不喜欢穷人，不喜欢被侮辱被压迫的人，那些鞋匠出身、文盲出身的人，那些伟大俄罗斯文学中的主人公……我不相信他们！怎么了？我确实不信……是我的想法错了吗？等等……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构成的。我喜欢男人，并不是为了钱，至少不仅仅是为了钱。我喜欢的是成功男人的特质：他行事的方法，他开车的样子，他说话的范儿，甚至他追求你的模式都与众不同。绝对不同！我选择这类人，就是因为喜欢这个……（沉默）


  
他经常打电话来，他不幸福……他什么没见过？什么买不到？他和他那帮朋友，钱早就赚足了。都是大钱，疯狂致富！但就算是赚到所有钱，他们也无法给自己买来幸福，买到爱情。爱情就像胡萝卜，清贫的大学生是有的，他们这些富豪却没有。这就是不公平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一切：乘着私人飞机去任何国家看足球比赛，到纽约看音乐剧首演。一切都在口袋里！可以把最漂亮的模特拉上床，把美女们带到科切威尔去滑雪——整整一飞机姑娘！我们上中学时都去过高尔基市，我们知道什么是商人的任性——打碎镜子，满脸黑鱼子酱，用香槟给少女洗澡……这些他们都玩腻了，还觉得无聊。莫斯科旅行社就为这些客户提供特别的娱乐，例如在监狱里待上两天。广告上写着：“你想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过两天吗？”囚车将他们送到弗拉基米尔城，送到这座城市最可怕的监狱——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他们在那里换上衣服，变成囚犯，在院子里被狗追咬，被橡胶警棍击打。全都跟真的一样！把他们像鲱鱼一样塞进又脏又臭的厕坑囚室。他们觉得这很快乐，觉得这是一种新鲜的感觉！花上三五千元，还可以玩“流浪汉”的游戏：换上想穿的衣服，化装成乞丐，被扔在莫斯科街头，沿街乞讨。当然，身后不远处的角落里肯定要有私人保镖和旅行社安排的护卫。还有个套餐是面向整个家庭的：妻子扮演妓女，丈夫扮演皮条客。我知道个故事……一个晚上拉到嫖客最多的，是一个莫斯科糖果业首富的妻子，一副苏联打扮，温文尔雅。她丈夫感到很高兴，很好玩！不过，关于这样的安排，旅游广告中是只字不提的，完全保密……你甚至可以花一整夜去猎杀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给一个不幸的流浪汉一千元，是“绿钞”！他生下来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想得到这笔钱，你就要扮作野兽！能不能活下来要看你的运气，他们要对你开枪，你不能索偿。一切都凭良心！你可以带个女孩去过夜……随便发挥想象力吧，下半身的事情丰富多彩，就是沙特王子也不一定能梦到。鲜血、眼泪和精液！这就是所谓的幸福，俄式的幸福——去坐牢两天，出来之后就明白什么都好了。非常好！不仅可以买到汽车、房子、船，还可以买到杜马议员的位置，还有人的生命……如果不能活得像上帝，那就活得像乞丐……超人一样！嗯，是的……这就是一切！苏联时期出生的人，还有所有来自那些地方的人，他们都有这个症状。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天真，他们也都梦想着做个好人……他们许诺过“用铁腕把人类驱赶到幸福中去……”，赶到人间天堂去。


  
我和妈妈有过一次谈话……她想离开学校：“我已经当了衣帽间服务员或者守夜人了。”她还是给孩子们讲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讲英雄和教徒，说得她自己双眼放光，但是孩子们却没有反应。妈妈已经习惯于以前的孩子听了她讲的故事而双眼放光，现在的孩子对她的回答却是：“就算我们对您过去的生活很感兴趣，我们也不希望那样生活。我们不梦想进步，我们要过正常的生活。”他们都读过果戈理的《死魂灵》，一个坏蛋的故事……我们在学校也学过。而今天坐在教室里的是另一种孩子了，他们问：“为什么他是坏蛋？乞乞科夫就像马夫罗提一样，白手起家建成了金字塔。这是个经典的商业理念啊！”在他们看来，乞乞科夫就是一个正面人物……（沉默）妈妈不会这样培养我女儿，我也不会。如果你听她的话，那么孩子就只有看苏联动画片了，因为它们才是“人性的”。但是你关掉卡通片后走到街上去，外面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妈妈终于承认说：“我老了，这是好事。我可以坐在家里，躲在我自己的堡垒里。”而在这之前她还一直想成为年轻人：用番茄汁做面膜，用甘菊洗发水洗头发……


  
年轻时我喜欢改变命运，追求刺激。现在不了，我很满足。我女儿长大了，我要为她的未来考虑。这就是金钱！但我希望亲手去赚钱，而不想去求别人，也不想赚人家的钱。我不想！我离开报社去了广告代理公司——那里挣钱多。大把的钱。人们都想要生活得好，这是今天我们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也是所有人的烦恼。打开电视看吧：人们去参加集会了……啊，有好几万人呢，但是，购买意大利高档卫生设备的有几百万人。所有人都在重建和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者去旅行。这是在俄罗斯没有过的。我们的广告推广的不仅是商品，还有需求。我们在制造新的需求：如何生活得美丽！我们主导了时代：广告，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的生活充实到了极点。我不想嫁人。我有朋友，他们全都是富人。其中一个靠石油发家，另一个做矿物质肥料……我们经常在昂贵的餐馆见面聊天：大理石大厅、古董家具，墙上挂的都是名画，连门童也带着俄罗斯财主的傲慢姿势……我喜欢置身于美丽的装饰设计中。我的亲密男友也是独身，不想结婚，他喜欢独自住在他的三层豪宅里，“晚上两人睡在一起，生活则各居一处”。白天他满脑子都是伦敦证券交易的有色金属价格，铜、铅、镍……手上拿着三部手机，每三十秒来一个电话。他每天工作十三至十五小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幸福？幸福是什么？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的孤独者都是成功人士，是幸福的人，而不是软弱者或失败者。他们拥有一切：金钱，事业。孤独，这是一种选择。我就想置身于这条路上。我是猎人，而不是卑微的野兽。是我自己做了选择。孤独和幸福很相似，这听起来像一个启示……是吗？（沉默）我这不是对您说的，这一切都是我想对自己说的……


  
    
[1] 花园环路，也常常被叫作B环路，是莫斯科中心城区的一条环形大道，以17世纪时建造的莫斯科城范围为雏形。——译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


  
喀赛尼亚·佐洛托娃，大学生，二十二岁


  
第一次是她妈妈单独来赴约的，她向我坦白：“喀秋莎[1]不想和我一起来。她还劝我说：‘妈妈，有谁真的需要我们？他们只是需要知道我们的感觉；听我们说些话，并不是需要我们本身，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她紧张不安，没聊多一会儿就起身想走：“我极力不去想这件事，回忆这些太痛苦了。”不过，她又开始说起来，我都没办法打断她。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沉默不语。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她。一方面我只能说：“不要激动，平静一下。”另一方面，我又很想让她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天：2004年2月6日，在莫斯科河畔线地铁上，“汽车制造厂”和“巴维列茨”两站之间发生恐怖事件[2]。地铁爆炸造成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二十二人受伤入院。


  
我一次次在痛苦中徘徊，无法解脱。痛苦中包含了一切，有忧郁也有快乐。有时我相信。痛苦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是隐藏的联系。但是另一次，我却在绝望中想，这是无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几段话：


  
成为牺牲品——这是极大的侮辱，简直就是耻辱，我不想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我想装作若无其事，但它毕竟发生了，面对面地发生了。我无时无刻不想流泪。我经常是一个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哭。有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对我说：“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哭呢？”首先，美貌从没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其次，我觉得这种漂亮的容颜是对我的一种背叛，与我的内心太不一致。


  
我们有两个女儿，喀秋莎和达莎。我们生活不富裕，但带她们去了很多博物馆和剧院，读了很多书。姑娘们小的时候，爸爸给她们讲了许多童话故事。我们想把她们从贫穷的生活里拯救出来，我以为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并没有……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独居的老女人，经常去教堂。有一天，她叫住我，我以为她很有同情心，但她竟对我恶狠狠地说：“想一想，为什么你和你的孩子们会这样子？”她凭什么……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我想她会后悔这么说的，她会后悔的……我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没有背叛过任何人。我只堕过两次胎，这是我的两次罪孽，我知道……所以力所能及的时候，我经常帮助路边的乞丐，还在冬天给小鸟喂食……


  
第二次，她们一起来了——母亲和女儿。


  母亲：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死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幸福，以为自己会上天堂。他们不怕死。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只有：“已经安装了对涉嫌恐怖分子的照相探测仪。”他们老是说，我们就是目标，没有人向他们解释过，我女儿其实并不是目标，她有一个没有她就活不下去的母亲，还有个她爱得不得了的儿子。难道能够去杀一个被爱的人吗？在我看来这是加倍的罪行。你们可以去打仗，可以进山里去，在战场上开枪射击对方，但为什么对我开战？为什么对我女儿开战？他们杀死和平生活中的我们……（沉默）我都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想法。


  
我有时候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


  
我以前很喜欢莫斯科地铁。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就像博物馆一样！（沉默）爆炸发生后，我还看到人们怎样手拉手走进地铁。时间久了，恐惧感就减弱了……现在我不敢出门进城，否则血压会立即升高。车上会检查任何可疑的乘客，在工作中我们也只是在谈恐怖事件。主啊，我们这是怎么了？在站台上，我旁边有一个年轻女子推着婴儿车，她有一头黑头发，还有黑眼睛——不是俄罗斯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民族，车臣人？奥塞梯人？我站在那里，不时看看婴儿车，车里有孩子吗？里面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因为要和这女人进同一个车厢，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想：“不，还是让她先走，我坐下一班地铁吧。”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为什么您总看着婴儿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是说，您也和我一样。”


  
……我看到一个身子缩成一团的可怜女孩，这就是我的喀秋莎。为什么她一个人在这里？不和我们在一起？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是真的。枕头上有血……“喀秋莎！我的喀秋莎！”她没有听见我叫她。她头上戴了一顶小帽子，不想让我看见，不想让我害怕。我的好女儿！她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儿科医生，但现在她听不到了，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孩……而现在，她的小脸……怎么了？好像有什么又黏又稠的东西蒙住了我，我的意识分解成了碎片。我挪不动双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是他们把我拉出了房间。医生训斥我：“把你自己控制住了，否则我们就不让你来看她了。”我控制住了自己……又回到病房，她不看我，眼睛看着别处，好像不认识我。但是她流露出受伤动物的眼神，这眼神让我无法忍受，几乎不能活下去。现在，她总是把这种眼神藏起来，好像给自己披上保护层，但这一切都已经深深烙在她身体里。她总是留在那个没有我们的地方。


  
整个科室全都是这样的姑娘，就像在车厢里一样，她们都这样躺着……很多是大学生、中学生……我想，所有妈妈一定都出来了，所有母亲一定都和自己孩子在一起，我们这样的人有好几千。现在我明白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乎我的女儿，只有家人，只有我们家里人需要她。人们都在倾听……人们都在同情，但他们感觉不到疼！没有痛苦！


  
喀秋莎从医院回来后，没有任何感觉地躺在床上。达莎守在旁边，她请了假在家。她经常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惊恐，他有心脏病。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我又问：这是为了什么？我一辈子都期望着女儿们好好读书，希望她们相信，善良终将战胜邪恶。但生活和书上写的不同。从大海深处都能听到母亲的祈祷吗？不对！我是个叛徒，我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保护她们了，而她们还希望我能。如果我的爱能够保护到她们，她们就不会遭到任何苦难，不会遇到任何失望。


  
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一共做了三次手术！喀秋莎的一只耳朵渐渐能听到声音了，手指也能活动了。我们生活在生与死之间，深知社会不公，又相信会有奇迹。虽然我是一名护士，但我对死亡了解得非常少。我多次看到过它，它经常从我身边经过。我要给人打点滴，听脉搏……每个人都认为医务人员比其他人对死亡领悟得更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医院有一个病理解剖专家，他已经退休了。有次他还问我：“什么是死亡？”（沉默）以前的生活已经变成空白，我现在只记得喀秋莎一个人，记得所有细节：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勇敢，爱玩，从来不害怕大狗，她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记得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们，她考上了医学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没有送礼，没有找补习教师。但我们掏不出学费供她上医学院，我们这个家庭承受不起。我想起来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的一两天，她拿来一张旧报纸读给我听，一旦在地铁里发生某种极端情况，必须这么做、那么做，到底说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它是个安全须知。事件发生时，直到失去意识，喀秋莎都还记得那篇文章。那个早晨是这样，她拿出一双刚修好的靴子，穿上大衣后想穿上靴子，但怎么都穿不上。“妈妈，我可以穿你的靴子吗？”“拿去吧。”我们穿同样尺码的靴子。我这颗母亲的心居然什么暗示都没有给我，我本来是能够把她留在家里的……在此之前，我还梦见了几颗很亮的星星，是一个星座。但是我却没有警觉……这是我的错，我后悔死了……


  
……如果医院允许，我会彻夜待在医院，做所有人的妈妈。有人哭倒在楼梯上……有人需要拥抱，有人需要陪着坐坐。一个从彼尔姆来的女孩哭个不停，她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另一个姑娘的一只脚被炸碎了……女孩子的脚是最珍贵的！自己孩子的脚是最宝贵的！我这样说，谁又能指责我？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天，报纸上写了很多，还有电视采访报道。喀秋莎看到她的照片被登出来，她把这份报纸扔掉了……


  女儿：

  
……我不太记得了……我不要记住那些！我不要！（母亲拥抱她，安慰她）


  
……地底下的一切更加可怕。现在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放在包里。


  
……我听不到哭泣或尖叫声。一片沉默。所有人躺成一堆……不，不是害怕……然后，他们开始蠕动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那里应该还有化学品，在燃烧。我还找到了自己的背包，里面有我的学习笔记和钱包……当时惊呆了……被震聋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谢廖沙！谢廖沙！”谢廖沙没有回答……有几个人仍然坐在车里，已经不是活人的自然姿势了。还有一个男人就像蚯蚓一样挂在那儿，我害怕朝那边看。


  
……我摇摇晃晃地走着，“救命啊！救命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个人在前面，像梦游一般，缓慢地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所有人都超过了我和他。


  
……两个女孩朝我跑过来，额头上黏着布片。不知怎的，我觉得冷得可怕。有人送来小凳子，我坐下来。我看到他们在向乘客索要皮带和领带，用来绑扎伤口止血。地铁站女值班员在电话上对着什么人大叫：“你们想要什么？这里的人们从隧道出来，都快死了，上到站台，快死了……”（沉默）您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们？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妈。（沉默）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淡忘了，继续看电视，听歌，出去喝咖啡……


  母亲：

  
我生长在苏联时代，最苏联的时代。我是苏联人，而现在是新俄罗斯……我对它还弄不明白。我不能说哪个更糟糕，是现在，还是苏共的历史？我的思维就是刻板的苏联模式，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了半辈子，这都印在我的身心里了，去不掉了。我是不是想甩掉它？不知道。虽然当时的生活很糟糕，但现在的生活则是很可怕。一早起来就各自奔波：我们去上班，女儿们去学习，整天互相打听：“你在那里怎么样？你回家要多少钱？坐什么车？”晚上全家团聚是我唯一放松的时间，至少是个喘息的机会。我害怕一切，经常发抖。女儿们都责备我说：你看你，妈妈，总是一惊一乍的……我其实很正常，但我需要这个安全屏障，这个外壳就是我的家。我很早就没有了爸爸，也许，这就是我如此易受伤害的原因，我的脆弱超过了爸爸爱我的程度。（沉默）我爸爸参加过战争，两次在坦克里被烧伤……整个战争他都参加了，活了下来，回到家里却被打死了。在一个门洞里。


  
我上学时念的都是苏联的教科书，和现在学的完全不一样。你们只要比较一下……关于俄罗斯的第一批“恐怖分子”，在我们的书里他们都被写为英雄烈士。像是索菲亚·彼得罗夫斯卡娅、基巴斯契夫[3]……他们是为了人民，为了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他们向沙皇投掷炸弹。这些年轻人往往是贵族出身，生在上流社会家庭……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今天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沉默）在历史课上，读到伟大卫国战争时，老师给我们讲述白俄罗斯女游击队员埃琳娜·马扎尼克的功绩，她在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国纳粹最高领导人库伯的床上安放炸弹，炸死了库伯和他怀孕的妻子。而隔壁的房间里就是库伯幼小的孩子们……斯大林亲自将“金星”奖章授予埃琳娜·马扎尼克。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还经常在中学和英模报告会上回忆自己的功勋。但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人，谁都没有告诉过我们，当时隔着墙还睡着孩子们，而埃琳娜·马扎尼克就是这些孩子的保姆……（沉默）战争结束后，一些有良心的人都羞于回忆起他们在战争中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爸爸就很痛苦……


  
在“汽车制造厂”地铁站引爆自杀炸弹的男孩来自车臣。人们从他的父母那里得知，他读过很多书，喜欢托尔斯泰。他在战争中长大，在轰炸和炮击中长大，曾亲眼看到自己的表兄弟被打死。十四岁那年，他逃进山里投奔了哈塔卜[4]。他就是想复仇。据说他本来是一个纯洁的男孩，心地善良，热心肠……人们还常常取笑他：哈哈，真是个小傻瓜……他学成了一个神枪手，也学会了投掷手榴弹。他妈妈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村里，希望他读完高中，毕业后做一个泥瓦工。但一年之后，他再次消失在山里。他们又教会了他爆破，然后他来到了莫斯科……（沉默）如果他是为了钱而杀人，那一切都不难理解，但他不是为了钱。这个男孩可以投身于坦克之下，也可以炸毁一家妇产医院……


  
我是谁？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虽然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去爱，我们忍受苦难，但没人对我们感兴趣，书中也不会写到我们。普罗大众，数不清的人。从没有人问过我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才想跟您说说。“妈妈，要把自己的心情藏起来。”我的女儿们这样说，她们一直在教育我。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残酷的世界，比生活在苏联的世界还要难。（沉默）我感觉，生活似乎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在别处，在其他的地方。市面上发生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我不去高端商场，因为我很紧张：连那里的警卫看我的眼神也是鄙视的，因为我穿的衣服是露天市场买来的，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必需品。我去乘地铁时总是怕得要死，那些比较富裕的人都不坐地铁。地铁是穷人乘坐的，不是所有人都坐。我们国家又出现了王公贵族和农奴民众。我已经忘了泡咖啡馆的感觉，我买不起咖啡。看戏已经是一种奢侈，以前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首演的。真是屈辱……我很懊丧……我们无法进入这个新世界，生活得平淡单调。丈夫从图书馆借书，用大口袋背回来，这是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我们仍然还可以在莫斯科老城区游荡，去我们喜欢的那些地方——亚基曼卡、中国城、瓦尔瓦尔卡。这是我们的铠甲，现在每个人都为自己增加铠甲。（沉默）我们过去学的都是……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就是盗窃。”我同意他的话。


  
我懂得爱情……我总是觉得：一个人有没有爱，和谁相爱，是最直观的联系，不需要语言。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第一任丈夫……我爱他吗？爱。爱得深吗？疯狂地爱。那年我二十岁，有好多梦想。我们和他漂亮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她还总是嫉妒我：“你这么漂亮，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她经常把我老公给我的鲜花拿到她自己的房间。后来我理解她了，可能是直到现在，当我如此深爱我自己的女儿时，当我自己与孩子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时，我才理解了我的婆婆。一位心理医生劝我：“您对孩子过度溺爱了，不能这样子去爱的。”但是我的爱都是正常的爱，就是爱！我的生活是我的，没有人了解其中的配方……（沉默）我丈夫也爱我，但他有一个哲学：不可能只和一个女人度过一生，必须认识别的女人。我想了很多，哭了很久，最后放他走了，自己带着小喀秋莎生活。第二任丈夫，他就像我的哥哥。我倒是一直梦想有个大哥哥。但是我不知所措。当他向我求婚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和他一起生活。为了生孩子，家里就应该有爱情的气息。他把喀秋莎和我带到他家去生活：“我们试一下吧。不喜欢的话，我送你们回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相处得很顺利。爱都是不同的：有的很疯狂，有的就像友谊，就像一个友好联盟。我很高兴这样想，因为我丈夫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哪怕我穿不起绫罗绸缎……


  
我又生了小达莎……我们从来没和孩子们分开过，夏天我们总是一起去卡卢加区村里的奶奶家。那里有河，有草甸和森林。我祖母烘烤的樱桃馅饼，孩子们现在都还记得。我们从没有去过海边，这是我们的梦想。众所周知，诚实的工作是不能赚到大钱的：我是一名护士，我丈夫是放射线设备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女儿们知道我们爱她们。


  
许多人盲目赞美改革，大家都对改革抱有期待。但是我爱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我还记得我们在住院部的一段对话：“社会主义结束了，但之后会发生什么？”“坏的社会主义终结，好的社会主义到来。”我们一边读报纸，一边等待着……不久，丈夫失去了工作，他们研究所关门了。失业者像海潮一样，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先出现了小摊位，然后有了大超市，里面应有尽有，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可是我们买不起。走进去又走出来。孩子生病时，我只能买两个苹果，一个橘子。这怎么能对付下去呢？如果现在就这么凑合，以后怎么办？我在超市收银台排队时，看到前面一个男人的购物车里有菠萝、香蕉……这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所以今天的人们都很累。苏联时期从来没有求过上帝，可是如今在俄罗斯生活了。（沉默）我的生活梦一个都没有实现……


  
当女儿去另一个房间时，她小声跟我讲。


  
多少年了？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三年，不，时间比这还长。我的秘密是……我觉得我无法和丈夫躺在一张床上，不能忍受丈夫的手触碰我。这些年来，我丈夫和我没有发生过关系，我既是妻子又不是妻子，他试图说服我：“你要放松些。”我的女友，她知道这一切，她也不理解我：“你很棒啊，你很性感。照照镜子吧，看你多么漂亮，一头秀发……”我的头发是天生的，我都忘记了自己的美丽。当一个人溺水时，全身都泡在水中，而我就是这样，全身都是痛苦。就好像我排斥自己的身体，只剩了灵魂……


  女儿：

  
……满地都是死人，他们口袋里的手机还响个不停，没人走过去接听。


  
……一个满身鲜血的女孩坐在地板上，一个小伙子给了她一块巧克力。


  
我的上衣没有烧毁，但它被烤化了。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说：“快躺在担架上。”我挣扎着：“我自己能起来，我自己上救护车。”她冲着我尖叫起来：“躺下！”在车上，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发现已经在急诊室了。


  
……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和一个男生是朋友，我们甚至……他送给过我一枚小戒指。我和他讲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这并不相关，但我们分手了。我对此无法释怀，可是我明白了，不需要任何启示。他们要炸死你，你活了下来，就变得更加脆弱。你身上已经有了受害人的标志，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这种标志。


  
我的妈妈喜欢去剧场，有时她会设法买到便宜的戏票。“喀秋莎，我们去看戏吧。”我拒绝了，她就和爸爸一起去。对我来说，剧场不再有吸引力了……


  母亲：

  
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偏偏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都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能够躲起来。这种想法无法立即打消……


  
这个年轻的死士，还有其他人，他们下山走向了我们：“他们是怎样杀我们的，你们看不到。那就让我们试着做给你们看看。”（沉默）


  
我在想……我希望记住那些幸福时刻吗？必须记住。我一生中的幸福只有一次，就是孩子们小时候……


  
门铃响了，喀秋莎的朋友们来了，我请他们坐在厨房。我母亲曾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待客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年轻人不再谈论政治，现在又开始聊了。他们在谈论普京：“普京，是斯大林的翻版……”“这太久了……”“对整个国家来说，这就是个屁股垫……”“这是天然气，是石油……”


  
另一个话题是：是谁使得斯大林成为斯大林的？是谁的罪过？仅仅需要审判那些杀过人的、拷问和折磨过人的，或者——


  
写过告密信的……


  
从亲戚家把“人民公敌”的孩子抓走投进孤儿院的……


  
运送被捕者的司机……


  
拷打之后擦洗地板的女清洁工……


  
安排货运列车发送政治犯去北部的铁路负责人……


  
剪裁制作劳改营警卫大衣的裁缝，还有为他们补牙齿、拍摄心电图，使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的医生们……


  
还有，当别人在会议上大声呼喊“让恶棍们像狗一样去死！”的时候，那些保持沉默的人。


  
话题从斯大林转到车臣，仍然是老生常谈：那些杀人者和那些轰炸者都是有罪的。可是，那些在工厂制造炸弹和炮弹的人，那些缝制军服的人，那些教士兵开枪的人，那些颁布奖章的人……莫非他们也都有罪吗？（沉默）我想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喀秋莎，带她远离这些讨论。但她坐在一边，惊恐地睁大眼睛。她也呆呆地看着我……（她转向女儿）喀秋莎，我没有罪过，爸爸也是无辜的，他现在教数学。我是一名护士。一批从车臣战场上下来的负伤军官被送到我们医院。我们为他们治疗，当然，他们伤好之后还要回去再上战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回去，许多人公开承认：“我不想打仗。”我只是个护士，我应当救治任何人……


  
有药治病，无药医心。心理医生给我画了一张图：早上我要空腹喝半杯金丝桃汁、二十滴山楂汁、三十滴芍药汁……我喝了。一整天都要吃药，还经常去看中医，但这并没有帮助。（沉默）只能多做家务事转移精神，才不会发疯。洗刷、按摩、缝制……这就是我的常规治疗。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古老的椴树，连续两年，我总是去看它。我觉得和它都有了感情：老树开花，香味扑鼻，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浓，从来没有过……但色彩褪去，声音消失……（沉默）


  
我在医院和一个女人交了朋友，她当时不在喀秋莎所在的第二节车厢，而是在第三节。后来我已经正常上班了，似乎一切都熬过去了。可是意外发生了：她想从阳台跳下去，跳出窗外。她父母把窗户都安上了栅栏，全家好像住在一个笼子里。但是她又要开煤气自杀……丈夫离她而去了……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曾经有人在“汽车制造厂”地铁站看见过她，她在站台上大声喊道：“用右手抓起三把土撒到棺材上。我们一起捧三把土，一起撒……”她大声尖叫着，直到乘务员来把她带走。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是喀秋莎告诉我的。当时她身旁站着一个男人，距离她很近，她甚至都想给他提意见了。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爆炸就发生了，他挡住了她，本来会击中喀秋莎的弹片都炸进那个男人身上。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我经常想起他，觉得他就站在我面前……喀秋莎不记得有这事，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也许，是我自己臆造出来的。不过，我觉得是有人救了她……


  
我知道该怎么治疗。喀秋莎需要快乐，只有幸福能治愈她。她需要这样的幸福……我们去听阿拉·普加乔娃[5]的演唱会，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她。我想靠近她，给她一张纸条：“为我的女儿唱一首吧。请说一声只是为她一个人唱的。”我想让女儿觉得自己像个女王，想把她高高捧起来，她看见过地狱，必须要让她再看到天堂。这样她的世界才会恢复平衡。这都是我的幻觉、梦想。（沉默）我以自己的爱从来没有成过任何事。我应该给谁写信？我应该向谁求助？你们已经靠着车臣石油赚了钱，靠着俄罗斯贷款发了财，就请让我把女儿带到什么地方去疗养一下吧。让她在棕榈树下坐坐，看看海龟，把可怕的事情忘记。在她眼里，总是看到灾难。没有光明，我在她眼睛里看不到光明。


  
我开始去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和别人倾诉一下。有一次神父在讲道，说人在巨大的痛苦中要么是接近神，要么是远离神。即使这个人远离了神，也不能责怪他，因为这是愤怒和痛苦所导致的。我觉得神父说的就是我。


  
我从一旁看着这些人，我不觉得与他们有亲人般的联系……我这样看着他们，就好像我已经不是人类……您是作家，您理解我：语言是很少能与内心产生共鸣的，以前我就很少与内心交流，现在就更像在矿山上生活一样……我受难，我思考……总是在内心里翻起什么……“妈妈，要隐藏自己的灵魂！”不，亲爱的女儿，我不想让我的感情、我的眼泪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一丝痕迹。这是我最担心的。我所经历过的东西，我并不想只是留给孩子们，我也想把这些告诉其他人，因为它潜伏在某个地方，每个人都可能遇到。


  
9月3日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莫斯科举行了哀悼仪式。街上有许多残疾人，很多年轻女性披着黑色披肩。在索里扬卡，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中心前的广场，在“文化公园”“卢比扬卡”“汽车制造厂”和“里加”地铁站……到处都点燃追悼的蜡烛。


  
我也在人群中。我提问，我倾听。我们怎么生活呢？


  
在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10年和2011年，首都莫斯科都发生过恐怖袭击。


  
——上班路上，地铁车厢一如既往地挤满了人。我没有听到爆炸声，但不知怎的，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变成了橙黄色，我的身体突然间麻木了，我企图摆动手臂，但做不到。我以为我中风了，接着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我看到一些人仍旧在无所畏惧地行走，好像我已经死了。我害怕被踩到，就举起手臂。有人把我扶起来。到处是血和肉……


  
——儿子刚满四岁。我怎么对他说爸爸死了？他还不明白死亡是什么呢。我担心他会以为爸爸不要我们了，就说爸爸暂时出差了……


  
——我经常想起那天……在医院外自愿献血的人排起了长队，还提着装橙子的网兜。人们向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看护们请求着：“把水果收下吧，送给谁都行。请问他们还需要什么？”


  
——一些姑娘下班后来我家看望，是领导派车送她们来的。但是我不想见任何人……


  
——必须有战争，真实的人性才能显现出来。我的祖父说，只有在战争中，他才能看到真正的人。现在的仁慈太少了。


  
——在自动扶梯边上，两个陌生的女人拥抱痛哭，她们满脸鲜血，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血，还以为是泪水和颜料混在了一起。晚上，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这才反应过来。在现场时我就看到了，但是没意识到那真的是血，我不相信。


  
——起先你可能会径直进入地铁站，放心大胆地上车，但过了一两站，你就会出一身冷汗。特别是当列车在隧道停留几分钟的时候，就会很害怕。每分钟都被拉长，心在弦上似的摇摆……


  
——觉得每个高加索人都像恐怖分子……


  
——您以为俄罗斯士兵在车臣就没有犯罪？我弟弟在那里服役过，他经常谈论光荣的俄罗斯军队……把车臣男人关在洞里，像对待动物一样，要求他们的亲戚交赎金。折磨、掠夺……那小子现在变成了酒鬼。


  
——投靠杜马议员？他们就是战争挑动者！谁把车臣变成了俄罗斯人的隔离区？俄罗斯人的工作被夺走，失去了公寓和汽车。你不给，就会被杀害。俄罗斯女孩被强奸，只因为她们是俄罗斯人。


  
——我讨厌车臣人！如果没有我们俄罗斯人，他们还住在山洞里呢。帮助车臣人说话的记者也很讨厌！自由主义分子！（他望着我，目光中充满仇恨，我把他的话录了音。）


  
——难道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死德国士兵的俄罗斯士兵控罪吗？那时候谁都杀人。警察被游击队俘虏后，也被剁得粉碎……听听退伍老兵们的话吧。


  
——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在叶利钦时代，电视报道都很真实。我们看到了哭泣的车臣妇女，也看到俄罗斯母亲穿过村庄寻找她们失踪的儿子，没有人去招惹她们。现在这种仇恨以前是没有的，他们和我们都没有。


  
那时只有一个车臣在燃烧，现在是整个北高加索。到处都有清真寺。


  
——地缘政治找上了我们家门。俄罗斯即将瓦解，帝国很快就将只剩下莫斯科大公国……


  
——我恨！


  
（恨谁？）


  
——恨所有人！！


  
——我儿子只活了七个小时，他被塞进一个塑料袋，和其他尸体一起扔到一辆公车上……政府给我们送来了一口棺材和一对花圈。棺材是碎木屑做的，就像纸板一样，一抬起来就散架了。花圈也很寒酸。我们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国家对我们普通人并不在乎，我想唾弃它，我想摆脱这个狗日的国家，我已经和丈夫一起申请移民加拿大了。


  
——以前是斯大林杀人，现在是土匪杀人。这就是自由社会吗？


  
——我有黑头发、黑眼睛，但我是俄罗斯人，东正教徒。我和女友一起乘地铁，我们被警察拦住，我被拉到一边：“脱掉你的外衣，出示证件。”但警察对我的金发女友完全不注意。妈妈说：“去染发吧。”我感到很屈辱。


  
——俄罗斯人有三大支柱：“也许吧”“想必是”和“不管怎样”。最初所有人都吓得战战兢兢，一个月后，我在地铁的长凳下发现一个可疑包裹，差点儿逼着值班员打电话报警。


  
——恐怖袭击发生后，去多莫杰多沃机场的出租车价格暴涨。太离谱了。所有人都趁火打劫。要么给钱，不然就请下车……让你的脸撞到车前盖上！


  
——有些人躺在血泊里，另一些人用手机摄像头拍照。啪啪啪的拍照声不断。马上在社交网络上张贴照片。办公室的废纸箱都不够用了。


  
——今天是他们，明天就是我们。如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就是所有人都默许。


  
——我们尽可能地努力，以祈祷帮助死难者。请求上帝的恩典……


  
有学生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举办音乐会，公交车送他们去现场。我凑上前去做了几句采访。


  
——我对拉登很感兴趣，基地组织，那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


  
——我支持个人恐怖行为，比如针对警察和官员实行定点清除。


  
——恐怖主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在如今是种慈善行为。


  
——我吃腻了油煎薄饼，停车停车。什么时候放我们走啊？


  
——有一个笑话，说一群恐怖分子到意大利观光旅游。他们走到比萨斜塔前时，都大笑起来：“太不专业了！”


  
——恐怖，这是一门生意……以牺牲做祭祀，如同远古时代……主流思潮……革命前的热身……个人的事情……


  
    
[1] 喀秋莎为喀赛尼亚的爱称。——译者注

  

  
    
[2] 2004年2月6日，莫斯科地铁2号线（莫斯科河畔线）发生恐怖袭击，一名男性自杀式袭击者引爆炸弹，造成41人死亡，120余人受伤。之后一车臣恐怖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编者注

  

  
    
[3] 民意党是19世纪末俄国激进左翼革命组织，频繁对俄国沙皇和政府高官进行恐怖暗杀活动，1881年3月1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刺客投掷炸弹炸死，事后6名参与者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索菲亚·彼得罗夫斯卡娅、尼古拉·基巴斯契夫等。——编者注

  

  
    
[4] 哈塔卜，阿拉伯人，生于约旦，于1994年—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潜入车臣，成为车臣武装重要头目之一，1999年8月领导了武装侵入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行动。2002年死亡。——编者注

  

  
    
[5] 普加乔娃，俄罗斯著名流行歌手。——译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扎着辫子的老太婆和美丽的姑娘


  
亚历山大·拉斯柯维奇，军人、企业家，移民，二十一～三十岁


  死亡如爱情

  
童年时，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枫树。我经常会和这棵树说话，树就是我的朋友。爷爷死的时候，我哭了一整天。当时我只有五岁，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就知道人人都会死。一种恐惧抓住了我：要是所有人都会先我而死，那不就只剩我独自一人了？我感到无比孤独，妈妈很心疼我，爸爸就走过来对我说：“擦掉眼泪。你是个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也有我不知道的：我到底是谁？我从来不喜欢当男孩，不喜欢玩打仗游戏。也从没有人找我去玩，所有人都不带我玩……妈妈那时候是想生个女孩的，而爸爸一直想让她堕胎。


  
我第一次想上吊，是在七岁那年，就因为一个瓷盆子。妈妈在盆子里煮果酱，然后把它放在凳子上。我和哥哥跟猫儿穆思卡玩，那只猫像幽灵一样飞快地越过了盆子，我们却撞了上去……妈妈那时候很年轻，爸爸去参加军事演习了。地板上是一摊果酱……妈妈开始大骂当军官老婆的倒霉命运，说不得不住在这么遥远的萨哈林。萨哈林的冬天，积雪有十米厚，夏天只有一种叫牛蒡草的植物陪伴她。妈妈挥舞着爸爸的军官皮带赶我们出去。“妈妈，外面在下雨，谷仓里的蚂蚁都会咬人。”“滚出去！滚出去！马上滚！”哥哥跑到邻居家躲起来，而我认真地做出了决定，上吊自杀。我进了谷仓，从篮筐里找到一根绳子。第二天早上他们进来，就会看到我吊在那里了：瞧吧，坏蛋们，给你们看看！就在这时候，猫儿穆思卡从门外挤进来。喵喵……我的宝贝穆思卡！你是来可怜我了。我拥抱它，紧紧依偎在一起。我们俩相伴着直到早晨。


  
爸爸……他算是什么爸爸？就知道看报纸和吸烟。他是一个航空团的政治副团长。我们跟着他从一个军营转移到另一个，住在军官宿舍里。那是长长的一排红砖营房，千篇一律。每个军人身上都散发着皮鞋油和“西普”牌廉价花露水的味道。我总在爸爸身上闻到它。爸爸转业回来那年我八岁，哥哥九岁。武装带唰唰响，大皮靴咔咔响。这一刻，如果我们能化为无形，从他的眼前消失就好了！爸爸从书架上取下波列伏依[1]的《真正的人》。在我们家里这就是“我们的教父”。“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从哥哥开始问。“嗯，这架飞机掉下去了。但是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爬了出来，他受伤了。靠吃刺猬维生，躺在沟里……”“沟？什么沟？”我提醒哥哥：“一个五吨重的炸弹炸出的弹坑。”“说的什么啊？这是昨天那段。”我们都被爸爸严厉的声音吓得一哆嗦。“今天呢，就是说，你们今天没有读？”接下来的画面就是：我们围着桌子跑，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个大的，两个小的。我们脱下裤子，爸爸用皮带抽我们。（停顿）毕竟我们所有人都是受电影教育长大的，对不对？图像中的世界……我们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电影和音乐中长大的。爸爸带回来的那些书至今还会引起我的过敏反应。每当我在别人家的书架上看到《真正的人》和《青年近卫军》一类书，我就会体温上升。唉！爸爸就希望把我们扔到坦克下面去，就想着我们快快长大成人，申请加入红军去打仗。没有战争的世界对爸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英雄！只有在战争中才有英雄，如果我们兄弟俩中有一个人像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那样断了两条腿，爸爸会感到很幸福，他就没有白白活一生……生命就有了成就感！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想如果我违背了誓言，在战斗中动摇的话，他会亲自枪毙我的。像达拉斯·布尔巴[2]一样！“你的命是我给的，我也能拿走。”爸爸一直有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想法，盲目爱国，爱国没商量！在我的整个童年，爸爸都教育我活着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无论他怎么说，都无法把我的思想调整到战争上面，调整到像条狗一样去用自己的身体堵塞一个大坝的缺口，或用肚子去滚雷区。我不喜欢死亡……我本来也像所有人一样踩死瓢虫——萨哈林夏天的瓢虫就像沙子一样多，直到有一次我害怕了：我对这么小的红色尸体做了什么？穆思卡早产生下几只小猫，我给它们喂水，精心照顾它们。妈妈凑过来：“它们怎么了，是死了吗？”她说完这句话后，它们竟然真的死掉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掉！“男儿有泪不轻弹。”爸爸给了我们每人一顶军帽，每到周末就放军歌唱片。哥哥和我就得坐下来听，他的脸颊上滑落下“不轻弹的男儿泪”。每次爸爸喝醉了，都会给我们讲同一个故事：英雄被敌人包围了，打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把这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此时父亲总是像电影上一样倒下去，一条腿挂在凳子上，然后也掉了下来。这很可笑。但是父亲清醒时总是很生气：“英雄牺牲的时候有什么好笑的！”


  
我可不想死，小时候每次想到死都很害怕。“男子汉必须做好准备”，“保卫祖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拆卸组装冲锋枪？”对于爸爸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耻辱！哦！我多么想用乳牙去咬一咬爸爸的皮靴，打他咬他。为什么，他要在邻居维契卡面前让我光着屁股挨打，还骂我是“小娘们”？！我可不是天生的死神舞伴。我有一双非常“经典”的足腱，我想学芭蕾舞……爸爸却为伟大思想而服役，好像那时候所有人都长着同样的大脑，都为了没有裤子只有步枪的生活而骄傲……（停顿）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早就长大了……可怜的爸爸！现在的时代，生活早已改变了，当年表演悲剧的地方，现在上演着喜剧和流行大片。爬啊爬，啃嫩芽……猜猜他是谁？他就是阿列克赛·梅列西耶夫——爸爸最喜欢的英雄。“孩子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玩耍/卫生员波塔波夫被残酷折磨……”这些仍然是我父亲的想法。爸爸怎么样？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但是还不服老。他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每一刻，仰望一阵天空，观赏一番树木，或者跟人下棋，或者收集邮票、火柴盒……可是他偏偏坐在电视机前，看议会开会、看左派右派争论、看人们举着红旗示威集会。爸爸身临其境！他坚决支持共产党！我们一起吃晚饭时，他开口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他对我发起的首轮攻击，等待我回应。爸爸需要斗争，否则他的生命就会失去意义。他必须举着红旗冲上街垒！我们和他一起看电视：日本机器人承担了挖地雷的工作，一颗，两颗……这是科学技术的胜利！是人类智慧的胜利！然而，爸爸却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难过，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技术。突然间，就在现场报道结束前，机器人犯了错误，地雷爆炸了。正如常言道：“看到工兵跑，只管跟他跑。”机器人却没有这样的程序。而爸爸困惑不解的是：“怎么弄坏了进口设备？难道我们的人才还不够多吗？”爸爸有自己的死亡观。他一辈子都是为了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而活着，他把自己看得比一颗铁钉还轻。


  
在萨哈林，我们住在一个墓地附近。我几乎每天都听到哀乐，看到黄色的棺材。营房里有人死了，身上盖着大红布，那是一位飞行员。红色棺木越来越多。每下葬一个红色棺材，爸爸就带回家一盒录音带……飞行员们都到我家来。桌子上放着嚼碎的“公牛”牌烟叶，闪闪发光的玻璃杯里满是伏特加。他们反复播放录音带：“我，机上异常……引擎开始……”“转用第二个。”“它不工作。”“尝试启动左发动机。”“不行……”“右发动机……”“右发动机也不行！”“弹射跳伞！”“机舱内灯光未复位……他妈的！嗯，嗯……啊啊啊……”我一直想象，死亡就像是从难以想象的高度跌落：唉，唉，唉……喂喂喂……有一次，一个年轻飞行员问我：“小子，你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吗？”我很惊奇。我还以为我一直都知道呢。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孩点篝火时把子弹扔了进去，一下就炸开了！于是他就完了……我们去给他送葬，他躺在棺材里就好像在装死，仿佛每个人都在看他，他却不理睬任何人……我无法把目光移开，好像我一直都知道，生来就有这方面的知识。也许我曾经死过？或者是因为我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常坐在窗边，看着那些人怎样被抬到墓地：红色的棺木、黄色的棺木……我对死亡深深地着迷，想象过很多次。死亡散发着“公牛”烟草和吃了一半的鲱鱼和伏特加的味道吧。但死神不一定是牙齿脱落还扎着辫子的老太婆，或许还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呢？我看见她了。


  
十八岁的时候，我想要的是女人、酒、旅行，探寻奥秘。我想象着，为自己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那一刻，大家才会看懂你……我操！我到现在还总想消失在空气里，不留下任何痕迹，谁都找不到我，像护林员或者没有护照的流浪汉一样行踪不定。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我又被应征入伍了，身份文件搞乱了，又要去服役了。我大声叫嚷着拒绝：“我已经服过兵役了，畜生！放我回去！”疯了！奇怪的梦……（停顿）我不想做男孩，不想成为一名军人，我对战争没有兴趣。爸爸说：“你必须成为一个男人。如果大家都觉得你像女孩子，就会认为你无能。军队是生活的学校。”必须去学习杀人……在我的脑海里，一切是这样的：战鼓咚咚响，战斗队列整齐，各种精良的杀人武器，子弹呼啸而过……破碎的头颅、踢爆的眼球、切断的四肢……到处是伤者的呻吟声和胜利者的欢呼，胜利者就是那些杀人更多的家伙……杀人！杀人！子弹、炮弹或者核弹，反正都是杀人，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我不愿意。我不知道军队中的另一些男人将如何把我变成一个男人。要么我被杀，要么我杀人。哥哥参军走了，带着美丽的幻想浪漫地走了，服役回来时成了一个惊恐万状的人。每天早上，都有人用脚踢在他脸上。他躺在下铺，上面是老兵。整整一年，都是臭脚对着你的脸！试想你怎么还能做回原来那个人？如果剥光一个男人的衣服，能想到多少事情可做？很多……例如，吸吮最隐私的器官，大家都必须笑。谁要是不笑，他就要去吸……用牙刷或剃须刀去擦洗士兵厕所？“它必须亮得像一只猫的蛋。”我操！有一类人不可能为人鱼肉，但是另一类人只能是为人鱼肉，任人宰割。我知道，必须聚集自己所有的激情才能活下来。我登记参加体育活动——哈他瑜伽、空手道。学习格斗——打脸、打两腿之间、打断脊柱。我点燃一根火柴，把它放在掌心，等到它烧完。当然，我受不了，我哭了。我记得，我都记得……（停顿）话说一只龙在树林里遇到了一只熊，龙对熊说：“熊啊，我的晚饭是八点钟。你来吧，我会吃了你。”继续走下去。跑过来一只狐狸，龙说：“狐狸啊，我的早餐是七点钟。你来吧，我会吃了你。”继续走下去，跳出来一只兔子，龙说：“等一下，小兔子。我在两点钟吃午饭。你来吧，我会吃了你。”“我有一个问题。”兔子举起了爪子。“说吧。”“我能不来吗？”“能啊。那我就把你从名单中划掉吧。”但是却很少有谁能提出这个问题呢，我操！


  
送行……一连两天，我们家里炒、煮、炖、捏、烤，买了两箱伏特加酒，叫来了所有的亲戚。“不要丢我们的脸，儿子！”第一个端起酒杯的是父亲。他仰头就喝干了……我操！第二天早上，在征兵办公室外面，播放着熟悉的老歌曲：“通过测试”“维护荣誉”“展现勇气”……伴随着手风琴和歌曲的，是塑料杯中的伏特加。我不喝酒，他们就问我：“你病了吗？”在出发去火车站之前，还对个人物品进行了检查。他们让我倒出了背包中的全部东西，拿走了刀叉和食物。家里给了一点儿钱，我们都藏在了袜子和内衣里。我操！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捍卫者们，坐上了大巴士车。姑娘们挥舞手帕，妈妈们痛哭流涕。出发！装满男人的汽车启动了。我那时候谁的面孔都不记得。所有人都剃了光头，换上破烂衣服，像囚犯一样。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四十片药，自杀未遂……免服兵役证。要想聪明地活下来，就必须当傻瓜……”“打我吧！打吧！好啊，我是臭狗屎，别理睬我。但是我在家里都是和女孩子干那个，而你是在战争中真和步枪干。”“嘿，伙计们，把旅游鞋换成大皮靴，去保卫祖国吧。”“谁的衣兜里有老娘儿们的照片，他就不会当兵。”我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大家一路上都在喝酒，我不喝酒……“可怜鬼！那你参军做什么啊？”从床上用品到袜子衣物，都背在我们身上。每天晚上脱下鞋子，我操！那臭味！一百个男人的鞋子……有人两三天都不换袜子，熏得你简直想上吊或者乱开枪了。上厕所也要听军官的，一天三次。你想多去，就耐心等着吧。厕所关闭了。要是小便，就在门外解决。有个人就在夜里上吊自杀了……我操！


  
人是可以被输入程序设计的，也是愿意被输入的。一、二！一、二！踢腿！部队规定有很多行军和跑步训练。跑步要求速度快，距离远，你要是跑不动，就爬！几百名年轻男人在一起是什么样？那是一群野兽！一群年轻的狼！军队里运行的是和监狱同样的法则，那就是无法无天。第一诫：从不帮助弱者。弱者就要挨打，弱者就该被驱逐！第二诫：没有朋友，自力自卫。到了夜晚，谁打呼噜谁发牢骚谁喊妈妈谁放屁都可以……但是一个规矩是全体通用的：要么你自己屈服，要么让别人屈服。这就像二二得四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啊？我相信过契诃夫的话，他写道，必须把自己身上最后一滴奴性都挤出去。他还说，人应该是完美的：从灵魂到服装，一直到思想。但实际上一切都是反的！截然相反！有的时候就是想成为奴隶，喜欢奴颜婢膝。要从人的身上把最后一滴人味儿挤出去。班长在第一天就对你说清楚了：你就是牛，你就是畜生。他下令：“卧倒！起立！”每个人都站起来了，只有一个人还躺着。“卧倒！起立！”那人还躺着不动。班长面色变黄，再变为紫色：“你在做什么？”“太没意思了……”“你说什么？”“主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动怒……”班长马上去找连长，连长又去找克格勃官员。他们上纲上线了：原来是个浸信会信徒。他是怎么混到部队里来的？！马上把他和其他人隔开！之后他就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不想玩战争游戏……


  
新兵的课程：正步走要无懈可击，纪律条例要死记硬背，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要能闭着眼睛拆卸组装，甚至在水下拆卸组装……没有上帝！班长就是上帝，班长就是沙皇和总司令。班长瓦列利安说：“就是鱼也得服从训练。明白了吗？”“在队列里就要高声唱歌，让屁股上的肌肉都颤抖。”“你在地下埋得越深，被杀死的概率就越小。”都是出色的非正规创作！头号梦魇是帆布靴子，俄罗斯军队直到最近才换装，刚刚发放了皮鞋。我当兵的时候还是穿帆布靴子，为了让帆布发亮，必须用靴膏擦洗，然后用绒呢碎布擦亮。要在三十摄氏度高温之下穿着这种帆布靴子越野行军十公里……真是如同下地狱！二号梦魇是包脚布，有冬季和夏季两种。都到了二十一世纪，俄罗斯军队看来是最后放弃包脚布的军队了……我因为包脚布磨出了不止一个血疱。这种包脚布不像绑腿，不是从外部而是从脚趾头开始一层层缠起来的。全体列队。“列兵……你为什么走路一瘸一拐？没有挤脚的靴子，只有不正确的脚。”所有的人都不是抱怨，而是骂娘，从上校到士兵，异口同声地开骂。


  
生存的基本原理：士兵就是一种动物，什么都干得出来……军队就是监狱，在这儿“坐牢”的期限是由宪法规定的……妈呀，吓死我了！年轻的士兵，就是“学徒”“小鬼”“蚯蚓”。“嘿，臭小子，给我沏杯茶。”“喂！过来给我擦靴子……”“嘿，嘿！还有你，别他妈的自以为了不起。”就这样开始欺压……到了晚上，四个放风，两个打人。他们都掌握了打人不留下瘀青痕迹的技巧，比如，用湿毛巾和勺子。有一次我被打了之后，两天不能说话。在医院里，检查时只看得到一块瘀青。他们打人打腻了，就用干毛巾或打火机给你剃胡子，再腻了，就喂你吃粪便和泥土。“下手啊，下手啊！”简直是畜生！还逼着人围绕营房裸体跑步、跳舞……新兵没有任何权利，我老爸却以为：“苏联军队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嗯……这种时刻总会到来的，在内心里谁都会有些卑鄙的小点子：现在我给他们洗短裤、洗包脚布，以后我熬出头来也变成畜生，别人也得给我洗内裤。我在家的时候还想得挺好，自己长得这么细皮嫩肉，只要别打断我骨头，别打坏我命根子。这是底线……（停顿）在军队里总是感觉吃不饱，特别想吃糖。部队里人人都偷窃贪污，规定配给的七十克食品，到士兵手里只能得到三十克。有一次我们干坐了一星期，连粥都没得喝：因为有人从车站把一车皮麦子偷走了。难怪我总是要梦见面包店，梦见葡萄干、奶油蛋糕……而且我还成了清洗土豆的专家，练了一手好技巧，一个小时能把三大桶土豆削干净！就像在农庄一样，士兵生活是没有规范标准的。土豆皮能把你埋了……操他妈的！在厨房值班的班长对士兵下令：“洗三桶土豆。”士兵说：“人类早都在太空飞行了，洗土豆的机器却还没有发明出来。”班长就说：“在部队，大头兵……就是一切。清洗土豆的机器，就是你。你就是最新型号的洗土豆机。”士兵食堂简直就是个“仙境”：整整两年，只能吃粥、咸菜和面条，喝肉汤吃不到肉，因为肉是战略储备，要留着打仗时候吃。肉存在仓库里多久了？五年到十年……都泡在酥油里，腌在五立升的黄色大桶中。过新年时在面条上浇些奶油，这已经很奢侈了！班长瓦列利安说：“饼干是你们在家里吃的或者招待你们的小婊子的……”按照军规，士兵是不许用叉子和茶匙的，汤勺是唯一的餐具。有个士兵家里寄来了一对茶匙，我的上帝啊！坐下来用茶匙搅拌一杯茶水该是多么惬意啊。老百姓的自由感觉！本来人家就把你们当猪狗一样驱赶着，怎么还用起了茶匙。我的上帝！让我想起在什么地方我还有一个家呢……碰巧值班大尉路过这里看到了：“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的？马上去给我打扫房间清理垃圾！”还用什么茶匙！当兵的不是人，只是个物件、工具、杀人武器……（停顿）复员了。我们这批一共有20人……汽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扔了下来：“就这样，再见了！小伙子们再见！泡妞幸福。”我们全都立正在那儿，半小时过去了，依然站立着；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站在那儿！我们东张西望，还等着有人给我们下命令呢：“跑步走！去买火车票！”但是没有人下令。我不记得过了多少时间，我们才意识到，不会有命令了。必须自己解决。我操！当兵两年把脑子弄坏了……


  
我曾经五次想自杀，怎么做呢？上吊？那你就会屎尿都失禁，舌头掉下来，再也推不回喉咙里……就像在运送我们到部队的火车上那个家伙似的，被大家臭骂了一顿娘……那我们怎么做呢？从站台跳下去，血肉四溅？站岗的时候拿枪打自己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爆开？不论怎样，妈妈都会很悲伤。长官说：“不要向自己开枪。不要浪费子弹。”士兵生命的价值还不如子弹。要是有姑娘来信，这在军中可是件大事，收信的时候手都会发抖。来信不能保存，上司要检查床头柜：“你们的女人，就是我们的女人。你们还得好好服役，就像一把铜壶一样任凭摆放。还是把那些无聊的废纸扔到茅坑去吧。”柜子里只允许放三样东西：剃刀、自来水笔和笔记本。只能蹲在茅坑上读最后一遍：“我爱你……吻你……”操他妈的！这就是祖国保卫者！父亲来信还说：“车臣在打仗……你知道我的意思！”爸爸在家期待着儿子英雄凯旋……我们有一个准尉在阿富汗，是志愿军。战争意识在他脑袋里太强烈了。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扯了一段阿富汗的政治笑话。我操！听的人全都笑翻了……说的是一名士兵去拉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友，战友流血过多，气息奄奄，请求道：“开枪打死我吧！我不行了！”“我没子弹了，全打完了。”“你去买吧。”“我到哪儿去买子弹啊？周围都是山，一个活人也没有。”“你可以向我买啊。”（笑）“军官同志，你为什么申请去阿富汗？”“我想当少校。”“不想做将军？”“不，我不想做将军——将军有自己的儿子。”（停顿）但是没有一个人申请去车臣，我记得没有一个志愿军去……我做个了梦，父亲来找我说：“你不是宣过誓吗？”我是在红旗下发过誓：“我发誓严格遵守纪律，坚决完成任务，勇敢保卫祖国……如果我违背庄严誓言，我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受到社会的憎恨和蔑视……”在梦里，无论我跑到什么地方，爸爸都在盯着我，瞄准着我……


  
如果你在站岗，手握武器，就会产生一个想法：只要一两秒钟，我就自由了，谁都不会看到。狗东西们，你们谁都碰不到我了！碰不到……碰不到！要想寻找我自杀的理由，就要从妈妈当时想要一个女孩，而爸爸要求她把我堕掉开始。还有班长说的：你就是一堆臭狗屎，是一个黑洞……（停顿）军官是各不相同：有一个家伙还是知识分子，会说英语，基本上是醉鬼，喝到失去神志。军官们可以任意在深夜叫醒整个营房，逼着大家去操场上跑步，直到有士兵倒下。军官被称为豺，有坏的豺，有好的豺……（停顿）有人给您讲过，十个人如何强奸一个人吗……（邪恶地笑）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文学……（停顿）真的把士兵像畜生一样装上卡车送到当官的别墅。（邪恶地笑）搬开水泥板……敲起军鼓！奏苏联国歌！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英雄。我讨厌英雄！英雄必须杀很多人，或者死得很壮烈。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杀死敌人：开始使用弹药，子弹和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刺刀、枪托、工兵铲，哪怕用牙齿咬。班长瓦列利安说：“要学会用刀干活。手爪是非常好的东西，最好不要剪指甲，要带刺……要翻转过来握住，像这样……这样，控制手臂，扭到背后……别得意于花拳绣腿的动作，好极了！太棒了！现在把敌人扭过来，这样……这样……然后杀了他。干得好！杀了他！还要大叫：‘去死吧，狗娘养的！’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停住了）他们一直给你灌输：武器，是美丽的；射击，是男人真正的事业……我们学会了杀动物，我们为了学会杀人特意抓来流浪猫狗，为的是以后面对鲜血手不再发抖。就像屠夫一样！我无法忍受这一切，哭了一夜……（停顿）小时候我们喜欢玩武士游戏。按照日本传统，武士死的时候面孔不许朝着地下，也不能叫。而我总是哭，所以大家不喜欢带我玩游戏……（停顿）瓦列利安说：“记住，自动步枪是这样工作的：一，二，三——你没跟上……”大家就都再来一遍！！一，二……


  
死亡就像是爱情，到最后时刻都是昏暗不清……出现可怕和丑陋的痉挛。我们无法从死亡中复生，但可以从失恋中走出来。我们能够记得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是何时坠入爱河的。在你被淹没时，越是抗拒就越是无力。必须顺从，一沉到底。然后，你要是想活，就冲出水面，全身返回，但在此之前必须沉落水底。


  
那里有什么？其实，隧道的尽头没有光明……我并没看见天使。父亲坐在一口红色棺材旁。棺材是空的。


  对于爱，我们知道得太少

  
几年后，我又到了N城（按照受访人的请求，隐去城市名字）。我和他通了电话，然后见面。他在恋爱，很是幸福。于是我们谈起爱情。我甚至一时没有想到打开录音机，没想到要抓住这个生命转折的瞬间，简单说就是生活的瞬间，把它写入文学作品。在任何对话中，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开的对话中，我一直守卫着文学。虽然有时我会失去警惕，但“文学碎片”可能无处不在，有时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光，就像这次一样，我们本来只想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但是生活却带出了一个故事情节。幸好我还来得及记录下来……


  
我遇到了爱情，我懂得爱情了……在这之前，我还以为爱就是两个傻瓜一起发烧，现在才发现，根本不是那样。关于爱情，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但是如果拽出一条线索来……战争与爱情，它像从同一堆篝火中出来的，或者说，它是同一种结构，同一种物质。一个拿着枪的人或者一个爬上厄尔布鲁士峰的人，一个打了胜仗又建设社会主义天堂的人——其实故事都是相同的，都是最有吸引力和能量的。您明白吗？有些东西是人无能为力的事情，是买不到的，也是不能在赌博中赢到的。人类知道它是存在的，也想要得到它，但是不知道如何寻找，去哪里寻找。


  
这几乎是我的重生，是从一次打击中开始的……（停顿）也许没有必要解决这些谜团？您不害怕吗？


  
第一天……


  
我到朋友的公司去找他。我在走廊里脱下大衣正要挂上，厨房里有人出来，本来这与我无关，但是我无意间转过身去，就看到了她！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瞬间的短路，仿佛整个房子都断了电。就这样，一切都变了。我通常是不偷偷搭讪的，所以在这里只是一直坐着，坐着，甚至也不去看她。其实，也不是我不想看，我很长时间都在寻找她，就像塔可夫斯基[3]电影里那样：从水壶里倒出了水，水却流到杯子外面，然后非常非常慢地和这个杯子一起旋转起来。我说得太多了，其实事情发生得很快，就是一瞬间。闪电一般！那一天，我觉得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根本就分不清楚了……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反正是发生了——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它是如此持久。她的未婚夫来接她回去，我了解到他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这对我反正都一样。我回家时，已经不是孤独一人，她已经在我内心住下了。爱情开始了，生活突然有了不同的色彩，有了更多的声音，甚至都没有任何机会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停顿）我就大概说一下吧。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她。但我既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地址，更没有她的电话号码。然而事情已经发生，我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有一个人来到了。好像我早就忘记了的，现在又想起来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不，我们不会推导出任何一种公式……一切都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已经习惯认为：未来是未知的，只有已经发生的事情才可以解释。已经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对我来说这是个问题……也许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就让电影胶片继续转动吧，它已经在转动了。我知道这些时刻它们在我的生活里好像没有出现过，实际上却是出现了。例如，我曾经陷入情网好几次，我以为那是爱情……但事后除了留下很多照片，一切都不记得了，都从记忆中抹去了。其实有些事情不该沉寂下去，应该抓住它们。而其余的……人们怎么能记得自己经历的一切？


  
第二天……


  
我买了玫瑰花。我没有钱，但还是去市场买了我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束玫瑰。这也是……怎么解释呢？一个吉卜赛女人走过来对我说：“亲爱的，让我给你算算命。我看出了你的眼神……”我赶紧跑开了。为什么？我自己已经知道了，奥秘已经站在了我的门口。奥秘，隐秘，秘密……第一次，我找错了公寓。一个穿着宽松圆领衫、有些醉意的男人来开门，看到我手里的玫瑰，他愣住了：“我——靠——！”我又上了一层楼。在门链里边，一个戴着针织帽的老妇人一脸疑惑不解：“莲娜，是找你的。”后来这位老妇人为我们弹钢琴，和我们聊戏剧。她是位老艺术家。她房间里有一只大黑猫，是家里的暴君，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猫马上表明它不喜欢我，我只有努力讨好它……这只大黑猫，在秘密揭开的时间中可不能缺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需要成为太空人，也不需要成为寡头或者英雄，只要成为一个幸福人，在一个普通的两室公寓里体验全部的人生，虽然只有五十八平方米，共用卫生间，老式的苏联设施。半夜十二点了，两点了……我不得不走了，但是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一切更像是回忆，我在寻找词句……好像都记起来了，很长时间想不起来的东西，现在都回来了。我又想起来了。类似的感受，我想是这样……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中度过的人都经历过。世界对他显露出无尽的细节，展现各种形状。哪怕是一个谜，也可以作为像一个花瓶一样的实体去触碰。例如，为了弄明白一些东西，就应该有痛苦。如果没有痛苦，你又如何能理解？这必然伴随着痛苦……


  
……我的朋友第一次给我讲女人的事情，是在我七岁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也是七岁上下。我记得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而我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就给你讲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用小棍子在沙子上画给我看……


  
……但女人是另一种生物，我是到了十七岁才感觉到的，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皮肤。感觉到距离我很近但又完全是另类的某种东西，巨大的差异，因为这种异样，我十分震撼。那里的某种东西是身体内部的，藏在女性血管内部的，我是接触不到的……


  
想象一下身处军营的士兵吧。星期日，没有任何任务。两百个男人，屏着呼吸盯着电视看：屏幕上是穿着紧身衣的姑娘……这些男人，就像玛雅岛的木头人那样呆呆坐着。如果电视机坏了，那可就是一场灾难，我们甚至会杀死那个弄坏电视的人。您明白吗？这就是军营中关于爱的故事。


  
第三天……


  
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无处逃离，不可抑制地想她，忧郁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仿佛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手、嘴唇，发现窗外的天空和树木，不知为什么全都离你很近很近，紧紧贴着你。这一切只会发生在梦中……（停顿）按照晚报上的广告，我们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地区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公寓。那是城市边缘的新开发区。每到周末，院子里的男人们就从早到晚大讲粗口，赌钱打牌，整瓶整瓶地喝伏特加。一年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停顿）


  
现在说说死亡吧。昨天全城的人都为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送葬，他是个警察中尉……棺材是从车臣运来的，甚至没有打开过棺盖，没有给他妈妈看一眼。棺木中运回来的是什么？放过了礼炮，一切都结束了。光荣属于英雄们！我也去了。父亲和我一起去的，他的眼睛里泛着亮光……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爸爸是个不准备享福，只准备战争的人，准备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除了我三个月的女儿外，我没有见到过一个幸福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准备好过幸福生活。（暂停）所有正常的人都把孩子送出国，我的很多朋友都走了……他们从以色列和加拿大打电话给我。过去我没有想过离开。出国，出国……女儿出生后我有这个想法了。我要保护我所爱的人。父亲为此绝不会原谅我，我知道。


  在芝加哥的俄语对话

  
我们再次相遇是在芝加哥。他们全家人都已经习惯了新的地方，结交了从俄罗斯来的新朋友。在俄罗斯的餐桌上，在俄罗斯人的对话中，有些问题依旧是永恒的：怎么办，谁之罪——如今又增加了一个——出国还是不出国？


  
——我离开了，因为我很害怕……每一次革命结束后，都会开始悄悄地掠夺和杀戮犹太人。莫斯科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每天都有人被炸死和杀害。晚上不牵着狗就不敢上街，我特地养了一条斗牛犬。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牢笼，我们冲了出来。我在那里留下了什么？只有他妈的一套两居室的破房子。一个医生的可怜薪水还比不上一个清洁女工。我们都是在苏联成长的：在学校收集废金属，喜爱歌曲《胜利日》。听关于正义的童话故事，就连苏联动画片里的角色也都善恶分明，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为了苏维埃祖国，我的祖父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为共产主义献身了。但我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想要屋里有窗帘，床上有枕头，丈夫能穿上睡衣。我的俄罗斯精神很少，我现在生活在美国了。我们在冬天吃草莓，香肠随处有。在美国，香肠不是什么政治象征……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初一切都在雀跃和欢乐中，窗外每个角落都有示威发生。但很快就不雀跃、不开心了。你们想要一个自由市场吗？接收吧！我和丈夫都是工程师——我们国家有一半人是工程师，但是他们对我们可不客气：“去垃圾站吧。”我们就是这样改革的，埋葬了共产主义。谁也不需要我们了。最好不要去想这事……小女儿饿了，想吃东西，但家里一无所有。城市里到处都是广告：买买买……“我买几公斤食物。”——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任何食物。全家人都为一公斤土豆而高兴，我们在市场上卖豆饼，就跟打仗一样。邻居的丈夫在大门口被枪杀。他是开小铺子的，大中午的就躺了在血泊中，身体被报纸盖着。只要打开电视，就会看到银行家、商人被杀的消息……一切都在盗贼团伙统治一切中结束了。全体人民都会向卢布廖夫卡[4]前进，高举着斧头……


  
——他们要攻击的不是卢布廖夫卡，而是露天市场上的纸板箱，在市场上住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开始杀塔吉克人、摩尔多瓦人……


  
——这些对我全都是他妈的！人们都去死吧，我要为了自己而活。


  
——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说我们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我就决定出国了。我可待不下去了！我不想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这里只有无聊的生活，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将来要做十月党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第一份薪水是六十卢布，然后是八十卢布，生命结束时会是一百卢布……（笑）学校里的班长恐吓我们：“如果你们从收音机里收听自由之声，那就永远不会成为共青团的成员。要是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了这些呢？”最好笑的是，她现在移民去了以色列。


  
——曾几何时我被思想所激励，我不是一个普通市民。泪水都是滚烫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坦克开到莫斯科市中心，看上去很可怕。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我的父母从别墅赶回来囤积食物。这是个匪帮！这是军政府！他们只想到派坦克进城，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其实人们想的只是一件事——怎么吃饱饭，每个人都一样。人民上街了，国家苏醒了……多么严峻的开端……（笑）我妈妈没啥思想，什么都不多想，完全远离政治，她生活的原则就是：过日子，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她是漂亮的女人，看上去很年轻，甚至去白宫示威她也要准备好雨伞……


  
——哈哈哈，代替自由的是给我们发股权券。就这样把一个伟大的国家瓜分了：石油、天然气……我不知道怎么说，有人只分到了个面包圈，还有人分到的只是面包圈中间的那个空洞。这些股权券必须投资到公司股票中，但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做。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教人赚钱的。父亲带回家一些小广告：什么“莫斯科不动产”啦，“阿尔马兹石油投资”啦，还有“诺里尔斯克镍业”……他和妈妈在厨房里争论，最后他们决定到地铁站去卖货。他们给我买了一件时髦的皮夹克，我就是穿着这件皮夹克来到美国的……


  
——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那些人还在躺着呢。我把自己的三十年都卖给了什么博物馆……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讨厌这个国家，讨厌胜利大游行！我讨厌灰色预制板的房屋和阳台，上面堆满了踩扁的西红柿和黄瓜罐头盒子，还有那些讨厌的老家具……


  
——车臣战争开始了，儿子一年后就要去当兵。饥饿的矿工来到莫斯科，在红场敲着头盔，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示威。当时都不清楚他们要向哪里进发。那里的人们很著名，也很重要，无法生活。他们离开矿山是为了孩子，在这里躺到飞机跑道上也是为了他们。他们成长的地方离我们非常远……


  
——嗯，嗯……用俄语怎么说来着？我都忘记了……对，移民。这是正常的，俄罗斯人可以住在任何他愿意住的地方，他感兴趣的地方。一些人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另一些人从莫斯科前往伦敦。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客栈。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会希望俄罗斯被占领，让谁去占领都行……


  
——我原来在国外工作，现在回到了莫斯科。我内心里两种感情在斗争：我想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就好像自己的公寓里，能够闭上眼睛从书架上拿到任何一本书，同时又渴望飞向无边无际的世界。现在我是该离开还是留下？我怎么都下不了决心。记得那是在1995年，我走在高尔基大街上，两个女人在我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但她们确实是在说俄语。我呆住了！原来是这样，我都晕了……她们说的都是新词，主要是新的语调。夹杂许多南方方言，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只有短短几年不在俄罗斯，但感觉自己已经成了陌生人。时间过得飞快。当时莫斯科是如此肮脏，哪里有什么首都的样子可炫耀！垃圾随处乱扔：啤酒罐、包装纸、橙子皮……大家都在大嚼香蕉。现在，见不到这些情景了，大家都吃饱了。我明白，曾经让我如此热爱的这座城市，曾经让我感觉自如舒适的这座城市，已经不存在了。真正的莫斯科人恐惧地坐在家里，或者离开了。老莫斯科在消失，新居民进来了。我现在就想收拾行李马上离开。即使在八月政变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如此恐惧。当时我还兴高采烈呢！我和女朋友两个人开着一辆破旧的日古利到白宫去送传单，那时候在我们大学里印传单，我们有一台复印机。我们在坦克车旁边来来回回开车经过。记得我看到坦克上的士兵穿着带补丁的军装，当时很惊讶。方块的补丁，拧紧的螺丝钉……


  
我不在俄罗斯的这些年，我的朋友们非常兴奋：革命大功告成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灭亡了！大家都不知道哪儿来的信心，总是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毕竟俄罗斯有很多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墨西哥也很富有……民主不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交换来的，也不是像香蕉或瑞士巧克力那样能够运来的。你不用颁布总统令嘛……国家需要有自由的人们，但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欧洲人追求民主二百年了，就像修理草坪一样维护着它。妈妈在家里哭着说：“你说斯大林很糟糕，但我们跟着他胜利了，你这是要背叛祖国。”一个老朋友来家里做客，我们在厨房里喝茶：“会发生什么？在我们枪毙所有的共产党分子之前，什么好事都不会出现。”还要再次流血？几天后，我就递交了出国的申请……


  
——我和丈夫离婚了，但是我要支付赡养费，他是一分钱也不掏。女儿考上了贸易大学，钱不够。我的女友认识一个美国人，他在俄罗斯做生意，需要一个女秘书，可是他不想找卖弄大腿的模特，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朋友推荐了我。他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但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为什么你们的生意人都穿漆皮皮鞋？”“什么是‘击大掌’[5]和‘我们搞定一切支付一切’？”不过他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可是他们随随便便就把这个美国人搞破产了，用很简单的方法。对他来说真是一言难尽——他们对他说什么他都相信。结果他赔了很多钱，决定回国。临别前他请我到餐馆吃饭。我以为我们是要告别了，但是我们聊了很多。他举起酒杯：“让我们干一杯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这里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找到了一个优秀的俄罗斯妻子。”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以前住在布鲁克林，到处都说俄语，还有俄罗斯商店。在美国，你出生时可以有俄罗斯助产士，可以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可以为俄罗斯老板工作，还可以去向俄罗斯神父忏悔……店里卖俄罗斯香肠，有“叶利钦”牌、“斯大林”牌、“米高扬”牌……还有巧克力冰激凌。老人们在长凳上大玩骨牌和扑克，也会无休止地讨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中有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路过那里你就会听到：“我们需要斯大林吗？”“是的，需要。”我知道斯大林的时候，还很小。五岁那年，我和妈妈在公共汽车站——我现在知道了，那里离克格勃大楼不远——当时我要么是在调皮，要么是在大声哭闹。妈妈就求我：“不要哭。不然坏人就会听到我们的，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外公和其他许多好人呢。”于是她就开始给我讲外公的故事，妈妈需要找人倾诉……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我们在幼儿园，老师要求大家都要哭，只有我一个人哭不出来。外公从劳改营回来后，先在外婆面前跪下，因为她一直在替他申冤……


  
——现在，美国也有很多年轻的俄罗斯人穿印有斯大林画像的T恤，在汽车引擎盖上画了铁锤和镰刀。他们讨厌黑色……


  
——我们是从哈尔科夫来的，与那里相比，美国简直就是天堂。幸福的国度。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设共产主义，但是美国人已经建成了。一个熟悉的姑娘带我们去购物，我们去了——我和丈夫都买了牛仔裤，我们很快打扮起来。一瞧：裙子三美元，牛仔裤五美元……荒唐的价格！我们尝到了比萨的味道，喝了上等咖啡。到了晚上，我和丈夫开了一瓶“马爹利”，抽着“万宝路”。我们的梦实现了！但四十岁的我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马上就要放下身段，要忘记自己是导演，是艺术家，或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医院当护理，端便盆，擦地板——真是受不了，还陪着两位老人遛狗，也曾在超市当收银员……5月9日，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节日。父亲当年一直打到柏林。我一直都记得这些……一位美国老收银员说：“我们战胜了德国人，但是你们俄罗斯人也是好样的，帮助了我们。”这就是美国人在学校里学到的，我听了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他们哪里了解俄罗斯？他们只知道俄罗斯人豪饮伏特加，只知道俄罗斯会下很大的雪……


  
——我们去买香肠，香肠原来并不像我们梦想得那样便宜。


  
——脑力精英从俄罗斯出来，干体力活儿的人拥进去。农民工……妈妈写信来说，他们院子里那位塔吉克看门人举家迁到了莫斯科。现在爸爸妈妈给他打工，他成了老板，吆三喝四，老婆生了一个又一个。遇上他们的节日，就干脆直接在院子里宰羊，在莫斯科人的窗户下烤肉串……


  
——我是个理性的人。所有这些情绪，按照外公外婆的语言来说，只是情感问题。我不让自己再读俄文书籍，不浏览俄罗斯网站。我要和俄罗斯的一切划清界限。不再说俄语。


  
——我丈夫很想离开俄罗斯，但走的时候他带了十箱俄文书，希望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在莫斯科过海关时，所有的箱子都被打开了，搜查古董，海关人员发现我们带的是普希金、果戈理，大笑了很久……我现在还总是打开收音机听灯塔电台[6]，听俄罗斯歌曲……


  
——俄罗斯，我的俄罗斯，可爱的彼得大帝！我多么想回去！我都要哭了……共产主义万岁！回家去！这里的土豆，难吃极了。但俄罗斯的巧克力也是最好吃的！


  
——那你也喜欢像以前那样凭票买短裤吗？我记得自己是学习过科学共产主义课程并考试通过的……


  
——俄罗斯的白桦林，白桦林……


  
——我的外甥，他的英语非常棒，还是电脑神童。他在美国住了一年才回家。他说，他说俄罗斯现在更加有趣了。


  
——我也要告诉你，国内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应有尽有，但他们还是害怕，想离开。因为生意可能被没收，人可能无端被投入监狱……夜晚走进门洞里会被人打残，在这种法律下没有谁能生活得好，无论是上面还是下面。


  
——阿布拉莫维奇和杰里帕斯卡[7]的俄罗斯，卢日科夫的俄罗斯……难道这叫俄罗斯？这艘船迟早会沉的……


  
——弟兄们，应该住在印度的果阿邦，但是要在俄罗斯赚钱……


  
我走到阳台上。人们在那里吸烟并继续相同的谈话：今天离开俄罗斯的是聪明人还是蠢人？当我听到餐桌上有人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我们喜欢的苏联歌曲时，一度难以置信：“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回到房间时，大家都在唱，我也跟着唱了起来。


  
    
[1] 鲍里斯·波列伏依（1908—198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战地记者、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真正的人》和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等。——译者注

  

  
    
[2] 达拉斯·布尔巴，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3]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家，担任过编剧、演员、导演。——译者注

  

  
    
[4] 卢布廖夫卡，指莫斯科西郊距大环公路15公里处的一片别墅区，这里聚居着众多俄罗斯政界要人和寡头富豪。——编者注

  

  
    
[5] дать на лапу，俄语俚语，意为贿赂。——译者注

  

  
    
[6] 灯塔广播电台，是俄罗斯历史悠久且较有影响的国有广播电台，成立于1964年。——编者注

  

  
    
[7] 奥列格·杰里帕斯卡（1968— ），俄罗斯基础元素投资集团、俄铝集团董事长，叶利钦的女婿，曾蝉联俄罗斯首富。——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


  
拉夫尚，民工，二十七岁


  
佳芙哈尔·德鲁拉叶娃，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基金会主席、移民与法律中心主任


  “……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

  
我对死亡知道得很多。总有一天，我会因为我知道的一切而疯掉。


  
身体，只是灵魂的容器，是灵魂的小房子。根据穆斯林习俗，要尽快安葬逝者，最好就在安拉带走灵魂的同一天。在死者家里，把一块白布挂在钉子上，悬挂四十天。灵魂晚上会回来，坐在白布上，聆听亲人的声音，心情愉快，然后才飞走。


  
拉夫尚，我清楚地记得他……这是个很普通的故事：他们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在老家帕米尔，他有四个孩子，还有病重的父亲。他走进建筑公司办公室讨要工钱，遭到拒绝。他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走上台阶，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我接到电话，赶到太平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张美得令人吃惊的脸……我们为他筹钱。我至今都觉得这个内部管理机制很奇怪：人活着的时候一分钱也不发，人死了之后立即就拿出所需款项，尽全力把人送回故乡下葬，不让他留在异乡。拉夫尚的口袋里只有一百卢布，是他们还给他的。你说说，该回家了——他们不给钱；孩子病了——他们不给钱，人死了——有了，把钱都拿去吧。他们把一口袋皱巴巴的卢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同他们一起来到俄罗斯航空公司买机票，还要找公司领导通融。灵魂自己就能飞回家，但空运棺材是非常昂贵的。


  
她从桌上拿起几页纸，开始读：


  
——警察进入一所民工公寓，那里住着一个怀孕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证，警察当着丈夫的面殴打怀孕的妻子。她大出血致死，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死亡了。


  
——莫斯科郊区有兄弟姐妹三人失踪。他们的家人从塔吉克斯坦赶来，找我们求助。我们打电话给他们工作过的面包店。第一次，我们被告知：“不认识这些人。”第二次，店主亲自在电话上承认：“是的，我曾雇了几个塔吉克斯坦人。我付了三个月工资，他们在同一天辞工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于是我们报了警。最后发现，他们全都被人用铁铲杀死后埋在了树林中。面包店的老板开始打电话威胁基金会：“这儿全都是我的人。我可以活埋了你们。”


  
——两位塔吉克青年从工地被带到医院急诊室。整整一夜，他们躺在冰冷的急诊室，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一眼。医生们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你们这些眼镜蛇，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防暴警察夜间从地下室赶出十五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把他们赶到雪地上殴打，用皮鞋踩踏他们，一名十五岁男孩被打死……


  
——我们接待了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俄罗斯死于非命，内脏被人挖走……在莫斯科的黑市，你可以买到各种器官：肾、肺、肝、心脏、皮肤、眼球……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出生在帕米尔，是山民的女儿。我们那儿遍地是黄金，我们装小麦不是用口袋，而是用绣花小圆帽。满目高山峻岭，处处奇特景色，创造出孩童般纯洁天真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在我们家乡，你好像脚踩大地，头顶云天，你显得高高在上，仿佛不是在普通的世界。这里与大海不同，大海具有吸引力，高山给人安全感，它们保护着你，是家园的第二堵高墙。塔吉克人不是战斗民族，如果敌人进攻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躲到山里去……（沉默）我最爱的一首塔吉克民歌，就是哭诉被离弃的亲爱的土地，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痛哭……对于塔吉克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背井离乡，就是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我已经在莫斯科生活很多年了，可是家乡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心里：我在杂志上看到山峦叠起的图片，一定要剪下来，贴在墙上，还有盛开的杏花和白色棉花的照片。我经常梦到摘棉花……我打开一个盒子，一个边缘非常锋利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团白色的小球，像棉花一样，几乎没有重量，要小心翼翼拿出来，以免划伤手。每当早上醒来，我都会觉得很疲劳……哪怕在莫斯科，我也要买塔吉克的苹果和葡萄，那里的水果甜过蜜糖。小时候我经常梦想去看看俄罗斯的大森林和林中的小蘑菇，幻想有一天去看看俄罗斯人。这是我灵魂的另一部分：俄罗斯小木屋、俄罗斯烤炉、俄罗斯馅饼。（沉默）我来说说我们的生活吧，说说我自己的兄弟们……在你们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样：黑头发，不洗脸，充满敌意，来自一个不可知的世界，是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但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来到了外人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生活在苏联，那时候莫斯科是所有人的首都。在这里，他们分到了工作和房子。有个东方谚语说：别往你饮水的井里吐痰。在学校里，所有塔吉克男孩的梦想就是去俄罗斯工作，他们跟全村的人借钱买票。边境的俄罗斯海关人员问他们：“你去找谁？”他们都回答说：“找妮娜。”对他们来说，俄罗斯女人的名字都叫妮娜。可是现在学校已经不教俄语了。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祷告用的垫子……


  
我们在基金会谈话。这里一共有几个小房间，电话一直不停地响。


  
就在昨天我还救出来一个女孩。她居然能够从警车上打电话给我，当时她正在被警察拉到森林中去，她在电话上小声对我说：“他们在街上抓住我，要把我带到城外去。他们全都喝醉了。”她还报出了车牌号。由于喝醉酒，这些警察忘记了搜查她，没有没收她的手机。这女孩刚刚从杜尚别来，一个很美丽的小姑娘……我是一个东方女人，我小的时候外婆和妈妈就已经告诉我如何同男人谈话。外婆告诉我：“不能够以火攻火，只能用智慧。”我打电话给警察分局：“我亲爱的，请听着，现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你们的弟兄们不知道要把我们的姑娘带到哪儿去，而且他们都喝醉了。为了让他们不至于犯罪，请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车牌号码我们都知道。”电话的另一端传出一连串的谩骂：这些“树桩子”、这些“黑猴子”，他们在那边议论着：这些昨天刚刚从树上爬下来的野猴子，你们在他们身上浪费什么时间……“我亲爱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也是这样一只黑猴子，但我是你妈妈……”那边顿时没话了！对方还是同一个人……我总是抱有希望……一句话接一句话，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交谈。过了十五分钟，那辆汽车掉头，他们把姑娘送了回来，他们是有可能强奸她并杀害她的。不止一次，我在树林里搜集过很多这样的姑娘的衣服碎片……您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炼金术士……我们有社会基础：没有钱，也没有权，有的只是善良的人们，我们的义工。我们帮助和救援那些无助的人。充满希望的结果正是来自于绝望，来自于坚强的神经，来自于直观反映，来自于东方式的奉承讨好，来自于俄罗斯式的怜悯，来自于这些普通的话语，比如“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儿”“我知道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一定会帮助女人”。我对这些戴着肩章的性虐待狂说：“弟兄们，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为人。”我和一个高级警官做过一次长谈，这个人不是白痴，也不是一个粗俗丘八，而是一个看上去很有文化的男人。我对他说：“您知道，您手下有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他实施严刑拷打，所有人都怕他。从流浪汉到民工，只要落在他的手里，就会被打成残疾。”我以为他听到我说的话会很吃惊或者是害怕，他总应该捍卫警察的荣誉吧。没想到他笑着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请把这个人的姓名告诉我，真是好样的！我们要提拔他，要嘉奖他。我们要保护这样的干部。我要给他签嘉奖令。”我听呆了，他继续说道，“坦率地对你承认吧，我们是故意给你们这些人制造一些无法忍受的条件，好让你们尽快离开。莫斯科有两百万民工，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突然涌进来的人口。你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沉默）


  
莫斯科真美呀……人们走在莫斯科的街上都会不断地赞叹：“多么好的莫斯科，如此美丽！堪称欧洲的首都！”我却感受不到这些美丽。我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新建的高楼，就会想起：这里有两个塔吉克人刚刚死去，他们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那边有一个塔吉克人被人淹死在水泥里……我记得他们怎样为了挣一些微薄的工钱辛辛苦苦工作，却遭到所有人勒索：官员、警察、社区领导……一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签约时被允诺可以得到三万卢布，但是到手的只有七千，剩下的都被夺走了，被不同的领导瓜分了，还有领导的领导……法律不管用，代替法律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小人物是最无助的，野兽在森林里都能得到比这些人更好的保护。我们那里的森林就是保护野兽的，还有我们的大山……（沉默）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人理想化的，那个时候我把人想得多好啊。在杜尚别时，我在科学院工作，研究艺术史。我以为那些书中对人的描述都是真的……不，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实的。我现在已经不是理想主义者了，我现在知道的太多了……有一个女孩子经常来找我，她有病……她本来是我们塔吉克一个很著名的小提琴家。她为什么疯掉了？或许是因为人们对她说：“拉小提琴，你也配？你会两种语言又有什么用？你的工作就是清洁房间、打扫院子。你在这里的身份，就是奴隶。”这个姑娘已经不再拉小提琴了，她完全忘记了。


  
我这儿还有一个小伙子……警察在莫斯科郊外某个地方抓到他，抢了他的钱，可是他的钱不多。警察们大为光火，就把他带进森林，殴打他。冬天，严寒。他们剥光他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他们哈哈大笑着，又撕烂了他的所有证件……他把这些都讲给我听。我问他：“那你是怎么得救的呢？”“我想我要死了，我就赤着脚在雪地里奔跑。突然间，就像童话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一个小木屋。我敲了敲小窗户，出来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给我围上一张羊皮，让我暖和过来，又给我倒茶，还给我吃果酱。他送给了我衣服。第二天又把我送到一个村庄里，在那儿找到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了莫斯科。”这个老爷爷……他也是俄罗斯人……


  
隔壁房间有人喊：“佳芙哈尔·康季罗夫娜，有人找你来了。”等着她回来的时间里，趁着有空，我又回忆起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听到的一些事情。


  在莫斯科的公寓里

  
——这些人又涌来了……俄罗斯人的心灵真善良啊……


  
——俄罗斯人民完全不善良。这是一个深刻的误会。他们有怜悯心，也多愁善感，但是并不善良。他们杀死一条看门狗，还拍摄录像，传到网上。他们还有私刑法庭。市场上烧死了十七个外来劳工——他们的老板夜里锁死了金属货柜车，把他们和货物关在一起——只有人权分子为他们出头，就是那些按照行业种类保护所有人的工作者。社会情绪是这样的：这些人死了，另一些人还会来。面孔分不清，语言听不明，反正他们都是外来人……


  
——这些都是奴隶，现代奴隶。他们所有的财产，就是那个器官……和一双运动鞋。但他们在故乡的境况比在莫斯科最糟糕的地下室还要差。


  
——有一头熊来到莫斯科过冬，吃了很多劳工。有人还统计人数……哈哈哈！


  
——在苏联解体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是我们在政治课上受的教育。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首都的客人”，而现在就被骂成“矮树桩子”和“哈契”[1]。我爷爷和我讲过，他如何与乌兹别克人一起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那时大家坚信：兄弟情谊万岁！


  
——你真让我惊讶……是他们自己要分开独立的啊。他们想要自由。你难道忘记了吗？你还记得在九十年代他们是怎样杀俄罗斯人的吗？抢劫、强奸、到处驱赶、在深夜里破门而入……拿着刀子、拿着枪就闯进我们的家门：“从我们土地上滚出去，俄罗斯畜生！”只给五分钟收拾东西，免费送到最近的车站。人们穿着拖鞋从住宅里逃出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还记得我们俄罗斯兄弟姐妹遭受的侮辱呢！让那些短“木头橛子”都去死吧！唤醒俄罗斯小熊很困难，但是一旦这只熊站起来，就要血流遍地了。


  
——俄罗斯枪托痛击过高加索人的脸。现在，谁是下一个呢？


  
——我憎恨光头党！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用棒球棍或锤子把塔吉克的看门人往死里打，可是人家什么都没做啊。在示威游行中他们狂喊：“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莫斯科是莫斯科人的。”我妈妈是乌克兰人，爸爸是摩尔多瓦人，我的太奶奶有俄罗斯血统。你说我是什么人？他们按照什么原则要把非俄罗斯人清洗出俄罗斯？


  
——三个塔吉克人可以换一台自卸卡车，哈哈哈……


  
——我很想念杜尚别，我在那里长大的。我在那里学习了波斯语，那是诗人的语言。


  
——如果你无声地穿过城市，悄悄地打出标语——“我爱塔吉克人”，脸上立刻就会吃一顿老拳。


  
——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哈契”们到处乱窜，像老鼠一样。因为他们，人们晚上都不敢出去买东西。为了一部廉价的手机，他们就能杀人……


  
——啊哈！我有两次被抢劫，都是俄罗斯人干的，就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被暴打一顿，都是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个上帝特许的民族这样往死里打我？


  
——难道你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来移民吗？


  
——这是我生长的城市，是我的首都。但是他们带着自己的法典教义来这里，在我家窗外杀羊过宰牲节。怎么不到红场去呢？可怜的生灵痛苦地哀叫，鲜血四溅……你出门进城去看一看：马路上一摊摊的血水……我带着孩子出去，他问我：“妈妈，这是什么？”这一天，整个城市都变黑了，已经不是我们的城市。他们几万人从地下室里涌出来，警察吓得都躲进了墙内……


  
——我有一个塔吉克男朋友，他叫赛义德，非常英俊，就像神一样！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个医生，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我听了他的声音就爱上了他。可是怎么办？我们见面都是一起逛公园或者到城外去，避免被我们认识的人看到。我害怕父母。父亲警告我：“如果你和‘黑发鬼’在一起的话，就把你们俩一起打死。”我父亲是谁？他是个音乐家，从音乐学院毕业的……


  
——要是“黑发鬼”和金发姑娘在一起……那是我们的姑娘！应该把这些人阉了。


  
——为什么如此厌恶他们？因为棕色的眼睛，因为鼻子的形状。就这么简单地要憎恨他们。我们每个人都会讨厌什么人：邻居、警察、寡头，还有愚蠢的美国佬……总有那么些人让你讨厌！空气中弥漫着仇恨，都不敢和人接触……


  “……我见过民众的暴动，一辈子都让我心惊胆战”

  
晚餐时间，我和佳芙哈尔一起用塔吉克斯坦茶碗喝茶，继续交谈。


  
总有一天，我会因为我的回忆而疯掉的……


  
1992年，我们大家所渴求的自由没有出现，内战倒是开始了。库洛布人杀帕米尔人，帕米尔人杀库洛布人，卡拉特金人、希萨尔人、加尔梅人……四分五裂。房子的墙壁上挂着标语：“俄罗斯人滚出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滚回莫斯科！”这里不再是我最爱的杜尚别了……街上的人们手里拿着铁棍和石头，原本绝对和平安静的人，如今都变成了杀手。昨天他们还是另一种人呢，还在茶馆安静地喝着茶，现在却用铁棍当街暴打女人的肚子，砸毁商店和小卖部。我去了大巴扎，金合欢花上挂着帽子和服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多人，好多动物……（沉默）在我的记忆里，那本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有一段时间我都忘了战争，以为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苹果树开花了，杏树结果了……没有战争了。但是当我打开窗户，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全都沉默地走着，突然，一个人转过头，我和他的眼神相遇……很明显，这是个穷汉子，这家伙的眼神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冲进你美丽的家中，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的时候到了……这就是我从他的眼神里获知的一切，我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前门后门大门二门都反锁上，躲藏到最里面的房间。他的两眼充满了狂热，人群中潜伏着魔鬼的激情。我害怕回忆这一切……（哭）


  
我看到了一个俄罗斯男孩在院子里被打死。没有人出来，各家窗户都紧闭着，我穿着浴袍跳出来：“放过他吧！你们已经打坏他了！”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那些人离开了。但是很快，他们又回来开始往死里打他，他们是和他一样的男孩子，他们都是男孩子……我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一看到是什么人在挨打，就转身走了。（沉默）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一家公司办事，听到有人在说：“我爱杜尚别。多么有趣的城市！我想念这个城市。”我很感激这个俄罗斯人！除了爱，什么也救不了我们。真主不听邪恶的祈祷。安拉教导我们：不要打开你关不上的门……（停顿）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诗人。塔吉克人喜欢情诗，每家都有诗集，至少有一两本，在我们家乡，诗人就是圣人，你不能触摸他。他们却打死了他！在他被杀害之前，他们还砍断了他的手臂，因为他写的东西……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朋友被杀……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伤痕，没有伤口，他们打烂了他的嘴，因为他说的话。他说，那是在春天，阳光如此明媚，如此温暖，人们却在互相残杀……平民都想逃进山里去。


  
所有人都离开家园，远走他乡，为了拯救自己。我们的朋友住在美国旧金山，他们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公寓。太美了！太平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海景。我却整天坐在河岸上流泪，什么事情也没法做。我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在那里人们为了一袋牛奶而杀人……有一位穿着闪亮的足球衫的老人，卷着裤腿在岸边散步，他在我旁边停下来：“你怎么了？”“在我的国家，发生了战争，兄弟相互残杀。”“留在这儿吧。”他说，“美丽的海洋能治愈你……”他久久地安慰我，我哭了。对这样善良的话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流泪，泪水就像小溪一样流下。我哭得比听到枪战、看到流血时还厉害。


  
但我不能住在美国。我急欲回到杜尚别，即使回家很危险，我也想离家更近些。于是我就搬到了莫斯科……我在一个女诗人家里做客，听她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戈尔巴乔夫是大话精，叶利钦是酒鬼，人们只是当牛做马的货……这些我都听了多少次了？一千次！女主人要把我的盘子拿去洗洗，我不让——我可以从一个盘子里吃任何东西，不管是鱼还是蛋糕，因为我是从战争中出来的……另一个作家的冰箱里是满满的奶酪和香肠，但塔吉克人已经忘了这是什么了。又是一整晚，我听着人们乏味的抱怨：政府很坏，民主分子和苏共分子都一样，俄罗斯资本主义在吃人，但没有人行动。大家都在等待即将发生的革命。我不喜欢这些在厨房里宣泄的绝望情绪，我不是他们的一员。……我见过的民众暴动，一辈子都让我心惊胆战。我深知无知者手中的自由多么可怕。动乱总是以流血结束。战争是一只恶狼，它也可能来到你们家……（沉默）


  
你在网上看到过这些画面吧？它们使我完全脱离了正常思维。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是因为这些画面……他们杀了人，还拍下这些照片。他们还制作剧本，分配角色，好像要拍真实的电影。现在谁都需要观众，我们在看，是他们逼着我们看……就是这个男孩走在街上，是我们塔吉克人……他们喊他，他走过去了，他们就把他打倒在地，用棒球棍打他。一开始他还在地上打滚，然后就没有声音了。他们把他捆起来，扔进后备箱，拖进森林里，绑在树上。你会看到：他们还在寻找好的拍摄角度，要拍一张好的图片。他们要砍了他的头。怎么做？砍头，这是东方人的仪式，不是俄罗斯的。也许他们来自车臣。我记得……有一年他们是用“螺丝起子”杀人，然后用叉子，接着是管子和锤子，总是用钝器打击把人打死。现在，这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沉默）这次我们找到了杀人者，凶手要受到审判。这些男孩本来都是出身于良民人家。他们今天杀害塔吉克人，明天就会砍杀富人或者其他向上帝祈祷的人。战争就是一匹恶狼，它已经来了……


  在莫斯科的地下室里

  
我们选了一栋房子，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斯大林楼”。这种房子是斯大林时期为布尔什维克精英建造的，因此称为“斯大林楼”，现在都在出售。房子充满斯大林时代的风格：粉刷的外墙、浮雕、廊柱，公寓内部四米高的天花板。前领导人的后代们贫困了，“新俄罗斯人”搬了进来。院子里停着“宾利”和“法拉利”。一楼精品店的橱窗亮着灯。


  
楼上是一种生活，地下室则是另一个世界。我和熟悉的记者朋友来到地下室，我们在生锈的水管和发霉的墙壁之间绕了很久，时不时被满是涂鸦的大铁门挡住去路，大门上了锁和封条，但也形同虚设，象征性地敲几个密码，就可以通过。地下室充满生活的气息，长长的走廊安装了电灯，房间两边用胶合板代替墙，色彩斑斓的窗帘代替房门。莫斯科的地下室通常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合用。我们来到塔吉克人住的地方，每个房间挤了十七到二十个人，像是公共宿舍。有人认出了我的“导游”——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于是他们邀请我们进了门。我们进入一个房间，入口处的鞋子堆积如山，还有婴儿车。角落里有一个烧煤气罐的炉子，旁边挤放着移民从附近垃圾场捡来的桌椅。其余空间全部由两层简易床占据。


  
正是晚餐的时间。十个人坐在桌边，挨个介绍：阿米尔、胡尔希德、阿里……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在苏联学校学过俄语，说俄语不带口音。但年轻人不懂俄语，只是微笑不语。来客令他们高兴。


  
阿米尔让我们坐在餐桌旁，他过去是个教师，在这里最受尊重。


  
——我们先简单吃一些吧。请尝尝我们的塔吉克抓饭，很好吃的，我亲爱的妈妈！塔吉克人的习惯是：如果你在自己家附近遇到一个人，就要叫他到你家做客，请他喝一碗茶。


  
我不能打开录音机，他们害怕录音，所以我拿出了钢笔。他们对作家质朴的尊重帮助了我。一些人来自村庄，一些人从山里出来。他们都马上投身于一个巨大的都市。


  
——莫斯科很好，这里工作很多，但是生活让人害怕。我走在街上，即使是白天，我也不敢朝那些年轻人的眼睛看……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需要天天祈祷……


  
——有一次在火车上，三个人朝我走来，我当时是下班回家。“你在这里做什么？”“回家”“你家在哪儿？谁叫你到这儿来的？”他们开始打我，一边打一边喊道：“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光荣属于俄罗斯！”我说了声：“弟兄们，你们怎么能这样？真主会看见一切的。”“你的真主在这里可看不到你。我们这儿有上帝。”我牙齿被打落，肋骨骨折。全车人都无动于衷，只有一个女人站了出来：“放开他！他又没有惹你们！”“关你什么事？我们是在打‘哈契’呢。”


  
——拉希德被杀了……他们捅了他三十刀。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捅三十刀？


  
——都是真主的意志……穷人骑着骆驼也要被狗咬。


  
——我爸爸是在莫斯科读过书的，如今他还日夜为苏联哭泣。他曾梦想我也在莫斯科学习，但是在这里我被警察打，被老板打……我像猫一样住在地下室。


  
——我不为苏联可惜，我们的邻居科里亚大叔，他就是俄罗斯人……那时候，每当我妈妈用塔吉克语回答他的话时，他就对我妈妈大吼大叫：“要讲正常的语言。土地是你们的，但权力是我们的。”妈妈听到就哭了。


  
——今天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在家乡的大街上，邻居们都向我鞠躬：“真主保佑您。”“真主保佑您。”我们村里现在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家乡，我的工资是一个月五美元，我要养活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在村里，人们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白糖……


  
——我没有去过红场，没有看过列宁。就是工作！工作！每天和铁锹、铁镐还有担架打交道。整整一天，我就像一个西瓜，只往外流汗水。


  
——我曾经付钱给一个少校办理身份证明，还对他说：“愿真主给你健康。你真是一个好人！”没想到这些文件都是假的。他们就把我关进了“猴子笼子”，拳打脚踢，还用铁棍打我。


  
——没有身份证明，就不是人……


  
——没有祖国的人，就像流浪狗一样，谁都能欺负你。警察一天十次叫住我们检查：“出示身份证件。”有时候带了证件，有时候没带，你要是不给钱，就打你。


  
——我们是谁？建筑工、搬运工、清洁工、洗碗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当经理。


  
——我往家里寄钱，妈妈很满足。她为我找了个漂亮女孩，我还没有看到，是妈妈选的。我回去就结婚。


  
——整个夏天我都在莫斯科为有钱人干活，但干完活他们不给我薪水：“滚吧！走吧！我还供你饭吃了呢。”


  
——当你有了一百只羊时，你就有理了，你就永远是对的。


  
——我一个朋友也是找老板要薪水，之后就失踪了。警察找了很久，后来在树林里挖到他的遗体，他妈妈从俄罗斯等回的是一口棺材……


  
——要是把我们赶走了，那谁来建设莫斯科？谁来打扫院子？俄罗斯人付给我们这些钱，他们就不用做粗活了。


  
——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家乡的灌溉沟渠，棉花在开花，淡粉色的，就像一个大花园。


  
——你知道我们那里曾经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吗？苏联解体后马上开始打仗，谁有枪谁就能过好日子。上学路上，我每天都会看到两三具尸体。我妈妈不让我去学校，我就坐在家里看海亚姆[2]的书。我们那儿大家全都读海亚姆的书。你知道他吗？如果你知道，你就是我的姐妹。


  
——他们杀死异教徒……


  
——真主自己会评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将由他来判断。


  
——我那时很小……我没开过枪。妈妈告诉我，战争以前，人们是这样生活的：在婚礼上，有人说塔吉克语，有人说乌兹别克语，有人说俄语。谁想祈祷就祈祷，谁不想就不祈祷。大姐，我想问，为什么人们这么快就学会了互相残杀？大家在学校里读的都是海亚姆、普希金啊！


  
——民众就是骆驼队，必须用鞭子驱赶……


  
——我在学俄语，你听：漂亮的女海（孩）子、免（面）包、紧（金）钱，老板痕（很）坏（发音不准的俄语）……


  
——我来莫斯科五年了，从来没有人向我问过好。俄罗斯需要“黑发仔”，这样他们就能感觉自己是“白人”，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我们。就像所有的黑夜都会迎来清晨，所有的悲哀都有终结。


  
——我们的姑娘才更靓丽，难怪人们都把她们比作石榴……


  
——一切都是真主的意志……


  
从地下室走出来，现在我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莫斯科——她的美丽对我来说是冰冷无情和令人不安的。莫斯科，你还是你，但是人们还爱你吗？


  
    
[1] “矮树桩子”和“哈契”都是俄罗斯人对中亚裔丈夫的蔑称，有侮辱之意。——译者注

  

  
    
[2]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波斯诗人，哲学家，天文学家。——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生活就是婊子，白色小瓶中的一百克粉末


  
塔玛拉·苏霍维伊，餐厅女侍应，二十九岁


  
我要对你说的是，生活就是婊子！它不会给你带来礼物。在我生活中从没见过任何善良和美好的事情。我想不起来，就是杀死我都想不出来！我服过毒也上过吊。我曾三次试图自杀……最近我又割了自己的静脉……（给我看她缠着绷带的手腕）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他们把我救了，我睡了整整一星期。没有别的，就是睡觉，睡觉，我的身体就是这样……来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就像你现在这样的人。她要求我开口说话，要说话，不停地说话才行——有什么可说的？我连死都不怕……你不应该来陪我坐在这里的，没有用的！（她转身对着墙，沉默不语。于是我想要离开，但她又叫住了我）好吧，我和你讲讲……全都是真事……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只要一放学我就回家躺着，早上也不起床。家人带我去看医生，但医生没法做出诊断。我们只有去找女巫，有人给了我们一个地址。那个巫婆摆了一下纸牌，对妈妈说：“回家的时候，拆开你女儿睡的枕头，里面会找到一条领带和鸡骨头。把领带挂在路边的十字架上，把鸡骨头给一只黑狗吃，女儿就会起床走路了。你的女儿是中了邪。”在我的生活中从没见过任何善良和美好的事情。割脉当然不是好事情，我只是厌倦了与生活拼搏……从小我就是这样生活，家中的冰箱里只有伏特加。我们村里的人都是从十二岁就开始喝酒。优质的伏特加太贵，所以我们就喝自酿酒，也喝古龙水、玻璃清洗液和丙酮，还从皮鞋油和胶水中提炼伏特加。有的年轻人因饮酒而死，当然是中毒身亡。还有一位邻居，我记得，他喝醉了后就用枪射击苹果树，然后扛着猎枪挨家给大伙儿送苹果……我们的爷爷喝酒喝到老，七十岁时还可以一晚上喝两瓶，为此经常自我吹嘘。他是带着奖章从战场回来的，战斗英雄！他常年穿着一件军大衣，不管是喝酒还是散步，从不脱下来，节日里更要穿。家中里里外外都是奶奶一个人在忙碌，因为爷爷是英雄……爷爷还往死里打奶奶，我就爬到他面前跪下，求爷爷不要碰奶奶。他还经常举着斧头追赶我们……我们就在邻居家轮流过夜，有时在仓房过夜。他把家里的狗都砍死了。因为爷爷的行为，我开始讨厌所有的男人。我只想一个人过日子。


  
进了城，我害怕一切：不管是汽车还是人。但是大家都往城市里跑，我也不能例外。我大姐住在这儿，是她把我带来的：“你先到学校读点儿书，然后去做个服务员。你长得这么漂亮，亲爱的，以后给自己找个军人当老公，找个飞行员。”啊哈，我是找了个飞行员……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个瘸子，矮矮的。闺密们都劝我：“他怎么配得上你呢？这么多小伙子在追你啊！”我一直特别喜欢看战争影片，看那些女人们如何等待自己丈夫从前线回来，哪怕没有了胳膊失去了双腿也好，只要他们活着回来就好。奶奶给我讲过，有个失去双腿的男人回到我们村，他的妻子每天抱着他走进走出。他天天酗酒，胡作非为，烂醉后躺在沟渠里，她就把他抱回家，在大盆子里洗干净身体，放到干净整洁的床上。我想这就是爱情吧。但我也不明白爱情为什么要这样。我很怜悯我丈夫，给他很多爱抚，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却开始酗酒，用刀威胁我，还不让我在床上睡觉，我只好躺在地上睡……我已经开始产生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只要他在家里，我就带着孩子离开。只要想起这一切，我就抑制不住泪水，要么就会咒骂一切！我的生活里没有美好。美好只存在于电影中，存在于电视上。真的，就是这样……只想坐下来和什么人一起幻想一番，开开心心……


  
我怀第二个孩子时，收到村里的一封电报：“父亡。速归。妈妈。”在此之前，我在火车站遇到过一个吉卜赛女人，她预言说：“你面前长路漫漫。在父亲的葬礼上你会哭很长时间。”我当时根本不相信她的话，我爸爸是那么健康平和。但我母亲每天从早上就开始醉醺醺的，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只有爸爸一个人挤牛奶、熬土豆，全都是他一个人做。爸爸非常爱妈妈，妈妈用什么迷住了爸爸，只有她自己知道，反正她给爸爸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回到了家乡，坐在爸爸棺材边痛哭。一个邻居女孩在我耳边悄悄说：“是你妈妈用铁炉盖打死了你爸爸，她不让我对任何人说，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她答应给我买巧克力……”我一时间头晕目眩，一阵恶心，是因为害怕，因为恐惧……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房子空了，我就查看父亲的身体，寻找伤痕。他身上没有青紫，只有头上有一大块擦伤。我指给妈妈看，她回答说，这是爸爸砍柴时被飞起的柴棒击中留下的。整个晚上我都坐在那儿流泪，一动不动，我总觉得爸爸想对我说些什么……妈妈也没有离开，她彻夜都很清醒，不想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到了早上，我看到爸爸的睫毛下流出了带血的泪水。一滴，两滴，眼泪流出来了，就像他还活着一样。真可怕啊！当时是冬天，要在墓地用钢钎凿出墓坑，得先把土地烤热。人们就在坑里点燃桦木枝和汽车轮胎。男人们还要求一箱伏特加。刚刚把父亲下葬，母亲又喝醉了，坐在那儿快快乐乐。只有我在哭，因为发生的一切，我泪如泉涌……这是我的亲妈，是她生了我，本该是最亲的人……


  
我刚刚离开，她就卖掉了房子，烧掉了谷仓，为的是得到一笔赔偿金。接着她就跑到城里来找我。在这里她又找了另一个男人，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男人赶走了自己的儿子和媳妇，把公寓写到她的名下。妈妈很会引诱男人，迷惑男人，她精通此道……（她摇动那只受伤的手，像个孩子）而我的男人却拿着锤子追打我，两次砸破了我的头。他的口袋里总有伏特加酒瓶子和酸黄瓜。他都做些什么啊？孩子们都饿得不行……我们只能吃土豆，只有过节才能吃土豆加牛奶或鲱鱼。他回家时，只要我想和他说话，一个玻璃杯就砸到脸上来，椅子砸到墙上……但是夜里他又会跳到我身上，就像一头野兽……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什么好事情，一点点都没有过。我去工作，也被殴打，以泪洗面，但是必须强作欢颜，点头哈腰。餐厅经理打电话到单间来说：“在这里不需要你的眼泪。我自己的老婆已经瘫痪两年了。”经理总是偷偷把手伸到我裙子下……


  
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不到两年，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我：“来一下吧，给我帮把手，把他送到火葬场去。”我吓得差点儿晕了过去。清醒过来马上想到：必须跑掉。可是脑子里突然又产生一个念头：是她杀了他吗？把他杀死，公寓就是她一个人的了，可以随意喝酒，逛街。是吧？所以现在才要匆匆忙忙送到火葬场烧掉，趁他的孩子们还没回来……他的长子是个少校，从德国赶回来，只见到了一捧骨灰，白色小瓶中的一百克粉末……由于种种惊吓，我的月经停了，两年都没来。月经重新开始时，我去找医生说：“请帮我动手术绝经吧，我不想做女人！不想做爱人！不想做妻子和母亲！”那是我的亲妈……是她生下了我，我本想好好地爱她。小时候我经常和妈妈说：“妈妈，亲我一下吧。”但她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父亲上班时，家里总是挤满了醉汉，有个人还要把我拉上床……那年我才十一岁！我把这些告诉母亲，但她只是对我大吼大叫。喝啊，喝啊，妈妈一辈子都无酒不欢。她都应该死了！不过我并不愿意她死。在她五十九岁那年，动手术切除了一个乳房，一个半月后又切除了另一个。但她又找了一个年轻情人，一个比她小十五岁的情人。那个年轻人哭着说：“去找找女巫吧，救救您吧！”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那人尽心尽力照顾她，把她背在自己身上，还给她擦洗身子。她不认为自己会死，但她又说：“如果我死了，就把一切都留给他，包括公寓和电视机。”她就是想伤害我和姐姐，真邪恶……她很爱生活，贪婪地生活。我们把她送去女巫那儿算命，从汽车上把她抱下来。女巫为她祷告，一张一张出纸牌。看着看着，女巫从桌旁跳了起来：“快把她带走吧！我治不了她……”妈妈对我们大叫道：“你们都走开。我想一个人留下来……”但是女巫却说：“你们都要留下来！”女巫不放我们走，又看着纸牌说：“我是治不好她的病了。她把不止一个人送到了地底下。她生病时，去过教堂，但是折灭了两支蜡烛……”母亲说：“我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女巫说：“你说是给她们求平安，实际上是想让孩子们去死。你以为如果把她们送给上帝，你自己就可以活下来。”听过这些话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单独与母亲在一起过。我很怕。我知道我是弱者，她会打败我……


  
我带着大女儿去看她时，就连女儿想吃饭，都会让我母亲大怒：她自己快死了，另一些人却还要吃，还要生活，她不能够容忍。她用剪刀剪碎了床上的新床单和桌上的台布，为的是等她不在了别人也都不能用。她还摔碗砸盘子，凡是能够打烂的东西全都捣毁。厕所也不能带她去，她故意……在地板上，在床上……好让我跟在后面打扫……她这是在报复，就是因为她要死了，而我们会活下来，因为我们还能继续走路，继续交谈。她痛恨一切！窗外的飞鸟她都想杀。春天到了，她的公寓在一楼，丁香气味四处飘逸。她使劲地呼吸，呼吸，总是吸不够。“从园子给我折一根小树枝来吧。”有一次她请求我。我带回来一根树枝给她……可是当她把它拿在手里时，那树枝瞬间就枯萎了，叶子也卷曲了。然后她对我说：“让我拉住你的手……”那个女巫曾经告诫我，作恶之人会死得很慢、很痛苦。需要拆卸天花板或者拆除房间的窗户，否则她的灵魂将无法离开，无法脱离身体。还有，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手给这种人，否则就会被传染。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拉我的手？”她默不作声，缩了回去。末日将至，她却仍然不告诉我们她的寿衣在哪里，不告诉我们她为葬礼而攒的钱在哪里。我很害怕，害怕晚上她会用枕头闷死我女儿。不仅如此，我就是闭上眼睛，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偷偷窥视：她的灵魂会怎样离开她？这个灵魂……会是什么样子？是明亮的还是模糊的？人们对灵魂有各种描述，但从来没有人见过灵魂。我一大早就跑到商店，请求一个邻居来陪我。母亲死的时候，邻居抓住了她的手。临终前最后一分钟，她又喊了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喊了什么人的名字……喊谁？邻居也没记住，是个陌生的名字。我亲手给她洗了身子，换了衣服，没有任何感觉，就像一件东西，就像一个铁锅。没有任何感情，感情都隐藏了起来。全都是真的……她的女友们来了，把电话偷走了……所有的亲戚也都来了，我表姐特地从乡下赶来，看到母亲躺在那儿，她上去拨开了妈妈的眼睛。“你为什么要去碰死去的母亲呢？”“我要你记住，童年的时候她是怎样侮辱我们的。她就是喜欢让我们哭。我恨她。”


  
亲属们聚在一起骂她……她还躺在棺材里呢，他们夜里就开始瓜分她的物品。有的把电视机打包，有的把缝纫机捆好，有的把金耳环从死者耳朵上摘下来……他们到处找她的钱，但是没有找到。只有我坐在一旁哭泣。我甚至有些可怜她了。第二天火化后，我们决定把骨灰盒带回乡下，埋在父亲旁边，尽管她自己不愿意。她还嘱咐过不要把她和父亲葬在一起，一定是因为她害怕。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世界？她会在某个地方与父亲相遇吧……（停顿）


  
现在我的眼泪很少了，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对一切都变得冷漠，对于生死，对于善恶，我都不在乎……当命运不喜欢你时，你就不会得救。命中注定，不可避免。是啊……我曾经住在姐姐家，后来她再婚嫁到了哈萨克斯坦。我爱姐姐，我的内心仿佛得到了一种暗示：“姐姐不能嫁给那个人。”不知怎的，我就是不喜欢她的第二任丈夫。姐姐却说：“他是一个好人。我心疼他。”十八岁那年，他就因为醉酒斗殴砍死了一个男人而被捕入狱，判了五年刑期，不过三年后就出来了。他开始经常到我们家来，总是带着礼物。他的母亲看到我姐姐，也是又哄又劝的。她这样说服她：“男人总是需要一个保姆。一个好妻子有时就像是丈夫的母亲。孤独的男人会变成一只狼，从田野里回来就要吃……”姐姐相信了他们！她和我一样富于同情心：“只要和我在一起，他就能成为好人。”葬礼之前，我和他们还一起给妈妈守了一夜灵。当时他和姐姐看上去那么好，我甚至都嫉妒了。但是十天后，我就收到一封电报：“塔玛拉阿姨，请回来。妈妈去世。安妮娅。”这是她女儿发来的电报，她还只有十一岁。一口棺木刚刚送走，又有新的在等着我……（哭）原来是他喝醉了，吃姐姐的醋，把她踩在脚下，用叉子刺死了她，她都断气了，还被他强奸……他酗酒或者嗜烟，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早上去上班时说，妻子去世了，大家凑了钱送给他办葬礼。他把钱都给了女儿，自己去派出所自首了。他们的女儿现在和我住在一起。她不想读书，脑袋里总有些事情，但什么都记不住。她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出家门……而那个男人……他被判了十年徒刑，他终究还会回来找女儿的。毕竟是爸爸！


  
我与第一任丈夫离了婚，我再也不想有男人走进我的家门。我再不会让任何男人进来！我厌倦了哭泣，厌倦了满身瘀青。警察？他们接到电话只来了一次，第二次就直接下结论说：“你们这是家庭纠纷。”我们这座楼里，楼上还有一家人，丈夫杀死了妻子，当时他们是坐在闪着信号灯的车里面，警察做了笔录，把丈夫戴上手铐带走。他虐待了她十年时间……（捶打胸口）我不喜欢男人。我害怕男人。但是我为什么又一次结婚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从阿富汗回来的，被震伤过，负过两次伤。他是空降兵！他直到今天都不愿脱下战场上穿的背心。他和我母亲住在一个楼里，屋子门对门。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无论出门还是在家都带着手风琴或者录音机，歌曲《阿富汗人》催人泪下……我经常想起战争的故事，总是很害怕那该死的蘑菇云、原子弹……我喜欢看到年轻的新娘和新郎注册结婚之后去无名烈士纪念碑向永恒之火献花。我喜欢这个仪式！多么庄重！有一次，我坐在他旁边问他：“什么是战争？”“人们想要生存的时候，就会有战争。”我开始喜欢他了。他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天生残疾。如果他有父亲的话，他也就不会被派往阿富汗。如果他父亲还在，就会像别人一样花钱让他免除兵役。他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走进他家，只有床和椅子，阿富汗战争的奖章挂在墙上。我很心疼他，没考虑我自己。我们开始同居了。他给我带来毛巾和一个汤匙，还带了战功奖章和手风琴。


  
我尽力调整自己，极力想象他是一个英雄、保卫者……是我自己给他戴上了皇冠，给他的孩子们灌输他就是沙皇。我们和英雄生活在一起！他完成了军人的职责，历尽艰辛。我们要温暖他，救助他……我就像特蕾莎修女！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人，我只想说：“主啊，宽恕我们吧。”爱情，是一种痛苦……你以为是爱，其实只是怜悯……第一件事是，他在梦中还在“逃跑”：双腿没有挪动，但是全身肌肉都在抖动，就像一个逃跑的人。有时一整夜都在疾跑。每天夜里都要大喊：“杜哈雷！杜哈雷！”（阿富汗圣战者口中的“神灵”），呼喊指挥员和战友：“侧翼包抄！”“投手榴弹！”“放烟幕弹！”有一次我想叫醒他：“科里亚！科里亚！醒醒！”结果他差点儿把我打死。事实是……我甚至有一阵子真爱过他。我学到了很多阿富汗语：地牢、手表、高墙、大客车……还有“哈菲兹很坏”“再见，阿富汗”等等。我们一起生活的头一年很好，这是真的！我们攒下了一些钱，他还带回来肉罐头，那是我最喜欢的菜。那是阿富汗带回来的，他们在山里打仗时都带着肉罐头和伏特加。他还教我们如何急救，如何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如何捕捉动物。他说甲鱼肉很好吃的。“你向人群开过枪吗？”“没有选择：要么你杀他，要么他杀你。”我最终原谅了他，为了他所受过的痛苦，我把自己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


  
可是现在……他的朋友每天夜里把他拖回来放在门口。手表和衬衫都不见了，上身赤裸。邻居叫我：“塔玛拉快去拉他啊！他冻得把灵魂献给上帝了。”我把他拉进了屋。他大哭大叫，在地上打滚。不管是当保镖还是做门卫，没有一份工作他能干得长。他一直酗酒，必须有酒精。他什么都喝过……他喝醉了可不是就坐在电视机前唠叨两句就完了，他要折腾，你永远也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会着火。邻居中有一位是亚美尼亚人，不知他说了些什么话，惹得我男人不高兴了，就把那人牙齿都打碎了，鼻梁也打断了，邻居倒在地上的血泊中。他不喜欢东方人。因此我害怕和他一起去集市，那里卖货的都是乌兹别克人和阿塞拜疆人。但是……他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上：“在每一个扭动的屁股后面，都有一个上发条的螺栓。”那些小商贩总是给他最便宜的价格，而且不和他纠缠。“啊……那个‘阿富汗大兵’来了……疯狗又来了……活见鬼！”他还打小孩。小儿子喜欢他，夜里爬到他身边，差点儿被他用枕头闷死。现在，每当他打开门，孩子就赶紧跑上床，闭着眼睛假装睡觉，以免被他痛打，或者把所有枕头藏到沙发下面。我就只能哭，或者就……（她展示了一下缠着绷带的手）


  
每逢伞兵节，他和战友聚会，所有人都和他一样穿着作战时的背心，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在厕所里对我做各种恶作剧。他们脑袋里都有些问题，动作很夸张：我们上过战场！我们最厉害！干杯时他们喊：“整个世界都是臭狗屎，所有人都是破烂货，太阳只是个他妈的小灯笼。”就这样一直骂到凌晨，他们还不断地“为平安干杯”“为健康干杯”“为勋章干杯”“为所有的死者干杯”。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伏特加，还是因为战争？他们都像狼一样凶恶！每个人都痛恨高加索人和犹太人。恨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基督，还毁掉了列宁的事业。他们在家里也不开心：无非就是起床，洗澡，吃饭。苦闷至极！哪怕是现在，只要一声令下，他们都可以立即集合赶赴车臣，干一番英雄壮举！他们愤懑不平，怨恨所有人：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将军，也怨恨那些没去过车臣的人。他们怨气特别重，主要是因为，很多像我男人这样的退伍军人都没有任何特长，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摆弄枪炮。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借酒浇愁……其实，他们在战场上也要喝酒，而且毫不隐瞒地承认：“要没有这二两酒，俄罗斯士兵不会坚持到最后胜利。”“要是把我们的人扔在沙漠中，两个小时后他还没有找到水呢，人就已经喝醉了。”由于糊涂、贪杯，他们喝下甲醇和刹车油，自我荼毒……回家之后，有人上吊自杀，有人开枪斗殴，有人遭到暴打，有人成了残疾……还有一个人精神受了刺激，被关进疯人院……这些我太清楚了。鬼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还有资本家们，那些新俄罗斯人，愿意用他们，雇他们做保镖，让他们这些老战友互相残杀。他们开枪很轻松，冷酷无情。那些富豪们有的只有二十岁，却有大把金钱，不可思议，而他们只有战功奖章，还有疟疾和肝炎……他们怎么可能爱惜富豪？从来也没有任何人爱惜过他们。他们就是想要开枪……这个你不要录音了，我害怕……他们的对话很简练：马上，毙了他！车臣是他们想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自由，俄罗斯人在那里吃过亏。他们梦想给妻子带回皮大衣和金戒指。我的那位就想要冲过去，但人家不接收醉汉，健康男人已经够多了。每一天，邻居都会听到我们的对话：“给点钱吧。”“不给。”“去你妈的，婊子。”接着他就会暴打我一顿，然后坐下来哭。他搂着我的脖子：“不要离开我！”我好长时间都可怜他……（哭泣）


  
我之前心太软，太同情他了。现在我已经不再……不再怜悯他！你自己搞定吧！原谅我吧，主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宽恕我！


  
我晚上下班回来，听到他的声音。他在教儿子。我心里早就知道他会说什么：“住手！给我记住：你，往窗口投进一枚手榴弹，从这里翻进去，落在地面上。另一个，加入队列……”接下来是一连串脏话。“只有四秒钟，你是在楼梯上，用脚踹开房门，冲锋枪向左射击。第一人倒下，第二个人跑过去，第三个人掩护……停！停！”停住吧……（尖叫）吓死我了！怎么才能救出儿子？我跑去找朋友。一个人说：“你需要去教堂，祈祷。”另一个带我去找女巫——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再没人可求了。那个巫婆很老了，就像是“不死的卡谢伊”[1]。她要我第二天给她带一瓶伏特加。她拿着这瓶伏特加在公寓里转来转去，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双手把酒给了我：“伏特加已经加了咒语。你再给他倒两天酒，到了第三天他就不会喝了。”确实，他有一个月没有喝酒。但是之后又开始喝了：夜里喝醉了，鼻涕邋遢地瘫在地上，在厨房里砸锅，只好随便他大吃大喝……我又去找另一个女巫。她摆开扑克牌为我算卦，把烧化的铅倒进一杯水里，叫我念一些很简单的咒语，然后加些盐，再加些沙子。但是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伏特加和战争而生病的人是无法治愈的……（她又摇动那只受伤的手）哦，我太累了！再也不心疼任何人了……不心疼孩子，也不心疼自己。我没有怀念过母亲，但她时常来到我的梦中，在梦里她总是年轻貌美，笑脸盈盈。可是我总是要赶她走。我也经常梦到我的姐姐，她总是一脸严肃，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以为能够像关灯一样把自己除掉吗？”（停下）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美好的东西，我也已经不想看到了。昨天他突然到医院里来找我：“孩子们都饿了。我只好把地毯卖了。”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毯，是我们家里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整整一年，我都在到处找钱，一点儿小钱也要挣。我太喜欢这个地毯了，是越南地毯……他卖了地毯，马上就去买酒喝了。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孩跑来：“不好了，塔玛拉，快回家去吧。他又烦你们小儿子了，正在打他呢，他还打他姐姐（姐姐的女儿），她已经十二岁了……你自己知道的，他又醉了……”


  
夜里我无法入睡，忽而坠入深渊，忽而飞到空中。谁知道我早晨醒来会怎样。我有很多可怕的想法……


  
（离别时，她突然拥抱我）请记住我……


  
一年后她再次企图自杀。这一次成功了。据我所知，她丈夫很快就有了别的女人。我打电话给那个女人。“我可怜他。”她也这样说，“我不爱他，但是可怜他。只有一件麻烦事，就是他又开始酗酒了。但他总是答应我他会戒酒。”


  
你们能猜出我接下去听到了什么吗？


  
    
[1] 不死的卡谢伊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巫师，其故事被改编为电影和歌剧。——编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难以污名的死者和寂静无声的尘土


  
奥列西雅·尼古拉耶娃，下士警员，二十八岁


  
母亲的故事


  
我很快就会因为说出这些事情而死掉的——我为什么要和你讲？您什么都帮不了我。只是写了书，出了书，好人也只是读过之后痛哭一场，至于坏人，那些大人物，他们连读都不会读。他们为什么要读？


  
其实这件事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是在2006年11月23日，电视上播出了，邻居们全都知道了，全城都传开了……


  
我和外孙女纳斯佳两个人待在家里。我家电视机已经打不开了，早就由于老旧而坏掉了。我们期待着：“奥列西雅就快回来了，我们会买一部新电视机。”我们打扫卫生，洗衣服。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我们特别开心，笑个不停。我的妈妈也来了……就是老外婆……她在菜园里大声说：“哦，姑娘们，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瞧你们，好像从来都不会哭似的。”听了这话，我的心却沉了下去，奥列西雅那边怎么样了？昨天是警察日，我们刚刚给她打过电话：她被授予“内务部杰出警官”徽章，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她说：“哦啊，我爱你们大家，我就盼着赶快回家乡看看。”我的退休金一半都花在了电话费上，我只有听到她的声音，才能继续熬过两三天，直到下一次通电话……她安慰我说：“妈妈，你不要哭。我随身携带着武器，但没有开过枪。虽然这里有战争，但也有安定的环境。早晨我听过毛拉唱诗，这就是他们的祈祷。这里的大山都好像是活的，不是死的，连最高的山顶上都有花草树木。”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妈妈，车臣土地好像是泡在石油里。随便在哪个花园里挖一下，都能打出石油。”


  
为什么他们要被送到那里去？他们不是为保卫祖国而作战，而是为了保护石油开发。一滴油现在值一滴血……


  
我的一个邻居跑出去了，过了一小时又一个邻居跑出去了。我还在想：“她们为什么要跑出去？”过了一会儿，她们又像没事一样跑了回来，但是没坐多久又走了。电视上已经播过好几次了……


  
整整一夜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儿子早上打来了电话：“妈妈，你上午在家里吧？”“你要干啥？我正准备要去商店。”“你等等我。等你送纳斯佳到学校，我就过来。”“就让她留在家里吧。她今天有点儿咳嗽。”“如果她不发烧，还是送她去学校吧。”我心里一沉，好像全身都被刺了一下。趁纳斯佳跑开，我走到了阳台上。我看到：儿子不是一个人来的，是和他媳妇一起。我不能再等了，再过两分钟我就会跳下去！我跳到楼梯口对着下面大喊：“奥列西雅在哪里啊？”显然我叫得太猛，声音都嘶哑了……他们也大声回答我：“妈妈！妈妈！”他们走出电梯就站住了，不发一语。“她是……在医院吗？”“不是。”我眼前顿时天旋地转。后来我就垮掉了，什么都记不住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很多人，所有的邻居都打开了门，把我从水泥地上扶起来，大家都在劝我。我趴在地板上，抓住他们的脚和鞋子亲吻：“善良的人啊，亲爱的……她不能抛下纳斯佳啊，那是她的小太阳，是照进她窗口的阳光啊……亲爱的——人们——啊……”我不断用额头撞着地。最初几分钟内，我就是怎么都不相信，完全不能接受，双手在空气中乱抓。我的女儿她不会死的，就是残废了也会回来的。失去双腿或者双目失明都没有关系，我和纳斯佳会牵着她的手走路的。只要活着回来就行！我想要找个什么人问问这件事，我跪着乞求他们……


  
来了很多人，房间里全是陌生人。他们给我灌了药，我躺在那儿，已经清醒过来，他们又叫来了救护车。战争就在我家里发生了……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理解别人的悲伤，只有上帝能理解。呜呜呜……每个人都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躺在那里听着一切。我好痛苦啊，非常痛苦……


  
“我有两个儿子，都还在学校上学。我要攒钱去收买当官的，让他们逃过当兵……”


  
“我们的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是肯定的。战争就是工作……”


  
“欧式装修花去了我们最后一分钱。好在我们在通货膨胀前就买好了意大利瓷砖，还是以前的价格。我们安装了塑料窗、防盗门……”


  
“孩子们都长大了，还是他们小时候叫人开心……”


  
“那里在打仗，这里也在打仗。每天都有枪击和爆炸。我们都害怕坐公交车，不敢坐地铁……”


  
“邻居的儿子失业了，整日喝酒。后来做了承包商，一年后从车臣带了一箱子钱回来，买了汽车，还给妻子买了裘皮大衣和金戒指。全家一起去埃及度假……如今这年头，要是没有钱，你就什么都不是。但是，从哪里挣来那么多钱呢？”


  
“都是偷来的……他们撕碎了俄罗斯，分了大蛋糕！”


  
这场战争是肮脏的！它本来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很远……但是却来到了我家。我还给奥列西雅挂上了小十字架……但也没有保佑住她。（哭）


  
过了一天，她的遗体送回来了。一整天都在下雨，棺木湿淋淋的，人们用毛巾擦拭着棺木。当官的不断催促：快点，快点，尽快下葬，还要求我们“不要打开”，说“里面冻住了”。但我们还是打开了棺木，仍然希望一切都是个误会，希望里面躺的不是她。电视上说：奥列西雅·尼古拉耶娃，二十一岁，年龄就不对。也许这是另外一个奥列西雅？不是我们的。“里面冻住了……”他们送来的通知书上写道：“……有预谋的自杀，用工作配枪从头部右侧射入……”一张纸对我算什么！我必须亲眼看到她，亲手触碰到她。棺材打开了：面孔跟活着时一样，还是那么好看……头的左侧有一个小孔，非常小，几乎看不见……就好像是被铅笔尖扎了一下。除了新闻报道的年龄外，还有一个谬误之处：弹孔是在左侧，而不是他们写的那样在右边。她是和来自梁赞州各地的警察一起编队去车臣的，但是来帮助我们安葬她的，却是她工作的警察分局的同志们。他们也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是自杀？这不是自杀，是从大约两三米外开的枪……莫非是他杀？！领导们显得很匆忙，他们的帮助其实就是督促。奥列西雅是头一天深夜被送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就埋葬了，前后不到十二小时。我在墓地里痛哭……呜呜呜……但是我浑身都是力气……一般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力气……他们把棺材盖钉死了，我又给打开了。我用牙齿也能咬开钉子。墓地里没有当官的，所有人也都避开了我们。国家利益第一，连教堂都不愿意为我们举行安魂仪式：她是个罪人，神不会接纳有罪的灵魂……因为……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我还是经常去教堂，为她点上一根蜡烛。有一次我问牧师：“难道上帝只爱无罪的灵魂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在那里做什么？”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牧师，这件事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沉默）我们那座教堂的牧师很年轻，他听了也哭了：“您怎么还活着，而没有被送到疯人院？主啊，赐福她的女儿去天国吧。”他为我的女儿做了祷告。人们常说：只要有男人在，女人是不用开枪的。这都是醉话。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在那里总是喝得不省人事，有男人也有女人。悲哀已经攫住了我，堵住了我的喉咙……


  
想起她在收拾行李箱……我真想踩烂一切，撕烂一切。我咬伤了自己的手，哪怕双手被扎起来。我无法入睡，全身的骨头像断掉一般疼，整个身体都在抽搐。我没有入睡……我看到的是一些梦境，永恒的冰雪，永恒的冬天。整个天地都是银色……好像看到有人和纳斯佳一起行走，出没于水中，但总是不能到达岸边。全都是水……我看到了纳斯佳，但奥列西雅很快从我眼前消失了……怎么都找不到她……虽然这是在梦里，但我吓坏了。“奥列西雅！奥列西雅！”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又出现了，但不像是活人，只是一张照片……在她头部的左侧有块瘀青，就是子弹穿过的地方……（沉默）而她还在收拾行李箱……“妈妈，我要走了。我已经写了报告。”“你是在单身抚养这个孩子，他们没有权力让你去。”“妈妈，如果我不去，我会被解雇的。你知道，我们都是强制性的志愿者。但是你不要哭……那里已经不再有人开枪，人们在搞建设了。我是去维护治安的。我也是去挣钱的，和别人一样。”连姑娘家都去了，按理说应该一切正常了。


  
“我要陪你去埃及，一起去看金字塔。”——女儿一直有这个梦想。她想让我开心高兴，我们的日子太苦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要是你到城市里去，广告无处不在：买车吧，贷款吧，买吧！拿去吧！在所有商店里，大厅中央都摆着一张甚至两张负责贷款的桌子，桌前总是排着队。人们已经厌倦了贫困，都希望过上好生活。但是土豆和通心粉吃完以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去，连无轨电车车票钱都不够。技校毕业后，奥列西雅又考进了教育学院学习心理学，但入学一年后就没有钱支付学费了，只能中途辍学。我妈妈的退休金折合成美元只有一百块，我也只有一百元。上层的人们都在经营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美元不是流向我们俄罗斯老百姓，而是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逛商店只能看看，就好像是在参观博物馆一样。电台里说，有些蓄意的破坏行为，就是为了激怒人民。他们说，去爱有钱人吧，富人会救助我们，他们会提供就业机会……电视上总是播放富人是如何度假出行，他们带游泳池的房子、园丁、厨师，就好像沙皇时代的地主……晚上的电视节目都那么恶心，还不如去睡觉。以前很多人投票支持亚夫林斯基[1]和涅姆佐夫，我曾经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曾经为选举而奔波。我那时是个爱国者！我喜欢年轻英俊的涅姆佐夫。但后来我们看清了一切：民主派也想自己过好日子，把我们老百姓都忘记了。普通人不过是一粒沙子，一点尘埃……于是人们又转向了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没有亿万富翁的，所有人的钱都不多，但也够花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人人平等。


  
我是苏维埃人，我妈妈也是苏维埃人。我们建设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以做买卖为耻，有钱并不等于幸福。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把生命献给祖国，这才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一辈子都为自己是苏联人感到自豪，可是现在这些反倒成了羞耻，好像你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过去我们有共产主义理想，而现在推崇资本主义的理想。“我们无法怜惜任何人，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被怜惜。”奥列西雅曾经对我说：“妈妈，你生活的那个国家早就不存在了。你是怎么样都帮不到我的。”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她停下）我想跟你说的话很多！太多了！但重点是什么？对了，奥列西雅死后，我在她中学的笔记本里找到了她的一些话：“生命是什么？”“我要为自己描绘出生活的理想……”她这样写道，“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提升自己，成为最高尚的人……”这都是我教给她的……（呜咽）她去战场了，其实她连老鼠都没杀死过……一切都没有像应该的那样，但应该怎样，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向我隐瞒实情……（大哭）我的女儿死得不明不白。绝不能这样！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的妈妈才十二岁，他们被疏散到西伯利亚。他们都是孩子，在那里每天要在工厂工作十六个小时，像大人一样。他们要凭餐券进食堂吃饭，领一小碗面条和一片面包。那哪儿能叫面包啊！他们要为前线生产炮弹。有些孩子就累死在机器边，因为他们太小了。为什么那时候人们要互相残杀，她后来才知道。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杀人，她不明白了。没有人能明白。这场战争是肮脏的！阿尔贡、古杰尔梅斯、汉卡拉……这些车臣的地名我都听够了，干脆关掉电视……


  
我拿起那张通知书：“……故意……用工作配枪射入……”她把纳斯佳留给了我，纳斯佳只有九岁……我是又做外婆又做母亲。我全身都是病，动过三次外科手术，已经没有健全的身体了，又怎么会有呢？我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长大。那里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我们住在木板房里。橙子和香蕉我们只在照片里看到过。我们只能吃到面食，干奶粉和面条……偶尔才能吃到肉罐头。妈妈是战争结束后应征去远东的，当时号召年轻人去开发北方、征服北方，就像号召上前线一样。像我们一样衣衫褴褛的穷苦人都去参加伟大建设了。人人都是一贫如洗，就像歌里唱的：“在迷雾的后面，是原始森林的气息”，书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饿得全身浮肿，但饥饿驱使我们去建功立业。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也投入到建设中，和妈妈一起参加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建设。我得到一枚“贝阿铁路建设”奖章，还有一大摞奖状。（沉默）严冬气温降到零下五十摄氏度，地面都冰冻三尺。白皑皑的山峦，下雪过后，即便天气好的时候也是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但是我爱上了这片山峦。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祖国和小故乡，那儿就是我的小故乡。薄板搭建的简易房，厕所都在室外……但那是青春岁月！我们相信未来，一直都相信……我们相信生活将年年改善：那时候没有电视机，谁都没有！突然间它们就出现了。过去人们都住薄板房，突然开始提供独立公寓了。领导人还承诺：“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将要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笑）我进入大学函授部，成为了一个经济师。那时候上学不用花钱，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有谁会教我啊？为此，我要感谢苏维埃政权。我曾在边疆区党委财务部工作。我给自己买了一件上好的貂皮大衣和一条上好的披肩，冬天就把自己裹在里面，只把鼻子露在外面。我到各个集体农庄去检查工作，集体农庄都养殖黑貂、狐狸、水貂。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我也为母亲买了一件皮大衣……他们突然向我们宣布搞资本主义了……他们承诺说共产党离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我们人民不相信，我们是吃过苦头的。人们立即跑去买盐、买火柴。“改革”听起来像“战争”，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人们开始掠夺集体农庄的财产、洗劫工厂，然后他们用一点点小钱就算把它们买下了。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建设出来的一切，只卖了几个小钱。他们给人民发认购股权证，都是骗人的，那些认股证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呢。奥列西雅的死亡通知书也在柜子里……就是几张纸而已，现在这就是资本主义了？对这些俄国资本家我已经看够了，他们不全是俄罗斯人，还有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他们从国家大量贷款，但没有钱还。这些人的眼睛贼亮贼亮的，就像罪犯一样。我对这种目光非常熟悉。以前在边疆，到处都是劳改营和铁丝网。是谁开发了北方？是囚犯和我们这些穷人，是无产阶级。但是我们倒并不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


  
我的妈妈决定一个人离开，回到了梁赞，我们的故乡。窗外已有枪声响起，苏联在分裂。偷盗，抢夺，匪帮成为主人，有智慧的人倒成了傻瓜。我们创造了一切，但是这些都给了强盗……怎么会是这样？我们两手空空而去，只带着自己破破烂烂的杂物，而把工厂都留给了他们，还有矿山……我们坐火车走了半个月，带着冰箱、书籍、家具、绞肉机……就是这样……两个星期里我一直望着车窗外：俄罗斯大地没有尽头，没有边际。俄罗斯母亲太伟大、太富饶了，但是内部必须建立起秩序。那是在1994年，已经是叶利钦时代了。家里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在故乡，教师们在阿塞拜疆人的售货亭卖水果，卖饺子，挣些小钱。从火车站到克里姆林宫，莫斯科也是个大市场，到处都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乞丐。我们都是苏联人！苏联人！每个人都感到羞愧，尴尬。


  
在城镇市场上，我跟一个车臣人聊天……十五年了，他们家乡战争不断，他们跑到这里避难。他们散布在俄罗斯各个角落，但也像战争一样，俄罗斯在与他们作战……“专项行动”，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一个年轻车臣人说：“大妈，我不想打仗啊，我妻子是俄罗斯人。”我还听过一个故事，可以讲给您听。一个车臣女孩爱上了俄罗斯飞行员。男孩很帅。他们私下约定，男孩把姑娘从她父母身边偷偷带走，私奔到了俄罗斯。他们顺利结婚生子。但她总是哭啊哭啊，觉得对不起父母亲。小两口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请原谅我们，但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还转达了俄罗斯亲家母的问候。可是这些年来，这个车臣姑娘的哥哥们一直在四处找她，想要杀死她，因为觉得她令全家人蒙受耻辱——嫁了一个俄罗斯人，不仅如此，他又是俄罗斯飞行员，还轰炸过他们，杀过车臣人。他们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很快找到了她家……最先赶到的哥哥把她杀死了，第二个赶到的哥哥，却是想带她回家的。（沉默）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这场灾难也降临到了我家……现在我在收集各种信息，我读了能够找到的关于车臣战争的一切消息。我到处打听，甚至想亲自去一趟车臣，就让他们在那儿打死我吧（哭），就是死在车臣我也是幸福的。这是作为母亲的幸福。我还认识一个女人，她连儿子的一只鞋子都没有找到，一颗炮弹直接击中了他。她对我说：“只要他能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哪怕只有他的碎片，我都会感到幸福……”可是她连这样的幸福都没有……“大妈，你有儿子吗？”“我是有一个儿子，但我女儿是在车臣丧生的。”“俄罗斯人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场战争到底为什么？你们杀死我们，打残我们，又在医院里治疗我们。抢劫了我们的家园，之后又来建设。你们总是劝说我们，俄罗斯是我们的家，可是我每天都因为我的车臣人外貌要向警察送钱，好让他们不要打死我，不要抢劫我。我向他们保证，我来这里不是杀人的，我不想偷盗他们的家。他们既然可以在格罗兹尼杀死我，就能在这里杀死我……”


  
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绝望）我就要继续找我的女儿。我想知道我的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相信任何人。


  
她打开橱柜门，里面的水晶酒杯旁放着一些文件和照片。她拿出它们摆放在桌子上。


  
我的女儿很漂亮。上学的时候她喜欢滑冰。学习成绩中等……算是良好吧……十年级时，她爱上了罗姆卡。我当然反对，他比她大七岁。“妈妈，如果这是爱情呢？”嗯，爱情是没有理智的，但是他从没有打过电话给她，她只是单相思……“为什么总是你打电话给他？”“妈妈，如果这是爱情呢？”罗姆卡是她唯一看得上的人。她爱得把自己妈妈都忘了。毕业舞会的第二天，他们就登记结婚了，因为已经有了宝宝。罗姆卡喜欢喝酒打架，她就只能哭。我很恨罗姆卡。他们这样生活了一年。他的嫉妒心很强，把她的好东西都剪碎了。他抓着她的头发，绕在手上，把她的头往墙上撞。她默默忍受着一切……谁叫她不听妈妈的话呢。只要……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最后她终于离他而去。去哪儿啊？回到妈妈身边来……“妈妈，救救我！”可是他也带着东西到我们家来一起住了。那天睡到半夜，我醒过来，听到隔壁有抽泣声……我打开浴室，看到他正踩在她身上，手里拿着一把刀子。我冲上去抢过刀子，把自己的手割破了。还有一次，他弄到了一支手枪，我想，这大概是气枪不是真枪吧。我把奥列西雅从他身边拉开，他就把枪对着我说：“你给我闭嘴！”她一直哭啊哭啊，直到他们彻底分开。是我把他赶出去的……（沉默）又过了……嗯，过了不到半年时间，女儿下班回家告诉我说：“罗姆卡结婚了。”“你从哪儿知道的？”“他在城里送我走了一段。”“怎么回事？”“没什么。”他很快就结婚了，而她依然保持着对爱情的天真，总是忘不掉他。（她从一沓文件中抽出一张）法医是这样写的：头部右侧中弹，但是弹孔却是在左侧。很小的小孔，也许法医根本就没有见过她的尸体？他只是被命令这样写的，他们一定给了他很多钱。


  
我希望……我盼望她那支部队回来，我要好好问问他们，我要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我需要知道为什么弹孔在左边，他们写的却是右边。已经是冬天了，下雪了。我以前很喜欢雪。我的奥列西雅也喜欢下雪，她总是提前就拿出溜冰鞋，抹上润滑油。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向窗外望去，人们正准备过圣诞节，四处去买礼物、玩具，往家里拉圣诞树。而我厨房里的收音机一直开着。我在听我们的电台广播，听地方新闻。我在等待。最后终于等到了消息：“梁赞的警察部队完成执勤任务，已从车臣返回”，“我们梁赞人光荣地完成了军人的职责”，“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在火车站受到了隆重迎接。乐队加鲜花，还颁发奖状和贵重奖品。有人得到了电视机，有人得到了手表……他们是英雄……英雄回来了！但是关于奥列西雅没有任何人提及一句，没有人再想起她……我仍然在等待，我把收音机贴在耳边听……他们应该会想起来的！开始播广告了，洗衣粉广告……（哭）我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这不行！我的奥列西雅，她是第一个……这座城市里第一个“车臣”棺材……一个月后又运来了两具棺材：一名年纪大些的警察，另一个是年轻人。人们在叶赛宁市立大剧院为他们举行告别仪式。全副武装的仪仗队，市民和市长献花圈，各界讲话。他们被安葬在英雄林荫道上，这里长眠着“阿富汗英雄”，现在又安葬了“车臣英雄”……我们这座城市的墓地中有两条林荫道，一条叫英雄路，还有一条，人们叫它土匪路。埋的是土匪内讧火并时死于枪战中的人。改革就是枪战。[2]匪帮墓地的位置是最好的。棺材都是红木镶嵌金边，就像一个电冰箱。没有纪念碑，却有显赫的墓基。而英雄的纪念碑是国家建的。当然，士兵的纪念碑比较低矮，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雇佣军是没有的。我知道有个雇佣兵的母亲为这事找到兵役办公室去，遭到了拒绝：“你儿子是为了钱去打仗的。”而我的奥列西雅，她躺在远离所有人的地方，只是一个普通的自杀者……呜呜呜……（她说不下去了）我们纳斯佳，政府给她的补贴只有每月一千五百卢布——差不多五十美元。真相在何处？正义在何方？补贴金这么少，就因为她的妈妈不是英雄！如果她的妈妈杀过人，用手榴弹炸死过人，那就算是英雄了……但她妈妈是杀死了自己，没有杀别人，那就不是英雄了！这怎么解释给孩子听？我该怎么告诉她？有人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据说是奥列西雅的话：“我的女儿不会为我而羞愧……”那是在安葬后的最初几天，纳斯佳呆呆坐着，好像明白妈妈没有了，或者是不知道妈妈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你的妈妈，我们的奥列西雅没有了……”她站在那里，好像没听到我说话，我哭了，但她没有哭。后来，我回忆奥列西雅的事情……她好像也不听。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让我发怒了。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是正常孩子，但是受到了强烈的惊吓。我们又去她爸爸那儿。我问他：“你想带走自己的孩子吗？”“我带她去哪儿呢？”他已经有另一个家庭，又有了孩子了。“那么你就是拒绝了。”“在我年老的时候，突然有事情找我了。我哪儿有钱啊……”就是这样一个爸爸，指望不上。奥列西雅的朋友们会来探望我们，纳斯佳过生日的时候，她们总是凑一点儿钱送来。她们还给孩子买了电脑。朋友们都还记得她。


  
我一直在等一个电话，等了很长时间。部队回来了，指挥官和奥列西雅的同事们都回来了。他们会打电话来的，一定会！但是电话铃一直没有响……我开始自己寻找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部队的指挥官是克里姆金，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名字还有事迹！所有报纸都说他们是俄罗斯的英雄，梁赞的勇士！甚至一份报纸还刊登了他的文章，说他感谢部队出色完成任务，部队光荣履行了责任……一再提到荣誉……我打电话给他工作的警察局：“请找克里姆金少校。”“请问是谁找他？”“柳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尼古拉耶娃，奥列西雅·尼古拉耶娃的母亲……”“他不在办公室。”“他很忙。”“他外出了。”你是指挥官，你本应该自己来找我，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来安慰我、感谢我才是。其实我这就明白了……（她哭了）我哭了，但我流的是愤怒的泪水……我当时不放奥列西雅走，恳求她不要去，但是我的妈妈说：“既然需要，就让她去吧。”需要！现在我痛恨这个词！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凭什么就得去爱祖国？我们得到过承诺，民主会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到处都是正义、公平和真诚。这一切都是谎言……人只是一粒灰尘、一粒尘埃……的确，现在商店里应有尽有。挑吧！拣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从没有过的。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女人，现在已经没有人听我说话了，因为我没有钱。如果我有钱，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他们就会害怕我，那些浑蛋领导们，现在就是金钱统治一切……


  
奥列西雅临走时高兴地告诉我：“我是和克尔姆恰一起去。”她们两个女人在同一部队。奥尔加·克尔姆恰……在火车站告别时我见过她。奥列西雅对她说：“这是我的妈妈。”……那仅仅是很短的一次见面……也许现在对我很重要了。那天告别后，汽车开动了，开始演奏国歌，所有人都哭了。我本来站在马路的一边，又横跨过去跑到另一边，奥列西雅透过窗户在喊我，我知道这是他们要转弯了。我又穿过马路，想再看她一眼，挥挥手。但他们直接开走了，我再也没有看到她。我的心好疼。在最后一刻，她的书包的提手还断了……也许，这是直到现在我还无法解开的心结，我的亲骨肉啊……（哭）我按照电话号码指南找到了克尔姆恰，打电话过去：“我是奥列西雅的妈妈，我想和您见个面。”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带着委屈，也带着一种愤懑说：“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还是让我把这些都甩掉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又打过去：“求您了！我需要知道……我求求您。”“我已经被折磨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过去，大概是一个月后……是她妈妈接的电话：“我女儿不在家，她去车臣了。”又去车臣了？！您知道，在战争中有些人是可能得益的，有些人很走运……有的人不去考虑死，死亡今天很可怕，有时候却又无所谓。他们在那里工作六个月，就可以得到六万卢布，足够买辆二手车了，家里这边的工资还能被保留。奥列西雅在出发前，贷款买了一台洗衣机，还有手机……“都让我来付。”她当时说。可是现在我们必须还贷款了。靠什么还？账单不断地来，我们拼命还债……纳斯佳有一双旧运动鞋，已经小了，她从学校回来总是哭，因为脚趾挤得很痛。我们要还债，用妈妈自己的退休金还债，我们精打细算，到了月底还是什么都剩不下来。你又不能够向死人求救……


  
我找到了奥列西雅最后时刻和她在一起的两个人……这是两个证人。检查站的岗哨亭有两米到两米半见方。那天是夜班。他们一共三个人。第一个人在电话中对我说：“是的，她来了之后，我们交谈了两三分钟……”之后他离开了，要么是出去解手，要么是有人喊他。再后来，他就听到门后啪的一声，他甚至起初没有想到那会是枪声。他回来后，看到她已经躺在地上了。情绪呢？她当时情绪如何？情绪很好，和往常一样正常……“你好。”“你好。”他们还互相笑着打过招呼，嘻嘻哈哈一番……第二个证人，我打电话到他工作的地方，他没有来和我单独见面，他们也不让我和他接触……她开枪时，他就在旁边，但就在那最关键的一刻，好像他转过身去了，就是那一秒钟……岗哨亭就两米多见方那么大点的地方，但是他说什么都没有看到。您会相信吗？我恳求他们：请告诉我吧，我需要知道，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求您了！他们都像被烫到一样避开了我。是上级命令他们保持沉默。他们要保住肩章，或者是美元封住了他们的嘴巴……（呜咽）从一开始她去当警察时，我就不喜欢：我的奥列西雅去当警察？我可不喜欢！无论如何都不喜欢，是啊……她受的教育是技术学校，还上过一年大学，可是一直没分到工作。警方倒是马上录用了她。我很害怕……警察，这是一门生意，就像黑手党……人人都害怕警察，每个家庭都有人受过警察的害。在我们的警察局一直有拷打和残害事件。人们怕警察就像怕匪徒。上帝保佑！在报纸上你会读到：这些人叫作“戴肩章的恶狼”，警察局里既有强奸又有杀人，在苏联时代就是这样……您惊讶吗？就算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去说，不会去写……这样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保护的人。（思索）也有一半的警察打过仗，或者在阿富汗，或者在车臣。他们杀过人，他们的内心也恐惧不安。他们在那里其实是与平民作战。现在的战争都是这样：不仅仅是士兵之间开战，还与平民开战，与普通百姓开战。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是敌人：男人、女人、儿童。在这里，他们要是在自己的家乡杀人，事后还要假装震惊，还得做出解释，在车臣就没有必要解释……“妈妈，”奥列西雅和我争论过，“你错了。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女警员是很美丽的，穿着蓝色衬衫，戴着肩章。”


  
临出发的那个晚上，朋友们都来和她告别。直到现在我还全都记得，他们聊了一整夜：


  
“俄罗斯是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带开关的燃气管道。”


  
“克里米亚没有了，给了别人。车臣在打仗，鞑靼斯坦蠢蠢欲动……我想生活在一个大国。我们米格战机应该飞到里加去……”


  
“车臣匪帮成了英雄，人权何在？！在车臣，他们带着冲锋枪闯到俄罗斯人的家里——要么我们杀你们，要么你们滚开。先说‘滚出去！’然后再杀人，还算是好车臣人。坏车臣人是上来就杀人。三步走：旅行箱，火车站，俄罗斯。围墙上写着：‘请不要向俄国熊买公寓，那些房子迟早将是我们的’，‘俄国人，不要走，我们也需要奴隶。’”


  
“俄罗斯士兵和军官在车臣被俘虏以后，士兵都要被斩首，军官却被放掉：‘你走出去，也就疯了！’我还看过一些录像，俄罗斯俘虏被囚禁在地下室，他们会切掉俘虏的耳朵和手指……畜生！”


  
“我要去车臣！我需要钱来办婚礼。我想结婚。那是个漂亮姑娘，她不会等我太久……”


  
“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曾一起在部队服役。他住在格罗兹尼，邻居是车臣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车臣朋友对他说：‘我求你，快搬走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很快就要来杀你们了。’他们只好搬出那个两居室公寓，现在住在萨拉托夫的集体宿舍里。不许他们带走任何东西：‘就让俄罗斯给你们全都买新的吧，这些都是我们的了！’车臣人大喊。”


  
“俄罗斯跪倒在地，但是并没有被打败。我们是俄罗斯爱国者！必须向祖国效忠！有一个笑话：士兵和军官同志们，如果你们在车臣表现良好，祖国将把你送到南斯拉夫‘休假’[3]。要去欧洲……他妈的！”


  
儿子一再忍耐，又忍耐，最后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开始斥责我说：“妈妈，除了中风，你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他把我送进了疗养院。可以说我还拼了老命大吵大闹了一番。在疗养院里，我结识了一个好女人，她的女儿死于流产，我们相拥而泣，成了好朋友。最近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经死了，是在睡梦中死去的。我知道她是忧郁而死…………我为什么没有死？死亡会使我感到幸福，但我没死。（流泪）


  
从疗养院回来后，我妈妈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孩子，你会被送进监狱的。他们不会让你查到真相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原来……我刚刚离开家去疗养院时，警察就给她打来了电话：“二十四小时内这个人要出现在小屋子里，届时不到，将予以惩处……拘留十五天……”妈妈本来就是个被恐吓坏了的人，我们那儿的人全都被恐吓坏了。偏偏我就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来盘问我的邻居，问我们是什么人，平时都干什么，还调查关于奥列西雅的事：是不是有人看到过她喝醉？或者吸食毒品……还向诊所要我们的医疗卡，要检查我们家有没有人在精神病院登记过。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侮辱！我愤怒了！我拿起电话报警：“有人在威胁我妈妈……，你们有什么问题非要骚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可？”过了一天，他们给我发了一份传票，算是了结此事：“请至此处接受调查，某某某调查员……”妈妈泪流满面：“他们要抓你去坐牢了。”我有什么好怕的？呸！应该让斯大林从坟墓中复活！我希望他从坟墓中爬起来！这是我的祈祷……他随便就可以把我们现在这些当官的铐起来拉去枪毙。轻而易举！我不会可怜他们。我想看到他们痛哭流涕的可怜相！（哭泣）我来到一间小屋子，那个调查员叫费丁。我站在门口尖刻地问他：“您想拿我怎么样？把我的女儿装进了湿棺材还不够吗？”“你这个没文化的女人，还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吗？在这里，要提问的是我们……”起初，他是一个人，后来把奥列西雅的领导克里姆金也找来了。我终于见到他了！他一进门，我就上前质问：“是谁杀了我的女儿？告诉我真相。”“您的女儿是个傻瓜，她疯了！”啊，我不能听这种话！绝不能……我全身热血都涌了上来……他一边大叫还一边跺着脚。这下可好！他们激怒了我，逼得我像猫一般尖叫着扑上去抓他们。就是说我疯了，反正我女儿也疯了。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闭嘴，呜呜呜……


  
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就会寻找真相。我不怕任何人！我可不是擦地板的破布，也不是小虫子，你又不可能把我关回到小盒子里。你们是用潮湿的棺材把女儿送回给我的……


  
有一次我乘坐郊区电气火车，对面坐着一个男人：“哦，大妈，我们一起乘车？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他自我介绍说，“我以前是官员、独立企业家、苹果党员，现在是失业者。”我总是在别人没有问什么之前，就自我介绍了：“我有个女儿死在车臣，是个下士警员……”他说：“都告诉我吧……”我已经给人讲过很多次了，现在又讲给他听。（沉默）听过之后，他开始说起他自己……


  
“我也去过车臣。回来后，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我不能再把自己塞进这个框架中了。他们不愿意给我工作：‘啊，啊，啊……是车臣回来的啊？’我不愿意和其他人往来，其他人都令我恶心。只有见到在车臣打过仗的，才感觉到兄弟一般……


  
“一位车臣老人站在那儿看着我们满车的退伍军人。他一边看一边想这些正常的俄罗斯小伙子，都是刚刚才当过冲锋枪手、机枪手、狙击手的人……我们身上穿着新夹克衫和牛仔裤。都是怎么买的？因为在车臣赚到了钱。工作是什么？就是打仗、射击，那儿还有儿童和美女。但是只要拿走士兵的武器，他们马上就成了平民，成为拖拉机手、公交车司机、大学生……


  
“我们生活在铁丝网里面，周围都是瞭望哨和雷区，那是一个紧紧封闭的世界。一个禁区。不能出去，否则会被打死。侵略者必死！所有人都喝酒，都喝到畜生一般。一天又一天，你看到的都是破碎的房屋，看到东西怎样被拉走，人们怎么被杀死。你的内心会突然产生一种快感！它不断在扩展，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让自己得到很多……你，只是一个醉醺醺的畜生，手上握有武器。在你的头脑里，其实只有一颗精子。


  
“这是刽子手的工作，我们在为黑手党卖命，他们却还没有给我们报酬。他们欺骗了我们。我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大街上杀人，而是在战争中杀人。我看到过一个被这些野狗强奸过的俄罗斯姑娘。他们用燃烧的香烟烧她的乳房，就是为了听她更凄惨的呻吟……


  
“带回了钱，和朋友一起喝伏特加，买了一辆二手‘梅赛德斯’……”


  
（已经不擦眼泪）这就是我的奥列西雅曾经待过的地方，她去过的地方……这场肮脏的战争……它曾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却就在我家里。两年来，我敲过很多门，去过各级机关。我写信给检察院，从地区的到州的检察院，一直到联邦总检察长……（指给我看一摞信函）这是我收到的回执——回执都堆成山了！“根据您女儿死亡的事实，我们通知您……”所有人都在说谎：说她死于11月13日，事实上是11日；她的血型是A，却写成了AB；时而说她穿军装，时而说她穿便装；弹孔明明是在左侧太阳穴附近，他们写的却是在右侧……我还写了请愿信给我们地区的国家杜马议员，我曾经选过他，为他投过一票。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去过他的接待处。当我站在国家杜马大厦第一层，我的一双眼睛好像拳头一样有力！我看到了一个装饰品摊位：镶有钻石的金戒指，黄金和白银复活节彩蛋，还有项链吊坠……我一辈子也赚不够钱买一颗最小的钻石和一枚小小的戒指……我们的议员们，人民的代表们，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妈妈只有诚实工作换来的一摞奖状，他们却有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股票。我们只有一些纸，他们却有大把钞票。（愤怒地沉默）我徒劳无功地去找他们，在那里多次枉然痛哭……还是把斯大林找回来吧，人们期待斯大林！他们夺走了我的女儿，只运回一口棺材，一口湿棺材……甚至都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母亲说几句话……（哭泣）


  
我现在都能做警察局的工作了……调查事故现场，给犯人做笔录。如果这是自杀，那么枪上应该有血迹，手上应该有火药味，这些我都懂了……我不喜欢看电视新闻，全都是谎言！日日有凶杀……天天有侦破……这些就是一切，我却丝毫没有放松。每到早晨，我常常手脚发麻，无法起身，应该就躺在床上。但一想起我的奥列西雅，我还是要起来，要出去……


  
我搜集蛛丝马迹，只言片语……终于有人醉酒走漏了消息。当时有七十多人在场，难免有人窃窃私语。我们的城市不是莫斯科，地方不大，什么事都传得快。今天我已经能还原出当时情景和事情发生的过程……就在警察日那天，他们搞了一次大规模狂饮聚会。大家全都喝得烂醉，搞到酒气熏天，混乱不堪。要是奥列西雅和自己部门同事一起去车臣，一切就会不同，可那是一个混编部队，都是陌生人……她被分到了交通警察部门。交通警察就是国王，口袋里装满金钱。他们带着冲锋枪横在路上，随意索贿，所有人都要付钱给他们。那是个黄金岗位！男孩子们爱胡闹，杀人、醉酒、搞破坏，是战争中的三大乐事。他们喝高了，就像嗑了药，眼睛里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兽性大发……像是要强奸那里所有的姑娘，还有他们的女战友。奥列西雅要么就是没有服从，要么就是后来威胁过他们：“我会把你们统统抓起来。”于是他们没有放走她。


  
还有人说过另一个版本……他们在哨位上放行车辆。所有人都忙前忙后，四处奔走，好像出了什么事，其实都是在赚钱，以任何手段赚快钱。有人运送走私品，货从哪里来的我不说，我不会说谎。反正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只要给钱就放行。那是一辆尼瓦牌越野车，所有人都记得有辆“尼瓦”不要碰……但是这辆车被奥列西雅碰上了，不知为什么她就没有放过这辆车，他们就向她开了枪……她偏偏就没放过这辆车，于是他们就向她开了枪……她拦下过很多黑钱，得罪了某些人物。好像此事还涉及高级官员……


  
连我妈妈在梦中也看到过这辆“尼瓦”。我去找过一个通灵女巫，把这张照片放在桌子上。（她指给我看）女巫说：“我看到了，这就是那辆尼瓦车……”


  
我和一个女人交谈过……她现在是一个护士。我不知道她那时候去车臣是做什么，反正当时可能很快乐，如今她却很凶恶，和我一样很凶恶。有很多受过伤害的人，至今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内心怨恨很深刻。人人都想成为新生活的赢家，但这就像是买彩票，赢家毕竟很少……又没有人愿意沉沦到最底层。所以现在人们都怨气冲天，很多人怀恨在心。（沉默）也许奥列西雅会以另外的身份回来，但我一定不认识她了……呜呜……（沉默）最后，这个女人对我袒露了心中的秘密：


  
“我是去追求浪漫的！所以人在我上面笑个不停。而且说实话，正是爱情不如意，我才抛弃家中一切出走的。对我反正都一样，要么车臣人开枪打死我，要么我自己无聊至死。”


  
“……没有撞上过大堆尸体的人，都以为尸体是沉静不语，默不作声的。其实在那里总是有些什么在发出声音。要么是尸体内的空气出来，要么是尸体里骨骼破裂，咔咔作响。简直能让人疯掉……”


  
“我在那里没见过不喝酒不开枪的男人，他们喝醉了就开枪，随便朝哪儿开枪。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回答。”


  
“他是个外科医生，我还以为我们是相爱的。但是在离开战场回家前，他对我说：‘不要打电话给我，也不要写信来。如果我回到家乡和一个漂亮女人约会，被妻子撞见，就太尴尬了。’我倒不是美女，但是我和他在手术室里站了三天三夜。这样的一种感觉，比爱情还强烈……”


  
“我现在很害怕男人，更绝不能和那些从战场回来的人相处……他们都是公羊！全都是公羊！准备回家前，我总要想带些什么，比如录音机、地毯……一个医院院长说：‘我要把全部东西丢在这里，我不想把战争带回家。’我们虽然没有把物质的战争带回来，在灵魂中却带回了战争……”


  
他们把奥列西雅的东西转交给我：上装、裙子、金耳环和项链。衣服口袋里还有花生和两个小巧克力棒。显然是她准备的圣诞节礼物，想让谁把东西带回家。我的心好痛，很痛苦……


  
好，好吧，您就写出真相吧，有谁会对此害怕？是政府，现在无人可及的政府……我们还有一件难题：武器和罢工。人们卧在铁轨上，只是没有领导者……人们早就想造反，可惜没有普加乔夫！我已经知道，如果我得到一支枪……（向我展示一份报纸）读过吗？有个旅游团参观车臣。他们在军用直升机上参观被摧毁的格罗兹尼、被烧毁的村庄。在那里，战争与建设同时进行。一边开枪，一边建设，一边展示给游人看。我们又要哭了，有人已经在出售我们的眼泪，还有我们的恐惧，就像出售石油一样。


  
几天之后，我们又见了面。


  
早先我理解我们的生活，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现在我不理解………不明白了……


  
    
[1] 格里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1952— ），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统一民主党（亚博卢）创始人，曾参选总统。——编者注

  

  
    
[2] 在俄语中，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和枪战（перестрелка）两个词发音相近。——译者注

  

  
    
[3] 此处讽刺用空话骗人——南斯拉夫早已不存在了。——译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狡猾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另类生活


  
叶莲娜·拉兹杜耶娃，女工，三十七岁


  
对于这个故事，我长期找不到“穿针引线的人”、讲述者或者对话者，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那些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能在人性世界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漫行。所有人都拒绝了我：“这是心理医生的事。”“由于自己病态的幻想，母亲抛弃了三个孩子，这应该由法院调查处理，不是一个作家该管的。”“美狄亚？”我问道，“美狄亚为了爱情而杀掉自己的孩子，她就是另一个美狄亚[1]？”“这是一个谜，而您采访的都是现实的人。”然而，现实并不是艺术家的隔离区，这也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后来我发现，我这位女主角的故事，已经被拍成了纪录片《苦难》。我见到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们交谈，看电影录像带，又继续交谈。


  导演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讲的故事：

  
他们曾经跟我说过……但我不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可怕。他们就说服我，让我相信这将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爱情片，必须马上拍摄。这真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式传奇！一个女人，有丈夫，还有三个孩子，但她爱上了一名囚犯，而且还是终身犯，因为极其残忍的杀人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她却毅然为他而抛弃了一切：丈夫、孩子和家庭。不过，有某些东西让我踟蹰不前……


  
自古以来，俄罗斯的苦役犯人总是有人爱——他们是罪人，也是受难者，他们需要精神鼓舞和身心安慰。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富于同情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得以精心呵护，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在那里生活着平凡的女人，她们没有互联网，仍然是信函往来，以最传统的方式沟通。男人们整日喝酒斗殴，女人们就在每天晚上互相写信，在她们的信封里装着朴质的生活故事和各种八卦流言，也少不了女人的服饰妆扮、烹饪秘诀，最终必然会涉及囚犯们的话题。某人的哥哥坐了监，供出了同伙，还有某人的邻居或同班同学刚刚被抓进去。女人之间还通过口口相传交换消息：谁偷东西了，谁有艳遇了，谁进监狱了，谁出来之后又进去了。就是普通百姓的那些事！在农村里，就像你听到过的，有一半的男人要么已经在过牢，要么即将去坐牢。我们既然是基督徒，就应该帮助不幸者。有些女人就嫁给了几进几出的囚犯甚至杀人犯。我没有什么高标准去为您概括或者解释这个现象，这很复杂……但是男人们对这些高尚小姐们有着很敏锐的嗅觉。这些女人往往都是命运多舛，不能实现自我，孤独而寂寞。所以她们在情感上有很强烈的需求，马上就成了一些男人的监护人。这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一种药物……


  
最终我们还是去拍了这部影片。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务实的时代，仍然会有这样一些人，秉持不同的生存逻辑，而他们又是无依无靠的普通人……关于人民我们谈了很多。有些人把人民理想化，另一些人只把人民视为群氓，视作“苏联分子”。实际上，我们对于人民并不了解，我们之间有深深的鸿沟……我一直拍摄普通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独特人生。但有两个主题是普遍和永恒的——爱情与死亡。


  
这件事发生在卡卢加州的一个偏远村庄，我们开车去了那里。我望着窗外，无限的风光，无边的原野，无垠的森林，无际的天空。山丘上的教堂泛着白光，让人感受到力量与安宁。一派古老的景致。我们开着车从高速公路转入普通公路……啊！这就是俄罗斯的道路，特有的道路，连坦克也不一定都能开过去。每走三米就有两个坑，但它已经算是一条不错的路了。道路两边是村庄……参差不齐的小房子和残破的栅栏，街头不时传来鸡犬之声。大清早，在没开张的店铺门口，就站了一排等着买酒的人。我喉咙里不由得产生一种熟悉的抽搐……在村子中心，一座列宁石膏雕像依然站立在那里……（沉默）这使我想起了旧日时光……简直难以置信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我们所有人都曾被快乐冲昏头脑，奔走相告。我们曾经生活在梦想和幻觉中。在厨房里引导精神和灵魂，憧憬一个新俄罗斯……但二十年过后，我们却产生了疑问：俄罗斯正在向何处去？新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有人准确地指出：俄罗斯能在五年中改变一切，但二百年来却什么都没有变。仍旧是广袤的空虚，仍然是奴隶的心态……在莫斯科的厨房里是无法改造俄罗斯的。国徽回到了沙皇时代，国歌留在了斯大林时代。莫斯科既有俄罗斯风格，又有资本主义模式……但在俄国基层一如既往，苏联心态依旧。在那里看不到民主分子，就是看到了人们也会把他们撕碎。大部分人还是想着定量供应的面包和领袖。廉价的伪造伏特加像河水一样流淌……（笑）我觉得，我和您都属于“厨房理想主义”一代人……我们起初是在谈爱情，但没过五分钟就开始讨论如何建设俄罗斯。其实俄罗斯不关我们的事，她自有她的生存法则……


  
一个醉眼蒙眬的农夫指了指我们女主人公的住地。她走出小木屋……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蓝蓝的眼睛，匀称的身材，可以说是个美女，典型的俄罗斯美人！这样的女人，无论在贫苦农民的小木屋还是在莫斯科的豪华公寓中都是耀眼出众的，叫人难以想象，她是个杀人犯的妻子。我们从未见过那个男人，他被判了终身监禁，还患有肺结核。她听了我们来的目的，笑着说：“这是我的连续剧。”我一边走一边想，应该怎样告诉她我们要拍摄她？她会不会害怕照相机？她对我说：“我真是很傻，对每个人讲我的故事。有的人陪我哭，也有的人骂我。如果您想听，我就告诉您。”就这样说了起来……


  叶莲娜：关于爱情

  
我那时并没打算嫁人，当然，我也幻想过结婚。那年我十八岁。那个他，他将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一次我做了个梦：我沿着草地走向河边，那条河就在我们村外，一个高大英俊的家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我的未婚妻。我在上帝面前的未婚妻。”我醒来之后就心想，一定不能忘记这个男人，不能忘记他的脸……这个梦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幅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个人。阿廖沙一直都在追我，他是个鞋匠，想娶我做老婆。我诚实地回答他，说我不爱他，我只爱梦里那个人，我会等着那个人。也许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总不可能永远见不到吧，根本不可能。阿廖沙笑话我，爸爸妈妈笑话我。他们都劝我，女大当嫁，可以先结婚后恋爱。


  
您笑什么？我知道大家都会笑话我……因为如果一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生活，那就是不正常。就算你说的是实话，人家也不相信你，可是当你说谎时，他们反倒认为是真的！有一次我正在花园里翻地，一个相识的小伙子从旁边经过，我喊住他说：“喂，彼佳，听我说，我前几天在梦中看到过你。”“啊，不要！绝对不可能！”他赶紧从我身边跑开，就像躲避瘟疫似的。因为我与众不同，所以人人都躲着我……我自己也不愿意被人喜欢，从来都不注意穿戴，也从不描眉涂粉。我也不会卖弄风情，只会说大白话。有段时间我想去修道院，后来我从书中读到，说修女也可以住在修道院外面，住在自己家里。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还是结婚了。我的天，阿廖沙太棒了，身强力壮，他抓起通炉子的火钩子一下就折弯了。我爱上了他！为他生了个儿子。但是生完孩子后我出问题了，也许是产后抑郁症吧，我不愿意和男人接触了。我既然有了孩子，为什么还需要老公？我可以跟他说话，给他洗衣服、做饭、铺床，但我不能再和他在一起，我做不到了……要是发生关系，我就会尖叫起来！我会歇斯底里！就这样，我和他过了两年互相折磨的日子，我就离开了，抱着孩子离开了他。但我无处可去啊。爸爸妈妈已经死了，姐姐远在堪察加……我有一个朋友叫尤拉，上中学时就爱上我了，但是从来没有向我表白过。我长得又高又大，他个子又矮又小，比我低不少。他是个放牛倌，喜欢看书，知道各种各样的故事，玩填字游戏特别快。我就去找他：“尤拉，我们是朋友。我可以在你家住一段吗？但我只是住你的房子，你不要靠近我。请别碰我。”他说：“好的。”


  
这样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渐渐地我发现：他真的很爱我，对我那么好，从不提出任何要求。我为什么要折磨他呢？于是我就和他登记结婚了。他希望在教堂举办婚礼，我就向他坦率地说我不能去教堂。我给他讲了我做过的那个梦，说我还是在等待自己的爱。尤拉也嘲笑我说：“你就像孩子一样，相信奇迹。但是，不会再有人像我这么爱你了。”我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和他一起过了十五年的日子，手拉手进进出出十五年。人们都很惊讶……很多人的生活里是没有爱的，他们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所谓的爱情。哪有没有爱的人啊？那就像没有水的花……


  
我们那时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和少妇们都要给监狱里的人写信。我所有的女友，还有我自己，都是从上中学时就开始写信，我写过几百封，也收到了几百封回信。就在那一次，平平常常的一天，女邮差喊道：“叶莲娜，监狱给你的来信。”我跑了出去，拿到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监狱的邮戳，遮住了邮寄地址。突然间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刚刚看到信封上的笔迹，我就感觉是那么亲切，甚至都激动得无法读信了。我是个喜欢梦想的女人，但是也明白现实，又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信了……信的内容很简单：妹妹，谢谢你来信中的善良话语……当然，你不是我妹妹，但就像妹妹一样……我当晚就回信了：寄张照片给我吧，我想知道你长什么样。


  
回信寄来了照片。我一看：就是这家伙，那个我在梦中见过的人，我的爱……我等了他二十年，我无法对任何人说清楚，忽然间童话成真了。我马上对丈夫说：“我的爱找到了。”他一听就哭了，又是求我，又是劝我：“我们有三个孩子，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啊。”我也哭了：“尤拉，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孩子们跟着你会好好长大的。”邻居、朋友甚至我的妹妹，全都责怪我。我孤立无援。


  
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旁边一个女人和我聊起来。她问我：“你去哪里？”“去看我的丈夫。”（他还不是我丈夫，但我知道他将会是的。）“你丈夫在哪儿？”“在监狱里。”“他做了什么？”“杀了人。”“判了多久？”“终身监禁。”“你真可怜啊……”“请不要可怜我。我爱他。”


  
任何人都会有人爱，至少有一个人爱。爱，这就是……让我来告诉您它到底是什么吧……他患了结核病，监狱里所有人都患有结核病，因为糟糕的食物，因为忧郁。有人指点我说，给病人吃狗的脂肪就能治好。我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去问，最后找到了。后来又听说獾油效果更好，我就去药店买。价格非常贵！他还需要香烟，想吃肉罐头……我在一家食品厂工作，这里的工资比我在农场时高，但工作很辛苦。老旧的炉子非常热，烤得我们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只剩下胸罩和短裤。要拖动五十公斤的面粉袋和抬一百公斤的面包架子。但我仍然每天坚持给他写信。


  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继续往下讲：

  
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瞬间决定，立即行动……她体内激情沸腾，任何事情都想一蹴而就，所有行为也都很极端很离谱。她的邻居们给我讲了一些故事……塔吉克难民经过他们村的时候，带着很多孩子，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她就从自己家里把能拿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毯子、枕头、勺子……“我们的日子太好了，可是人家一无所有。”其实她自己那个小木屋里只有桌子和椅子，可以说一贫如洗。他们家吃的都是自己菜园种的土豆和西葫芦，喝自家的牛奶。但是她这样安慰丈夫和孩子：“没关系，到了秋天，度假的人离开这里时，他们会留下很多东西给我们的。”那里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每逢夏天都有莫斯科人去居住，很多艺术家、演员都会去，无人居住的房子都被买下了。度假者走后，当地人就纷纷跑去搜罗东西，连塑料袋都捡走了。村里太穷了，老人多，酒鬼多……还有另一件事：她的女友生了小孩，但没有婴儿床。叶莲娜就把自己家里的给了女友：“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你的宝贝儿还小。”一切东西！随便拿吧！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还把所有的东西送给别人。这就是典型的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他们像俄罗斯土地一样宽厚，社会主义没有改变他们，资本主义也不会改变他们。不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不会改变这种性格。坐在商店里的男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为什么喝？他们的祝酒词是：“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将回归我们！”他们为俄罗斯人一口气喝进一升伏特加都不会醉倒而感到十分自豪。关于斯大林，他们只记住一件事，就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成了胜利者……


  
所有这一切我都想拍下来。我本身是想让自己停下来，担心陷进去出不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好莱坞故事，都是现成的电影情节！例如她的朋友伊拉，以前是一位数学老师，因为薪水太少辞职了。伊拉有三个孩子，他们整天求她说：“妈妈，带我们去面包厂看看吧，哪怕闻闻面包的味道呢。”他们都是趁晚上去，这样不会有人看到。如今伊拉也和叶莲娜一样在面包厂工作了，她很高兴，因为孩子们可以多吃点儿面包了。其实大家都在偷东西……所有人都偷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生活是很可怕的，是没有人性的，只有灵魂在活着。也许您没有听到这些妇女在说些什么，听了您也不会相信！她们仍然在谈爱情。没有面包还能活着，但没有爱就活不下去……结果，伊拉读过叶莲娜的囚犯男人写来的信，她也激动起来，也在附近的监狱里找了个扒手犯人。那人不久就被释放，接下来故事就按照悲剧情节的规律发展了……两个人先是发誓爱到死，然后举行了婚礼——那个人叫托利亚，托利亚就开始喝酒。伊拉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又和托利亚生了两个孩子。他总是寻衅滋事，在村子里追着打她，但是早上清醒过来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伊拉……她也是个美女！绝顶聪明！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男人就是这样的天性，他们是野兽之王……


  
现在我给您讲讲尤拉，叶莲娜的丈夫。在村里人们都叫他“读书的牧羊人”，他一边放牧，一边读书。我看到他有很多俄罗斯哲学家的书。你可以和他谈论戈尔巴乔夫，谈论尼古拉·费奥多罗夫[2]，谈论改革，还可以谈论人性的不朽……其他男人都喝酒，只有他读书。尤拉是个梦想家，天生的思考者。叶莲娜因为他擅长填字游戏而骄傲。但尤拉身材矮小。他童年时也曾经是个强壮高大的男孩子。小学六年级时，妈妈把他带到了莫斯科。但有一次他被打错了针，伤到了脊柱，就不再长个了，到现在身高只有150厘米。虽然尤拉真的是一个英俊男人，但是站在妻子身边，他就像一个侏儒。在影片中，我们尽量不让观众注意到这些，我恳请摄影师：“看在上帝的分上，想个办法吧！”我们不能让凡夫俗子们觉得这个谜底很简单：只是一个女人离开一个侏儒而投向一个超级帅哥！那是庸俗女人的故事！而尤拉……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幸福是多姿多彩的。他同意了，只是为了让叶莲娜无论如何都和他在一起，哪怕不再是他的妻子，而只是一个朋友。她带着监狱来的信件去找谁？去找那个男人……他们俩在一起读了这些信，尤拉的心在流血，但是他在听她倾诉。爱情需要恒久的忍耐，爱情不能嫉妒……爱情不是抱怨，更不是怨恨……当然，一切都不是像我现在讲述的那么美好，他们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气泡。尤拉曾想过自杀，想过出走去任何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这都是在当时发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场景。不过，尤拉依然爱她……


  尤拉：关于深思

  
我一直很爱她，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结婚后搬到城里去了，我依然爱着她。


  
那是个早晨，我和妈妈坐在桌边喝茶。我朝窗外看去：叶莲娜怀里抱着个孩子走来。我对妈妈说：“妈妈，这是我的叶莲娜来了。我觉得她一定会来找我的，然后永远不分开。”从那天起，我变得快乐幸福了，甚至也漂亮了许多……我们结婚了，我幸福得好像进了天堂。我亲吻自己的订婚戒指，但第二天戒指却丢了。真奇怪，它明明好好地戴在我的手指上啊。上班时我抖过一下手套，当我要戴手套时，发现戒指没有了，到处去找也没有发现。叶莲娜就一直戴着她的订婚戒指，它虽然很轻，但她从来没有弄丢过，直到她自己取下它……


  
到哪里都是两人同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喜欢一起去洗温泉，我用水桶打水，她就在一边说：“我和你唠叨唠叨吧。”她就在我耳边说啊说。我们的钱不是很多，但钱归钱，幸福归幸福。只要春天一到，我们家就摆满了鲜花，开始是我一个人采花，后来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就一起去采花。大家都喜欢这个妈妈。我们的妈妈也很开心。她会弹钢琴（她在音乐学校学习过）、唱歌，也会编童话故事。有段时间我们有一部电视机，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几乎贴到了屏幕上，拉都拉不开。他们变得有些爱挑衅，就像陌生人似的。于是她在电视机里灌了水，就像往鱼缸里倒水一样，电视机烧坏了。“孩子们，你们最好出去看看花看看树吧，和爸爸妈妈说说话吧。”孩子们倒也不生气，因为妈妈发话了……


  
离婚……法官问：“为什么你们要离婚？”“因为对生活的看法不同。”“丈夫酗酒？打人？”“既不喝酒也不打人。总之，我丈夫是个非常出色的人。”“那您为什么要离婚？”“没有爱了。”“这不是正当理由。”法院给我们一年时间仔细想明白……


  
男人们都嘲笑我。有人建议我把她赶出家门，送进疯人院……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日子嘛。苦闷，就像瘟疫一样，会袭击所有人。你坐在火车上，遥望着窗外，却无法排解苦闷。周围不乏美丽，却不能吸引目光，泪水难以抑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式的惆怅与苦闷……就算是一个人拥有了一切，还是觉得缺了些什么。人们要活着，就要忍受一切。她说：“尤拉，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有一半生命是在监狱里度过，但我需要他。我爱他。要是你不放我走，我就会死。我会按照规矩做好一切，但我会死的。”命运，它就是这么个东西……


  
她抛下我们走了。孩子们想她，哭了很久，尤其是最小的，我们的马特维卡……他们都在等妈妈回来，现在仍然在等。我也在等她。她写信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卖钢琴。”那是我们家唯一的贵重物品，是她父母留给她的，是她最喜欢的钢琴……以前每到晚上，全家人就会坐下来，她为我们弹钢琴……难道我会为了钱卖掉它？她也不可能把我从她的命运中赶出去，只留下一个空洞，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过了十五年，我们有孩子。她是个好人，但她是另一类人。她好像不属于尘世，她很轻，很轻……我是个凡人，我属于地球上的人……


  
当地报纸刊载了关于我们的文章。之后还有人找我们去莫斯科上电视。方式是这样的：你坐在一个好像舞台的地方，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厅里有观众。讲完故事就是大家讨论。好像所有人都骂叶莲娜，女人们骂得尤其凶：“疯子！性变态！”她们恨不得要向她砸石头了。“这是一种病态，这是错误的。”人们纷纷向我提问，讨论一轮接着一轮。“这个淫荡的婊子抛弃了您和孩子们，她连您的一个小指头都不配。您是个圣人。我代表所有俄罗斯女人给您匍匐下跪……”我想回答她们，但刚刚开口，主持人就说：“您的时间到了。”我哭了。所有人都以为我眼中流出的是委屈的泪水，是哀怨愤怒的泪水。其实，我流下眼泪，是因为这些生活在首都的人什么都不明白，虽然他们如此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还要继续等着她，一直等到她回心转意……我无法想象身旁是另外一个女人。当然，有时也会突然产生一个愿望……


  村里人的话

  
——叶莲娜是天使……


  
——以前这样的妻子都被锁在贮藏室里，或者用缰绳拴住……


  
——如果她是去追求一个富人，那倒可以理解，富人的生活毕竟更好。可是与黑帮扯上这种关系是为什么啊？而且还是和一个终身犯。每年探监两次，就是一切了。全部的爱。


  
——浪漫的天性。随便她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这就是我们骨血中的东西：同情不幸者，甚至杀人犯和浪荡鬼。明明是杀人犯，眼睛却像婴儿一般无辜，让人可怜他。


  
——我不相信男人，更不相信犯人。他们在狱中百无聊赖，消遣放松。回信时互相抄：我的小天鹅有白色的双翅，我梦想着你，犹如窗口之光……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还要奋力拯救他，拉着很重的箱子，带着吃的用的，寄钱给他，等着他。等到他放出来，来到她身边就开始大吃大喝，勒索金钱。然后在美丽的一天又突然消失不见。哈哈！哈哈！


  
——姑娘们，这就是爱情啊！就像在演电影！


  
——她去嫁给一个杀人犯，抛下一个好丈夫，还有她的孩子们……三个儿子……就这么买一张票，就走到天涯海角去找他。她从哪儿弄到这些钱的？她总是从孩子那里取一点儿。每走进商店，她都会遇到一个问题：要不要给他们买面包？


  
——妻子都害怕自己的丈夫，两人一起去找基督。就这么简单，很简单——这是为什么？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又是为什么？


  
——主说，要是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去做。但是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太傲慢了。她身上没有温顺的地方，总有其他某种力量。那是魔鬼在怂恿她。


  
——她需要去修道院，寻找救赎之路。人只能在悲伤中获得救赎，所以甚至要去寻找悲伤……


  我和伊琳娜拉·瓦西里耶夫娜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也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叶莲娜，你知道你一年只能和他见两次面吗？”“那又怎么样？我觉得足够了。我会和他精神相伴，感情相融。”


  
探望他必须要去遥远的北方，那里叫作火烧岛[3]。在十四世纪，谢尔盖·拉东涅日斯基[4]的门徒们长途跋涉征服了北部森林。他们磨破双脚穿过密林，看到了一个湖，湖中央冒着火舌。他们的神灵就这样出现了。他们用小船把土运到湖中，在湖中央填起一个小岛，在岛上建起一座修道院。这个古老的修道院墙壁有半米厚，就是现在的“死牢”，关押着最可怖的杀人犯。在各间牢房的门上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记录着犯人的暴行：用刀杀死了六岁的安雅、十二岁的娜斯佳……只要读一下都毛骨悚然，但是你走进去后，就像遇到普通人和你打招呼。他们向你要一支烟，你也会给他们。他们也会问你：“外面怎么样了？在这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外面什么是天气。”他们住在石墙内，四周围绕着森林和沼泽。没有人跑得出去。


  
叶莲娜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过她的探监会被拒绝。她敲了敲递交身份证的窗户，没人想听她说话：“去找监狱长吧，去和他说。”她就跑去找到监狱长：“请允许我探监。”“看谁？”“我来看沃洛佳·波德布茨基。”“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关的都是特别危险的罪犯？对他们有特殊严格的制度：每年探监两次，每次前后三天，每天两个小时。只允许直系亲属看望，比如母亲、妻子、姐姐。你是他什么人？”“我爱他。”一切都清楚了，去医院吧。监狱长想走，但她抓着他衣服纽扣不放手：“您是理解的，我爱他。”“可是您对他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就让我看一眼吧。”“就是说……您还没见过他？”这话任谁听了都会发笑的。这时警卫们都进来了，这个傻女人怎么了？哈哈哈……于是她对他们讲起自己的梦，讲自己十八岁那年做的一个梦，讲自己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还讲了她愿意耗尽一生来爱这个男人。她的真诚和纯情能够穿透任何一堵墙。她身旁的人意识到，在他们正规的生活中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因为他们是大老粗，听不到这么细腻的声音。监狱长是个不年轻的人了，他的工作就是如此，什么都体验过……他开始同情她：“看在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分上，我给你六小时见面时间，但会有看守在旁边。”“两个看守都行！反正除了他以外我看不到任何人……”


  
她身上这种非同寻常的极端征服了沃洛佳：“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这辈子我一直在等待你，我们终于在一起了。”那个男人当然对此没有任何准备。已经有一个浸信会女信徒经常来看他，他与她有了关系。那女人显然也是个命运不好的普通年轻女子。她需要一个男人，需要在护照上盖一个章证明她已婚。而眼前这位却是突然袭击，迅雷不及掩耳！要是有人想这样抓住你，任何人都会害怕的。他脑袋里的弦绷紧了……叶莲娜说：“我求你，让我嫁给你吧。好让他们能放我进来看到你。别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你结婚了吗？”“我已经离了。我只爱你一个。”她随身带来一个包，里面装满了他的信，上面画着直升机和花朵。她一刻也不能与他分开。这是她幸福的顶峰，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追求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只能存在于书信中，只通过纸笔才可能完全实现。绝对精神必须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床上。在床上是找不到绝对精神的。所有与其他人相关的事情：不论是家庭还是孩子，都只是一种妥协……


  
好像是有什么人在引领着她……这股力量是什么？这个梦的本质又是什么？


  
……我们也去了火烧岛。为此需要准备大量文件，盖无数个章，打好多个电话。但最终我们来了……沃洛佳对我们很有敌意：“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这么多年他都是在孤独中过来的，远离人群。这使他变得疑心重重，不相信任何人。还好，叶莲娜和我们一起来了，她拉着他的手说了声“沃洛佳”，他立刻就温顺下来。我们在一起劝说他，也许他自己也在动脑筋思考。这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过了二十五年，要是有特殊情况，是会有特赦机会的，如果他们拍成了电影，他就会成为当地的名人，这对他以后会有帮助……监狱的所有人都渴望生活，那里的人们都不喜欢谈论死亡。


  
我们由此开始了谈话……


  沃洛佳：关于神

  
我独自坐着，等待枪毙。我想了很多……在四面高墙内能向谁求助？时间并不存在，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我体验到无比的空虚……有一次，我曾经脱口而出：“主啊，如果你在的话，救助我吧！不要抛弃我！我不祈求奇迹，只要帮助我弄清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情。”我跪倒在地，祈祷。上帝不会让那些求助于他的人等很久吧……


  
说一下我的案子吧——我杀了一个人。那年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喜欢写诗。我很想去莫斯科学习诗歌。我和母亲两人住在一起。家里没钱了，我必须去工作挣学费。我被安排进汽车修理厂工作。一到了晚上，村里就组织跳舞……在舞会上，我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爱得神魂颠倒。那天晚上我们从舞会上出来……那是冬天，下着雪，圣诞树在窗前闪烁，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没有喝醉。“我们走走吧，聊聊吧。”哈哈……嘿嘿……她问我：“你真的爱我吗？”“我爱你超过生命。”“你能为我做什么？”“我可以为了你杀死我自己。”“杀死自己，这个好理解。但你可以为了我去杀任何人吗？”她要么只是开个玩笑，要么她就确实是这样一个婊子……我已经不记得她了，连模样都忘记了，她从来没有往监狱写过信。你能杀人吗？她就是这么说的，是笑着说的。我是个英雄！我必须证明自己对她的爱。我从栅栏上抽出一根木桩……深夜，四周一片漆黑。我站在那儿等着，她也在等着。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出现，直到最后，终于迎面来了一个人。我就朝着他的脑袋一记重击！接着，又打了第二次……他被打倒在地，我还在不停地打……用一个木桩子……那个人是我们的老师……


  
一开始，我被判处死刑。半年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母亲拒绝与我有任何联系。大姐起初还给我写信，后来就不再写了。我很早都是一个人独处了……在这里，在这个被钥匙紧锁的房间，我待了十七年，十七年！不管是一棵树还是一只动物——它们都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它们的问题是由上帝思考的，我也是这样。我睡觉、吃饭、散步……只能通过窗户外的铁栅栏看天空。在监房里有床、凳子、杯子、勺子……其他人有回忆，可我记得什么呢？我一无所有，我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呢。回首往事，一片黑暗，只是偶尔才有一点儿亮光。最常见到的是一个监狱女工，她有时在烤炉旁边，有时在厨房窗前，此外全是黑暗……


  
我开始读《圣经》，但还是无法解脱，却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人总是为喜悦而感谢上帝，苦难时就大叫：“这是为什么？”不，人应该明白磨难的意义，这才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


  
突然间，叶莲娜出现了，她来对我说“我爱你”，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世界。我能够想象随她而来的一切：家庭、孩子……我在彻底的黑暗中忽然看到了最耀眼的光芒，我被这光芒包围了。但说实话，这是不正常的：她有丈夫，有三个孩子，却向一个陌生男人求爱，写情书。如果我处在她丈夫的位置……那我可能就会……“你怎么样，很幸福吗？”“爱情如果没有牺牲，那算什么爱情？”我不知道……我哪里能知道还有这种女人存在？在监狱里，又怎么样？这里有人，也有畜生，全都有。但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我整夜都无法合眼……她来的时候不管是哭还是笑，总是美丽的。


  
我们很快就登记了。然后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在监狱里有一个祈祷室……好像突然有个守护天使朝我们看过来……


  
遇到叶莲娜之前，我恨所有的女人，我以为爱情只是荷尔蒙，只是肉体的欲望……不过她也不害怕肉欲这个词，还经常要求它：“我想要！我想要！”我是坐在那儿的，一动不动。所有的过程……怎么对您说呢……我不习惯幸福。但有时候我会相信她，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她可能是真的爱我，我和其他人的分歧就在于，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好人，但人类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就会畏惧的。我就想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想过我身体内的兽性可能会跳出来……但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个好人。在监狱女工那儿大概还存放着我的笔记本，里面有我写的诗，如果她没有烧掉的话。另外一次，我很害怕……我孤独一人太久了，身陷这种状态，远离正常生活，我已经变得凶恶野蛮了……我怕什么？我害怕我们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不需要电影。我只是想要开始生活，我们想要一个孩子……她曾经怀过孕，但流产了。这就是主在提醒我的罪恶……


  
很可怕……我还想过要么自杀，要么……她也对我说：“我怕你。”但是她不离开。对你们来说，这才是电影！……


  监狱里的对话：

  
——胡话！胡话！应该把这个女人送去看心理医生……


  
——这种女人我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但那是文学！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我大概只见到过一个，就是叶莲娜。当然，一开始我不相信：“她疯了吧？”但后来我内心的想法全都翻转过来了……耶稣也曾被人当成疯子。所以说她比所有人都正常！


  
——有一次，整个晚上我都因为她而无法入睡。我记得我也有过一个女人，她非常爱我……


  
——这是她的十字架，她会扛着它走下去。这是真正的俄罗斯女人！


  
——我认识沃洛佳，一个和我一样的浑蛋，现在成了新郎官了！我为那女人感到害怕。她不是那种签了婚约就万事大吉的人，她还要过想要的生活，要努力去做妻子。他能给她什么？我们只是一些眼睛中布满血光的男人，什么也给不了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拒绝，不再接受任何的牺牲和付出。我们现在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不要接受。如果你接受了，就等于又在掠夺别人……


  
——是的，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不怕追求自己的幸福。


  
——在圣经中就是这样，上帝并没有被称作仁慈或正义的化身，只被称为爱的化身……


  
——牧师来的时候，他透过铁栅栏把手递给我，但又会尽快缩回去。他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看到了。其实很明白：我手上是有血的……她成了杀人犯的妻子，完全信任他，希望与他分享一切。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这么想：她这样做，就意味着一切都还没有走到尽头。要是我没听过她的事情，我坐监狱会更加艰难。


  
——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女巫都算不出来的……


  
——真是变态！畸形！会有那么神奇吗？生活，可不是扬着白帆的小白船。这只是巧克力中的一片狗屎。


  
——她寻找的东西，她需要的东西，地球上没有人能给她，只有上帝。


  
他们在监狱里举办了结婚仪式。一切都如叶莲娜想象的：蜡烛的光、金戒指……教堂唱诗班合唱：“以赛亚，喜悦吧……”


  
牧师：“弗拉基米尔，你是否出自自愿和善意，决定娶站在你面前的叶莲娜为妻？”


  
新郎：“我愿意，尊敬的神父。”


  
牧师：“你是否许诺了另外的姑娘？”


  
新郎：“我没有许诺别人，尊敬的神父。”


  
牧师：“叶莲娜，你是否出自自愿和善意，决定嫁给站在你面前的弗拉基米尔？”


  
新娘：“我愿意，尊敬的神父。”


  
牧师：“你是否许诺了另外的男人？”


  
新娘：“我没有许诺别人，尊敬的神父。”


  
牧师：“主祝福你们……”


  
一年后，我又与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见面了。


  伊琳娜的故事

  
我们的电影在中心电视台播出了，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我很高兴，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总有什么不对劲。正如一则笑话中所说：人们都是善良的，人民却是凶恶的。我记得有人在来信中写道：“我赞成死刑，赞成人类渣滓废物利用。”“对你们的主人公这种怪胎、杀人犯，就应该公开在红场大卸八块，并且插播巧克力馅饼广告。”“应该对他们的器官做医学研究和化学试验……”如果翻一下《达里词典》，“善良”一词来源于“富裕”，生活富足、安详，这是在强大和有尊严的时候……而这一切我们都没有。邪恶不是来自上帝。用圣安东尼[5]的话说：“上帝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他赐给了人类理智和分辨善与恶的能力……”真的……当然我也记住了一些很好的来信，比如：“在看了你们的电影后，我又开始相信爱情了。我觉得上帝还是存在的……”


  
纪录片，这是一个阴谋和圈套。对我来说，纪录片体裁有一个先天缺陷：影片拍摄完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我的主人公不是编造的，他们是活人，是真实的人，他们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与我的想法和我的专业主义无关，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只是偶然和暂时的。我并不像他们一样自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用一生只拍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每天跟踪拍摄。他们如何牵着孩子的手，去别墅度假，喝茶聊天，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争吵，买报纸，汽车抛锚，夏天结束……有的人哭了……我们身处其中，但是很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在场，被我们错过。仅仅捕捉片刻或跟踪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太少了！我不能……我不能离开……必须与自己的主人公交朋友，给他们写信、打电话、见面。还要用很长时间我才能把素材拍足，在我的眼前不断有新的画面滚动。我就是这样拍摄了数十部影片。


  
其中一部影片是关于叶莲娜·拉兹杜耶娃的。我的笔记本记录了这一切。就像一个电影剧本，当然是没有剧本的……


  伊琳娜的笔记

  
她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苦，但不能不去做。


  
在她决定要拿到并通读他的案卷之前，已经过了好几年。但她并不害怕：“这不会改变什么，我还是爱他。在上帝面前，我现在就是他的妻子。他是杀死了一个人，因为当时我不在他身边。否则我一定会抓住他的手，带他走出困境……”


  
就在火烧岛那里看到一个原地区检察官和他的弟弟。他弟弟用斧头砍死了两名妇女——会计和出纳。他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他甚至不出去散步，舍不得时间。那两个女人偷了一笔小钱。为什么杀人？他不知道……还有一名机械师，他杀害了妻子和两个孩子。除了他之前并没有碰过的一个扳手，什么证据都没有，现在整个监狱里都挂着他的画作。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心魔，想说出来。难道刽子手也和受害者一样有如此深奥的秘密？


  
我在那里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你认为上帝存在吗？”“如果他存在，那么死亡就不是终点。所以我不希望他存在。”


  
这是爱吗？沃洛佳，高大英俊；尤拉，矮若侏儒……她对我坦承，作为男人，尤拉对她更合适……只是她需要……丈夫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必须抓住他的手……


  
一开始，她在村里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每年去探监两次。后来他要求她放弃一切跟着他：“你会背叛我，我觉得你会背叛我。”“我的沃洛佳，我怎么能离开孩子呢？马特维卡还很小，他还需要我。”“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顺从，听丈夫的。”于是她系上一条黑色的围巾，住在了监狱旁边。没有工作，但牧师收留她在教堂蛰居，打扫教堂。“沃洛佳就在旁边，我能听到……听到他就在身边……”她写信给他：“别害怕，我和你在一起呢……”七年来，她每天都写信给他。


  
刚刚结婚不久，沃洛佳就要求她给各级机关写信：他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照顾孩子。这是他获得自由的机会。但叶莲娜是很纯真的……她坐下来却编造不出来：“他是杀害了一个人，没有更多的罪孽。”于是他就和她大吵大闹，行为粗鲁。他需要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更富有、关系更密切的女人。这种幸福他厌倦了。


  
他在监狱里已经待了十八年。入狱时，外面还是苏联，人们还过着苏联式的生活，还是苏联人，是社会主义。他不理解现在国家是怎么回事。如果他出狱，怎么适应这种新生活！生活会重创他——没有工作，亲人将他拒之门外。而他是一个恶人。有一次在监狱里，他和狱友争论，差点儿没掐断人家的喉咙。叶莲娜知道她必须把他带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她的梦想是和他一起在森林里工作，在森林里生活。就像她说的，四周只有树和不会说话的动物……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他的眼神变得冰冷，那样空虚。总有一天他会杀了我。我知道，带着这种眼神，他终究会杀了我。”但是她一直被拉着，被拉向无尽的深渊。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没有注意到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吗？被拉向黑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听到她的话是：“我不想活了！我再也不行了！”她已经处于迷乱状态，无论是活还是死……


  
我们决定去找叶莲娜。但是她突然消失了，音讯全无。有传言说，现在她在一个偏僻的寺院隐居，与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在一起……那里的很多人都发誓沉默。


  
    
[1] 美狄亚是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乌里茨卡雅（1943— ）的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的主人公。——译者注

  

  
    
[2]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1829—1903），俄罗斯宗教思想家、未来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俄罗斯宇宙主义的创始者之一。——译者注

  

  
    
[3] 火烧岛，位于沃洛格达州白湖市，是俄罗斯五大无期徒刑监狱之一。——译者注

  

  
    
[4] 谢尔盖·拉东涅日斯基（1314或1322—1392），俄罗斯神父，最早的修道院创始人之一，莫斯科三一大教堂（现为谢尔盖修道院）创始人。——译者注

  

  
    
[5] 圣安东尼（251—356），或称“伟大的圣安东尼”“大圣安东尼”。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领袖。——译者注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勇气和勇气之后


  
塔尼亚·库列绍娃，大学生，二十一岁


  
事件记事


  
12月1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没有人期待这会是一场公正的选举，结果早就为人所知：已经统治这个国家十六年的总统卢卡申科胜选。全球媒体都嘲笑他是“土豆独裁者”，“世界级狮子狗”，但他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质。这位欧洲最后的独裁者……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人们对此一直没有严肃看待，还把他称为“沙俄下士”和“放荡的上等兵”。


  
晚上，在十月广场（明斯克的主要广场）上，数万人聚在一起抗议选举舞弊。示威者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举行没有卢卡申科参加的新大选。和平抗议遭到特种部队和防暴警察的暴力镇压，首都周围的树林里埋伏着戒备中的正规军……


  
总共有七百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包括七名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还有免遭逮捕的人身豁免权……


  
选举结束后，白俄罗斯特工部门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国各地开始了政治镇压：逮捕，讯问，搜查公寓、反对派报纸和人权组织办公室，没收电脑等办公设备。许多人被关在奥科列斯季诺监狱或者克格勃的看守所，被威胁将因“煽动群众罪”和“政变未遂”罪而面临四至十五年监禁，这就是今天白俄罗斯政府对和平抗议所做的定性。由于担心迫害和严厉的专制，数百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摘自2010年12月—2011年3月的报纸报道


  
感情记事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

  
我不使用自己的姓氏，是用的我外婆的。当然，这是因为害怕……所有人都期待英雄出现，但我不是女英雄。我没有做好准备。在监狱里，我想到的只是我妈妈，挂念的是她有心脏病。她会怎么样呢？就算我们胜利了，被载入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亲人的泪水呢？他们的痛苦呢？理想，这是最强大的东西，有着可怕而无形的力量，它无法衡量，是无价的，是另一类物质，是一种比妈妈更重要的东西。你必须做出选择，但你却没有准备好……现在我知道，当克格勃乱翻你的个人物品和书籍，查看你的日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进入了我的房间……（沉默）今天我正要来找您，妈妈打电话给我，我告诉她要去见一个著名作家，她却哭了起来：“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要对她说。”很多陌生人都支持我，但是亲戚朋友却没有，这是因为他们爱我……


  
参加集会之前，我们聚集在宿舍里争论，关于生活和这样一个主题：谁去参加集会？谁不去？要回想一下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好吧，大概就是这些：


  
“你去吗？”


  
“我不去。去了会被学校勒令退学，并且被抓去当兵，带着自动步枪到处奔波。”


  
“我要是被开除了，父亲马上就会把我嫁出去。”


  
“少废话，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害怕……”


  
“你想让我成为格瓦拉？”（说这话的是我的前男友，我也会将他的故事讲给您听。）


  
“一点点自由而已……”


  
“我会去，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独裁下生活。他们就想让我们做没有思想的牛马。”


  
“好吧，我可不是英雄。我只想学习，只想读书。”


  
“有一则‘苏联分子’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凶恶如狗，沉默似鱼。”


  
“我只是个小人物，一切都事不关己。我从来没有投过票。”


  
“我是革命者，我要去……革命了，痛快！”


  
“你有什么革命理想？资本主义是新的光明未来吗？拉美革命万岁！”


  
“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责怪父母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因为我爸爸有个工作。我以为他们都是愚蠢的，而我们截然相反！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说话！可是现在我和他们一样，也成了顺民，循规蹈矩。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中庸者才能够活下去并且繁衍后代。”


  
“冲上去的是傻瓜，不去的人更糟。”


  
“愚蠢的羊群，是谁对你们说过，革命就是进步。我支持革命。”


  
“对我来说，什么‘白军’，什么‘红军’，我都不在乎！”


  
“我是革命者……”


  
“没有用！军车上坐满了光头佬，轰轰开过来，警棍朝着你脑袋瓜子抡，仅此而已。政权就应该是强硬的。”


  
“去他妈的毛瑟枪同志吧……我从来没有许诺要当革命者。我就想把大学念完，然后就去做生意。”


  
“脑子炸了！”


  
“恐惧，是一种疾病……”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许多人在笑着唱着。所有人都彼此相爱，情绪高昂。有的举着海报，有的背着吉他。朋友们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互联网上发帖。大家都在行动……我们也都知道：市中心的院子里挤满了装满士兵和警察的军车。军队正在往城里调动。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心情都有些忐忑，但那不是恐惧。恐惧突然间消失了。是的，首先，有这么多人一起……数万人啊！形形色色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集会过。我是不记得有过……再说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宪法赋予了我们权利：集会、示威、游行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受宪法保护！这是免除恐惧的第一代人，不被殴打的第一代人，不被枪杀的第一代人。如果被判刑十五天呢？你想想吧！那就会在互联网上留下记录的。当局别以为我们只是盲目跟着牧人走的羊群！


  
我们还用电视机取代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应付万一，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杯子，因为我已经知道在牢房里是一个杯子十个人用。我还在背包里放了一件温暖的毛衣和两个苹果。我们一边游行，一边互相拍照，要记住这一天。我们戴着圣诞面具和闪光的滑稽兔子耳朵，都是中国制造的玩具。圣诞节就是这样……天在下雪，多么美好的景致！我没有看到一个醉鬼。如果有人手上拿着啤酒罐，会被立即拿走倒掉。有人发现屋顶上有个人影：“狙击手！狙击手！”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朝着他挥手：“到我们这里来吧！跳下来吧！”真有意思。以前，我对政治非常冷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感觉。我经历了这么多，但我从未放弃听音乐。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切，不可替代，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旁边还走着一个女人——为什么我没有问过她的名字？本来你们应该写写她的。我是被其他事情所占据了，因为周围一片欢乐，对我来说一切很新鲜。这个女人是和儿子一起来的，儿子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是个学生。一个警察上校发现了她，就在扩音器里破口大骂，说她是一个坏母亲，没有理智。但是所有人都为她和她儿子鼓掌。一切都是自然地发生，没有人事先约定。这是相当重要的……了解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总是感觉羞愧。在乌克兰有迈丹革命，在格鲁吉亚有玫瑰革命，人们都在嘲笑我们说：明斯克是苏联共产主义的首都，是欧洲最后的专制据点。现在我生活在另一种感觉中：我们出来了。我们不怕了。这是主要的，是最重要的……


  
双方对峙：我们和他们。这边有一类人，那边是另一类。这看上去很奇怪……一些人举着标语和画像，另一些人则全副武装，组成战斗队形，手持盾牌和警棍。他们都是肩宽背阔的家伙，真正的美男子！他们怎么会对我们动手？他们会打我吗？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我的同代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就有从我们村里出来的小伙子，我都认识。当然，他们现在站在这里了。我们村里有很多人来明斯克当了警察：克利卡·拉图什卡、埃里克·卡兹纳切耶夫……都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们都一样，只不过是戴了肩章。他们会来进攻我们吗？简直不敢相信……哦，不管怎样吧……人们嘲笑他们，调侃他们，还劝说他们：“弟兄们，你们难道会向人民开战吗？”雪还在下着，下着。然后……嗯，有点儿像阅兵了……军令传来：“隔开人群！保持队形！”大家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隔开人群！”出现了瞬间的寂静。接着，突然响起盾牌的声音，有节奏的盾牌撞击声……他们行动了……以横排队列推进，用盾牌和警棍撬开空间，就好像猎人追逐野兽，捕捉猎物。他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除了在电视上。后来我从一个同村小伙子那儿得知……上级这样开导他们：“如果你们在示威群中看到的是活人，那可就太糟糕了。”他们都是像狗一样被训练。（沉默）呼喊声哭号声响起一片。有人大叫“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打人。要知道，他们打人时会产生亢奋的感觉，产生快感。我记得他们打人时的那种愉悦……仿佛是在训练中。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尖叫：“你在做什么啊，浑蛋！”这尖利的高音，冲破了喧嚣。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一时间我闭上了眼睛。我穿着白色外套，戴着白色帽子，一身洁白地站在那里。


  “把脸对着雪地，婊子！”

  
囚车是一种奇怪的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它。这是专门运送囚犯的汽车，整个车身都是钢制的。“把脸对着雪地，婊子！动一下我就揍你！”我趴在人行道上……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现实的感觉，就是寒冷。他们用皮靴踢我们，抡着警棍把我们驱赶进囚车。他们使出了最厉害的招数，踢打人们的下身。“打他的鸟蛋，球！叫他再干女人！”“打断他的骨头！”“用尿浇他们！”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对事件过程进行哲理概括：“操你妈的革命！”“你把祖国卖了多少美金？浑蛋！”五米长二米宽的囚车，设计装载量是二十个人。但了解情况的人们说，那次塞进了超过五十人。心脏病患者和哮喘病人也要抓！“不许看窗外！低下头！”他们骂骂咧咧，说我们是“卖身美国佬”的“乳臭未干的白痴”，害得他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足球赛。他们一整天都藏在大篷布车中，只能在塑料袋和避孕套里尿尿。所以等他们跳出来时，个个都像饿极的凶恶野兽。也许他们本身并不是坏人，但他们干着刽子手的工作。这些看上去正常的家伙，只是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打还是不打，不由他们决定，但他们既然是打手，就先出手打人，然后才用脑子想，也许根本不用去想。（沉默）囚车开了很久，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又掉头。去哪里？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开车门的时候，有人问：“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得到的答案是：“去库洛帕特”（斯大林大肃反时代的受害者万人坑）。这都是有性虐待倾向的笑话。囚车在城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我们就在囚车上待了一晚上。那个夜晚，室外温度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而我们被塞在一个铁箱里。（沉默）我应该恨他们，但我不想恨任何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恨别人。


  
一个夜间警卫换了几次班。面孔我不记得了，他们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但是有一个人……我现在就是在大街上也能认出他，我会通过他的眼睛认出他。年纪不大也不年轻，一般男人，没有什么特别。他做了什么？他打开囚车的门，敞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我们冻得发抖，他就特别开心。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夹克和人造皮革的廉价靴子。他一边看着我们一边笑。他并不只是奉命而行，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样做的。另一个警察就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喏，拿着吧。你干吗要跑到这个广场上来？”人们说，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读索尔仁尼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古拉格群岛》，但当时我对他不了解。那是一本很厚很枯燥的书。我只读了五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十分遥远的故事，就像是特洛伊战争。斯大林是一个说烂了的主题。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不大。


  
进监狱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感觉如何？就好像在脱你的衣服……而真正的脱衣服也是：“脱去内衣，分开双腿，与肩同宽。坐下。”他们要在我肛门里找什么？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面对墙！看地上！”一直命令我们要看地板。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看他们的眼睛：“面对墙！我说过了！面向墙壁！”到哪儿都要排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队，“排好队，一个紧跟一个！”为了忍受这一切，我设置了一条线：这边是我们，那边是他们。审讯，调查，录口供……审讯中他们说：“你应该写：‘我承认自己有罪。’”“我罪在哪里？”“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参加了大规模骚乱……”“那是一场和平抗议活动。”于是他们开始施压：你会被学院开除，你妈妈也会被解雇。她作为老师，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女儿？妈妈！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妈妈……他们明白这点，所以每次审讯都是以这样的话开始：“你妈妈哭了”，“你妈妈住院了”，然后才问，你叫什么名字，当时谁在你身边，谁散发传单，然后签字，写上日期。他们还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而且立刻释放回家。必须做出选择……“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我对他们说。但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哭。因为妈妈住院了……（沉默）成为叛徒很容易，因为爱妈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一个月。他们笑道：“好，你想当卓娅吗？”这些年轻的家伙还很快乐。（沉默）但我很害怕……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商店购物，在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一起乘坐地铁。干什么都在一起。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怎么分辨得出来？（沉默）以前我住在一个善良的世界中，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


  
在牢房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我本来有个小镜子，但是自从我的背包被检查后，它就消失了。钱包也不见了。我总是想喝水。口渴难忍！但只有吃饭时才给水喝，其余时间他们就会大骂：“喝厕所里的东西吧。”而他们自己在喝汽水。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总是喝不够水，也总是把冰箱里装满矿泉水。我们身上都有味道了，没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轮流闻一下。我们在外面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写学习大纲、坐在图书馆里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我还想起了各种日常生活琐事，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笑）我知道，快乐往往是由很小一件东西带来的，比如一粒糖、一块肥皂。一间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来应该关五个人，但实际上关了我们十七个人。必须学会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几乎无法呼吸。很久都睡不着，大家只能说话。开始几天谈政治，后来谈的就只有爱情了……


  “……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牢房里的谈话）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绕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母狮从羊群中选择了一个牺牲品，把它吃掉。其余的羚羊看了母狮一眼，继续低头吃草。母狮就按照顺序一只一只挑选羚羊。每当母狮子推倒一只牺牲品时，剩下的羚羊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是我！我还可以活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里的革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就像童话一样。没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广场想看看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头和肾脏都被警棍打伤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次“儿童革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当然是现在这样说的。我们的父母就留在家里，他们坐在厨房里，谈论我们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害怕，但我们没有苏联的回忆。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恐惧。在明斯克住着二百万人，我们走出来的才有几个？三万人……旁观的人更多：他们站在阳台上，从汽车里面鸣笛，为我们欢呼：加油！孩子们，加油！而拿着一罐啤酒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永远是最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上街的只有我们，书生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一场革命……


  
——你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恐惧维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们错了。受害者与刽子手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达成默契和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就是希望换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哪怕只够买一台二手“奥迪”，还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试着跟他们去谈民主，谈人权吧……那些在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马上就开始回忆：“我们的孩子还认为香蕉是生长在莫斯科。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香肠品种！还需要什么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苏联，不过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香肠。


  
——我不是去参加集会的，本来只是到广场上和朋友做伴，在海报和气球中闲逛一下。而且说实话，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小伙子……事实上我是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欢油煎大饼，对善恶之争感到厌烦……


  
——他们把我们赶进一个简易板房。整夜都要对着墙站着。早晨又下令：“跪下！”我们就都跪下。又命令说：“站起来！举起手来！”一会儿双手放在脑后，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会儿要单腿站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什么？问他们，他们不回应。上面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就有权力感了……有个小女孩恶心了，晕倒了。第一次被审问时，我还对着审讯者的脸笑，直到他说：“小丫头，我现在就会打得你全身冒气泡，然后把你扔到关满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我想审讯者也不会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1]、安伯托·艾柯[2]……“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


  
我好想跟自己的男朋友说说话。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都计划好了。（沉默）他本来答应我说他会参加集会，但是没有来。我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好了，他出现了，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尘土。他是跑过来的，姑娘们把房间留给了我们两个。他都解释了什么啊？！荒唐可笑！原来，我成了一个“简单的傻瓜”“杰出的人物”“天真的革命家”。“事先警告过你的，你怎么都忘记了？”他教育我说，“纠结于那些你无法影响到东西，是不理性的。”有一种观念是要为别人而活着，对此他不能苟同，他可不希望死在路障上。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目标是事业。他想要赚很多钱，想要带游泳池的房子，想要生活充满笑容。今天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让人眼花缭乱……你可以周游世界，乘坐豪华邮轮，但它们很昂贵；你也可以去买一座宫殿，但它也很昂贵；你也可以在餐厅喝甲鱼汤，只要付得起钱。钱！钱！钱！就像有一位物理老师教导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请记住，钱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微分方程。”这就是严酷的生活真理。（沉默）可是理想呢？宣泄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不是吗？也许您能告诉我些什么？您毕竟是在写书……（沉默）在全体大会上，我被学院开除了。所有人都举手赞成，除了我最尊敬的一位老教授。这一天他也离开了学校，是被急救车拉去了医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们都安慰我：“请别见怪，是系主任威胁我们，说要是不举手，就把我们赶出宿舍……唉！”这些女英雄们啊！


  
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在城里的时候，我很想念我的乡村。当然，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怎样的乡村，大概我是怀念童年时的乡村。当时爸爸总是带着我从有蜂巢的大木架子上取蜂蜜。他先用烟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们。小时候我很可笑，我以为蜜蜂也是鸟……（沉默）我喜不喜欢现在这个村子呢？年复一年，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跪在地上用铁铲挖自家菜园里的土豆，喝自己酿造的酒。他们每天喝酒，到了晚上连一个清醒的人都见不到。他们投票支持卢卡申科，为苏联解体惋惜，为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惋惜。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邻居坐在我旁边，喝醉了酒大谈政治：“我真想亲手痛打每一个脑残的民主分子。他们给了你们什么？好吧，说实话！对这些人开枪是必要的。我的手绝不会哆嗦。美国必须为这一切负责……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的人民是坚强的。我们经受了改革的苦难，我们也一定会挺过革命的动乱。我从一个聪明人那里听说，这场革命是犹太人策划的。”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打开电视，全世界到处都在轰炸、开枪。”


  
终于到家了。打开门，看到妈妈坐在厨房，正在清洗大丽菊花的根茎，它们在地窖里受冻了，根部有些腐烂。天气变化无常，菊花害怕霜冻。我开始帮妈妈干活，就像回到了童年。“你们在首都怎么了？”妈妈问，“我从电视里看到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高呼反对政府。我的上帝啊！真可怕！我们村里人都担心要打仗了：村里有些人的儿子在特种部队服役，另一些人的孩子是到广场上喊口号的大学生。报纸上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土匪’。我们这儿的人都相信报纸。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房子里飘着缬草的香味。


  
我听说了村里的新闻……深夜来了一辆汽车，两个穿便衣的人，就像1937年来人抓走我祖父一样，抓走了经营农场的优尔卡·施维德，还搜查了他家，带走了电脑。护士安尼娅被解雇了，因为她去明斯克参加了集会，登记加入了反对党。她家还有一个小宝宝。一个男人喝醉酒后还去打她：打你这个反对派分子！至于在明斯克当防暴警察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的母亲就夸耀儿子们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带回了礼物。（沉默）他们将人民分成了两半……我去俱乐部跳舞，整晚都没人邀请我。因为……我是个“恐怖分子”，他们怕我……


  “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一年之后，在莫斯科开往明斯克的列车上，我们偶然相遇。车上的人已经睡了，我们继续谈。


  
我在莫斯科上学，经常和朋友一起参加莫斯科的集会。很亢奋！我很喜欢在那里看到的人们。当我们走上明斯克广场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人的面孔。但我不认识自己的城市了，也不认识那里的人们。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类人了。但我还是很想家，非常想家。


  
我坐在去白俄罗斯的火车上，难以入睡。半睡半醒，蒙蒙眬眬……一会儿梦见我在监狱里，一会儿在宿舍里，一会儿……全都回忆起来了，耳边有男人和女人的喧闹声……


  
——他们把我们扭起来，双腿绑到头上……


  
——他们把一张纸垫在我后腰上，这样就不会留下痕迹，然后用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瓶打人……


  
——他用一个塑料袋或防毒面具套住我的头。好了，接下来……您知道的，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失去了知觉。他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们一个劲地打，打，打，打……他们用皮靴、皮鞋和跑鞋踢我们……


  
——你以为他们只学习了跳伞，学习了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滑落到地面？他们也学习了斯大林时代教科书上的那些本事……


  
——学校告诉我们：读蒲宁和托尔斯泰吧，那些书能够拯救人。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传承下来，反倒传承了用门把手插入肛门、把塑料袋罩在头上呢？


  
——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两倍、三倍……我怕他们真会开枪。


  
——在军队里，我发现我很喜欢枪。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教授，我是在书籍中长大的。但我想有枪。那是个好东西！几百年来人们都把它用得很好。有枪就有快乐。我就想摸到它，擦干净，做好润滑。我喜欢那种味道。


  
——你认为革命会是怎样的？


  
——橙色的，就是狗尿撒在白雪上的颜色。但是，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我们在前进……


  
    
[1] 鲍里斯·阿库宁，真名格里高利·齐哈尔季什维利（1956— ），生于格鲁吉亚，俄罗斯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2] 安伯托·艾柯（1932— ），意大利学者、作家，代表作有《玫瑰之名》《布拉格墓园》等。——译者注

一个小人物的附录


  
回忆什么？我和所有人一样生活。改革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出现了……邮递员姑娘推开我们的篱笆门：“听说苏联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怎么没有了？”“党关门了啊。”没有人开枪，什么都没有。现在人们都说，苏联曾经是个伟大强国，忽然间都消失了。我失去了什么？我还是住着一个没有任何设备的小房子，没有水，没有下水道，没有煤气，我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一辈子就是老老实实工作。耕地，干活，从不闲着。我的收入一直很微薄。以前吃面条和土豆，以后也是。一件苏联时代的皮大衣穿到破。我们这里，永远都下雪！


  
我最愉快的记忆，就是我怎么出嫁的，爱情真是甜蜜。我记得我们从登记处回来时，丁香花全开了。一片紫丁香！走在丁香丛中，您就会相信，夜莺是在丁香花中歌唱的。至少我记得是的……我们相亲相爱地生活了两年，生下一个女儿。后来瓦季克就开始喝酒，被伏特加烧坏了。他离世时还是个年轻人，才四十二岁。只剩下我独身生活。现在我的女儿已经长大结婚，离开了我。


  
一到冬天，我们村就完全被大雪覆盖，房子和车子全都被雪掩埋。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公共汽车。首都那边是什么样子？从我们家乡到莫斯科有一千公里远。我们从电视上看莫斯科人的生活，就像看电影一样。普京和普加乔娃我都知道，别的人我就不认识了……还看到那里有集会和示威……在我们这里，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白军”和“红军”都是一回事。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长时间的沉默）我已经六十岁了，虽然我不去教堂，但总是想和人说说话，聊聊别的事情……谈谈我不愿意变老，一点儿都不想变老。人死是很可怜的。你们看看我的丁香花怎么样？我每天夜里出去，它们都会发出光亮。我就站下来，看着她们。让我去摘一束花送给您吧……

译后记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两个月，她曾经向我表示：“我希望知道中国读者是怎样读我这些书的。”今天，随着《二手时间》中译本的出版，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五部重要作品，都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性关联，不仅在于两国土地天然相邻，更在于两国命运的深度相交，两国恩怨的复杂变迁，还有两国思想文化的互相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国籍是白俄罗斯，但是这位乌克兰母亲和白俄罗斯父亲的女儿是俄语作家，也是以苏联时代为创作对象的作家。


  
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令全世界震惊、令全世界瞩目，也令全世界不安的红色帝国——苏联。这个帝国为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对这样一个大历史课题，从文学家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从众人的心灵角度去观察探究，阿列克谢耶维奇堪称第一人。当然，用她的话说，作家的任务只是提出问题，而“我的主人公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更加有趣的。”[1]


  
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创作了一套“红色百科全书”，包括被称为“乌托邦之声”的五部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年刊出，1985年出版，2005年修正后全版）、《最后的证人》（1985）、《锌皮娃娃兵》（1989）、《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和《二手时间》（2013）。她把《二手时间》称为“红色人类终结篇”（Конец Крас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这本书也是她个人内心与那个伟大而悲壮的实验时代的告别篇。但是她对于俄罗斯民族心灵的探索不会终止，她这样总结自己过去三十年的创作：“以前我更感兴趣的，对我影响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是人类无法支配的天然力量，比如战争和切尔诺贝利。今天，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的孤独的灵魂空间中发生着什么。在我看来，世界正是由此而转变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纪实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а），这是三十多年前首先从苏联军事文学中兴起的体裁（正是军事文学突破了苏联文学中的一些禁区）；二是复调式风格，复调（Polyphony）是一个古典音乐术语，诺贝尔奖委员会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称：“她以复调式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丰碑。”这既肯定了她在文学手法上的创新，也赞扬了她作品内容的历史价值。


  
从写作风格上看，她的复调特点是多种第一人称交叉（包括作者本人、被专访的主人公和群体采访的各类人物），多种语境的交叉（回忆、描述、片语、意识流）和多种环境和时间的交叉。从仿佛是无标题复调音乐和重叠的合唱中，迸发出忏悔式的独白。这种体裁和内部结构是如何产生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长时间苦恼的是：真相都是零散的，多种多样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不能够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和一个大脑。为了写出我的所见和所闻，我曾久久地寻找自己的风格体裁。直到后来我读到作家阿达莫维奇等人的作品，于是豁然开朗。”


  
不仅仅是创作手法的复调风格，其实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更揭示出复调式的人生，一个人从语言到思想到感情都具有多面性，甚至于一个人的身份和世界观都是复调式的，本书主人公们讲述的故事中，就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复杂性。她坦承：“当面对人的多重层次，面对生活的复调，我自己都呆住了。”


  
有人问：创作这部被称为“乌托邦之声”的巨著，对于历次战争和苏联解体这些政治性、历史性很强的事件，作者本人又是持什么立场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复调式写作，当然不仅仅是体裁的创新，更基于身为一名优秀记者和作家的专业和良心。她以复调的眼光看待事件和人物，对任何一个故事，都不会只从一个方面去观察和表述，用她的话说：“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她不但写一个社会的两面和多面，也写一个人的两面和多面，而且让他们自己去讲述。阿列克谢耶维奇表明，她并不是要评价苏联思想和苏联历史，更不想评价任何人，而只是形而上地描述一种人类的生活悲剧。当然，从她的作品中，读者还是能够看到她个人世界观的特征，虽然其世界观通常也是复调的。


  
此书的标题“二手时间”（Время Second Hand）也颇有寓意。“时间”是俄文，“二手”则是英文：一来俄语中原本没有“二手”这样的说法，二来此处的“二手”确实含有西方舶来之意。那么书名应该翻译为“二手时代”还是“二手时间”？时代和时间在俄文中是同一个单词，若从大历史看，苏联是旧时代，解体后是新时代，意义相当明确。而时间一词，具体而言是小于时代，但抽象而言又是超越时代的。认真品味一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语言全都来自别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过的衣服……所有人都在使用别人以前所知、所经历过的东西，所以说是二手时间。”她在诺奖颁奖礼上的发言中也说：“充满希望的年代被充满恐惧的年代所取代。这个时代在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在这些话语中，时代和时间都是可以互换的。只有另一段话比较明确：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一个大时代被偷走了，然后是他们个人的时间被偷走了。”所以作者的寓意应该是兼而有之。“二手时间”似乎较有文化和形而上的意义。


  
为何阿列克谢耶维奇能够在西方各国频频获奖，在全球以多种语言出版了一百三十部作品，并且最终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种国家、一种理想，有一种巨大的好奇心，“而我成功地使人们接触到了它，揭开了它的面纱”。


  
2016年是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世纪，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二手时间》的出版，将为反思这些震撼全人类的历史大事，留下一份独特而珍贵的文化注脚。


  
吕宁思


  
2016年1月1日


  
香港


  
    
[1] 摘自阿列克谢耶维奇与评论家伊戈卢诺娃的对谈，下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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